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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岩|社会剧场:艺术介入乡村行动的话语实践与美学机制

《美术》 美术杂志社
202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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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研 究

Special Research

社会剧场:艺术介入乡村行动的话语实践与美学机制
广州美术学院城乡艺术建设研究院院长、教授|渠岩
摘要:进入21世纪,艺术乡建在中国逐渐兴起,许多艺术家从繁华的都市走向广袤的乡村,凭借自身的文化自觉与社会担当身体力行,以复兴乡村为己任,力图消融乡村存在的百年困局。经过艺术家10多年不懈地努力,艺术乡建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掀起一股艺术介入社会的新浪潮。由于原有的艺术审美机制已无法承载乡村建设这一复杂的历史命题,重新审视和反思艺术介入乡村的工作方法与实践路径,以及调整和建构一种新的艺术乡建实践方式、话语体系与美学机制迫在眉睫。



自20世纪90年代,国际当代艺术就呈现出民族志转向潮流。时代飞速发展,社会瞬息万变,艺术也随之改变。艺术家纷纷开始将目光与注意力转移到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场,抛弃传统单一的表述方式,将自身的思考投射到身边的人群和事物,以及他们普遍的生存状态与境遇。从此,艺术家不再沉迷和陶醉于艺术自身的荣耀,而是强调艺术家在社会变化与时代变革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与使命。“艺术能产生出更多的东西:关于这一点,幻想家和科学家具有社会学者同样的思想。艺术的潜力一直被估计过低,没有被充分利用,没有被很好地系统化”。此外,艺术家的乡村在地行动从一开始就展现出“反治理”色彩,具备一定的现代性批判精神。它作为一种变相性的文化运动,实则是对“治理性政治”的批评和修正。随着艺术自身的不断发展,它已打破一切障碍拓展到社会空间中,直接进入生活现实,成为生命体验与社会意识互通的表达方式。艺术也成为介入社会最有活力的手段和方式。


进入21世纪,中国艺术家纷纷走出工作室,进入社会现场,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艺术是时代的晴雨表,艺术的变革往往领先于时代变革。艺术家敏感地发现,乡村将会成为化解现代性危机与困局的现场。乡村作为传统文明的文化基因库,吸引了许多陷入困境又希望寻找出口的艺术家关注。在乡村,艺术家毫不犹豫地投入其中,通过身体力行的行动,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场域,并进行长期的坚守和在地实践,使“非主流”和“边缘化”的艺术乡建逐渐成为社会普遍接受、学界高度认可的一种艺术现象。就像“艺术”所包含着“人与自然往来”的寓意一般,艺术乡建不能追求某个企图的普遍性,而是应该带着土地的母语和现实的召唤,不分界限地游走于天地之间。同时,艺术家在乡村的艺术实践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审美系统和实践,重点强调在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寻找、连接与建构一个历史文脉、乡村伦理、信仰体系和地方关系持续互动的社会剧场。



经过艺术家多年的不懈努力,乡村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和可见的变化,使一些乡村暂时延缓了现代化带来的破坏,阻止了乡村被城市化吞噬的危险,乡村逐渐恢复了活力,呈现出一片复苏的景象。然而,笔者发现在很多乡村开展的艺术活动,虽然社会影响效果显著,但文化价值却不尽如人意。究其缘由,依然是现代化发展主义的逻辑。这些艺术活动从艺术层面判断,仍然是西方美术馆系统的知识生产;从社会层面观察,则是满足城市小资群体的乡愁想象,无法使艺术成为有效的在地激发行动,也难能解决乡村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与深层的文化危机。许多艺术家在介入乡村的艺术实践中,出现了严重的认知偏差和行动误区,难以摆脱精英主义的姿态和单一的美学趣味驱使,无法突破传统艺术中的审美机制,难以判断和界定艺术介入乡村的行为与动机。所以,才会在具体的乡村实践过程中无所适从、盲目无序。


