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湛, 刘波 | 中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属性、逻辑关系与时代价值
中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属性、逻辑关系与时代价值
文 / 李湛, 刘波
摘要：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愈来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属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纳入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范畴，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历了不同的演进阶段，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是新时代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选择。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具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特性，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组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制度创新，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科技创新 ;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创新驱动发展
本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当下经济问题探讨 栏目
作者简介｜PROFILE
• 李湛，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波，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目录概览
一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演进
二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是新时代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选择
三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特性
四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的逻辑关系
五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时代价值
全 文
2012年党的十八大决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将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作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举措。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十条历史经验，其中包括坚持理论创新、坚持中国道路和坚持开拓创新。该决议指出，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敢为天下先，走出了前人没有走出的路，任何艰难险阻都没能阻挡住党和人民前进的步伐。2022年党的二十大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十八大以来党的一系列重大决定决议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充分说明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战略，科技创新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而保障和支撑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在新时代中国创新经济发展中表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制度保障作用，成为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李湛，2022）。党的二十大决定，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统筹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强化科技战略咨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因此，进一步发展和厘清我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系、内在逻辑和独特价值，对于发展和丰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促进我国创新经济高度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对于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演进
回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制度变迁始终内嵌于社会改革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国经济制度的探索、改革和演变史。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产生、构建和演变，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从封闭到开放的复杂而曲折的过程，具体体现为从公有制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变迁，从按劳分配向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变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等制度演变。
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中，对未来社会主义进行了理论探索，认为经济制度是社会制度结构的基础，而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全部经济活动的基础，因此决定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汤在新，2004）。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必定完全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自由人联合体共同占有使用生产资料和按劳分配，“社会生产的计划调节”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原则。苏联是世界上首个实践社会主义的国家。1918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应该是生产资料全社会公有、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不存在剥削等，把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社会主义的制度设想变成了实践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安排。列宁之后，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形成了第一个完整、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具体表现为：一是实行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三是消费资料实行按“劳”实为按“职业、职位”的差别收入分配制度。计划经济体制具有能快速集中有限资源进行重点建设的优势，助推了苏联迅速发展成为世界超级强国。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也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蓝本。
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头选择照搬苏联模式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新中国成立之初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通过实施“一化三改造”路线，将私有制经济改造为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到1956年底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正式确立，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后20多年间，遵循马克思所设想的“经典社会主义”模式，逐渐形成了以单一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初，计划经济发挥其快速集中有限资源办大事的优势，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加快建立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渐凸显，激励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结构扭曲等制度缺陷逐步显现，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压力迫在眉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通过改革解决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在制度重构过程中，将生产力发展嵌入中国制度变革进程中，基于中国国情和遵循社会主义制度变革的规律，充分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优势，以建成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改革开放初期，根据新的时空环境和社会主义实践需要，针对过去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主观教条、照抄苏联模式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教训，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命题。通过一系列经济政策的调整、制定和突破，持续推动经济制度不断重构和创新，保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处于动态优化过程中。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处于初级阶段，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中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始关注商品经济发展。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 、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前期实践和理论的积累，最终中国的经济制度改革实现将社会主义的特征与市场经济的规律结合起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方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认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提升非公有制的经济地位。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和十九大不断深化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和创新。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肯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加明确强调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同等重要性。2019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将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和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纳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范畴，凸显了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和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将是中国下一步经济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向，经济发展将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和对外开放作为支撑动力。2022年10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提出，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满足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符合国情的生产关系选择，是基于中国国情对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的重大突破与创新性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在实践中创新经济制度，用制度有力指导实践和生产，从制度层面为中国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我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跃升为世界第二，人均GDP在2019年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经济实力的提升带动科技实力、军事实力、文化实力等各项国力提升。精准扶贫等制度的实施，进一步减少了贫困人口的数量，改善了国民的生活水平，共同富裕取得长足进步。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日趋完善，市场配置资源能力和效率快速提升。
回顾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变迁历史，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是制度建设的根本目的，经济制度变迁经历单一公有制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于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制度内核，不断拓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涵，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三位一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始终重视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将中国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嵌入中国经济制度改革进程中，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支撑创新发展。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广义上可被理解为一个时期科技创新活动所依从的制度框架和制度机制，是科技创新活动的制度保障，是影响科技创新的内生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有必要将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上升到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范畴，使之成为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制度支撑。进一步凸显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经济发展制度保障作用，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新发展。
