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米歇尔·埃斯巴涅丨文化迁移研究的人类学维度

Original 米歇尔·埃斯巴涅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01-30

收录于合集

全球思想史研究

文化迁移研究的人类学维度

文 / [法]米歇尔·埃斯巴涅

摘要

人类学多考察欧洲以外的文化迁移现象，但其路径和方法亦对欧洲内部文化史的研究有所启发。如埃文斯·普里查德对努尔人和丁卡人的考察，贝特森对“纳文”和社会分化现象的阐释，都在某种程度上可适用于欧洲文化的研究。部分原因在于，早期人类学的发展正源于欧洲内部现象的“投射”，马林诺夫斯基、弗朗茨·博厄斯和弗罗贝纽斯等人类学家，都对欧洲内部的文化迁移有所体会。此外，语文学和艺术史也发源于文化迁移，并对其方法论有所贡献。最后，人类学也丰富了对三边互动、记忆研究和语义概念史等既有方法的理解。

关键词

文化迁移；人类学；比较研究；全球史

作者简介

[法]米歇尔·埃斯巴涅（Michel Espagne），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文化迁变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原稿为德文，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张柏豪译成中文，李宏图教授审校。

目

录

一比较社会史的限界

二人类学方法工具库

三起源投射

四人文科学史

五其他文化迁移研究方法与人类学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惊人的不对称性。当个别历史学家把目光投向比较社会史的视野之外时，他们被自己的胆量吓到了，而密切相关的相邻学科的代表人物则在1900年前后克服了比较主义的问题。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学一直面临着文化相遇（Begegnung）和交织（Verflechtung）的问题。这一事实引人注目，但人类学对欧洲内部文化史可能做出的贡献却没有得到充分强调。诚然，人类学式的历史研究已确立了自身地位，微观史或日常生活史显然也已走上这条道路。但令人惊讶的是，研究者却还没有直接关注到跨国或跨文化的方面。文学研究在这一领域并不腼腆，似乎没有必要回顾从巴西超现实主义到卡内蒂（Canetti），再到休伯特·费希特（Hubert Fichte）等小说家的名录，他们在记录文化相遇时受到了人类学思路的启发。在此，我想谈谈人类学研究成果对德、法以及欧洲内部的文化史的影响。我还想考虑到这一历史视角：迁移研究通常与各社会科学学科史密不可分。最后我将简要地讨论扩大迁移研究视野的结果。

一

比较社会史的限界

历史学肩负的民族主义使命属于该学科的过去，此外，历史学还希望通过系统地比较不同的欧洲地区来使自己摆脱这种继承而来的狭隘。社会史也是克服民族主义史学的要素之一，它把史学的注意力从民族国家边界问题上移开，转向其他事件。然而，社会史和比较研究之间已经存在着某种矛盾，因为社会群体的组织很少被独立于政治领土之外进行研究，甚至通常被视为这些领土的代言人。这种观点的问题仍尚未被意识到，而诸如此类的情况相应地限制了其叙事的阐释力。从民族主义使命中的解放成功未半，个别历史学家就以为完成了多大的进步，满足于此，忽略了社会科学中的邻近学科的情况。考虑到其他学科长期以来一直在处理社会杂交（sociale Hybridierung）的问题，这种想法实际上难免有失。确实，历史学将因此面临危险，原因不再只来自其原初使命，也在于这些未处理的问题。后者的特点是，试图强调历史学研究对象在文化上的统一和一贯性，将迁移研究归入关系史（die Beziehungsgechichte）的范畴，把“杂交形式”（Mischformen）从历史学家的视角中除去。

不过，仅注意到方法论上的死胡同也是不对的，正是这里的瓶颈使新的发现成为可能。在此，我想到了哈尔特穆特·凯尔伯乐（Hartmut Kaelble）、马丁·基尔希（Martin Kirsch）和亚历山大·施密特-格尔尼希（Alexander Schmidt-Gernig）合著的《20世纪的跨国公共领域和身份认同》（Transnationale Öffentlichkeiten und Identitäten im 20. Jahrhundert），它考察了人们对“公共领域”（Öffentlichkeit）、“身份认同”（Identität）和“跨国性”（Transnationalität）的语义理解。比较史最著名的代表之一在此明确承认，若要正确考虑政治状况，其方法就需要转变重点。公共领域是政治体统一原则的一部分，当斟酌一个欧洲公共领域是否存在时，必须对这一原则进一步地提出质疑。首要的是，由哈贝马斯（Habermas）推广的公共领域概念本身不再那么理所应当。而回过头来看，任何以前的公共领域也变得有问题，因为它总是只在社会生活的一个等级上展开，并与其他的公共领域相冲突。身份认同这个词现在也同样有争议，它没有考虑到跨国的移民。从某种程度上说，20世纪30年代移民到法国、美国甚至土耳其的科学家们发展了一种新的民族自我认识，这最能说明一种杂交性的自我认识意味着什么。