(一)艺术展演——精英艺术和美学表演


艺术家在乡村的表现,带有天然的精英主义姿态和强烈的个人主义意志,满怀激情地将城市艺术抱负,美术馆里的美学理想移植到乡村,或表演,或宣泄,或抒情,或挥洒;将城市美术馆或艺术空间无法实现的艺术梦想和艺术方案,都一股脑儿搬到乡村来落地实施;乡村变成艺术家随意表现和肆意妄为的艺术试验场。尽管有时也礼貌性地邀请一些村民来配合艺术家的表演,但村民也大多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他们沦为受艺术家摆控的提线木偶。这些艺术展演完全不顾乡村自身的历史逻辑和民情人心,也不认真研究乡村所在地的文化场域和问题意识,彻底沦为脱离乡村文化精神的表演秀场。还有一些艺术家热衷于明星走秀式的表演,走马观花和蜻蜓点水式介入,机会主义方式在乡村大行其道。


许村国际艺术节 2015年 渠岩摄


在乡村艺术实践过程中,艺术家必须基于“参与”和“互惠”的理念和初衷,采用艺术温暖乡村的方式,构建协商、对话和共赢的实验平台,只有这样才能在艺术交流和实践过程中实现其社会建构的文化理想,村民也才能成为真正的受益者,从而实现共赢。


(二)审美再造——移花接木与涂脂抹粉


“艺术乡建”的题中之义和立命之方,是建立在对以往乡村的现代性治理方式的反思和超越上,有意避开和无意触碰现代性发展主义逻辑,避免对乡村造成的伤害和破坏。然而,许多参加乡建的艺术家,依然受控于无所不在的现代性治理模式。虽然艺术家在“美丽乡村”治理工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改变了乡村的原有面貌,但这种大刀阔斧的“乡村美容”却造成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一些乡村乃至出现失控的局面。


此外,在各级乡镇主导的“美丽乡村”治理工程中,涌现出众多“唯美主义”的工程项目,艺术家满腔激情、仓促上阵,将自己“理想”与“乡愁”在乡村肆意挥洒,甚至成了乡村的破坏者,结果不尽如人意。善意的初衷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理想被大打折扣。艺术家粗暴地抹杀了乡村的景观风貌和珍贵的历史记忆,忽视了乡村的主体和尊严,所实施的工程非但与乡村的历史风俗无关,也没有尊重村民的意愿和感情。


(三)符号经济——网红戏码与市场流量


许多为“乡村旅游”和“政绩工程”服务的“大地艺术节”正大行其道,甚至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这种外来的“大地艺术”,在中国乡村严重水土不服,也和乡村民情与秩序毫无关系,更不能解决乡村长期积累的诸多问题。这一现象的出现本质上还是服务于经济的发展主义逻辑,举办艺术节的目的不是为了守护乡村的文化主体性,而是为了招揽生意,把乡村重新推向市场,满足单一的经济发展。当然,发展乡村经济,增加村民收入无可厚非,这是振兴乡村重要的一环,但只追求经济发展的弊端也开始显现,“这种艺术模式,在西方是人工地景的制作,即造一个‘第二自然’,然后再去看人们和它的亲近和陌生的关系”,脱嵌地方文脉和缺乏问题意识的艺术活动,沦为完全无视艺术介入乡村的伦理价值和实际意义的“视网膜”效应。喧嚣之后,乡村则迅速陷入沉寂,甚至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这种商业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透支着仅有的乡村文化。


那么,如何区别社会介入艺术和传统艺术的关系?如何从艺术史中判断和定义这种介入方式的美学价值?外来艺术与在地文化如何相融?这些都是艺术家在乡村实践中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如果不从学理上把这些问题梳理清楚,在持续升温的艺术乡建活动中,势必会造成许多方法误区和知识盲点,诸如将城市的公共艺术作品放置乡村等简单的审美方式进行乡村“表演”或“美容”。这都无法和乡村的历史文脉真正发生联系,更不能解决乡村面临的现代性危机。



