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杰, 杨泽光 | “守正创新”的唯物史观意蕴探赜
“守正创新”的唯物史观意蕴探赜
文 / 陈永杰, 杨泽光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次强调“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创新”体现出鲜明的唯物史观意蕴，就其哲学前提而言，“守正创新”拒斥“外部反思”、要求深入社会现实，展现了对唯物史观具体化原则与创新性特征的赓续传承；就其展开路向而言，“守正创新”依循唯物史观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在社会—历史定向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就其价值指向而言，“守正创新”始终坚持鲜明的人民至上立场，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积极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守正创新；唯物史观；社会—历史定向；外部反思
本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 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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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永杰，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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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守正创新”的哲学前提：对唯物史观的赓续传承
唯物史观主张深入社会现实，着眼于从总体上、全局上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其中也蕴含着根据特定历史条件灵活运用的具体化原则，开放性、创新性为其理论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来看，“守正创新”无疑是对唯物史观根本原则的具体化展现和持续性拓展。应当说，要实现“守正创新”就不能不深入社会历史现实，在遵循历史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创造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一 对“外部反思”的破除：彰显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 “守正创新”如何得以实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性地依赖于唯物史观破除“外部反思”的先行阐释。“外部反思”作为一种留停于意识内在性之中的推理能力，它从来不会驻留并且深入事物的实体性内容中，而是把抽象的原理、原则、普遍性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内容和对象之上。从其思维方式来看，“外部反思”要求从意识、观念的领域中获得本质规定，而不是来自现实生活过程。这意味着从“外部反思”出发，社会现实必将被遗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更无法形成对中国道路的切实把握。唯物史观的重要命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根本性地破除了这种局限于意识内在性的思维方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因为坚定地秉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从而能够破除“外部反思”的思维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对于“外部反思”的破除，马克思最初尝试用费尔巴哈“感性直观”以突破纯粹思辨的理性建构，但他很快发现唯有“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才能深入社会现实。费尔巴哈以感性直观原则开启了破解意识内在性的序幕，但是感性直观原则使得思考的基础—客观对象，成为被意识预设的现成之物，事物自身的生成性过程被摒弃。可见，费尔巴哈仍然未能脱离“外部反思”而深入事物的本质，这表明祛除事物现成性是突破意识内在性的关键问题。马克思则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诠释出了感性对象性活动原则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黑格尔的活动原则似乎突破了“内在性”之怪圈，然而，自我意识的活动过程实现了对外在对象的“产生”与“吸收”，所以黑格尔的活动仍旧是属于意识内部的运动。在唯物史观看来，“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换言之，只有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才能洞穿意识之内在性、破除“外部反思”，才能理解人们的社会生活过程，真正切中社会现实。 以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为基础得出的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社会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为我们理解“守正创新”提供了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根本遵循。“守正创新”意味着对“外部反思”的批判性脱离，“守正”是遵循唯物史观和社会现实根基之“正”，“创新”则是开创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之“新”。就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而言，守正创新要植根于中国具体的社会现实。我们之所以能取得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就是因为深入地切中了社会现实，坚持和发展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任何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如果试图用抽象的普遍性去统摄、遮蔽特殊性，得到的不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外部特征，无法深入事物的实体性内容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因为恰当地处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关系，充分考虑到了我国的具体国情而没有照搬即便同属社会主义制度的别国经验。就其产生的文明基础而言，守正创新要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握时代大势，发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中华民族历来就有着推陈出新、善于创新的优良传统，例如《易经》中的“与世偕行”、《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论语》中的“温故而知新”和《庄子》中的“与时俱化”等表述从文化理念层面充分印证了中华文明永葆生机活力的原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守正创新不能不加以借鉴吸收的思想资源。二 对抽象普遍性的摒弃：依循唯物史观的具体化原则
关于“守正创新”的准确解读，还依赖于对唯物史观具体化原则的深刻认识。唯物史观以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为出发点，基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深层透视了社会现象，揭示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一般规律。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只要掌握了唯物史观的普遍原理，就能把握当今的中国现实呢？答案是否定的。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解只是第一步，如将这种原理先验地抽象运用，无疑将成为唯物史观批判的对象。面对将“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马克思毫不留情地将这种祛除特定情况而留停于抽象规律的理解视为对自己的“侮辱”。不难发现，守正创新意味着在准确把握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同时，将其辩证地具体化于特定历史条件才能取得积极效应，也才能避免陷入抽象普遍性的囹圄之中。
