今日批评家 | 罗小凤：入乎其内 出乎其外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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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批评家

罗小凤（拍摄时间：2015年）

笔名罗雨，1980 年生，湖南武冈人，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百余篇论文发表于《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等，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数百篇（首）作品发表于《诗刊》《诗选刊》等报刊，入选各种权威选本。出版专著《1930 年代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新世纪广西诗歌观察》《空心人》。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省部级课题多项，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二、三等奖多项，入选江苏省“双创人才”、江苏省“333 工程”第三层次人才、江苏省社科优青、南宁市特聘专家等多项人才项目。

入乎其内 出乎其外

——我的批评观

罗小凤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及至当下，文学批评生态不容乐观，批评家们或被经济利益与人情绑架，大多书写“红包批评”“人情批评”，或加入传媒的合谋之中，成为“捧角”的经纪人、吹鼓手或各类造势运动的骨干力量，或沦为网络“酷评家”“骂杀家”“捧杀家”，甚至有些批评家自己也被“明星化”，频繁“出场”于各种文学活动，获取高额“出场费”，使批评陷入失效、沦落甚至“死亡”“终结”的质疑之中，危机四伏，困境重重。

“批评家何为？”这或许是当下文学批评生态中每一个批评家需要扪心自问的问题。

20世纪心理学美学代表人物布洛曾喻举过海上遇雾的著名例子，即海上行船时遇见了大雾，当大家都烦闷、焦虑、紧张、恐惧时，而“你”却摆脱上述情境发现了海雾奇异的美。布洛举例所要说明的是审美过程中保持“心理距离”的重要性，他强调在审美活动中要注重“距离”的介入、“距离极限”的保持、不能失之于“距离太近”或“距离太远”等原则，在他看来，距离太近容易使审美主体产生功利欲望，破坏审美的非功利性质，从而使审美变质；而距离太远则主客体之间因缺乏理解与情感的契合，无法达到审美共鸣，从而难以建立起审美关系。文学批评亦是一种审美活动，“心理距离”的保持对于文学批评独立性、客观性的建构非常重要。其实，中国的王国维早就主张“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与布洛的“审美距离说”异言同义。这一原则对文学批评同样适用，只不过一直以来被身陷人情、红包与名利中的批评家们长期遗忘了。在当下的批评困境中，文学批评家对于文学现场应该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不能失之于“距离太远”，也不能“距离太近”，既要“入乎其内”，深潜地“介入”文学现场，有利于更好地体验作者、作品的脉动，沾染文学现场的“地气”，又要“出乎其外”，与文学现场保持一定距离，冷静、客观地审视文学现场内外、分析作者作品，只有真正将二者结合起来，或许文学批评才能突破危机和困境，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效用。

李健吾曾指出：“一个批评家，要明白他的使命不是摧毁，不是和人作战，而是建设，而是和自己作战。”确实，批评家在文学批评场域中，需要不断和自己作战，战胜那些名利的诱惑对自己内心的扰乱，战胜人情与红包对批评标准的束缚，战胜各种理论话语对批评家自我的捆绑，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清醒地与文学现场保持一定距离，坚持自己的批评立场、批评标准、批评原则和审美志趣，从而保持批评的独立性、客观性，发出真正属于批评家自己的声音。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5年第6期

“罗雨”与“罗小凤”

 ——作为一种现象的女性诗人批评家

霍俊明

当写下这个题目时，我就想写诗的“罗雨”与做评论的“罗小凤”有时候是重叠的，但是有时候又是具有差异性的。作为一个女性又兼具诗人和批评家的身份，其呈现给我们的必然是多样性的精神地貌。在我的阅读视野里，女性批评者中既是诗人又是评论家的相当罕见。因为在很多女性那里，作为诗人的敏感、细微、直觉、感性与作为评论家的学识、理性、逻辑和结构性往往是天然不相容的，甚至二者之间形成了近乎不可逾越的障碍。而当罗小凤融合了二者的差异性的时候，她必然是作为一种“发现”性的现象。