由于艺术家带着精英主义立场和态度介入乡村,所采用的艺术观念和介入方法也相对滞后。这些艺术史系统之内的观念和话语,无法适应和把握复杂多变的乡村社会。正因如此,艺术家一厢情愿的人文情怀和艺术表达就会水土不服,艺术也就沦为一种单纯的审美游戏。所以,艺术家必须突破原有的审美机制,打破艺术与社会隔绝的藩篱,重建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以艺术家独立的立场和姿态深入社会的前沿和现场,坚持长期的在地守护和探索,有效打通介入乡村的各方不同主体关系。调试乡村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避免“单数”的独奏弹唱,强调“复数”的多重合唱。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可以呈现在追问乡村终极意义过程中的精神状态,艺术也能用具体的行动寻找乡村灵魂的复归之路。


国际艺术家在许村绘制壁画 2015年 渠岩摄


(一)“多学科”知识的互涉与共享


进入21世纪后,艺术家介入外部世界的意识变得更为强烈,与之前有所不同的是,艺术家对社会介入的方式不再舍近求远,迷恋艺术本身的荣耀,而是开始关注自身的社会和生存环境,关注时代面临的共同危机,同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一道,进行“多学科”的在地实践,共同应对工业化时代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一系列危机,重新思考社会的构成和人的处境,关注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联方式,投身于乡村现场。


艺术家对社会的介入有着与社会科学相通之处,他们在借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志方法过程中,以区别于体制和民间的方式,介入乡村社会关系和精神文脉之中。也就是说,当代艺术家在乡村实践中,感受社会和与人相处的方式,超出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治理与工程学意义上的改造。艺术家从“情感”入手,从“个体”的感受出发,并在不同社会力量互嵌与互动中,感受和捕捉社会问题和文化意义,继而能较为有效地更新既往理论预设。


艺术家在当代的实践也逐渐迈出“技术主义”的堡垒,采用以问题批判为指向和以社会介入为方法的当代艺术,使艺术的当代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在当下形成汇流。同样,艺术家与人类学家相互学习,并互为借鉴各自的方法与理论。艺术人类学自身也已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持续地以其独特的艺术民族志案例,反思人类学工具理性所导致的理论局限,并尝试从整体主义的方法论过渡到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以更加细微的“体验”方式步入具体语境中的个体感知世界,并从中找寻艺术现象所隐匿着的文化密码。


(二)多价值系统的判断与重估


艺术家在乡村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就是源于对乡村价值缺乏正确的判断和认知。没有正确的价值判断,具体的实践工作就会出现问题和偏差。有什么样的价值指导,就会有什么样的具体行动,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所以,重新发现与重估乡村价值,是艺术介入者亟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艺术家要把重新发现乡村价值,放在对现代化危机的背景下,以对现代性的“发展”话语及其配套的“保护”话语的反思为前提。乡村的文化价值判断在当代社会危机中显得尤为重要,艺术家在乡村现场的行动与实践,必须是在尊重乡村价值的基础上展开互动性对话机制与建设性在地实践,尊重乡村的文化主体性,尊重村民当家做主的自主权。


艺术家不但要看到乡村中的显性价值,比如村落、民居、生产及生活样式,更要感知和认识到常常被忽略的隐性价值,乡村信仰和礼俗道德体系才是乡村中的价值核心。正是这些看不到的隐性价值决定了乡村的本质与未来的命运。艺术家只有通过具体显性价值的实践,才能有效地触动和重建这种隐性价值。如果能呈现出这种优势和能力,艺术也就寻找到让乡村恢复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三)“多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协商


艺术家还要在乡村实践中完成身份的转换和改变,摆脱艺术家“精英主义”的身份与优越感,积极协调乡村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交流、沟通与对话中达成各个主体不同的诉求与基本共识。


艺术家还要扮演一位嫁接不同主体关系的“媒人”。这就要求艺术家必须在长期的乡村实践中,深入乡村的文化网络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当中,以融合乡村价值的方式“唤醒”乡村。乡村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和传统的人情社会组织,这就需要艺术家通过长期的乡村生活,身体力行地融入情感交流、在地协商,全程参与多主体交流。只有在多主体协商中达成共识,通过艺术家、知识分子、地方艺人等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形成共赢局面。


