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杨光祖：批评是一种致敬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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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批评家

杨光祖（拍摄时间：2012年）

杨光祖，1969年生，甘肃通渭人，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甘肃省领军人才，甘肃省委宣传部“四个一批”人才，甘肃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高级研讨班（全国中青年文学理论评论家班）学员。现任西北师范大学教授。1990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发表散文等各类文学作品百余篇，有多篇散文多次收入年度散文选。2003年起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已经在《人民日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文学评论两百多篇。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及各种选本转载、收入。有专著《西部文学论稿》《守候文学之门——当代文学批判》。曾荣获甘肃敦煌文艺奖一等奖，甘肃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甘肃首届黄河文学奖文学评论一等奖。个人小传入选《中国作家大辞典》。

批评是一种致敬

杨光祖

创作与评论，应该是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哪一个都不行。在艺术家的成长过程中，评论家往往起着一个很大的作用。鲁迅说，最怕的就是一箭射入大海，了无回响。你的作品出来了，有人说好，有人喊骂，都是好事情，总比悄无人声的好。无论肯定，还是批评，都是一种力量，一种支持。而且，严厉的批评，比廉价的吹捧，更有价值。我们的作家，在接受他人表扬方面，一般都表现得很有风度。但在接受他人批评方面，一般都很难有良好的姿态。其实，“恒言其君之恶者为忠臣”，真正严肃地批评你作品的人，才是对你的负责和尊重。我说过，廉价地表扬一个优秀的作家无异于亵渎。面对优秀的艺术家，我们需要肯定，也需要严肃的批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艺术家的一种致敬。郑板桥说，“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这话，也是鲁迅先生所激赏的。

文学批评，是批评家与作家的灵魂交流。面对优秀的杰作，心有灵犀，拈花微笑，那当然是最高境界。但面对一些粗制滥造之作，或者反人性、反人类，价值观错位，低俗无聊之作，也需要当头一棒，禅宗所谓棒喝是也。不过，肯定，或批评，文学批评家都是必须用“心”的，不能胡来，成为圈子批评、哥们批评，或者批评棍子，也不能将文学批评仅作为一种工具，一种谋生的工具。新世纪以来，学院批评的崛起，在强化文学批评理论性的同时，也降低了批评的尺度。学院式批评的最大特点，就是用西方人的一两个“理论”写一本书，或一篇论文，但其实与文学文本没有关系，是一种不及物批评。

当学院派用一套一套的所谓理论“研究”那些文学作品时，“文学”就不存在了，在他们那里“文学”早成了“尸体”。他们指手画脚，说这是“后现代”，这是“后殖民”，这是“新历史主义”，云云，很喜欢分类。这种“文学批评”至少产生两个结果：一、只有“理论”，所谓“文本”随便换一个都无所谓的；二、没有“文学”，也没有“批评”。利维斯说，所谓批评，就是一种差别意识。但在学院派批评家眼里，所有的文本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这种文学批评，其实更像是把“文学”当做了他们驰骋“理论”的“资料”而已。

这种“批评”貌似深刻，很获学术刊物，还有作家的青睐，因为它从来不分高低。面对《狼图腾》《大秦帝国》这样的价值观混乱的小说，他们也能搬来一大堆西方理论论述之、阐释之、研讨之。与面对《战争与和平》《红楼梦》等伟大的文学杰作，没有心态上的差别。这种“富含”“理论”的“文学批评”，真是文学批评的堕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耻辱。我曾说，中华民族是一个非理性的民族，我们的现代化就是从伦理到契约的过程。虽然理性也有很多问题，它应该也有它的边界。但我们目前的状况是还没有反思理性的资格。西方哲学的“being”，是我们缺乏的，我们不太在乎“真”“是”“真理”等等，我们在乎的是伦理，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长者讳。这种所谓的伦理、血亲、面子文化，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的前进，也阻碍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成熟。