乔治·斯坦纳曾不无悲观地指认“文学批评”往往是“短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阐释的著述生命有限，难以长久流传……大多数研究著述属于过眼云烟、学术著作和学术期刊文章尤其如此。在鉴赏情趣、评价标准和使用术语进行辩论的历史上，这样的文学研究著述或多或少代表某个具体的时段。不用多久，它们有的在繁冗的脚注中找到了葬身之所，有的待在图书馆书架上悄无声息地搜集尘埃。”（《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如何抵抗或避免这种“文学批评”的“短命性”呢？很多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而获得共识度最高的就是“诗人批评家”。1961 年，艾略特将批评家分为四类，而他最为倾心的就是“诗人批评家”，“我们不妨说，他是写过一些文学评论的诗人。要归入这一类的批评家，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的名气主要来自他的诗歌，但他的评论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有助于理解他本人的诗歌，而是有其自身的价值”（《批评批评家》）。值得强调的正是罗小凤是年轻一代批评家中的“诗人批评家”。这与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职业批评家”和“学院批评家”都不同。这种特殊性的“自身价值”来自诗性直觉、会心而精准地对诗歌这一特殊文体语言特质的感受力以及诗性的持续发现能力。“诗人批评家”这一特殊身份使得罗小凤能够在直觉和学养间获得平衡，在感性和理性中达成一致，在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之间不断交互、往返和互相求证。这是一个“双手”写作的人， 这种带有互补性质的写作无疑带有“问题”的重要性和“说话”的有效性。严谨、精密、深入、尖锐的理论思辨能力与会心、精妙的感受力和细读能力的有效结合使得罗小凤的诗歌批评和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认识罗小凤已经很长时间了，在首都师范大学校园里她的勤奋、谦逊、认真和学术研究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博士毕业后她回到广西工作，2014 年又到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她在学术道路上已经走得足够远了。而多年来对于她这样一位80 后女性诗人，我对其诗歌亦有着阅读会心的一面。作为诗人，她是“罗雨”。作为诗人的罗雨是敏感的、直觉的、幻想的，甚至有时候是不同的“我” 之间的诘问。女性写作离不开对爱情生活的理解、想象和幻梦，比如她曾经强调自己的生日和胡适是同一天，因而对胡适的爱情生活有着更为深入的感受。2009 年夏天我曾读到罗雨写的一首关于北京的诗，那时我感觉到炎炎夏日她的内心竟然是寒冷的，“今夜，我站在古老的城墙上 / 伤感地打量你满足的神态 / 你如此富裕 / 而我，一无所有 / 在清凉的月色里 / 我寂寞地，紧紧抱住自己的影子 ”。一年夏天，我和罗雨在夜色中的北戴河海边相遇。那时淡淡的灯光背后是黑色的无尽大海。海风吹拂，盛夏似乎在那一刻就倏忽远去了。作为80 后女诗人，罗雨的诗歌中不断出现着“前世今生”的想象，这是女性对自我精神镜像的审视或者突破。然而在时间的缝隙中诗人在目睹了依稀光芒的同时也不断下坠到词语和情感的渊薮之中。可贵的是诗人的自省意识在不断照亮词语和情感的挖掘与归依之路。罗雨的诗呈现了人生虚幻的场景，但是她又没有因此而抽身离去，明知作茧却自缚，明知镜花水月却仍在顾影自怜，明知灼痛却火中取栗。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命运之诗”。其诗集取名为《空心人》（阳光出版社2013 年版），这既有着来自女性自身精神的隐喻和对精神出路的探寻，同时又毫不轻松地表达了一代人的遭际。这是诗人不断对“自我”的寻找和重塑， 尽管在此过程中她要不断经受住精神的炼狱和时代整体情势的冲涌。她的诗歌中不断出现和叠加的是“故乡”和“异乡”，是对家族的追忆和疼痛的追挽。这种诗歌情结显然并非是简单地缘和身份意义上的，而恰恰是代表了当下中国青年诗人整体性的命运。在一个城市化的时代，乡土何为，故乡何在？这成了作为诗人的罗雨多年来不断的一个追问，甚至这一追问还在不断加深。