抽象普遍性的思维方式由于忽略了“具体化”原则，事物自身的实体性内容便被剥离了开来，其结果不过是对社会现实的“任意的臆想”。不客气地说，这种思维能力实际上退回到了黑格尔以前的水平。黑格尔批判了这种轻易地一般化给定事物的做法，“思想的真正客观性应该是：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在黑格尔看来，应当抛弃主观幻想，使思想完全进入事物自身；真正的思考是事物在自身中活动，而不是概念的自主活动。马克思虽然继承了黑格尔对于主观主义的批判，但是马克思认为需要社会现实中的主体，确保对于主观主义抽象普遍性的彻底脱离，因此以实践主体取代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主体，“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在唯物史观看来，任何一种抽象的普遍性都应当被完全超越，并应当深入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之中。易言之，唯物史观要求摒弃遮蔽了实体性内容的抽象普遍性，而依循社会—历史现实而来的具体化原则，重建一种被特定的实体性内容不断丰富、充实基础上的普遍性。 从唯物史观的具体化原则出发，“守正创新”依循的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舍弃的恰恰就是抽象普遍性的思维方式。毛泽东这样批评了只会照搬“本本”的错误做法，“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他反对将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条化和神圣化，提倡“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邓小平始终秉持的也是坚持和发展并举的科学态度，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发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邓小平依据唯物史观，在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确立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决策，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秉持唯物史观之具体化原则，关于“守正创新”提出了科学的论断，“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崭新命题，这些原创性贡献毫无疑问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些命题的提出恰恰因为避免了抽象普遍性的思维方式，不仅坚守住了唯物史观基本原则，也继承和弘扬了唯物史观的具体化原则。三 对教条主义的废止：秉承唯物史观的创新本性唯物史观自创建之时起，并非已然终结的、完成了的既成体系，而是要求立足时代，以对象性活动击破意识内在性的束缚，以批判性、创新性作为其理论特征，根据社会实践的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遗憾的是教条主义者却看不到这一点，他们僵化地生搬硬套现成原则、概念来处理问题，将思想理论奉为一成不变的“神圣之物”，只能狭隘地窥探到思想理论对现实的单方面作用，却不曾洞见现实对思想理论的反向作用，不懂得伟大的思想允许每一代人以自己的理解对其进行创新和拓展。马克思曾明确宣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面对蒲鲁东把永恒原理作为历史出发点的论调，马克思批判道“蒲鲁东先生看不到现代种种社会制度是历史的产物，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们的发展”。也就是说，蒲鲁东固守教条主义的视角是将一般原理或原则视为永恒的真理照搬到全部历史之中，其后果不言自明。拉萨尔将英国宪章派的普选权口号与法国毕舍的国家对协作社的帮助机械地拼凑起来，教条化地照搬到德国工人运动中。马克思对此的评价是，“他忽略了德国和英国的条件是不同的”，进而“陷入了蒲鲁东的错误之中”—脱离了阶级实践运动的现实基础，以无批判的教条主义来规定革命实践。不同于那些沉醉于纯粹思辨理论图景之中的哲学体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通过对象性活动与现实世界紧密结合，伴随时代的发展不断得以推进和拓展。
“守正创新”意味着依循唯物史观的创新本性，原则性地拒斥和摒弃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往往以正统和纯洁思想的名义割断理论与现实境况的联系，将个别词句当作僵死的行动纲领，拒绝对具体问题展开具体分析，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明确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马克思对巴黎公社革命者拒斥教条主义、充分发挥创新精神的做法称赞道：“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对其科学性和真理性的一种戕害，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而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不考虑中国城市革命力量薄弱的实际情况，盲目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社会主义实践，废止教条主义都是至关重要的。显然，唯物史观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创新则是唯物史观的固有本性，实现守正创新就不能不准确把握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及其开放性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质言之，只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才能实现对理论的“守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蕴的守正创新，本质重要地坚守了唯物史观及其创新本性，在结合时代特质、植根伟大变革的中国实践中，独创性地拓展了唯物史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在发展，事业在前进……什么事情都要看一百多年前是怎么说的、几十年前是怎么说的，不能越雷池一步，只能亦步亦趋，那还怎么前进？！那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是基于“两个大局”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的新判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准确指明了当前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遵循了唯物史观所揭示出的历史发展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理论的新命题，在深谙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基础上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已发生转变的全新判断。应当说，守正创新是在新时代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建构，在坚守唯物史观创新本性的基础上作出许多重大原理性创新。面对“两个大局”，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与拓展了唯物史观历史发展大势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政治交往、经济交往、文化交往等方面开创出了通往“真正的共同体”的新路径。二 “守正创新”的展开路向：深入新时代的社会现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通过守正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守正就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但不是刻舟求剑，还要往前发展、与时俱进，否则就是僵化的、陈旧的、过时的。”这意味着，只有在不断创新中才能实现“守正”，但“创新”必须行进在历史的正确方向—坚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上。依照唯物史观，守正创新应当在空间维度上依循社会定向深入中国的社会现实，还应当在时间维度上按照历史定向把握时代特征。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深刻地切中了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境遇，还实事求是地把握住了新时代所处的历史方位与前进方向，“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一 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新”：深入中国具体实际的社会定向