村民是乡村的主体,一方面,包括艺术家在内的任何外来人在提出美好的意愿和想法时,都必须与村民协商,征得村民的同意;另一方面,乡村建设也不能完全听从村民的意愿和要求,这样可能会滑向一味救济扶贫的老路,这既不是艺术家的优势和强项,也难以持续实施艺术乡建活动。所以,乡村建设不仅要时刻警惕以艺术家的单方视野遮蔽地方主体的多样性,同时也不能彻底取消艺术家的视点。艺术家通过多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协商,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可以缓解被长期的社会改造所疏离的人际关系,使得艺术乡建在温和的交流与协商中推进下去。


(四)“多实践”行动的艺术与美学


当下中国的乡村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公共性危机,也不存在全球化产生的乡村经济问题,更不存在在乡村语境中印证艺术系统的审美问题,而是长期地忽视传统造成的文化断裂,以及这种断裂所呈现的社会与乡村问题。因此,艺术介入乡村既不是乡村地理空间的营造和物质抢救,也不是单纯的公共美学行为,而是乡村历史、文化、信仰、自然、经济和礼俗等共同体的重连和重塑,进而达到人与人之间长期而紧张关系的和解。这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行动与实践。此外,乡村实践也是促成艺术家在现场改变由于惯性所造成的单一审美习惯,从而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完成社会学意义上的美学转向。“这‘美’是‘天地有大美’,是人与天地万物协同行走的‘美’,这‘美学’体现的是人类生存延续以物质性的生活、生产为基础,通由使用—制造工具而改塑生存环境和人际关系、塑建人性结构的规律性活动过程。这活动贯穿情欲与认知、感性与理性,贯串内在人性与外在人文、物质前提与精神升华,在最终的意义上,贯穿个体生命的天地境界与人类整体的世界和谐”。


艺术家通过身体力行的行为和实践,直接与乡村历史和现实发生互动关系,由此形成自己独特的工作方法与话语体系,并生成一种新的艺术价值和美学机制。通过艺术家与不同主体关系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拉近了彼此相互的情感距离。这使艺术家在行动上更注重社会性的交流,并促成行动艺术的新美学形式——乡村中情感共同体关系的建立。



艺术乡建是在一种更大的社会场域与现实发生关系,并有效地解决乡村中存在的诸多有针对性的具体问题。笔者在山西许村以及广东青田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艺术实践,在一种“情感共同体”视角下进行的乡村社会与艺术实践。这两个村落呈现完全不同的历史成因、文化形态、乡情民风和生产生活,其中既有中国乡村共有的文化基因,也存在不同的地域和民俗差异;既带有中国乡村文化的统一性,又包含中国乡村的多样性。在艺术乡建的过程中,笔者通过艺术的具体实践,建立乡村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依靠不同主体的艺术活动和文化交流,尝试在不同公众和思想传统之间建立理解的桥梁,通过在地艺术活动彰显地方人在地方世界中行走与创造可能的日常实践。


(一)“许村计划”——用艺术节庆激活乡村


由于近代对传统文化的忽视,中国乡村的民俗传统被破坏,仅存和恢复的一些民俗活动逐渐抽离文化内涵,成为单一的娱乐活动和商业形态,人们在这些活动中能得到感官的愉悦、身体的享受与消费的满足,当代艺术活动可以连接传统中有价值的民俗活动,在民俗活动中重新注入文化内涵,重现传统文化中的仪式,让村民回到曾经熟悉的礼俗传统中,让社会重新认识礼俗的意义和传统的力量,重建乡土社会道德秩序。


经历了10多年的深耕实践,许村艺术公社和国际艺术节取得了显著效果和意外惊喜。重要的不是艺术节本身多么精彩纷呈,而是获得了许村村民的高度认同和普遍喜爱,村民已经将许村艺术节看成自己内心里认同的节日。许村艺术节已深深嵌入地方文化与乡村生活之中,许村国际艺术节之所以有恒久的生命活力,得益于外部文化资源与当地文化的成功融合,它印证了全球化时代世界与地方的共生性,此种共生关系之所以是可持续的,恰恰在于它是在节庆与游戏中完成的。


