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新, 陈绎润, 温军 | 贸易摩擦与技术创新：基于跨国数据的经验分析
贸易摩擦与技术创新：基于跨国数据的经验分析
文 / 宋书新, 陈绎润, 温军
摘要：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贸易摩擦已成为世界各国维护国内经济秩序与产业安全的重要工具。创新在经济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贸易摩擦是否妨害了目标国的技术创新值得深入探讨。基于2000—2015年全球119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研究贸易摩擦对目标国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其结果显示：贸易摩擦显著抑制了目标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这一结果在选取不同的贸易摩擦衡量方式、更换创新度量指标、引入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贸易摩擦主要通过降低对外开放度和阻碍国际人员交流从而损害目标国的技术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目标国优化产业结构、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和增强政府效能可以显著抵御贸易摩擦对其技术创新的不利冲击。在贸易摩擦频发的背景下，中国等后发国家应坚定贸易自由化、多元化与便利化发展战略，完善对外开放新格局、扩大高端人力资本对外交流、促进产业组织合理化，以进一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关键词：贸易摩擦 ; 技术创新 ; 对外开放度 ; 国际人员交流
本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当下经济问题探讨 栏目
作者简介｜PROFILE
•宋书新,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陈绎润,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温军，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
目录概览
一 引 言
二 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说
三 研究设计
四 实证分析
五 进一步讨论
六 结论与启示
全 文
一 引 言
近些年来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国家间政治、经济和科技竞争不断升温，贸易冲突日益深化。伴随着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在全球贸易价值链中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已然成为世界各国发起贸易摩擦的重要目标国家。贸易摩擦对相关国家的经济运行产生了何种影响呢？现有文献已从进出口贸易、投资跨越、企业生产率以及社会福利等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王孝松等, 2014; 杨连星、刘晓光,2017; 樊海潮、张丽娜,2018; 鲍晓华、陈清萍,2019）。但迄今为止，尚无文献就贸易摩擦对相关国家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研究。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广泛开展，世界各国围绕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以及清洁能源等领域展开了激烈竞争，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至关重要。因此，如何评估贸易摩擦行为对目标国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以及缠清其潜在的作用渠道已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谢申祥、王孝松, 2013；沈昊旻等, 2021）。
始于Gao和Miyagiwa（2005）对贸易摩擦与企业创新之关系研究的开创性贡献，后续学者围绕贸易摩擦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这些文献主要基于企业层面数据展开，运用国家或跨国层面数据的相关研究几近于无。关于贸易摩擦对目标国企业创新的影响，有促进论和阻碍论两种观点。前者如奚俊芳和陈波（2014）等学者认为贸易摩擦能够扩大受制约企业创新的边际收益、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意愿，进而激励其增加创新投入；而后者如沈昊旻等（2021）等则认为对华贸易摩擦加剧了中国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抑制了企业研发行为。
应当指出的是，企业层面的研究多着眼于微观视角，侧重于分析企业个体对贸易摩擦行为的技术创新反应。但当国家间的贸易摩擦频繁发生，已成为一种国家层面常态化的现象甚或是国家间的战略博弈手段时，仅从微观层面进行研究是非常不充分的。因此，进行跨国研究十分必要。鉴于此，本文拟从跨国宏观和实证层面对如下问题进行探讨：第一，贸易摩擦行为是否对目标国的技术创新产生负面影响？第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其作用机制是什么？第三，这种负面影响是否会因目标国之间产业结构、金融发展水平和政府效能的不同而不同？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研究视角不同，不同于以往文献主要从企业视角出发，本文选取跨国视角研究贸易摩擦与国家技术创新的关系，发现贸易摩擦显著抑制了目标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由此从国家或宏观视角补充和丰富了有关贸易摩擦与技术创新的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深化了对贸易摩擦经济后果的认识；第二，作用机制不同，现有文献在分析贸易摩擦对技术创新的不利影响时，“融资约束”和“风险承担”是它们概括的主要作用机制，而本文则发现贸易摩擦主要通过降低对外开放度以及阻碍国际人员交流进而对目标国技术创新产生负面不利冲击；第三，本文扩展分析表明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与政府效能水平更为优质的国家，其对贸易摩擦的技术创新抑制效应有着更加良好的抵御能力，从而揭示了贸易摩擦与国家层面技术创新关系的环境异质性特征。