所以，在这种局面下，严厉的批评，是必须要受到鼓励的，不要用一个“酷评”就否定之、妖魔之。其实，就批评家来说，写一个表扬稿，那是容易的，即使翻翻作品，也可以写上几千字。但要写批评文章，那是非常难的，作品最少也要看两遍的，而且还要自己去买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批评者往往是非常合格的读者，也是作家真正的知音。作为一位批评家，对那些声名赫赫的中青年作家，尤其要有一种批评意识。这是对他们的尊重，对他们的致敬。

文艺家在面对真正的严肃的批评的时候，应该能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要用社会学、交际学的眼光来看待批评。我们既然从事了文学艺术，就都是脱俗之人，应该具有一种超越的心态。批评你，是因为你值得批评，你有批评的价值。很多作家、作品，是没有批评的价值的。真正的作家应该警惕不负责任的吹捧，而欢迎那种严肃的认真的批评。

2012年5月20日于兰州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2年第5期

杨光祖：文学守门人

杨显惠

与杨光祖相识是2002年的事情。那年我的一本书出版，应兰州纸中城邦书店主人的邀请，签名售书。我给自己立的规矩是不签名售书，那次却推辞不得，因为图书出版人和纸中城邦有约：那本书在兰州的发行由纸中城邦独家承担，作者必须举行一次签名售书。我生性不爱出头露面，那天的售书，我便只是低头签名，根本就没有注意书店组织的读者座谈会，没注意哪些人讲了话，来了哪些人。好几年后说起杨光祖和我相识，他说那天他是以特约嘉宾、也是以读者身份讲了话的。

后来的这些年，我年年都来兰州，为后来的写作深入生活。我们几乎十天半月就要聚一次，大都是在黄河边的茶园里，喝茶聊天。

我喜欢和杨光祖聊天，因为他的谈话都是围绕着文学和文化，这是我向他学习的机会。他爱讲话（可能这是老师的职业所致，他是教授呀），我爱静听，有时也有争议，但总是他讲得多些。

他读书又快又多，只要是文史哲类的书，似乎什么书都读过，学贯中西，学贯古今，无论谈何问题，随口就说出许多名人大师的名句出来，真个腹中积书万卷，随口成诵。我读书不多也很挑剔，自己喜欢的作家，读深读透，而有些作家的书，读过一本或一篇文章，不喜欢，就再也不读了，哪怕是已经家传户诵的书，也不为所动。所以，我就叫他讲，我听着。这样我就长了很多见识，却免去了劳神，省了很多时间。

他的文学感觉异常好，读过的书寥寥几句就能说得明白，且正确无误。记得一次，遍数中国的作家，我说，张贤亮是大家，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有贡献，写劳改的小说掀开了中国大墙文学的历史，写出了当时社会的极权性、专制性，我尤其欣赏他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认为这几篇作品有一股文人气，才华横溢，除了严酷的现实还写了大墙内的爱情，甚是生动。此时，他对我的说法激烈反对，说张也是他喜爱的作家，但张贤亮写的爱情是假爱情，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小说中的章永璘对黄香久更多的是性渴求，一旦命运发生改变他就抛弃了黄香久。他还说，章永璘是一个人格猥琐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少爷脾气。实际上也表现出了作者本人的思想境界不高，没有知识分子的操守和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他还批评张贤亮与鲁迅、托尔斯泰的差距很大，他说，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体现着贵族知识分子对于劳动者的罪感、忏悔意识，而张贤亮身上却有对劳动者的轻蔑和鄙视，及对威权的认同。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他从网上寄我一篇《田小娥论》。80年代我最钦佩的作家是张贤亮，到后来我又爱上了陈忠实的《白鹿原》，但是，我对《白鹿原》中的两个人物不喜欢，我认为朱先生苍白，是意念人物，田小娥是个淫妇，万劫不复的坏人。可杨光祖的《田小娥论》对田小娥褒扬有加，说他第一次阅读《白鹿原》就喜爱上了这个人物。他认为，田小娥是那个时代渴望自由、追求爱情的女性的悲剧，她不愿再做男人的工具，她要寻找爱，可是太早了一点。田小娥本质上是一个传统的女人，她渴望守妇道，但社会、时代、家族、命运都不给她机会。她只能用极端的方式反抗。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人”的出现。在肯定了田小娥这个人之后，杨光祖又总结性地说：“我个人感觉田小娥是《白鹿原》中的核心人物”，“田小娥的出现具有了女权主义色彩，使《白鹿原》具有了多种解读的可能，丰富而复杂，温情而博大”。从内心里否定了早先对田小娥的认识。