二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是新时代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中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科技、制度、文化等领域的巨变为人类理论创新研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实践依据。中国科技现代化的历程，集中体现了一个落后农业大国如何探索实现科技现代化的相关发展理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理论、开放合作发展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等，必将为落后国家的科技现代化发展和建立经济增长理论提供最生动的实践案例。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发展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变迁过程。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存在紧密的逻辑机理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构建中具有显著的理论特征、组成价值与独特效应。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思路、重要模式与关键对策，具有重大的实际应用价值和理论指导意义。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仍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问题。发展归根结底属于生产力范畴。传统政治经济学强调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从而附带引入生产力（洪银兴，2016）。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不断丰富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生产力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地位逐步提升。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和发展进入新阶段，我国将面临新的条件约束和复杂经济问题，需要在经济学基本理论上取得新突破，以形成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特色经济学理论。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一要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核心，生产力发展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唯一途径。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阶段，中国从经济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落后阶段，需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因此，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看，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机会窗口”，中国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科技体系，建成了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链，生产力发展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提升了中国综合国力，中国逐渐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时至今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动力作用愈加明显，在2008年金融危机、2010年次贷危机和近年来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期间，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器”，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究其根本，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消除了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促进了其充分解放和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社会主义成功之道。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应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作为重点研究领域，三者组成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在原有政治经济学基础上不仅研究生产关系，也将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从而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做出重大拓展。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叠加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我国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面临巨大挑战，社会主义建设风险增加。生产力发展是突破上述困境的关键，也正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和实施的必要性所在，依靠创新引领发展以突破环境约束。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将创新发展摆在第一位，正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其他发展理念之基，离开了创新发展，其他发展就属于空中楼阁，难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本质是为了寻求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在生产关系层面改革生产关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生产力层面促进生产力发挥作用，最终推动社会主义发展。将创新纳入经济发展理论，是对国际经济发展经验的借鉴，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内涵拓展和重大创新。
创新发展最直接表现为科技创新推动社会各领域的发展。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动力转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最终实现经济发展高质化。科技创新的可持续需要具有激励功能、促进研发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等的体制机制作为制度保障，科技创新的前提是构建一个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科技创新进步缓慢，除了科技创新起步晚、基础薄弱外，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有效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即中国科技创新存在制度约束，导致科技创新长期处于滞后状态。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还是诸多创新要素发挥作用的核心和纽带，有效的科技制度供给能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激励各创新主体发挥其功能和作用（洪银兴，2016；刘诗白，2006）。无效的制度供给反而会扼制创新，“李约瑟之谜”的有效解释是长期的无效科技创新制度供给和创新文化缺失导致中国科技水平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最终使得中国错失了几次工业革命，从而长期处于落后挨打状态。因此，科技创新制度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动力和保障，是实现科技创新的前提条件。
创新是突破经济增长资源约束的关键，科技创新创业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就业增长、产业结构提升、产品多样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创新效应，可实现经济发展空间拓展和生产效率提升，形成经济发展动力的动态更替，不断突破经济增长的稳态水平（洪银兴，2013；李湛等，2018；李湛等，2008：196—219），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将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依靠创新提高发展的质量，从而实现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李湛，2021）。客观地说，当下中国尚未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还需完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相应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作为制度保障，以保证对企业家、科研工作者和社会公民的创新激励，从而为社会发展注入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最终发挥创新的动力作用，以驱动经济创新发展。因此，制度创新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当前，中国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并不足以保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还需在科技管理、创新激励、创新资源配置、知识产权、人才政策等科技制度方面加以完善和创新，通过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制度供给和保障。
新的发展实践孕育新的发展理论，创新发展理论指导开展更好的实践。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科技现代化发展实践，孕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理论、创新驱动发展理论等，汇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现代化发展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科技现代化提供中国理论指导（李湛，2019：367—408）。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内嵌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逻辑、机理关系、组成价值、理论特性和独特效应等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基本内涵和作用价值契合于基本经济制度，反映并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科技创新特征和指导生产活动的制度价值。科技体制改革贯穿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经济制度内涵拓展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以及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形成了“五位一体”的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体系。其中，所有制是基本经济要素产权的基础性制度；分配制度攸关经济动力机制与群体利益协调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资源配置与经济运行的决定性机制；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拓宽市场和全球配置资源机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有的特征。所有制、分配制度、市场经济体制、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和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之间的逻辑联系、功能耦合，构成了相互倚重和相互支撑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制度支撑，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到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等，都是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重要内容，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重要内容。
三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特性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应上升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既符合中国的国情 ，又具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优势的展现。
在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中，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其基本特征从理论上体现为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苏联作为第一个实践社会主义的国家，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曾照搬苏联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适应，阻碍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形成了贫穷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后，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合理地解读社会主义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在此基础上，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运用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存在，形成了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科学技术成为新时期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社会生产力，需要新的制度创新来激发科技创新的生产力。因此，只有建设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和有效性的科技制度体系，才能不断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具有基础性，是经济创新发展最关键的制度，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中具有核心作用，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质量、动力和方向。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作为确保科技创新作为现代生产要素、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成为高质量发展重要动力的关键制度保障，是创新要素产生、获取、配置和使用的制度支撑。把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纳入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坚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物质基础，是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力领域体制机制创新的体现。