人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地追问：罗马尼亚人塞兰（Celan）、保加利亚人卡内蒂（Canetti），乃至半个波兰人莱希−拉尼奇（Reich-Ranicki）在多大程度上能为一种德国文学的身份认同做出贡献？我们又是否可以将这种认同对垒于其他欧洲的认同，或是与之进行比较？无论欧洲内部杂交性的身份认同在量上或许多么有限，它们至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今天的比较史家意识到他们术语的不足之处，同时也能使我们更客观地看待早期的历史写作。作为欧洲史的写作指南，哈尔特穆特·凯尔伯乐在其新著中考察了身份认同形式（Identitätformen）的解构、它们的多元化及其杂交性，这可以作为欧洲史写作的指导方针。

二丨人类学方法工具库

人类学的术语能为迁移研究作出的贡献，可以在离欧洲最遥远的语境中发现。例如，众所周知，澳大利亚的民族部落有进行仪式性迁徙的习俗，在迁徙中，他们将经过一片既是现实又充满神话的土地。在神话层面，空间由自然物体标记出来，如石头或树木，以提示神话的某情节。其他拥有相近但不同神话的部族也进行类似的迁徙，有时路径交叉。事实上，某些神话中的方位物会同时属于神话空间中的两趟迁徙，在两场仪式中具有价值。这种可能性一定存在，即一个部族学习了外族关于神话交叉处的解释，在自己的迁移故事中添加了新的情节。因此，赋予社会群体在空间中的运动以意义的神话绝非一次性地了结，而是被不断地重新塑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称其为杂交形式，如果这个词不会让人觉得可能事先存在一种纯粹的形式。关于这种现象是否应该被称为迁移（Transfer）、交织或交叉（Kreuzung），其讨论完全是咬文嚼字。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有范式意义（paradigmatischen）的事件，其解释价值可拓展至欧洲内部关系研究的领域；这一领域却常被既有的比较社会史研究忽略。

人类学和历史学思路的结合在拉丁美洲研究中最早得到贯彻。在此，似乎没有必要回顾纳唐·华德（Nathan Wachtel）关于秘鲁的研究，或是卡门·贝尔南（Carmen Bernand）和塞尔日·格鲁津斯基（Serge Gruzinski）关于墨西哥的著作。墨西哥或秘鲁社会是对西班牙或印第安文化因素进行双边挪用（Aneignung）的最明显的结果：在这两个例子中，文化因素都被重新解释，其社会则其后从文化相遇中发展出新的形态。我们知道，在很早的时候，识拉丁语的印第安画家就采用了奥维德（Ovid）的《变形记》（Metamorphosen）作为装饰主题。我们也知道，在将福音书首次翻译成纳瓦特尔语（Nahuatl）时，译者不得不追溯印第安神话中的各类形象，以便使人理解。同样地，秘鲁的征服史也可以通过认知模式（Wahrnehmungsmuster）来解释，它可追溯到16世纪时占主导地位的新柏拉图主义。总而言之，以人类学为导向的拉丁美洲研究引起了人们对文化迁移历时性维度的关注，并为一种退行的（regressiven）历史学开辟了道路，即从表面上的同质文化形式出发，发掘早期被排挤的文化层的长期特征。

人类学导向的历史研究在加拿大也有不小成果，它揭示出混合身份重塑的形式，令人印象深刻。例如，除印第安部落与早期殖民势力的遭遇外，洛里耶·蒂尔容（Laurier Turgeon）还展示出加拿大人如何在部分虚构的巴斯克起源（baskischer Wurzeln）的基础上构建了新的身份。在久远的过去，巴斯克的捕鲸者会逗留在圣洛朗河（Saint Laurent）边的特鲁瓦皮斯托勒（Trois Pistoles）小镇，沿河的居民发起了一场人为的巴斯克化，并最终与欧洲的巴斯克地区实现了有规律的文化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课题丰富了文化迁移的研究，也推动了理论的发展。