我喜欢杨光祖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的批评文章的锐利。我们的文学界，近十年的时间里，批评家里的“清道夫”只有一个李建军（此非仅我个人所言，六年前在北京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修晓林相遇，说到评论家李建军，他说了一句：李建军呀，那是个清道夫）。后来，读了杨光祖的《守候文学之门》，我认为中国文坛又出现了一个李建军。在这本书里，他作为甘肃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批评家，他热烈地鼓吹着甘肃作家群的成就，评论着每一个活跃在文坛上的甘肃作家，却没有一篇是无据的溢美之词。他总是严肃而尖锐地指出作家的思想的守旧和艺术的落伍，绝不手下留情。

不光是甘肃，他在论及西部作家尤其是那些名作家时，更是直截了当，更为严厉地批评他们的不足。贾平凹、陈忠实、张贤亮曾是他心目中的偶像，他最喜欢的作家。他从上学时就精读贾平凹的作品，是贾的铁杆粉丝，但是他说，贾平凹的写作在《废都》达到了高峰，此后却是一路下坡，露出了疲惫之相，到了《秦腔》则什么都没有了。杨光祖关于张贤亮的批评，前边已经提及，这里不再言语，只谈他对陈忠实的批评。他敬重陈忠实，喜欢《白鹿原》，为此他去西安专门游览了白鹿原。他说陈忠实的《白鹿原》博杂、厚重，是一部经得起多重阐释、持久阅读的作品。但是也批评它对历史的书写是简单化的，对小说中连续出现的儒家思想、三民主义、共产主义、黑社会的价值趋向模糊不清，在高扬儒家思想的同时，对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两种思想的具体执行者的描述让人不能满足。而面对这三种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思想，作家也往往不知该怎么办。对这段有着血腥的带着几代人梦想与奋斗的历史，作家缺乏形而上的震撼人心的深度挖掘。在上述分析之后，他甚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有时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锅散发着香气的夹生饭”，我认为《白鹿原》是5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但我也同意杨光祖的批评。

对三位西部大作家的批评尚且如此严酷，那对二流三流的西部作家的批评我就不再枚举了。

对于杨光祖学术批评的印象就谈这两条，但我还要说，尽管他如此不留情面地批评这些作家，但他的心怀坦坦荡荡，完全出于真诚。他是为了西部文学的发展而言说的，绝无个人成见和芥蒂。

我个人还认为，杨光祖的学术生涯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这两三年多次和他接触时发现，每次他邀人相聚，总是叫上一位省社科院的哲学专业学者刘春生，和一位西北师大的曾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神学八年的博士姜宗强。我认识到了他是在扩展自己的学识领域。汝果成其事，功夫在诗外。

杨光祖最近准备出版第三部评论专著了，他把刚写好的后记拿给我看，其中一段文字令我印象极深。他说，有一次对外校的研究生讲课时，一位研究生提问，他的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是什么。他当时回答，我没有理论体系。研究生愣住了。于是他又解释：我凭的是自己文学的直觉。

我不知道这个研究生理解杨光祖没有，反正我是理解他的：他没有遵从任何一位理论家的体系讲课或者批评文学，他是吸纳无数个大师的理论的最适合我们的国情的元素讲课和进行文学批评的。他从大学毕业担任教职以来，把饭费之外的钱都买书了。我们在饭馆相聚喝茶吃饭之后他总是去书店买书，或是提着一大捆买好的书来到饭馆的。他从大师们的书里汲取着人类几千年积累起来的文明和智慧修养着自己，把大师们的学识融化在自己的头脑里，然后凭着自己的觉悟去给学生讲课，或是做批评文章。我还了解他是有“野心”的：他想要最终建立起自己的衡量标准和风格，甚而至于理论体系来的。

