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何同彬：批评的敌意

“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伴随着年华的啃噬，我似乎总是比昨天更明白卡夫卡这句话的“重量”。

我越来越感觉自己是一个思想和文学的病患，被眼前“浮动的盛宴”摧毁之后，就躺在了波德莱尔所说的“人生的医院”里，和所有病人一样，天天“渴望调换床位”。所以，我就常常跟那些问候我的人说：我很忙，我很忙……但为什么这么忙？忙什么？这样的问题最好不要思考，不然会有一股医院消毒水遮掩下的腐尸气味扑面而来。

德勒兹说：“文学似乎是一项健康事业：并不是因为作家一定健康强壮……相反，他的身体不可抗拒地柔弱，这种柔弱来自在对他而言过于强大、令人窒息的事物中的所见、所闻，这些事物的发生带给他某些在强健、占优势的体魄中无法实现的变化，使他筋疲力尽。”我躺在“医院”里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思考，思考如何面对那些“过于强大、令人窒息的事物”，但除了时光被冰冷地打发掉之外，我一无所获，“柔弱”“筋疲力尽”不过是一个可耻的标签，引发“强健的体魄”恶意的哂笑；失望乃至绝望让我变成一个虚无主义者，对那些自称极具疗效的“药丸”和医术高明的“大夫”越来越充满敌意。

敌意真的不错。本来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沦落为一个和自己职业背道而驰的虚无主义者，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但由此兑换的敌意让我觉得我还活着，或者说，我还不至于病死。敌意让我保留了适度的愤怒，以及由这种愤怒激发的反抗的意志；而懂得反抗让我勉强对得起“青年”二字，让我知道失败和哭泣未必是一桩丑闻。

我经常做勇士或煽动家的梦，在梦里我反复引用海德格尔评价尼采的话：“虚无主义”眼下毋宁就意味着：一种摆脱以往价值的解放，即一种为了重估一切价值的解放。我站在广场的高台上振臂高呼，呼喊我的同龄人组建尼采召唤的“青年之国”：“如果世界被从这些成年和老年那里拯救出来，肯定是对世界更好的拯救！”开战！向一切老于世故的僵尸们开战！

然而，“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当我满头大汗醒来的时候，往往面对的都是那张中老年医生和蔼的面孔：小朋友，乖，该吃药了。当我惊慌失措地把“批评”的矛奋力刺出时，发现对面空空如也……

“荷戟独彷徨”是不是有英雄般的悲壮呢？如今，假扮英雄的戏子们如过江之鲫，真的英雄罕见且无助，此时“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悲壮固然没有了，但捣乱的趣致却总还会有些吧？

“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鲁迅《坟·题记》）

我的理想就是以批评的“敌意”，做这样一只令人厌憎的“苍蝇”，这就好比病人插上了纸糊的翅膀，总是生造了几分逃出病房的幻觉或希望。

我已记不清和他第一次谈话是在哪里，谈话的内容仿佛也跳出了记忆的疆域，但谈话的印象却深刻脑际。记得他的舌头就像火舌，能不停灼烤那些人们引以为傲的观点和想法，把问题的解决完全引向不确定和未知。那场谈话距今已快十年，实际上它只是后来许多拷问式交谈的开始，也令我不断审视自己的许多“正确”观念。他真是一个好“杀手”，主要谋杀那些看似正确的观念。我一直把他看作一个小说人物，仿佛他的内心深处有个恶魔靡菲斯特，恶魔主要想让所有发声的观念变得无用或喑哑，并以此为乐。我曾把这种倾向看成一种嗜好，并向朋友们宣称：他过了三十五岁，必会相信一点什么。当然，我可能高兴得太早，眼看他正迈向我预言的年龄，但他作为杀手却越来越专业，越来越有胆识…… 

记得我和这个年轻学者的缘分，始于十年前我去南京大学作家班作的一场小说演讲，我当然不知台下隐藏着一个硕士生“杀手”。演讲结束没几天，友人夏夜清就表情神秘地转给我一篇文章，那是何同彬写的《面对人性焦虑困境的叩问》。我选择一个静夜，反复读了好几遍，还是没弄清作者是否看重我的《第十一诫》。文章把我小说立足的想法，关进了毁誉参半的审讯室，等钻出他的文章时，它们已遍体鳞伤。他有自己的打算，希望我推荐给《山花》的何锐发表， 但并不打算讨好我。这种做法罕见地有趣和严肃，我既不能肯定他写的全是真知灼见，面对他的批评和质疑也不能说无动于衷。我骑虎难下了好几天，最后总算捻灭了心底的自大，把它推荐给《山花》发表了出来。是的，表面上看他是好好先生，温文尔雅，但他有着自己的操守，带着一身可能改变批评界风气的新态度。这样就可以理解，他近年在《南方都市报》发表系列书评时，不过是想用批评建一个祭坛，用被批评的小说作为供品，崇敬他心中的伟大批评传统。他可不想给作家戴上花环，进行利益交换。他对莫言《蛙》、格非《春尽江南》、刘亮程《凿空》等作品进行的严厉批评，已把自己置身于一个伟大的传统中， 即忘掉个人切身利益，把生命投入诚实的东方古代传统，或西方现代传统。这样一来，上辈人自鸣得意的庸常环境，对他的压迫就越变越轻。我甚至相信， 格非应该会容忍他的指三道四，意识到在中国延续了多年的赞美时代已近尾声， 何同彬代表已从麻木中苏醒的新声音，不管这种新声音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倾听它都是非常有益的事。