据此，本文进一步为贸易保护主义环境下中国等后发国家积极有效应对贸易摩擦的负面冲击，提出了相关政策思路与决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说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是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源泉（Romer, 1986, 1990; Aghion & Howitt,1992）。伴随着全球经济和产业竞争的加剧，逆全球化浪潮、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日益抬头，贸易冲突不断升级。贸易摩擦作为对外国商品在本国市场贸易时采取的抵制措施，成为世界各国的主要贸易保护和救济手段（Konings & Vandenbussche,2008; 王晰、张国政,2009）。贸易摩擦可能会通过降低目标国对外开放度以及减缓国际人员交流等路径阻碍目标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普遍认为贸易摩擦会导致被诉国进出口商品价格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削减，从而造成被诉国对外贸易受阻、对外开放度下降等负面影响（Lu，et al.,2013; 鲍晓华、陈清萍,2019），这又会进一步阻碍目标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第一，根据贸易摩擦的经验研究，贸易摩擦对指控对象国进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为贸易限制效应、贸易转移效应与贸易调查效应三个方面（沈国兵，2008）。首先，就贸易限制效应（trade restriction effect）而言，由于目标国遭受贸易摩擦后所涉产品的贸易成本上升，这会造成他国对该产品进口数量与进口金额的减少，从而抑制相关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贸易开展（王孝松等,2014; 鲍晓华、陈清萍,2019）。其次，就贸易转移效应（trade diversion effect）来说，贸易摩擦的发生会导致发起方选择非指控对象国家作为其进口来源，从而带来非指控国涉案产品竞争力增强、市场份额扩大，而指控对象国涉案产品价格上升、市场份额下降的贸易转移效果（Brenton, 2001; 陈汉林,2008; 沈国兵,2008）。最后，在贸易调查效应方面，有学者指出即使在未做出终裁的情况下，贸易摩擦本身也会对目标国的相关商品出口起到抑制作用（Staiger & Wolak,1994; Krupp & Pollard,1996）。
第二，贸易摩擦抑制了对外贸易的开展，而对外贸易是国家之间经济技术联系的重要通道，也是国家施行对外开放、实现对外经济联系的重心所在。对外贸易的不利冲击无疑会降低国家的对外开放水平，从而不利于国家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其原因有三：一是进出口贸易是国际技术转移与技术溢出的重要路径，对外开放水平的降低会不利于国家吸收、引进前沿的产品、技术和管理理念，阻碍国家创新能力提升；二是国际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有助于提升行业间竞争力，迫使本土企业追加创新研发投入，对外开放水平的降低则会弱化这种竞争以及由此带来的创新促进效应；三是跨国企业创新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将本国先进技术与被投资国市场相互结合，通过搜集被投资国的市场、文化和制度信息并反馈至本国研发中心，进而开发出适合被投资国的新产品和新技术，而贸易摩擦则会阻断这种创新创意来源。对外贸易能够促进先进经营理念和人力资本流动，随之产生的溢出效应有助于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谢莉娟、王诗桪, 2017）。
现有研究表明，贸易摩擦等东道国发起的制裁措施会通过设置公民出入境门槛等措施阻碍人员的国际化交流。此外，在企业的国际贸易行为中，设备安装、调试、运行、监管、维修等诸多服务过程均需要技术人员的参与。贸易摩擦的施行，可能会造成贸易伙伴国人员在技术知识学习、模仿、交流机会等方面的缩减或中断，这将不可避免地限制国家间知识与技术的溢出。
许多学者的研究证实人力资本交流或流动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人员交流、人才流动与正式或非正式合作能够带来不同地域间知识与技术的碰撞、扩散与融合，实现不同领域之间的有机互补，带来全球范围内技术创新的共同进步（Hovhannisyan & Keller,2015；顾婷婷2016)。不难发现，贸易摩擦对人员国际化流动施加的威慑效果会进一步传导至技术创新发展，进而抑制相关国家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贸易摩擦显著抑制了目标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三 研究设计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119个国家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其中，国家技术创新数据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创新数据库WIPO（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同时，本文借鉴王孝松等（2017）、余振等（2018）的研究方法，选取反倾销代表国际贸易摩擦，相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全球反倾销数据库GAD（Global Antidumping Data）；控制变量数据则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1.创新变量。根据现有研究，专利数据被广泛应用于地区与国家创新水平的衡量之中（温军、冯根福,2012），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择一国在本国的专利申请数量测度国家创新水平，记为Patent，并在实证分析中对其作取对数处理。为了增强实证结论的稳定性，本文还借鉴潘越等（2015）的做法，从创新投入角度选取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这一变量，衡量国家创新水平，记为R&D。考虑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技术创新的重要表现形式，本文又借鉴姚惠泽和张梅（2018）等的做法，另选取全要素生产率度量国家技术创新水平并将其应用于稳健性检验。