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社会定向原则即为“社会现实的观点”。关于“社会现实”，马克思与黑格尔具有一致性。黑格尔的社会现实观点动摇了抽象个人的出发点以及“契约论”的思想建构，黑格尔认为历史理性的出发点并不是以抽象孤立的方式存在的个人，而是社会的现实—由这种现实的实体性内容所规定的人的活动。就黑格尔哲学的积极意义而言，黑格尔的社会现实的观点阻止了关于法和道德的抽象空谈，将抽象的法和道德本质性引导到“伦理”的领域中，也就是家庭、市民社会以及国家在其中活动的那个领域—社会生活的领域。然而，黑格尔却将“现实”中作为“本质”的东西归结为理念，并未能挣脱意识内在性的束缚。我们不难看出，即便马克思在辩证法领域与黑格尔保持着关乎本质的联系—以切中社会现实为目的，但二者在存在论根基上是截然相反的。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将“现实”中作为“必然性”起作用的东西归结为理念，而黑格尔所谓的理念不仅是唯一的普遍者，而且是自我活动者，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神秘主义。易言之，黑格尔用以扬弃各种抽象的立足点却仍然是对抽象物—抽象的思想物—的终极辩护，而马克思所强调的社会现实则是置于生活世界之中的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以此为原则所建立的唯物史观必然要求深入到社会现实之中。如此便确定了唯物史观具体化的社会定向。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所展示出来的守正创新这一鲜明的政治品格，充分彰显出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社会定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守正创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同“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展开的斗争，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关乎本质地深入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及时纠正了党的工作作风和指导思想，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现实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实践探索中的守正创新，彰显出的是唯物史观“深入社会现实的观点”。面对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毛泽东提出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社会实际境况进行“第二次结合”，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无疑，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坚持守正创新的重要理论成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把握住了“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果断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从而提出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任务，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航程。这正是依循了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社会定向，其不仅守住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正”，而且成功开创了解放思想之“新”，开辟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刻遵循着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深入切中了新时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判断新命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一方面，缘于对唯物史观社会发展方向与我国切实情况的正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立足于中国国情，实现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效结合，成功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还准确判断了当代中国在世界格局所处的位置，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要坚守正道、追求真理，立足我国国情，放眼观察世界，不妄自菲薄，不人云亦云”。面对单边主义逆流横行与强权政治沉渣泛起，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世界历史理论为基础，原创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中国模式，为超越资本逻辑所主导的不平等交往模式贡献出了中国智慧。二 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之“新”：把握时代发展特征的历史定向不难发现，唯物史观内蕴的创新本性与具体化发展同样需要依循历史定向。黑格尔首次提出了历史原则，并将其引入哲学领域。恩格斯通过将黑格尔的命题“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解读为“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阐发了贯穿于一切事物之中的历史性；这意味着必须将事物把握为历史之发展过程，“只有历史的生成才真正消除事物和事物概念的—真实的—独立性及因此而造成的僵硬性”。黑格尔率先将现实的世界提升为哲学的内容：“哲学的内容就是现实……所以哲学必然与现实和经验相一致”，却将哲学内容理解为现实在自我意识中的展开和实现过程。换言之，脱离历史之经验内容的形式规律从根本上来说是不现实的，它们只不过是在意识领域内的空洞抽象。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历史原则仍旧无法突破意识之内在性的束缚，不能不受困于抽象的思辨理性的囹圄。马克思在本体论根基处对其进行了颠倒—“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的形态”。马克思将黑格尔所揭示的历史原则从自我意识中拯救出来的同时，也将世界历史的现实性从绝对精神迁移至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并不是由作为抽象原则的“外部反思”所把握的单纯“质料”，而是历史原则的本体论根基。由此，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深深植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之中，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科学的抽象”，“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必须依据不同的时代条件展开具体化运用和创造性发展。