社会群体间的关系绝不仅限于公开的交流。说来也奇怪，拒绝接触、强调距离居然也是文化迁移的一种情况，因为它以否定输入（Import）为背景，从而定义了对自我的新理解。在一篇经典论文中，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曾表明，苏丹的努尔人（Nuers）群体与邻居丁卡人（Dinka）群体实际上有一种政治上的统一，但它们之间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如果说丁卡人的牛群经常被努尔人掠夺，但另一方面，被俘的丁卡人却又会被同化。看来，这两个群体相互依赖，以实现政治和社会平衡。有时，这种事情甚至在一个民族之中也会发生。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提出了“竞争性分化”（Schismogenese）的概念，以表示角色任意分配现象的出现，即由集体控制的、群体内部的行为方式分化，他的例子是新几内亚的雅特穆尔人（Iatmul）人。此外也存在对距离的规定，它发生在被称为“纳文”（Naven）的仪式中。贝特森的《纳文》（Naven）被看作是人类学描述社会分化过程的经典之作之一。分担不同角色的两个群体自然地保持相互依赖，因此，他们的自我意识也只能是共同的。关于这些通过分化进行的文化迁移是否可以适用于欧洲或北美，许多人类学家会提出异议，因为，他们把西欧或整个书写文化视为一个同质系统，认为其中的分化肯定比不上没有历史书写传统的地区。把后者隐喻为前者当然有风险，但相比欧洲或法德两国有其特殊道路（Sonderweg）的信念而言，它的问题似乎也没有那么大。

无论是人类学还是西欧史层面，迁移研究都面临着一个不小的困难。当一个文化对象（Kulturgut）的输入改变了接受语境（Aufnahmekontext），以至于语境以前的同质性受到质疑时，人们自然倾向于把一个社会杂交形式与一个所谓的同质系统对举。当然，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清楚，这乃是论证的权宜之计。而对于这一点，人类学研究再次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当非洲各部落相互接触，并因而改变身份认同时，人们绝不能认为存在某个“黄金时代”，有着某种“纯粹（同一的）文化形式”。互相接触的部落本身就是杂交的社会单位，就像他们的语言也是在持续混杂中生成的那样。如果怀疑法德的文化迁移假定了来源地或接受地的根本同质性和纯粹性，这也是荒谬的。另一方面，全面克里奥尔化（Kreolisierung）的一般性规则也并不排除中期持久形式的存在。尽管节奏不一，全球化可能从非洲大裂谷的移民浪潮开始就一直存在，但这绝不可能消除有限时间内的社会建制，无论人们称之为国家、部落还是少数派（Minderheit）。我们不能非此即彼地搞迁移研究，即要么接受一次性确定的民族差异框架，要么就迷失于无数交叉的任意性之中。顺便说一句，具体的研究已证明（从根本上说，实践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迁移研究倾向于强调新框架的重建机制，而不是既有结构的永久性。在这种“走钢丝”中，迁移研究的方法再次得到了人类学研究的确证。我们应该在此想到非洲学研究者安塞勒（Amselle），他长期强调“杂交”（métissage）以克服种族化（Ethnisierung），此后又将注意力转向对暂时性社会建制的考察。输入改变了接受的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其立即消解，除非是在非常狭义的全球化的定义中。

三

起源投射

民族和语言的多样性及其相互交融和相遇的理论思考有其自身的起源史，而众所周知，德、法的思想家介入其中颇深。法国启蒙运动以普遍主义作为前提，赫尔德（Herder）和其后的洪堡（Humboldt）则对此发起反动，这是思想史的常识之一，但几乎没有人就此进行过严肃讨论。就威廉·冯·洪堡而言，必须重提他于1797年来到巴黎，打算在法、德之间进行的比较人类学研究，第一个应用领域可能是比较德、法演员的舞台行为。当亚历山大·冯·洪堡在南美荒野中寻求他者时，威廉·冯·洪堡则在他对巴斯克地区，尤其是对巴斯克语言的探索中找到了相应的体验。不过，很少人知道他对后人产生的影响，这可以在民族心理学（Völkerpsychologie）中找到，如拉扎勒斯（Lazarus）和施坦达尔（Steinthal）出版的《民族心理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Völkerpsychologie），又如后来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百科全书式的《民族心理学》（Völkerpsychologie）。