2.贸易摩擦变量。本文参考余振等（2018）的做法，首先，从贸易摩擦案件频率和贸易摩擦案件持久度两个方面度量贸易摩擦的影响，前者指的是i国在t年正在生效的贸易摩擦案件数量，后者指的是i国在t年正在生效的贸易摩擦案件所持续的时长。其次，按如下两点具体计算两类贸易摩擦变量：一是两类变量均采用“存量”数据方法将贸易摩擦案件数据进行逐年加总，以充分考量贸易摩擦的过往影响（杜凯、周勤,2010; 杨连星、刘晓光，2017）。二是采用四种方法定义贸易摩擦案件的开始时间，分别为：（1）目标国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年份；（2）目标国被发起反倾销调查后被初步判定存在倾销行为的年份；（3）目标国被发起反倾销调查后发起国初步判定遭受到实质性损害的年份；（4）目标国被发起反倾销调查后被最终判定存在倾销行为的年份。基于此，本文共定义了8个变量来度量贸易摩擦的影响：分别为：Ninit、Np_dump、Np_inj、Nf_dump、Dinit、Dp_dump、Dp_inj、Df_dump。上述相关变量的具体含义，详见表1。
3.控制变量。借鉴诸如魏守华等（2010）、Wen等（2018）众多学者的研究，本文加入影响技术创新水平的其他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外商直接投资（Fdi）、产业结构（Industry）、人口密度（Pop）、对外开放程度（Openness）、教育水平（Education)、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上述相关变量的具体含义，详见表1。
四 实证分析
技术创新具有路径依赖特征，过去的创新水平会影响当前的创新能力，故借鉴潘越等（2015）和Wang等（2019）诸多学者的做法，本文构建如式（1）所示的基准计量模型，实证分析贸易摩擦对国家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
其中，Innovationit为技术创新水平的衡量指标，Innovationi,t−1为其滞后项，Conflictit为贸易摩擦变量，Controlit为控制变量，Ui是国家固定效应，Ut是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为了更好地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对实证结果的影响，确保模型估计结果的有效性与稳健性，本文运用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的系统GMM（System GMM）方法来进行估计。
二 实证检验
贸易摩擦对国家技术创新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如表2 。表2中的模型分为两组，模型1至模型4为第一组 （即（1）至（4）列），模型5至模型8为第二组（即（5）至（8）列），各组的区别在于技术创新度量指标的不同。第一组采用专利申请量的对数度量技术创新，第二组采用R&D度量技术创新，每组回归均控制了国家个体和时间个体效应。表2中Sargan 检验的p值在0.3和0.6之间，表明过度识别约束有效。AR（1）检验结果对应的p值均小于0.01，AR（2）检验结果所对应的p值均大于0.01，表明样本的残差序列只存在一阶自相关，不存在二阶以上的序列相关性。上述检验结果均表明模型中工具变量选择合理，模型识别有效。
由于表2中两组模型的回归结果并无实质性差异，因此，本文主要以第一组为例就贸易摩擦对国家技术创新水平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表中第一组中，Ninit、Np_dump、Np_inj以及Nf_dump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且均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以四种起始时间计量方式所得的贸易摩擦变量均显著抑制了国家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第二组的回归结果也显示，贸易摩擦的发起与施行会显著降低该国的技术创新投入。上述实证结果表明：贸易摩擦的实施与加剧，总体上会显著抑制国家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本文的假说得到验证。
此外，表2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GDP）的系数显著为正，与大量研究结果相符，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往往更有能力开展研发投入与人才培养，从而为国家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带来更好的支持。产业结构（Industry）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产业结构调整能够增强技术创新的吸引力。受教育程度（Education）变量的回归系数表明，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能够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积累，带来技术、知识、理念等多种要素的溢出，从而能够显著促进国家技术创新水平提升。
