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黄 平（拍摄时间：2011年）

黄平，1981 年生于辽宁，先后就读于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文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程光炜教授指导下获得文学博士学位。2009年7月起，供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现为该系教授。学术兼职有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现代中文学刊》责任编辑、“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评委。著有《大时代与小时代》《“80 后”写作与中国梦》《贾平凹小说论稿》等。曾获第四届唐弢青年文学多个研究奖、《当代作家评论》2008 年度优秀论文奖、《南方文坛》2011 年度、2013 年度优秀论文奖、第十四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2011 年度当选上海市“晨光学者”。

“改革”时代的“文学”

黄 平

在博士论文的后记里，我曾将最后的致谢，献给故乡消失的图书馆。高中三年，我在这座常常只有我一个读者的图书馆里，与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普希金相遇。回忆起来，有两个场景反复浮现，一个是站在图书馆小得只能伸进去一条胳膊的窗口，紧张地等待着管理员帮我找《大卫·科波菲尔》的下册，自己在不安中清楚地听到了心跳声。另一个场景是高三的某个晚上，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回家，在细雨中匆匆地经过一家商场，恍惚的瞬间，看到商场的橱窗下蜷缩在破烂棉大衣里的流浪汉。那一刻我默念起不知道在哪里记下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句子，“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在受苦，他就是我的兄弟”。

回想起来，我是从故乡消失了的图书馆开始，决心以文学为志业的。现在看来，往昔的一切或许带着十几岁的年龄常见的浅薄、夸张、自以为是的使命感，以及天真的英雄主义。但愿这一切以更加坚实的方式沉淀下来了，无论如何，我在获得博士学位、名校教职后，近乎奢侈地有可能基于理想而生活时，对于当年在图书馆门前紧张地徘徊与在细雨中带着愤怒穿行的高中生，也多少有了一份交待。

然而，就像“革命的第二天”不忍追问，往昔文学所赋予的“意义感”，坦率地讲，正变得越来越微弱。如果“文学”仅仅成为体制内的空洞能指，像灰尘般无力且自欺欺人地弥散循环，那么超市比图书馆更能给我安慰，那是生活世俗，然而及物。由此，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打通自己的“专业”与“生活”的可能性，这或是矫情地对于戏剧感的迷恋，或是对于狄更斯温暖的雾中伦敦，对于雨果激情的革命巴黎，终究无法忘却。

感谢书房外正在发生的一切，真切地和这个时代——尤其是“上海”——11年遭遇，高度戏剧性的甚或充满荒诞色彩的当代生活，激活了大学十年的文学与理论资源，最值得“细读”的巨作，是以后现代式的想象力酷烈展开的当代中国。由此，我将自己现在乃至未来的研究工作，概括为“改革”时代的文学研究，一切文学——从路遥到郭敬明——都是“改革文学”，真正有效的批评，是以文学分析的方式真切阐释“中国故事”。在这个意义上，自己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新批评”＋“福柯”，以我热爱的“细读”为基础，重新理解当代中国“主体”的治理技术，这套“主体”与“权力”的复杂纠缠，必然在这样或那样的叙述中显影。文学批评的意义感或正基于此，通过“形式分析”抵达“历史分析”，重新建立“文学”与“历史”的关联。身处于“改革”这又一个“大时代”，诚如别林斯基所说的：“没有一个诗人能够由于自身和依赖自身而伟大，他既不依赖自己的痛苦，也不依赖自己的幸福；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中。”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1年第3期

有关黄平

程光炜

黄平虽是我学生，但我与他的结识还有一个缘分。2005 年3 月，吉林大学文学院张福贵教授请我与陈晓明教授去参加那里的博士论文答辩。答辩之后， 自然有能够想象的一个节目，即和文学院的博士生硕士生座谈。我记得那天的主题是“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却令我为难。尽管我博士阶段念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对这一话题应该尚能对付，但又非常清楚五四在大陆学界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况且我近年来对人们仍然固守20 世纪80 年代生产出来的这个“五四观”相当不满。觉得照着统一口径背书，实在没意思，如果说出我的真实想法，那就为难了主办方。好在晓明兄口才一流，我乐意作壁上观，只串演了一个跑龙套的角色，也不知胡乱说了一通什么。

教授分别讲完，该轮到研究生提问题。这时，从会议室拥挤的人群中站起一个白皮肤、高个头的年轻人，他自报家门叫黄平，接着问了我几个文学史研究方面的问题。在吉林大学这种国内一流大学，能够向老师提出含义新锐、观念超前问题的学生，应该不在少数。不过，那天黄平却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一是他口齿清晰、表达能力极好；二是提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很自觉，不像有的学生经常头重脚轻，问题似乎很大，但落脚点在什么地方，却不甚明了。凭着在大学任教二十多年的经验，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个可造之才。回人民大学后，黄平陆续给我发来几篇文章，我也与他在网上有所讨论。大概几个月之后，我写信希望黄平报考我的博士生，他欣然同意。这是我们师生缘的开始。