“守正创新”依循唯物史观的历史定向，意味着必须以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进程为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创新意味着对已有历史进程的发展与超越，历史“已有”—已然发生的历史事实—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创新的方式与方向，如果不以历史的“已有”作为切实基础，那么，创新也就无从谈起。在唯物史观而言，人们对于历史的创造“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如果不尊重历史发展规律，超前或落后于所处的历史阶段都无法有效“守正”；如果不能准确把握历史机遇而空有“创新”的欲望与热情，便有可能沦为不切实际的浪漫空谈，甚至走向歧路招致严重代价。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准确把握历史方位、始终坚守历史正道、明确历史前进方向的基础上展开的守正创新，是在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性承继、对其内容的实践性建构和对其目标的超越性指向。具体而言，其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承继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系列成果以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已然成为把握外在世界的先在条件，同时在新时代这一全新的历史方位中，使其理论内涵得到积淀和提升。其二，习近平总书记面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的时代课题，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凝练出“十个明确”重要思想内容，凸显出“进一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的创新精神。其三，形成于新时代并作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坚守基本时代定位，又蕴含着超越这一历史阶段的价值关切—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简言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的精神精华，所展现的是承继历史、立足现实、面向世界、追求未来的富有辩证法思想的历史观，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实现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三 “守正创新”的价值指归：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唯物史观不仅揭示了社会现实的发展方向，而且明确从“个体”层面与“类”层面表达出鲜明的价值指向。从价值论维度而言，守正创新的唯物史观意蕴在于始终坚持鲜明的人民立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既要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以实现个体解放，还要在类层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一 “守正创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唯物史观主张实践包含着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辩证统一，即历史发展规律中蕴含着人类的价值目的，而人类的价值目的必须遵循历史发展规律才能实现。但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马克思揭示出的历史发展规律存在着“人学的空场”。事实上，尽管历史发展规律在唯物史观中处于显性的位置，价值原则却是一条隐性但不可忽视的中心线索，如果对其视而不见，唯物史观便沦为丧失人文价值关怀的“客观历史编纂学”。在唯物史观而言，实践活动是人们为了实现主体价值目的而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外在的自然界通过与人类主体对价值目的追求的实践活动产生联系。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描述人类社会变迁的历史规律，是建立在以外在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为基础的生产力系统之上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世界历史的演变这三者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从价值层面而言，“守正创新”的唯物史观意蕴在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无论是何种意义上的创新，都必须坚守人民至上的理念，忽略了这一点就谈不上“守正”，遑论以人民利益为价值取向的“创新”。因此，在价值维度上，“守正”坚守的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的初心，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事业和新时代伟大征程的合目的性表达；“创新”则是要把这一重任进行具体化与时代化的落实与行动，是实现这一重任的合规律性表达。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守正创新应当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中开展。一方面，唯有始终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创新才能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必须始终坚守唯物史观的合目的性原则，尤其是坚守始终为人民谋幸福，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合规律性的创新才能实现造福人民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当前，我国已经全面实现小康、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既要坚守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又要结合当下的具体国情与实际历史阶段，发挥历史主动精神、主动识变应变求变，进一步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等问题，始终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创造性实践与奋斗精神，以期早日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二 “守正创新”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融汇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之中，由此生成了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新论断，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旗帜鲜明地彰显出唯物史观的价值导向—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唯物史观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宽泛而言，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但究竟是哪些人—人民群众抑或少数英雄人物—创造了历史却发生了分歧。黑格尔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伟大的英雄人物才是绝对精神的受托人，担当着推动历史发展的大任。尽管黑格尔的历史原则为唯物史观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但黑格尔对历史的表达只是以一种概念史、精神史的方式描绘自我意识的演变进程。鲍威尔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甚至将人民群众视作“精神的真正敌人”与历史发展的阻力。就其本质而言，英雄史观不外乎是剥削阶级奴役和愚弄人民的思想工具。而马克思则主张，“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对象性活动过程。