1.更换被解释变量。为进一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还将创新衡量变量替换为全要素生产率，该回归结果如表3。由表3可见，不同起始年份计量方式下的案件数目与持续时长所反映的贸易摩擦变量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且至少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贸易摩擦的发起或实施不仅降低了国家的专利申请数量与研发投入强度，同样也会显著抑制目标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因此，本文的基础回归结果是稳健的，本文的假说得以进一步证实。
2.更换解释变量。为了增强贸易摩擦变量衡量方式的丰富性，提高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水平，本文还以贸易摩擦案件持久程度变量替换贸易摩擦案件频次变量开展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表4中Sargan 与 AR 检验所对应的p值均表明模型有效。表4显示，产出与投入两种角度的创新考量方式下贸易摩擦变量对应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贸易摩擦对国家技术创新水平的抑制效果会随着其持久程度的增长而加剧，一国遭受的贸易摩擦持续时间越长，贸易摩擦在该国发挥的威慑效力越强，对目标国技术创新产生的负面作用也就可能越大，这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的假说。
3.工具变量法。贸易摩擦抑制了技术创新，但创新水平的提升也有可能触发贸易摩擦行为。为了更好地解决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除了在基础模型的分析中采用系统GMM方法外，还借鉴Guo 和Jiang（2013）等学者的做法，采用工具变量法做进一步的处理。本文以当年除被指控国家外其他所有国家遭受的贸易摩擦案件数量的平均值作为该国遭受贸易摩擦变量的工具变量。这个工具变量的选取基于如下考虑：在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迅速抬头的情况下，同一时期较多国家会对其他国家发起贸易摩擦，遭受指控的国别对象也越发具有普遍性（沈国兵,2008）。因此，该工具变量可以满足相关性要求，此其一。其二，一国所遭受的贸易摩擦并不会影响到他国的技术创新发展。在此情况下，该工具变量可以基本上满足外生性要求。表5描述了各工具变量对相应内生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各模型相应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除被指控国家外，其他所有国家遭受的贸易摩擦与该国当年遭受贸易摩擦之间高度相关。
表6描述了以工具变量表征的贸易摩擦对目标国技术创新水平影响的回归结果。表6显示，在专利申请数量与研发投入强度两种创新指标下，贸易摩擦变量所对应的系数均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进一步说明贸易摩擦对目标国技术创新发展产生了抑制效果，也即表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1. 对外开放程度。前文理论分析表明，贸易摩擦主要通过降低目标国的对外开放度从而损害其技术创新水平，本文将对这一机制效应进行证明。本文首先在全样本中将对外开放程度变量取均值，接着将样本按照对外开放程度是否高于均值分为高低两组，并分别进行子样本回归。实证结果见表7。表7中（1）—（4）列为高组回归结果，（5）—（8）列为低组回归结果。Sargan和AR（1）、AR（2）检验所对应的p值同样支持了模型建立的有效性。表7显示，无论是Panel A中以专利申请度量技术创新，还是Panel B中以研发投入度量技术创新，贸易摩擦变量在高组中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而在低组中则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贸易摩擦确系通过抑制目标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从而对其技术创新水平带来不利影响；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贸易摩擦对技术创新的不利影响在对外开放程度更好的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
2.国际人员交流。本文继续采用分组方法验证国际人员交流在贸易摩擦对技术创新影响中的机制效应。其中，国际人员交流数据来源于KOF瑞士经济学会发布的人际全球化指数。该指数测度涵盖了国际旅行、高等教育、移民等国际人员交流的多种方式，可以较为全面地衡量国际人员交流程度。我们将全样本中各国人际全球化指数按高低排序后计算平均值，并进一步按照是否高于均值而将样本分为两组并进行相应回归，结果见表8。表8中，（1）—（4）列为以专利申请量和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情形下高组的实证结果，而（5）—（8）列则为低组的实证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国家国际人员交流程度高于均值时，贸易摩擦变量系数在所有模型中均高度显著为负，而低于均值时，贸易摩擦变量的回归系数则均不显著。这表明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形下，贸易摩擦对技术创新发展的阻碍效果在国际人员交流更为频繁的国家表现得更为严重。
五 进一步讨论
前文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表明，贸易摩擦的发生与持续十分不利于一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因此，在贸易摩擦频发背景下，进一步思考国家技术创新水平的改善方式，明确如何更好地抵御贸易摩擦对国家技术创新的不利冲击十分必要。本文将结合对外开放程度与国际人员交流等贸易摩擦抑制技术创新发展的中介作用机制，探讨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和政府效能等3个国家层面因素在缓解贸易摩擦对目标国技术创新不利影响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是金融发展的作用。既有研究表明，金融发展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分散贸易风险、减轻逆向选择等方式缓解信息不对称性、提高融资效率，进而提升相应行业的比较优势与贸易规模，促进一国的进出口和国际化（孙永强、万玉琳,2011）。