虽然施坦达尔在俄国语言学家中受到热烈欢迎，包括形式主义学派，但威廉·冯特也并不逊色。他的《民族心理学》不仅培养了美国的人类学家，而且，在1900年前后，该书即使不是第一批法国社会学家的必读书目，威廉·冯特的理论至少也是核心的理论方法之一，这种理论很有可能使研究有新的突破。早在实证性田野研究被提升到民族学不可或缺的起点之前，冯特就和其友社会科学研究者兰普雷希特（Lamprecht）与拉采尔（Ratzel）一道，为这种未来的社会多样性研究起草了框架。我们需要记得，人类学正是发源于这些关系之中，这点并非无关紧要。人类学在法、德关系乃至欧洲内部关系研究中的应用很可能富有成效。

人类学若要对迁移研究有益，我们便需要对其历史基础进行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人类学可以被理解为“投射”（Projektion）。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考察作为个体的人类学之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s）本人经历过一次文化迁移，从波兰到英国，这迫使他从一个文化视域过渡到另一个文化视域，这一点已经被多次指出。马林诺夫斯基通过学习熟练掌握了英语，这使得他对特罗布里恩群岛（Trobriand-Inseln）社会状况的描述具有文学性。可以肯定的是，从一个文化视域向另一个文化视域的过渡，与人类学式的好奇心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在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的案例中甚至更为突出。如我们所知，弗朗茨·博厄斯是一个德国犹太人，他在完成地理学研究的同时，到巴芬岛（Baffininsel）进行了一次研究旅行，在那里，他开始对美洲早期部落产生了人类学式的兴趣。因此，在世纪之交，他放弃在柏林的生活，宁愿移民到美国。在美国，他致力于本土文化和语言的研究，并创立了所谓的美国人类学。然而，他方法论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语言和民族在洪堡的意义上联系起来。同时，他效仿格林兄弟（Brüder Grimm），搜集印第安童话的原始语言版本，再对其进行语言学分析。另一方面，或许是出于对印欧语系模式的厌恶，他拒绝寻找印第安语言的共同起源。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他发表理论文章，反对将比较作为一种方法，这些论述构成了民族人类学的部分基础。博厄斯最厌恶的是印欧语系单一起源继而分支的模式，这种模式要求各分支相互比较，指向原型的纯粹性。在他看来，任何更接近起源的说法都是可疑的。博厄斯考证历史中的“错合”（Kontaminierungen）以解释各部族间的亲缘关系，这种现象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迁移。此外，博厄斯还将人类学的方法应用于移民的研究，以反对任何关于“落后”的怀疑。因此，我们很容易发现，他的科学立场与在德意志帝国大学里接受洪堡式传统教育的年轻犹太人的立场密切相关。

在博厄斯移民的同时，非洲研究者莱奥·弗罗贝纽斯（Leo Frobenius）多次穿越非洲，处处考察，不知疲倦地收集民族志材料，颇受赞誉。这位人类学家受到重视，给有使命感的非洲人，如桑戈尔（Senghor），提供了非洲黑人身份的论据。在研究中，博厄斯区分了猎人民族（Jäger-）和牧人民族（Hirtenvölkern）。牧人民族的行为特点是冷静（Nüchternheit），而猎人民族则是情感（Ergriffenheit）。尽管存在种种差异，但在非洲可以隐约看出所谓的文化圈（Kulturkreise）。这种理论的结果是一种地下的、半神话式的定义，一种“亚特兰蒂斯”（Atlantis）。集体心理学（Kollektivpsychologie）的拥趸很喜欢引证弗罗贝纽斯。与某些导论所说的不同，弗罗贝纽斯的论述在细节上并不简单，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弗罗贝纽斯的论点或可被理解为德国思想史的投射。冷静和情感之间的对比，在表述上让人想到法国启蒙运动和德国浪漫主义的刻板印象式的并举，似乎这一“亚特兰蒂斯”已成为教育传统的一部分。像美国的博厄斯一样，但用着完全不同的符号，弗罗贝纽斯将欧洲内部的紧张关系投射到了非洲。

