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何言宏：介入的批评——我的批评观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何言宏（拍摄时间：2008年）

1965 年4 月生，江苏淮阴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左翼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的批评与研究工作。199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2000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后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出版有《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坚持与抵抗》《介入的写作》《精神的证词》《知识人的精神事务》《介入与超越》等专著与论文集，另有论文多篇。主编有《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13 卷18 册）等。

介入的批评——我的批评观

何言宏

在我们这个时代，“介入”这样的字眼已经显得相当的老旧和可笑。“介入的批评”，也往往显得不合时宜。但我喜欢这样的字眼，喜欢、尊敬和向往介入性的批评姿态。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勇敢的姿态，高贵的姿态。是一种生气勃勃、坚持理想、勇于承担，决不放弃批评的基本责任的姿态。它是一种美丽的姿态。

我一直以为，文学批评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殊的实践方式。它不仅是一种带有着一定的专业特点的文学实践，更是一种精神实践，是一种相当独特的具有着特殊力量的政治实践。它应该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介入社会，介入生活，介入包括文学在内的时代与民族的精神事务。我所说的“介入的批评”，正应具有这样的含义。

也正是在上述理解的基础上，我以为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存在着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便是其“介入性”的严重薄弱。一方面，批评伦理危机重重；另一方面，“专家批评”积弊多多。它们都使得文学批评丧失了应有的“介入”冲动与“介入”能力。

所谓批评伦理，主要就是指批评家与作家和诗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健康正常的批评伦理，应该是在文学标准的基础上，以批评家的独立自主、保有尊严的文学批评与批评对象进行自由平等的对话。但是目前中国的文学批评离此境界显然还有很大的距离。批评家在从事批评时往往会将主要精力放在对作家作品“优点”或“意义”的挖掘、揭示甚至放大上，很多平庸之作，都被披上“皇帝的新装”，被拔高为“重大突破”或“里程碑”来竭力吹捧，而对那些真正存在的相当重要甚至是致命的问题，却往往视而不见，刻意回避，少有人揭穿。这在表面上虽然建立了批评家和作家之间其乐融融的甜蜜关系，但在实质上，作家对批评家的工作并不会产生发自内心的尊敬，最多只会是致以“谢意”——这是因为，批评家的肯定毕竟会赋予他诸如“文学史地位”之类的象征资本，也很实惠地增加了其作品的版税和码洋。这也就是一些经常“捣乱”、揭穿那些“皇帝新装”的“顽童”批评不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但我以为，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正需要少一些老谋深算的城府，多一些天真直率的“顽童”，以他们“不谙世故”的单纯和他们的正直品格与文学良知重新建立健康正常的批评伦理，在直击那些根本性问题的同时，有力地介入文学现场。

只有如此，中国文学的真正进步才有可能。

在当下中国的批评领域中，那些在文学史的脉络中以一定的学术规范和学科标准解读文本、辨析潮流，并对作家的创作进行学理性研究的“专家批评”占据了很大份额。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专家批评”是当时的批评家们试图通过对自己的“学者”身份和“学理性”的强调摆脱意识形态纠缠的重要策略，有着突出的反抗或逃逸体制的内在企图，是一种“去体制化”的、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的批评实践。但是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以及“专家批评”的偏至性发展，这样的意义已近于消失。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大学教育的蓬勃发展以及相应的一套学术评价体系的建立，“专家批评”近乎反讽地“再体制化”，重新置身于新的体制之中。为了适应体制的“量化”要求，“专家批评”炮制了大量的“以量取胜”的学术垃圾。很多“专家”龟缩于学院，局限于所谓“学术”视野，根本不去关心、也没有能力提出和“介入”时代与文学真正重大的问题，枉担了知识分子的虚名。

正是本着对批评现状的以上认识，我才越发觉得“介入的批评”难能可贵。实际上，它正是我的批评理想！于我而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8年第1期

何言宏印象

晓 华

我们从如皋到南京后不久，就认识了何言宏教授。我现在已经记不清第一次是在什么地方见到他的了，大概是在某个饭局上，而且我觉得，我与何教授的见面大多都是在饭局上。前几年，朋友们经常聚会，大约是大家白天都很忙， 很多话题包括课题就都安排在了晚上，轮流做东，边吃边谈，在交流和碰撞中， 一些有意思的话题便浮出水面，等到口头的交谈变成了文字，就觉得这个饭也没有白吃。

