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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西楼月，长江万里情。春风三十度，空忆武昌城。”[1]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每个人的日常秩序和轨迹。病毒的威胁，生活的失序，大家都在经受着身体和心理上的极大挑战和考验。在混乱和失衡当中，我们仍然在竭力观察和思考，尽管这种努力很艰难。

作为生命个体，在遭遇“偶然”之后，禁不住会问：这种“偶然”在发生之前是不是已经有某些“必然”的积累和征兆？在清明和混乱当中，也开始思考自己在常态与非常态的事件和环境之间该如何去应对。

“离开了知识的权力，现代社会的治理就寸步难行。”而这种“非授权”的权力，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力[2]。在突发事件和社会危机中，作为知识生产者，如何展开言说，更好地行使和发挥这种权力；作为学术研究，如何构建更强有力的科学话语体系来为解决重大问题提供知识供给。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渠敬东教授指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学术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都在一个常规的思路里，在一个既定的范式里，在一些狭小的中层研究里运行。”[3]这种研究表现为日常的、微观的、生活化的研究范式，当在面对社会剧变的时候，这种范式就表现出无力感，因为它没有做好应对世界剧变的准备。

科学研究强调理性思考，但同时它也都脱离不了宏大叙事的背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乃至文学创作，只有放置在社会突变和重大事件背景下，突破日常常规的研究框架，才能凸显出学问本身的敏感度和思考力。我们不仅要考虑“术”的问题，还应该思考如何在“道”的层面去构建理性思考与人文关切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就像我们作为个体，要去应对常态与非常态的情境，学术研究也同样需要能够面向常规与突变，从而帮助我们“重新回到人性的构造，检视我们真正经历到的生活”。

这也正是学术研究的真正意义所在。

《图书情报知识》编辑部

[1] 节选自李白《送储邕之武昌》。

[2] 参见：公众号“IPP评论”《郑永年：疫情与中国治理制度》，发表日期2020-02-18。

[3] 参见：公众号“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渠敬东：传染的社会与恐惧的人•上下篇》，发表日期2020-03-18/19。

*本文原载于《图书情报知识》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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