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物质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集中体现为通过制度变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前，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只能采取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叠加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率束缚了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对科技与教育的重视打开了生产力发展的“机会窗口”，制度改革形成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供给，多重有利条件共同促进生产力水平快速提升。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经济发展进程是多次重大转型叠加的过程，“制度—技术—结构”动力要素协同驱动社会经济发展（任保平，2019），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优化都是生产力系统提升的内在推动要素，发展动力转化过程正是生产力螺旋上升的过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证明，只有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经济制度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经济制度与生产力的相互促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之源。
我们已进入经济发展的新时代。新时代是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科技强国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等多重叠加的时代，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关键阶段，是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传统经济向创新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成熟的社会主义转变的阶段。从生产力角度来看，新时代是科技创新在生产力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时代，将依靠创新作为第一动力驱动经济发展。在新时代，科技创新处于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地位，是国家工作全局核心，我们将致力于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相结合，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将中国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实现创新型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主导生产力也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的物质基础，因此，科技创新正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关键的物质基础。要保证科技创新对生产力发展的主导作用，需要充分认识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作为生产关系对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它是科技创新发展的内在支撑力。
科技创新是主导的生产力，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为最根本的生产关系，对作为生产力的科技创新具有反作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经济实践过程中通过具体的体制机制呈现，因此，只有制度和体制机制都与生产力相适应，才能促进生产力提高（李萍、杜乾香，2019）。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是影响科技创新最直接最关键的因素，是保证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第一动力最重要的生产关系，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间具有深层逻辑关系。因此，只有将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和调整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形成有效的科技创新制度支撑，才能建设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而激发和释放科技创新活力，推动社会生产力良好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体现了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发生了改变。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致力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王朝科，2020）。二是发展将以人为本。人民的需要已从物质文化需要提升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美好生活需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韩喜平、朱翠明，2020）。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还需从政治、文化、制度、环境等领域着力，全面推动社会主义发展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要矛盾对今后国家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历史性新要求，在追求总量扩大的同时，也需要重视发展平衡充分问题。
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要通过相应的制度建设和创新。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将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力量，其作用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物质基础。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必须以物质为基础，在物质文化需要满足的基础上提升其需求层次。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外部发展环境恶化、要素成本上升等约束条件下，科技创新作为第一发展动力将提升要素使用效率、重塑经济发展动力和突破发展的瓶颈，提高发展的速度、效率及保证其高质量性，最终引领经济发展进而带动社会各领域实现新的发展。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将保障科技创新发挥第一动力效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财富极大丰富，最终带动其他需求要素发展，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二是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要力量。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经济社会体系结构问题，发展不平衡包括经济结构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与生态发展不平衡等方面，发展不充分体现为市场竞争不充分、效率发挥不充分、潜力释放不充分、有效供给不充分、动力转换不充分、制度创新不充分等方面（李伟，2018）。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仅体现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同时也是生产关系所导致的不平衡不充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相互协调问题。从生产力角度来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生产力不够发达的结果，如区域发展不平衡就是区域间生产力发展不够发达所致。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生产关系不适或不完善的物化体现。因此，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一是充分发展生产力，二是对生产关系进行变革或调整，以实现平衡充分发展。为此，应发挥科技创新第一动力作用和引领作用，通过科技创新提升社会生产力，夯实经济基础，从而推动上层建筑的完善，最终推动整个社会平衡充分发展。其中的关键是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造适宜的科技制度环境，通过科技创新提升生产力发展水平，最终推动社会全面平衡充分发展。
四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的逻辑关系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含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制度。将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作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举措，是因为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方面的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核，决定了我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性质和内涵。公有制为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优势与要求，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基础。公有制实现形式是多样化的，可以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非公有制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科技制度的优势，是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基础。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需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国家实验室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逄锦聚，2020）。这是公有制为主体在科技创新领域决定作用的体现，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优势，整合集中国家创新资源投入科技创新关键领域，在科技创新领域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同时，也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非公有制经济天然是市场经济，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非国有资本、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非公有制经济借助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和灵活的经营机制，有效使用创新资源，具有科技创新的活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决定了中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蜕变，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既要保证公有制经济在创新领域的主体优势，又要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创新活力。在资源配置上，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保证市场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作用，政府弥补市场的失灵，两者相互补充，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逄锦聚，2020；李湛、刘波，2021：366—383）。在政府作用上，减少政府对科技创新活动的干预，通过制度设计形成常态化的管理体系，发挥政府引导和协调科技创新活动作用。在创新主体上，不仅要重视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创新主体作用，而且要创造公平适宜的创新环境，保证各种所有制主体的公平竞争，引导和激励社会创新资源的投入，形成高校、科研单位、企业、个人等创新生态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决定了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有利于激发各创新主体的活力，形成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