作为评论家的罗小凤其最为可贵的质素在于她的开阔性与深入性。我也接触过几个女性批评者，她们很容易地就在“女性”“女性主义”“女权”的身份意识中原地打转，就地掘井。其所涉及的范围也往往是局限于女性朋友内部的阅读和评价。而罗小凤的诗歌批评和研究则既具有女性自身的研究范围，又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这种限囿。无论是对现代诗歌历史谱系的梳理和重新认识， 还是对诗歌新世纪以来的现场观察和现象学意义上的发现与阐释，她都能够在较为宽阔的视野中通过极其深入的方式完成田野考察和现场追踪的任务。她既写诗评专论，又做诗人访谈、活动综述。她既专注于诗作细读，又倾心于现象学的研究，尤其是对新世纪以来的诗歌以及广西诗歌的观察和分析具有相当的启示性。她对新诗历史谱系的梳理侧重于20 世纪30 年代具有古典性传统的现代诗一脉——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对林庚、废名、卞之琳等人所创造的现代诗歌中的一个重要传统予以重新发掘和评价，进行现象学的透析。《“晚唐诗热”现象的诗学启示透析》《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从“非个人化”到“感觉”》《卞之琳对古典诗传统精神的再发现》《被遮蔽的承传》等文章比较系统地阐释了这一诗学命题。而她对现代诗、散文诗的文体学意义上的重新认识也具有诗学层面的重要性。尤其是近年来她对新世纪以来散文诗的研究，对重要的散文诗人的个案分析和文本阅读，对于诗歌界重新认识散文诗这一“边缘之边缘”的文体及其发展新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诗学价值。在代际研究上， 她更注重从宏观的诗学、社会学的层面对80 后一代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思辨和愿景。尽管她身处80 后之中，但是她又很好地规避了“近亲”视野的狭窄和自恋倾向，而是在理性和思辨中同时发现了这一代诗人身上的特质，把握住其精神脉象，同时指出其特点和局限。

罗小凤是具有细读能力的女性批评家。她多年来立足于文本语境的语义学精细分析和“细致诠释”，关注诗歌的构架与肌质的可转述和不可转述的部分以及对含混、反讽、悖论、张力和隐喻等修辞术语的借用。而作为女性的直觉、敏感、想象力又使得她的文本细读更具有特殊性。她对吉狄马加、沈苇、侯马、安琪、阿毛、李轻松、从容、邰筐、王夫刚、李寒、唐朝晖等中青年诗人的一系列文本细读文章令人称道，其中不乏自己的敏识和发现性。