明眼人都能看出当代批评的荒唐，他并非是唯一想挑战或越过这些荒唐的人。依我看，激发他勇气和雄心的力量来自诗歌。当他还是一个被迫听话的硕士生时，他已倾向与诗人们交往。他后来在小说批评中坚持的那些高标准，无疑与他个人的诗歌修为有关。随着他接手编辑诗歌民刊《南京评论》，他索性变成了诗人团体中的一员。是的，他的诗写得异常感性，弥散着置身时代深渊的虚无感，完全看不到一丝学究气，甚至从中可以分辨出某种音乐。说到音乐， 我倒要说说他的一个嗜好——收藏原版古典音乐CD。他拥有几千张原版CD， 同时一期不落地购买三联的《爱乐》，由此可见他的艺术感受力有多活跃。这与许多批评家是在理论中完成批评迥异。这使他像他周围的那些诗人一样，不止博学多闻，也完成了培育作品感受力的秘密课程。我一直有个观点：一个人的文学趣味，基本与他的其他趣味相当。不能想象一个只能接受写实绘画的人， 会懂现代小说。所以，我认为一个批评家最紧要的事不是完成批评，而是先完成自己的修养，把各种趣味和感受力提升到现代水平。时常，他围绕着国外某个当代乐队的谈话，极有启发，从中甚至能听出他的诗歌品位。我猜想，那是相对简单的诗界，引导他走出了小说界的复杂迷宫。我想诗界赋予了何同彬一种经验，那就是不再去追随大奖的脚步，只把甄别交给自己对文本的阅读。这方面他堪称富有经验和胆识，他不会因文学奖设置的重重障碍而迷路。甚至在生活层面，他对麻木的犬儒主义也警惕有加，权力在他眼里早已没有了德性。我想，他身体里除了靡菲斯特，还藏着一个薇依，他仿佛是怀着羞惭去帮助别人， 不求回报，怀着羞惭生活在体制中，冷眼旁观。记得诗人张枣去世不久，他曾写了一篇文章《死亡的边界》，质疑那些怀念文章背后的真诚，他怀疑那些人是借张枣之死，向世人隆重地推出自己……这篇文章一经在《南京评论》刊出， 便引起了林贤治的关注。林贤治向我索要了他的联系方式。最近听说林贤治已编完何同彬的第一本文集，即将出版。看来林贤治的身体里也有一个靡菲斯特和薇依，他在新一代批评家何同彬身上，看到了不让批评失明的希望…… 

由于求学期间，何同彬就属于一个现代主义的文学圈子，这样他批评的起点就是现代主义。所以，当他开始研究国内的主流写实小说，面对他难以推崇的一些作品，难免语露讥讽，容易被人误读为故意语出惊人。其实他不仅在文章中，会让大家对作品丧失信心，他与友人在茶社或饭局的长谈中，谈话的锋芒一样登峰造极。当你听着他温和的言说时，浑然不觉双脚的立足点已被他的剖析抽空。这就难怪那些上他课的学生，常常会被他无情的剖析弄得要发疯， 他们一方面认为他讲得颇有道理，另一方面又盼望他能提供出路。他在这方面非常吝啬，不认为自己能为他们指明出路。结果，就有感觉绝望的女生当堂哭泣，弄得他手足无措。这样的故事很多，几乎成了他课堂的常态。有一次，我请他来我校作讲座，亲睹了他那手术刀似的残酷剖析。好在我校的学生出身理工，情感不如他的那些文科学生丰富，所以，讲座结束时，没有人觉得有哭的冲动，但他们的其他反应与他的文科学生一模一样，团团围住他，非要这个戳破了他们幻觉的“恶魔”，给他们指点迷津，指出一条有希望的精神出路。他呢， 真的就像靡菲斯特，微笑地看着一双双渴求、茫然的眼睛，并不打算伸出援手。我旁观的那一刻十分真切。我看出他分明是要消灭他们心中的浪漫，让他们看清现实的残酷，从而真正长大。我何尝不是这样看待他的批评呢？他大概觉得有必要让文坛消失一批“大师”，太多由批评造出的浪漫景观，早已置文本于不顾，就像别林斯基当年在俄国文坛看到的景象。也许别人认为他是在向批评的极限挑战，但了解他的人知道，他不过是受到更高标准和趣味的引导，就像一个航海高手，不会认同在湖泊的航行会有什么重要。

当然，不是说他的内心没有挣扎。他表面的和善和身体力行的苦干，会让他暂时委曲求全，但内心的锋芒不会让他完全融化在麻木中。记得六年前，何言宏与我等（傅元峰、马铃薯兄弟、育邦、何同彬）开始编制年度诗歌排行榜、组织评选柔刚奖、举办诗会等活动，何同彬一直是热情的实干家。一方面他会认真完成大家分派给他的任务，另一方面他又是这些活动直截了当的批评者， 指出它们可能的归宿，让大家察觉到它们的虚妄。说真的，正是他有意无意的批评，让我们意识到自己也有可能成为谎言的同谋，并时时提醒自己不该越过底线。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他的批评行为并非孑然一身，他用那惯有的讽刺语调，竭力唤醒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批评正义。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样的友谊能比这更有益、更智慧、更正义呢？ 

（黄梵，南京理工大学艺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