既然贸易摩擦的发生或施行可以通过对一国对外开放水平施加不利影响从而阻碍技术创新发展，那么可以预见，相比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贸易摩擦对技术创新的不利影响要小。为了证实这一点，本文在现有模型基础上引入贸易摩擦变量与金融发展水平的交互项做进一步扩展检验，回归结果见表9。由表9可见，贸易摩擦变量与金融发展水平的交互项Ninit×Finance、Np_dump×Finance、 Np_inj×Finance以及Nf_dump×Finance在8个模型中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金融发展对贸易摩擦的技术创新抑制影响有着正向调节能力，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该国更好地抵御贸易摩擦对技术创新的不利冲击。
二是产业结构的作用。根据现有研究，产业结构在优化升级过程中所累积的专业化、技术化、先进性的生产要素也会有助于改善一国的进出口结构，促进该国产业内对外贸易水平的提升，搭建国家间人员交流合作的桥梁。此外，产业结构较为高端化的国家，其产品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竞争力，即使遭受贸易摩擦，仍可以通过“第三方效应”，增加向其他替代国的出口（Yang，et al.,2009），从而有效缓解贸易摩擦对技术创新的不利影响。为此，我们在基础模型中引入贸易摩擦变量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以探讨产业结构优化是否有助于目标国更好地抵御贸易摩擦对技术创新的不利影响。相关回归结果显示，不同起始年份计量方法下的贸易摩擦变量与产业结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这一结果在产出与投入两种角度的技术创新衡量方式下均成立。这说明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对于目标国遭受贸易摩擦所造成的技术创新抑制效应确实有着积极的调节效果。
三是政府效能的作用。作为促进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改善社会福利等任务的主要承载体，政府能够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影响该国的产业导向、创新要素引进、劳动力市场改革、外交举措以及国际科技合作，在进出口贸易改善与国际交流合作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效能体现着国家政府部门制定与执行政策的合理性、有效度与行政资源配置能力。前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贸易摩擦主要通过降低对外开放水平和阻碍国际人员交流的方式抑制一国技术创新。因此，本文认为政府效能水平更高的国家，更有能力从国家宏观调控上整体削弱贸易摩擦的技术创新抑制效用。为此，本文采用在基本模型中增加贸易摩擦变量与政府效能交互项的方法，考察其在缓解贸易摩擦对目标国技术创新发展冲击的调节效果。对于政府效能，本文选取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治理指标》（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中“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iciency）这一指标进行度量。相关回归结果显示，贸易摩擦变量与政府效能交互项的系数在所有8个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这说明，提升政府效能有益于目标国应对贸易摩擦对其技术创新带来的负面效应。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全球反倾销数据库，选取2000—2015年世界119个国家跨国数据为样本，采用系统GMM模型，探讨了贸易摩擦对目标国技术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结果发现：第一，贸易摩擦显著抑制了目标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与没有遭受贸易摩擦的国家相比，遭受贸易摩擦的国家其专利申请、研发投入及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下降，这一结果在选取不同的贸易摩擦衡量方式、更换创新度量指标、引入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第二，贸易摩擦主要通过降低对外开放度和阻碍国际人员交流等途径损害目标国的技术创新水平；第三，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和政府效能水平越高的国家，贸易摩擦对其技术创新造成的不利影响越小。
上述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它表明遭受贸易摩擦确实会显著抑制目标国的技术创新。中国等贸易摩擦目标国可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削弱贸易摩擦对技术创新的不利影响：第一，应坚定贸易自由化、多元化与便利化发展战略，有计划、有步骤地完善对外开放新格局，争做世界贸易投资规则调整的参与者、制定者和引领者。第二，要多措并举扩大高端人力资本对外交流。应积极甄别、建立和扩展与第三国的多层次、全方位国际人员合作，允许并鼓励目标国的个人和团体到第三国从事学术交流、培训和学习，降低甚至抵消由发起国对目标国的人员交流限制而产生的人力资本形成缩减和知识溢出割裂等损失。第三，促进产业组织合理化，为现代服务业和以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为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制定良好的产业发展规划，有效带动产业升级，提升出口企业及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和长期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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