从2005 年开始，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给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开了一门名曰“重返80 年代文学”的讨论课。最初只是火力试探，讨论题目经常变换，目的是实验出一个适应我们大家、同时又能对80 年代文学存在的文学史研究问题合适的研究角度和方法。黄平这一届，可以说是我在人民大学带博士生的“黄金一代”（自然，前后届也有一些出色的学生）。他们清一色是80 后的男生，黄平之外，还有杨庆祥、白亮，他们几人，现在已在国内当代文学研究圈子中小有名气。容我打住，在讨论课上，黄平果然没让我失望，有一段时间，他和杨庆祥两人一唱一和，竟然积聚了不少人气，使课堂讨论的质量和水平大为提升。在讲授过程中，黄平雄辩滔滔，且配以声情并茂，结果差点令我这个师傅黯然失色，因为女同学中会不时发出欣赏的尖叫，状如今天的粉丝。从他们对问题精彩的辨析、推理中，我也受到启发，对我选定下一学期要讨论的问题，起到了进一步丰富和扩充的作用。

黄平为讨论课写过《新时期文学的发生——以〈今天〉杂志为中心》《再造“新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调整及影响》等文章，在学生中颇得人缘。但他另外两篇文章更值得重视。一篇是《“人”与“鬼”的纠葛—— 〈废都〉与八十年代“人的文学”》，另一篇是《从“劳动”到“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前者探讨80 年代到90 年代文学转型中贾平凹长篇小说《废都》的历史位置和牵涉的问题，实际打破了自《废都》1990 年代遭受文学知识分子批判、否定之后所形成的文学史的困境。黄平激活了由于激烈批判而被遗弃的一些有意思的话题，以后的“重评《废都》”如果接着他的思路做下去，也未必没有收获。作为80 后的博士生，黄平事实上为当年围剿《废都》这部小说和贾平凹本人的批评家们，提供了一个如何重审自己在文学转型期的历史状态、知识结构的新视角。《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先生有识，他不仅果断发表了这篇文章，还富有远见地授予了该文“2008 年度优秀论文奖”。

后者则将文学转型问题做更宏大的展开，分析经历了中国社会结构重组和文化转换之后，曾经被人们所歌颂的“劳动者”形象是如何异化为“劳动力”的。它们都不是从问题到问题，而是以作家的一部长篇小说的主题、主人公为具体考察对象，从人物与历史复杂的关系讨论关乎整个当代文学转变和走向的大问题。它们是从具体作品的分析中产生的，而不是从某部理论著作或学界时髦话题中摘引下来的，所以发表后，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大概这篇文章超出了文学史问题，前一段时间遇到作家李洱，他还专门提到《从“劳动”到“奋斗”—— “励志性”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一文，以极为欣赏的口气表示， 这篇文章触及并深入研究了当前文学创作中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也自觉这是黄平近年来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可观收获，他通过认真思考，精准的作品研读， 以及逐层的问题展开，显示出把握较大文学史问题的眼光和能力。

连续的成功，使黄平颇感高兴。黄平人很聪明，领悟问题快，加上能言善辩， 有自足的问题意识，他的发展前景，远甚于我的当年。尤其是博士毕业的2009 年， 华东师大中文系的陈子善、罗岗、倪文尖等教授慷慨接收这个刚刚踏上学术道路的年轻人，为他提供了极好的发展空间与学术平台，黄平的幸运，有赖于这么多帮助他的学界前辈。不过，他在我面前一直表现得非常低调，时刻保持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革命本色。这当然能够理解。在我年轻时候，不也曾有因暂时成功而得意忘形的情形？人毕竟有年轻的时候嘛。但据从他师兄弟处传来的小道消息，黄平为人之热情、助人之诚恳，在同学中早已久享盛名。我还听到，在上海朋友中有“如果你再介绍学生来，就介绍像黄平这样的‘好学生’” 的说法。这是我在看到学生逐渐取得学术的成绩时，最感快乐的地方。

也因为他在贾平凹研究中出手不俗，经过我们反复商量，最后确定“贾平凹小说论”作为他博士论文的选题。我记得批评家雷达先生说过，贾平凹是一个写得好、但不好谈的作家，此言甚是。等到黄平非常辛苦地读完贾平凹的全部小说，也几乎阅读完最近十几年的研究文章后，我们突然意识到，在文学史研究的各个部门中，看似最容易的“作家作品研究”，实际却是最难的。因为做文学史研究，可以顺手找一些问题搪塞；或对作品各个部分望文生义，做尽量多的想象的发挥，反正即使与作品不符，作家也没有办法。而所谓“作家作品研究”，首先就得知人论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得扣住作家创作时的时代背景，不能忽视他的作品与时代之间错综复杂的纠结、关联和复杂的联系。一部真正有见解有冲击力的以“作家论”为对象的博士论文，实际上不仅可以大大推动已陷停滞的作家研究，也有能力质疑已有的文学史结论，最终促使作家与研究者展开对话。

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纯粹的小说创作，而所谓的小说，所记录的大都是作者那个年代的历史故事。为避免将所研究的问题泛化，经讨论后，决定把讨论贾平凹小说创作与历史语境的互动关系，确定为研究的基本思路。在论文框架和各章节的具体论述中，黄平下了很大的功夫，从贾平凹的处女作写起，直到新世纪以来的最新作品，提出了许多新鲜的见解。他的文章，在叙述风格上，秉承了他文气沛然、一气呵成的写作特点。他对贾平凹小说创作丰富性的把握， 也能做到细致周全，持论公平，并秉持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难能可贵的批评性的状态。更值得一提的是，黄平在论文中充分发挥了他所擅长的“细读”，以作品带问题，往往从一个对话、一个细节入手，讨论其特殊的历史隐喻；而且他以一种“症候式批评”的眼光发现，历史在某种时候，又经常是以一种文学化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读者对此自会明辨，无须我再啰唆。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1年第3期

《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