但是，我对他做学问的方式也不无担心，仅凭感觉搞学术搞评论，没有直接的师承，那可是艰难的，可别落个事倍功半！或者歧路亡羊的危险，也是存在的。

2011年夏季我和一位朋友与杨光祖一起旅行去了一趟定西。这几年我每年都在甘肃各地旅行，已经四年没去过定西了。我想再去义岗川看看，再一次穿越华家岭。我认为作家是要接地气的，否则就写不出有鲜活生命的作品来。我们先到了定西市，滞留两日就去了通渭县。我写《定西孤儿院纪事》，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故事发生在这里。杨光祖的家乡就在这里。我原来想好的，一定要到他老家看看。未曾料到的是他的父母住在县城，他的父亲是经过个人努力走进县教育局的以工代干的干部，已经退休，我便在县城见到了他父亲。

杨光祖来自乡村，但他已脱尽了乡村味，穿着城市化，长得又高又周正，浓眉大眼。我想象他的父亲会是什么模样？相见之下，竟然和他一个模样，高大帅气，蓝裤子白衬衫，只是衣襟没插进裤子里。

老人见到我们，听过了杨光祖的介绍，握着我和那位朋友的手客气地说：请你们多多帮助光祖。我立刻就尴尬起来：光祖学识丰厚，我在心里把他当作老师的，这话如何敢当？我便说，光祖已经很优秀了，已经很优秀了，他自己有能力走得很远。杨光祖的老家在通渭县平襄镇，就在城北三五里处，一座南北走向的名叫中林山的东侧的山谷处，拓家坡村。这村子的东边是县城的笔架山。前八九年写《定西孤儿院纪事》，我几次乘班车走过中林山长长的山梁去义岗川，去会宁县。从车窗里看见深而宽的黄土山坡上分布着几个村庄。平襄镇，义岗川，还有城南的常河公社是三年灾荒时期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也是孤儿最多的地方。我想象得出他的爷爷父亲是如何生存下来的，所以从来没问过他。倒是他自己对我简略地说过几句：他出生在1969年底，公历是1970年头，小时身体弱而多病。他爷爷为生产队放羊，领着他在山坡上走，指着一个山洼洼一片空落落没有人烟没有屋顶的干打垒的墙圈圈说，那个村子1960年死得没一户人了。爷爷走一会儿又指着另一片村庄说，那个村三户人家绝户了。

体弱多病未必就是坏事。还在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世道变了，土地承包到户了。全家人就商量，这娃娃身子瓤，长大了种不了地，叫他接着上学吧，长大了要是能当个干部，或许是一条生路。于是，全家节衣缩食供他上学。他读完乡村的初中，就进县城读书了，然后考进了西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在省党校供职。他天资聪明，学习努力，2004年破格晋升副教授，2008年又一次破格晋升教授。

行文至此，我想起一件事来。他的第一本著作《西部文学论稿》出版，《山西文学》主编韩石山为他写序说，看了杨光祖对西部作家尤其是甘肃作家的直抒胸臆的批评，只有惭愧，惭愧这样敢于直言的批评家为何不生在山西？一个省市只要有两三个这样的批评家，还愁那儿的文学创作没有长进吗？我想对韩石山先生说：不要惭愧，杨光祖没生在山西也不要遗憾，他虽然生活在甘肃，但他的眼睛不光是盯着甘肃，他已经盯着西部了，也盯着全国了。你韩石山是他的老师，他心怀感激，但是他也盯着你的！他不是已经批评过你了吗？很严厉地质问过你：《韩石山：贬鲁崇胡为哪般？》。

谁的毛病他都不会放过的。他守候着文学的大门。

（杨显惠，作家）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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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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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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