多种经济成分决定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分配制度攸关经济动力机制与群体利益协调机制。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与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具有相同的生产力基础，是由社会主义生产力状况决定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是为了提高各创新要素的效率，充分调动高校、院所、企业、人才、社会等各方面创新的活力。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能够创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制度环境，保证各创新主体享有公平的创新环境，其本质是保护创新主体和创新要素的收益权利。创新收入的分配方式将按创新生产要素分配，根据各种创新要素在生产服务过程中的投入比例分配相应报酬，即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和信息数据等要素所有者共同参与收入分配。在科技创新进程中，利益关系是重要的生产关系，具有激励功能的分配制度是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重要内容。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能够保护各种要素的财产权，调动科技人才的积极性，激励资本、技术、信息和知识等创新要素投入到科技创新过程中，并且得到优化配置，最终实现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按劳分配与按创新要素分配叠加是科技创新的收益分配机制，将成为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重要内容，而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则成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制度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实现形式。两种制度互利共生，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与科技创新主导生产力相适应的经济制度。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是对原有生产关系的改变，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变迁。将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的重大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资源配置方式，也是社会劳动组织方式（荣兆梓，2020）。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从体制“建立”向制度“定型”跨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与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制度，是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本经济制度。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目的是利用市场配置创新资源，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带动社会创新资源投入创新活动，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府发挥引导协调作用的科技创新体系。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正是市场经济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以适应科技创新发展，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科技创新体制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支撑科学—技术—生产—交换的科技生产周期推进（张云霞，2019），影响科技创新领域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劳动组织方式。科技创新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科技成果产生并转化为生产力，最终通过产品化和市场化实现创新的价值。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为科技创新创造适宜的制度环境，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完善和优化，保障创新的价值实现和动力作用发挥。同时，科技创新体制机制通过在科技创新领域和生产领域发挥作用，进而带动流通、分配、交换等领域变革，影响市场经济发展，最终促进相应的市场经济体制拓展和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相互促进，共同保障科技创新主导生产力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高效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五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时代价值
中国经济发展已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创新驱动发展意味着产品和服务更优质、资源效率更高和创新引领经济发展。创新驱动发展对经济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作为科技创新引擎作用的制度保障，通过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双轮驱动”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创新发展。因此，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已经不仅仅是生产内部的事情，而是成为发展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对基本经济制度已不可或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具有组成价值与独特效应。
当前我国正处于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叠加期，历史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美国动用科技制裁工具，行使科技霸权，对中国科技发展设置障碍，表明科技竞争已关乎国运之争。科技创新在经济生产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突破经济增长极限的最有效手段。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中国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依靠科技创新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发展是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发展动力转换的过程，更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唯一途径。当前，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是要通过科技创新主导生产力发展和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通过科技创新提高经济效益。创新驱动发展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驾护航，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能最大程度地激发创新的活力，使创新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创新驱动发展不仅需要科技创新，也需要科技制度创新，通过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为科技创新提供制度保障。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最直接体现，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作为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基本经济制度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生产关系体现，也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本经济制度具体运行的体制与机制，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有力支撑。
经济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生产、流通、消费等活动中人们行动的规则和程序体系（沈路涛，2020）。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制度性质的最本质反映，具有基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特点，奠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路径。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加快完善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需要提高科技创新制度供给的质量，突破束缚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的障碍，形成保障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制度优势。因此，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在经济生产领域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对其他领域制度建设具有重大影响，将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纳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具有合理性和创新性。中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等机制，是适应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经济制度创新。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着力点，也是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部署，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大创新。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更多是将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而忽略生产力研究将弱化经济制度理论对生产实践的解释力和指导力。改革开放以前，忽略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难以正确指导社会主义发展，甚至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桎梏。改革开放以后，在社会主义实践的教训和经验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不断创新。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明确了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之后，我们将社会主义跟市场经济结合，开创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科教兴国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科技与经济结合到全面支撑引领新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科技创新重大论断，强调“创新驱动是国策”，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这些理论成果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是适应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指导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纳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能更好地全面激发创新引擎作用，从而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顺利实施。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因此，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将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制度支撑，成为发展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领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
将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作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领域，拓展了基本经济制度内涵，明确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动力来源，从而为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制度创新、制度基础和制度保障。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与五大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相呼应，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制度基础和党科学执政的体现。社会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是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制度保障，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将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纳入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范畴，是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拓展，是国家治理能力优化的体现。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的中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外部发展环境，处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发展方式的转型和发展动力的重塑的叠加期，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本经济制度在国家治理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刘鹤，2019）。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拓展，保障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最终带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领域的各方面制度创新，形成高效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同时，其他领域制度建设也会推动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最终，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从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总之，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愈来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属性。将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纳入发展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范畴，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的突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制度创新，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和所有制、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组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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