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路文彬：批评是一种倾听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路文彬（拍摄时间：2006年）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作家、学者、翻译家。现居北京和威海。出版有长篇小说《流萤》《天香》《你好，教授》，随笔《阅读爱情》《是谁伤害了我们的爱》《被背叛的生活》，论著《历史想象的现实诉求》《视觉时代的听觉细语》《视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失聪》《理论关怀与小说批判》《历史的反动与进步的幻象》，以及译著《迷失的男孩》《我母亲的自传》《安琪拉的灰烬》《女性与恶》《鸟儿街上的岛屿》《动物英雄》等。

批评是一种倾听——我的批评观

路文彬

不知是批评事业选择了我，还是我选择了批评事业，总之我是同它在某个难以述清的时间与地点遭遇了。于是，真正的生活就此开始，它注定要让我对其一生都心存感激。之所以这样以为，是因为批评向我无私敞开的理论境域，赋予了我充分爱我所爱的理由和自由。我逐渐意识到，那一度曾经令我望而生畏的理论原来既可创造我的生活，亦可废弃我的生活。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而我却相信本质是同存在一起到来的，只是我们的认识能力总是在怠慢它而已。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先行解决某些理论上的问题，我们的生活就不可能真正开始，因为在我们彻底明晓自己究竟需要怎样的生活之前，那一切只不过是一场令人痛心的梦游。就此而言，我想说理论本身便是生活。多年来，我一直在心里反问歌德：“倘若理论真是灰色的，那么生命之树又何以长青？”信仰作为一种最为朴素的理论形态，已然让我看到它比现实更有力量，生命的能量往往就是由它所供给的。困扰着哈姆雷特的那个“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显然是在告诉我们，理论有时比生存更加重要。

所以，我很清楚自己生活在何处，批评就是我的生活，我始终无法将其与我的生活相分离。分离必然产生对立，理论正是因此在我们这里和生活抑或说实际对立了起来，就像我们一向针对理性和情感所做的习惯性对立。“见解”“观点”“看法”之类的理性语汇，已经事先将我们的批评行为与视觉感官直接联系在了一起。结果，我们所有的批评都只能变成一种“观看”的实践，而观看所必需的距离前提又决定了我们同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永远是疏离的；凭此我们永远没有可能向自己的批评对象努力靠近。并且，就在理性的观看过程当中，我们竟然完全忘记了眼睛还可以流出哀伤、欢愉乃至愤怒的情感泪水。与视觉相对，听觉被我们认为单纯与情感相通，进而理所当然地肯定其年不会同我们的客观批评行为有关。基于此，批评这项思想事业似乎便沦为了一项冷漠的事业，个中充斥的仅仅是算计或计较而已。可事实远非如此，还是海德格尔说得好：“思的本真姿态不可能是追问，而必然是对一切追问所及的东西的允诺的倾听。”在德语中，哲思意义上的“理性”一词为Vernunft，它同vernehmen即“听见”一词有着词根上的联系。此种渊源应该是在提醒我们，人类原初的理性一定是和我们的听觉感官息息相关。至于人类从何时开始逐弃听觉对于理性的参与，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一种合情合理的批评只能回到听觉的起点方可重新构建。唯有“倾听”而非“凝视”才能帮助我们走入批评对象的内在世界，并同时将我们与其结为一体；实在的体量也唯有此时才会达成。

无论是在汉语还是在拉丁语里，“倾听”一词都有着谦卑的涵义，故此，正确的批评姿态理当同傲慢无缘。再则，倾听取决于清静场域的先在，没有这样的场域，便不会有倾听的实现。作为批评家，他因而必须首先学会沉默。要知道，是倾听者制造着倾诉者，而绝不是倾诉者制造着倾听者。批评被动的表象遮掩着主动的实质。从这一意义说来，我愿意把主要的批评精力都置放于边缘，因为那里的静寂可以促使我进行更好的倾听；而在喧嚣的中心地带，我只能做一个莫名其妙的看客。换句话说，我选择在失明的阿炳那里倾听，对于失聪的贝多芬，我只愿选择旁观。

2006年7月19日于北京格尔斋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6年第6期

路文彬印象

梁晓声

路文彬是我的同事。我们都是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师。想来，我大约要痴长他近二十岁吧？我从没问过他。开学后，便问。给自己个清楚。本生已过，糊涂事多多。一问便知之事，何不知之？