在许村的艺术活动中,人们始终将乡村里的历史线索放在今天的现实境遇中展开讨论,重新激活文化传统资源中重要的思想价值,使其与乡村未来发展相通,将优秀的传统文化带到一个更加开阔的世界秩序中。当下,文化传统常常被忽视,如今的庙会大多变成乡村集市,仅保留商品交换的行为,抽离了乡村礼俗中道德秩序的文化价值。“庙会绝非简单意义上的乡风俚俗,传统文化或非遗(非物质遗产),更非以意在满足物欲和感官世界的吃喝玩乐为根本的庙市。虽然有外显的外化形式,甚至表现为一道道大大小小的‘物流’,但是与农耕文明、乡土中国对自然的顺应,敬畏相匹配,庙会实则是关系到人生仪礼、家庭伦理、道德义务、历史记忆、群体认同、交往技艺和审美认知的精神存在”。2019年许村国际艺术节即是通过艺术节庆阐释“庙与会”主题,把艺术活动放在许村庙会期间举办具有现实意义。许村的传统民俗活动大多与祭神巧妙结合,使庙会活动更具有仪式感,使乡村的生命力更加旺盛。


(二)“青田范式”——用地方民俗连接传统


如果说,“许村乡建”是从“艺术”入手,寻找传统文明的原码,那么“青田范式”就是要隐去“艺术”之痕,构建中华文明的现场。笔者在青田乡建立完整乡村复兴路径的“青田范式”理论之外,还将当代艺术活动完美融入当地一系列活动之中,并有效地针对当地乡村问题和生态问题,提出艺术解决方案。该理论是从乡村的历史、政治、经济、信仰、礼俗等9个方向进行探索,将地方传统与时代衔接起来,形成新的文化价值与社会形态,使乡村走出困境并有效解决现实问题。笔者经过调查发现“青田烧奔塔”实际上是依附在成人礼的文化价值之上,青田传统的成人礼活动,就是让青年人通过烧奔塔这个民俗活动接受神圣和庄严的人生洗礼,以此来宣告作为成年人能承担起个人责任、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向社会和族群来宣告在社会上有立足的自豪感、责任感和尊严感,这些都是维系青田传统社会很重要的伦理意义。


2019年端午节,笔者策划了《青田水乡艺术季》系列艺术活动,由艺术家和村民一起改建了一条艺术龙舟,全新的视觉设计和“保护水源”的生态环保诉求,使这条艺术龙舟格外醒目。这条不同于顺德当地龙舟的“艺术之舟”承载了青田人对家乡环境亟须改善的迫切心情,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盼。在农历五月初八的早晨,艺术家和村民满怀激情合力划着“艺术龙舟”穿过河涌水道驶向“龙母诞庙会”的所在地龙潭村,汇入众多参加庙会节庆的龙舟之中。青田的“艺术龙舟”通过节庆的游戏方式,倡导了绿色环保的生态理念,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和回应。通过艺术介入民间庙会节庆的方式,激发了当地传统的内生力以及当地村民的参与性,巧妙地探讨了常年困扰当地的水污染问题。   


这一活动后续也带来了一系列积极的连锁反应,政府和民间积极行动起来,将环保理念进一步深入民心,改善水污染的问题,有效缓解了这一迫在眉睫的环境保护问题,艺术家尝试从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处境入手,站在历史、现在和未来汇聚的文化现场中,探索符合中国自身历史与文化逻辑的介入之路。换言之,介入乡村的中国当代艺术应被视作在地方和世界间流动的行动方式,它意在探索一种不依赖标靶,不诉诸话语,顺水行舟,从善如流的在地行为。“艺术恰好是乡村风貌和地方认同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艺术实践与乡村活化在一个尊重多元差异性,地方性知识及生命尊严的价值体系中,借由参与或融合,可以创造出更尊重人性、能引发社会认同的公共领域,为乡村的有序性和欢愉活力做出贡献”。