我的印象里，每次吃饭何教授总是姗姗来迟，迈着他不紧不慢的步子、一脸歉意地出现在门口。每每这时，就有好事者嚷嚷要罚酒罚酒，何教授总是非常诚恳地向大家解释迟到的原因，态度之恳切让人作罢。其实，何教授作为一个好好教授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从他的学生对他的评价中我们可见一斑，尤其是女学生们，夸起自己的导师来总是赞美有加，如何如何谦和，如何如何宽厚， 如何如何为学生排忧解难，一个可亲可敬的兄长形象便跃出水面。其实，何教授的亲切与随和不用弟子说，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记得我们作协有一次组织一次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对话，有许多报社的记者前去采访，那天去的批评家也不少，可记者们偏偏追着何教授问个不停，我想这可能也与何教授的面善有关，一看就是个可亲可近的人，哪里有一点教授的架子。

看了我上面的描述，如果以为何言宏教授在任何时候都是个一团和气的人， 那就错了。对待学术，何教授一向有着自己的坚定立场和鲜明观念，一反他平常的温文尔雅、平易随和，笔锋犀利而富有挑战性。比如，在读完张弦的小说《记忆》之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部看似历史记忆的小说实际上是在鼓吹忘却，他说：“仅仅指出这一点似还不够，一个更加值得追问的问题主要在于：何以如此？为什么这样一篇以强调‘记忆’作为叙事目的的作品却要刻意地‘鼓吹忘却’？作为一个同样曾经身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作家，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明显矛盾的命题？”这种咄咄逼人的语气正反映出一个习惯于作追问式思考的学者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再比如，在今年年初引起轩然大波的“诗歌榜”事件，何教授也是四位发起人之一，他们以诗人与批评家的眼光，对2006 年度的诗歌进行了遴选，赫然刊出了“好诗榜”与“庸诗榜”、最佳诗选与最差诗选、优秀诗刊与最差诗刊，在圈子内外引起轩然大波，他们鲜明的诗歌评判态度受到了媒体和舆论的关注，给当下已平静如止水的诗坛重重地砸下了一块石头。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何言宏教授坦然而旗帜鲜明地说出了自己的构想： 

我注意到，很多关于“‘诗歌榜”事件’的报道，都涉及了文学标准问题。很多被采访者首先发问的，就是‘诗歌榜’评判‘好诗’和‘庸诗’的基本标准。也许，正是因为屡屡遭遇这样的提问，所以，记者们的关切往往也都集中在这一方面，在我所接受的采访当中，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及的问题。这样的经历，使我非常深刻地感受到，“‘诗歌榜’事件”触及和提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大和最为根本的文学问题，这就是文学标准问题。在我看来，这是“‘诗歌榜’事件”最为积极的意义和成果，也是我在饱受误解和压力之后最值欣慰的事情。……我以为，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没有基本的标准，那就意味着，这个时代或民族的文学实践， 丧失了最为起码的底线，文学或文化的真正复兴，岂不啻为痴人说梦？”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严肃的批评家在对待文学、对待自己的心灵与良知时的立场与态度。有趣的是，在网上刊出的四位发起者的照片上，其他三位都是挺胸抬头、血气方刚的样子，唯独何教授显得是那样的柔软与平和。

何言宏教授是淮阴人，1965 年生，比我小两岁。不知道是他们老家的风俗还是因为把汪政看成他的兄长，他一开始称我为嫂子，这让我很不习惯。后来也不知是不是他自己觉得不妥，又改称为嫂夫人。再后来，他就称为晓华大姐了。我最能接受的当然是这个称呼，他也就一直固定下来。其实，我从来也没有说过什么，我由此断定何教授是一个极为心细的人，他一定是捕捉到了我见面时的尴尬或是电话中的犹豫，才这么三易其呼。我们两家住得很近，有时会在菜场旁或是小道边遇到，记得今年年三十的傍晚，我们去添一点年货，见一个人慢慢悠悠地过来，一看就是何教授，他迎上来跟我们打招呼，脖子跟着头一起转， 原来他的颈椎病又犯了，正要去做理疗。我和汪政刚到南京时还到他家去过一次，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家的过道里有一个书架，构成了一种别致的装饰。还有就是他特别宠爱的女儿，她连珠炮似的问话似乎让何教授有些招架不住。后来， 听他说又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儿女绕膝，天伦之乐，真是让人羡慕的。

（晓华，江苏省作家协会）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8年第1期

《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