进入到新世纪，诗歌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甚至成为诗歌的社会功能非常显豁的一个时期。而由此产生的诗歌现象和问题就亟待总结和反思。而罗小凤正是敏锐地注意到这一新的现象和问题，对新世纪以来诗歌病症的揭示和对灵魂话语缺失的纠正，对新世纪以来的“生态诗”景观的扫描，对地震诗的美学功能和社会学功能的考量，非虚构写作的个人话语和公共话语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等等，都做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辨认与发声。而2014 年12 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新世纪广西诗歌观察》则比较具有代表性地凸现了罗小凤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这不只是对广西地缘新世纪以来诗歌的全面梳理， 而且其中体现的问题意识和对代表性现象的反思对于新世纪以来整个的当下诗坛都具有一定的价值。罗小凤作为一个湖南人在2003 年第一次踏上广西的土地。此后，她在与广西诗人的交往和文本阅读中逐渐建立起对这一特殊空间的独立思考和特殊省察。收入到《新世纪广西诗歌观察》这本书中的很多文章尤其是诗人专论，我此前在一些刊物上读到过并且印象深刻。因为从2011 年起，我连续为《广西文学》的两届广西诗歌双年展做研究综述和文本分析，一定程度上我阅读了为数不算少的广西诗人的诗歌，对于广西的诗歌也算大体有些了解和自己的判断。所以，在读到罗小凤对刘春、盘妙彬、黄芳、汤松波、刘频、黄土路、陈纸、田湘、费城、钟世华、荣斌、石才夫、陈琦等诗人专论的时候我对其判断和见识非常认同，比如罗小凤在谈盘妙彬诗歌的时候注意到其诗歌与“远方”的关系。而我对2011—2012《广西文学》诗歌双年展的阅读文章的题目就是《是否“我们都不去看前方”》（《广西文学》2012 年第11、12 合期）。在文章的开头我给出的追问和罗小凤对广西诗人的解读是相互打开的，“当我已经弄不清楚自己是用多长的时间终于阅读完2012 年《广西文学》诗歌双年展厚厚的诗歌文本的时候，当我不断试图在柳州、桂林、来宾、梧州、钦州、玉林、北流、贺州、南宁、河池、百色等地理空间寻找这些诗人个性和差异性的‘蛛丝马迹’的时候，我脑海中一直浮现的是‘70 后’女诗人飞飞的那句话‘我们都不去看前方’。那么，在一个提速和迅速拆毁的时代，是否‘我们都不去看前方’？” 

实际上在一个去除地方性知识的时代谈论一个区域空间下的诗歌是具有相当难度的。我也企图在这些“广西诗人”（一部分诗人显然是作为“异乡人” 的身份在广西生活和写作的）身上找到区别于其他省份区隔和地方的特质，但最终我们会意识到在一个生活、阅读、写作和精神都不断被同质化的今天，诗人之间的区别度正在空前而可怕地缩减。当然，集体呈现的“广西”诗人的文本已经证明了这个时代的写作已经如此多元和繁复，透过这些文本之间的缝隙我们也可以约略窥见这个时代的特殊构造与历史性动因。而罗小凤的可贵之处则在于她作为一个“异乡人”既身处其中又能够保持一定距离的清醒观察。这两个视角恰恰保证了她观察、梳理和评判的准确性和尽可能的客观性。她既长期关注新世纪以来广西诗歌新的发展倾向，又在建立于全面考察和个人判断的基础上指出其困境和不足。而她通过大量的文本阅读对诗歌中“他塑”与“自塑”合力作用下“广西形象”的分析非常独到，美丽广西、生态广西、人文广西、闲适广西与现代化广西所一起叠加出来的地缘形象应该是全面而完整的。而罗小凤对于广西诗歌“本土性经验”“地方文化”“民族文化”建构不足的分析也正是对宏大的“广西形象”的可贵补充和期许。尽管罗小凤与很多广西诗人都是朋友，但是她的诗人专论和相关研究并没有成为朋友式的阅读。她建立于文本基础上的准确分析，尤其是对一些诗人写作中存在的不足症候的强调体现了批评家的良知。这很难得，比如对黄芳的分析就很具有代表性，“我虽然一直非常喜欢黄芳的诗歌，喜欢其中的温软、感动、婉约、细致，喜欢那种人人都易被其袭倒的忧伤，但作为朋友，我更希望她能有翟永明坚韧的破碎之花般的刚柔相济，有蓝蓝对大自然、微小事物、友情、亲情、爱情等广泛的爱的更开阔的视野，从而标举出更加明显的女性意识来”（《广西新世纪诗歌观察》， 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

作为女性“诗人批评家”，“罗雨”和“罗小凤”是一体的。2015 年已经到来了，希望她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是幸福的！祝福她不断前行。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5年第6期

（霍俊明，时任职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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