青田一带有丰富的水资源,“水”也呈现出重要的文化价值,村民的生产和生活都与水发生着密切关联,从生计、生育到精神活动,与河流、鱼塘、雨季、龙王的生命想象缠绕在一起。而由“水”孕育出人及其生活的背后,又是围绕“水”而来的信仰风格。然而,由于现代工业化生产及生活方式破坏了地方水系的文化秩序,使原本人和水、土间的互惠关系受到阻隔。此次“艺术龙舟行动”将以在地文化的现实处境为前提,用开放且兼顾多面的文化交流样式来激发地方文化在历史过程与文化碰撞中的能动性。故此次龙舟行动以“上善若水”为主题,目的在于重建地方民众同水系生态的情感记忆,重启人水之间的关系,找回人与自然的神圣秩序。


青田艺术龙舟活动 2018年 王小红摄


青田水乡艺术季还有两场行为艺术表演,艺术家苍鑫的行为艺术《敬水仪轨》和吴高钟发起的《一口口水》,分别在青田莲花池塘和青田河涌举办,都由青田村民一起参与完成。艺术家苍鑫的行为表达出对水的虔诚,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吴高钟《一口口水》的行为则是在时刻提醒着人们对水资源的爱护和对水污染问题的重视。或许对于参与行为的村民和旁观的村民来说,可能并不完全理解艺术家的行为表演,但在青田这片家家户户都有供奉各神的众神之地上,青田村民和艺术家一样都有一颗对天地的敬畏之心。


结 语


以艺术的行动恢复中国的乡村文化,修复乡村的传统精神和具有温度的人际关系,并能完全有效地解决由于长期的现代性和城市化而遭到破坏的乡村文化传统。这才是乡村中所要实现的艺术价值,也是乡建美学中的本位价值。这种本位的艺术价值必须奠基于乡村社会关系、礼俗传统、道德习俗之中。这即是说,艺术介入乡村的价值自身就包含社会文化价值,只不过它通过在地和互动美学的形式而加以体现。开展乡建工作还须艺术家怀有艺术智慧,即是指在美学普遍性的层面上,人类对事物有着相似的美感需求,同时认为美具有普遍的规律。除此,“艺术智慧”为的是区别于建立“概念—逻辑”上的认知。艺术智慧强调从“形式—逻辑”中感知世界和表达自身。从乡村传统形式的视觉美学中,一方面,探索出乡土世界的文化脉络,并从中寻找到复活乡土世界文化脉络与重建其社会关系的根基;另一方面,还要在乡村的文化脉络中构建出当代乡村的艺术价值,并在这一过程中重新营造乡村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


艺术家用自己的行动重建“乡土中国”新文化,其意义就是将中国乡村中适应未来发展的优秀传统激活,并与未来的新生活连接。同时,艺术家也在乡村中建立艺术价值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有机联系。在近代一系列激进的社会改造运动以来,乡土社会的文化价值与中国历史大传统之间的断裂性要大于连续性,但彼此相互之间漫长的互渗关系,则共同形塑出了乡土中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肯定乡村的历史传统价值以及在当代中的转型意义,则是重建乡村新文化的出路,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出路,它是基于“整体的”中国文化以及“生成中”的中国文化这两个层面。“艺术价值”与“乡村文明”强调的是乡土本位的美学观,从其中挖掘出乡村文化的中国性,它不同于考古学式的对乡村艺术价值的挖掘,也不同于将乡村社会文化价值看作是“过去时”的历史学作为;相反,它坚信乡村社会的艺术价值在全球化时代中的地方意义,及其对构建中国新文化的特殊价值。(注释从略 详参纸媒)




Social Theatre: Discourse Practice and Aesthetic Mechanism of Art Intervention in Rural Action

Qu Yan, Dean and Professor of the Urban and Rural Art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Guangzhou Academy of Fine Arts

Abstract: As artistic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is increasingly vigorous in the 21st Century, many artists have left prosperous cities for vast rural areas and made concrete efforts with their cultural awarenes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o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iving to deal with the dilemma that has plagued rural areas for a century. More than ten years of relentless efforts have resulted in fruitful results, setting off a new wave of art intervention in society. As existing artistic and aesthetic mechanisms are no longer suitable for the complex historic miss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it is imperative to reexamine and reflect on methods and practical paths of art contributing to rural development, and adjust and develop new practical methods, discourse systems and aesthetic mechanisms for promoting artistic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Keywords: artistic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relational aesthetics; multi-subject connectivity; community of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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