“守正创新”所蕴含的唯物史观价值意蕴在于坚守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通过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向人民群众汲取智慧，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意味着在满足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基础上，产生了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多方位、多层次的需求，这是关于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性表现。唯物史观向我们揭示了人民群众在通往“自由之路”中所蕴藏的无限智慧和巨大能量，要满足美好生活的需要就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进而言之，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首先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科学且正确的组织和引导，帮助人民群众最大程度地实现自身利益，将自发的行为上升为自主自觉的积极创造。面对资本逻辑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只有坚决而又彻底地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经济社会发展按照“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进行，使人民摆脱被资本的奴役而走向自由全面发展。其次，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必须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亿万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所发挥的创新精神是我们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但这种创造性的实践探索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盲目自发地进行，而是必须坚守科学的顶层设计所擘画的战略部署与发展方向。最后，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必须坚守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发挥人民的创造性力量以通向“自由王国”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深入人民群众之中，如此才能知晓何时何处需要守正、何时何处需要创新。“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人民群众是社会生活的亲历者，不仅能真切地反映社会现实，而且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三 “守正创新”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旨趣我们清楚地知道，守正创新的价值指向在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进一步迈向人类解放这个长远目标的必经之途。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也就是说，推进历史发展演进与人类解放既要立足本国国情，还要置于世界历史的时空向度之下，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这意味着：其一，世界历史虽然最初由资本所开拓，其必然趋势却是实现共产主义。其二，守正创新的最终价值指向在于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即“自由人的联合体”。其三，特定国家的发展只能在“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之中才能彰显。毋庸置疑，“守正创新”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品格，则必然呈现出世界历史意义—对人类文明进程与人类自由发展的推动。这本质重要地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守了唯物史观历史发展道路的普遍主义向度，还开创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诸多风险挑战，“守正创新”意味着在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同时，立足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未来指向，开创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新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以资本为主导的、充斥着不平等的人类交往模式，使得尊重、平等、包容、互利成为交往的真实原则，不仅开创出了扬弃资本逻辑的可能性方案，而且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现代化模式。此外，“守正创新”还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仅应当继承发扬中国的文明传统，还应尊重并包容一切文明与文化，文明与文化是在交流互鉴中才得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党的百年辉煌历程生动地展现了我们党在坚守本国文明传统的同时，以开放包容的态度面对世界不同类型的文化与文明，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从不同文明中汲取智慧。“守正创新”的价值追求不只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是从“胸怀天下”的高度出发，以“自信自立”的姿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仰信念，积极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期实现全人类的共同解放。四 结 语
概而论之，“守正创新”准确把握住了唯物史观的实体性内容：意味着与“外部反思”的根本脱离，对唯物史观具体化原则以及开放性、创新性理论特征的继承与发展；意味着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准确地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历史现实，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意味着要始终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向人民汲取智慧、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进行合规律性的创新，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已经行进至关键阶段，就更加迫切地要求坚持守正创新，在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在对社会历史现实的把握中、在对未来的主动战略擘画中，深化并发展对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为现代化范式的多元建构提供独特的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中国智慧，并充分展现出中国道路的“世界向度”，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性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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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均霞 | 当代乡村亲属关系的节日实践——以一个鲁西南家庭的春节为例
当下经济问题探讨
李湛, 刘波 | 中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属性、逻辑关系与时代价值
宋书新, 陈绎润, 温军 | 贸易摩擦与技术创新：基于跨国数据的经验分析
李寿喜, 张珈豪 | 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与城市碳排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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