然我和他都是教育界新人。他比我早几年执教。故也可以说，他是我的“前辈”。

“路前辈”是个性感的男士，一头浓密而且自然卷曲的优质发。在头发稀疏甚至华发早生更甚至开始谢顶的中国青年男士越来越多的今天，他那一头优质发无疑是会令别的男士嫉妒的。比如我。每次见到他，心底便陡然产生一种打算革他那一头优质发的命的强烈冲动。但一想到二十年前我也曾有过一头浓密的优质发，且又相貌比他英气，于是心态归于平衡，“革命”冲动随之怏怏作罢。

但我毕竟痴长他近二十岁，所以又自觉有资格叫他“小路”或“文彬”；倘在学子前提到他，加“老师”。

我在我的选修课上提到他，有时还实行必须性的“攻击”。

记得有次在课堂上讨论中文学子与文学的关系，有名女生说——“应有朝圣般的热忱”。

我不禁一愕，问怎么便有此种思想。

答曰：“小路老师说的。”

我言：“胡说八道。”

依我想来，当代大学之中文教学，无非三项宗旨：一、播讲人文思想及情怀；二、提升审美境界；三、训练想象能力及分析评论的能力。前二者关乎为社会“造就”什么样的人；后者关乎“造就”能干什么的人。

但，我又主张生存第一。不是所有中文学子，将来都适于从事与中文相关的职业，更非都适于终生从事。自觉不适于者，应果断转行。那文学的“道”，少些人去殉它也罢。我可不愿看到我的某些学生的人生，将来如曹雪芹或蒲松龄那么凄凉悲苦。何况，《红楼梦》和《聊斋志异》，也断不是谁不惜以凄凉悲苦的人生去换，便一准能换来的……

过后，我向“路前辈”亦即“小路老师”讲到这事，他便无声地笑。那是他的样子最可爱的时候，也是特别“人性化”的时候。

我说：“你这家伙，别站着说话不腰痛。你我尽可以将文学之事当成朝圣，可咱们的‘孩子’们陪咱们不起。”

他叹口气，慢条斯理地说：“我的原话是——‘当我们领略人类的文学风景时，理应对前人心怀感激和感动。我们受益于前人，所以对前人要有虔诚而不是轻佻的态度。’朝圣二字，比喻而已。”

顿时地，我也有些被他的话感动了。

路文彬是一个热爱文学的人。是一个以在大学课堂上讲授中文为幸的人。据同事们说，是一个在课堂上充满激情的人。我还从没听过他的课。等开学后，我要听一听。

在生活方式上，路文彬是个古典主义者，一向反对安装空调和购买私家车，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老子、孔子用过空调、开过汽车吗？”有时，我觉得他古典得简直近乎迂腐。不过，这一点，我们也算一致。只是，他倒是不拒绝电脑的，这点我显然要比他古典得彻底。对了，这家伙还一直坚持抵制日货，见有朋友或同事拿着日本牌子的电器，他总要面目狰狞地骂人家没心没肺；然后上升到学术高度，说人家这是缺乏历史感。我知道，他对历史感是颇有研究的。“历史感即命运感”，这话我第一次就是从他那里听说的。

对于明明是中文学子却又心里鄙薄中文应付中文学业的同学，他每有痛心疾首言论。我与他相反，惯持“理解万岁”的态度。他不止一次批评过我之“心太软”，而我则每以“不忍”二字自我开解。事实却是，有时我比他还苛刻严格，他倒“不忍”了起来。

上一个学期，我曾声色俱厉地要求我的选修班的学生们在我说“上课”后起立，某堂课学子们竟在我的淫威之下反复三次，直至他们起立之后不再发出椅响为止。

翌日，文彬见我，振臂一呼：“打倒师道尊严。”

我解释：“我实为学道尊严立则也。”

文彬是酷爱读书的人。我所读过的文学类书，他都是读过的；他所读过的，有许多我未读过。近年，我的阅读兴趣转向史海钩沉之类，且尤喜泛读杂览。故只要有半点钟以上的时间在一起，双方便都本能又迫不及待地“知识互补”。

以我的眼看来，中文在今天的大学里已是这样的一门课——太过认真，便几乎没法讲授了；倘不认真，连身为教师的那点儿良心都谈不上有了。个中感觉，实难拿捏。

幸有文彬这样一位同事，互勉互励，使我们仍能胜任愉快。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的教职员们，至今有三分之二是我不熟悉的。我熟悉的三分之一，个个皆好人也。

我有幸在“好人成堆”的环境中与路文彬们共事，人生之一知足也……

（梁晓声，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6年第6期

《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