人类学起源于民族或欧洲中心主义，这种起源也是一种呼吁，它呼吁，从移植异域的自身对象的角度，从文化迁移的角度来进行学科史（Fachgeschichte）研究。最迟从爱德华·萨义德（Eduard Said）开始，我们就知道，对整个世界的审美或科学认知是欧洲首先建构的。民族人类学的学科史自然引向同样的结果。但是，不应将这段起源史理解为纯粹的批评，因为每一种形式的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知识也是一种建构，其结果的有效性并不因此而被认为是无效的。东方学是一种与民族学相融合的语言学，它于18世纪末由法国阿拉伯学家西尔维斯特·德·萨西（Silvestre de Sacy）创立。德·萨西从未访问过阿拉伯国家，能读懂语言但不会说。他对阿拉伯世界的理解建立在巴黎图书馆的基础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德·萨西开创了一种学术风气，19世纪的大多数德国东方学家都可以算是他的学生。在同一时代的德国学者中，德·萨西也有忠实的笔友，如哥廷根的《旧约》学家埃希霍恩（Eichhorn），他也被看作是一个东方学家。德·萨西的德国学生（后来在德国主要大学担任教职）的大量出版物都用拉丁文写成，这在19世纪头几十年的其他所有学科中都很罕见。东方学的研究对象自然包括阿拉伯人的历史和文化，但也包括波斯语和土耳其语，并逐渐拓展到印度和远东语言。在巴黎的年轻德国人至少学会了这些遥远语言中的三种，仿佛异质的文化区域在某种程度上有了一个共同分母（Nenner）。给人的印象是，在法、德之间形成了一个以拉丁语为共同语言的跨国共同体，把非欧洲的世界当作一个共同的异域，冠以“东方”（Orient）之名，一边与它保持距离，一边对它进行研究。在东方学中，通过文化迁移构建的法、德自我认识划定了欧洲世界的外部边界。就这样，又一有待克服的人类学他者被系统地创造出来了。

四

人文科学史

一种文化自我认识的构建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和定义有关。在关于比较的讨论中，人们已经注意到，用于描述文化迁移的现有术语库的来源并非只是科学理论中的附带问题，而是问题核心的展现。因此，若尝试追踪考察杂交的动力，就需要将其放在社会关系中的科学认知框架下加以理解。这也是为什么迁移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史（Wissenschaftsgeschichte）密切相关，后者强调科学塑形（Gestaltung）中外界刺激是如何被转化、表达的。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史不仅是术语概念的历史，也指向其框架内产生和交流知识的机制。

20世纪20—30年代的法国哲学或科学理论的主要推动者是出身俄国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在德国大学学习，并将相关的知识（例如早期胡塞尔现象学）带到了法国（比如柯瓦雷[Koyré]、科耶夫[Kojève]、古尔维奇[Gurvitch]，甚至更早的埃米尔·梅耶松[Émile Meyerson]），这是法国人文科学塑形中的决定性因素，但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它表明，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人文科学的发展也绝非与当时德国哲学的发展毫不相干，虽然中介来自一个意外的第三方，即三边迁移中的俄罗斯移民。

出于若干原因，我们尤其需要研究语文学的历史。首先，民族文学的培育一向对一个民族群体的身份自我认识有决定性贡献。各民族文学的经典作家，是其各自民族区域内最富声望的代表人物。若要在欧洲建构一个民族，他们几乎必不可少。19世纪的各个语言区如何着手寻找自身起源的文学作品，这点已得到了研究。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各民族都找到了相应的文本，无论这些文本的真实性在现在看来多么有问题。当然，对于这种起源的挪用，文本批评不可或缺。后者可追溯至德国的古典语文学（Altphilologie），它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包括了中世纪的风俗传统载体。然而，现在有一种新的倾向，人们揭示长期以来被忽视的莫尔会式的（maurinistischen）文本批评，即法国−意大利文本批评对德国古典语文学的影响。古典语文学在其间也发展了东方学的方法，并推动了史料的出版（比如《日耳曼史料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它本身就是一门变动不居的学科，因为它既能培育古代文学，也能培育更近代的文学。一种连贯的物质语文学（Sachphilologie），必须以沃尔夫（F. A. Wolf）的荷马研究为榜样，重构经典文本的人类学框架，正是在这一框架中经典文本才得以写成。不过，它亦是19世纪德国最可见的学术输出品之一。它在斯拉夫研究兴起中的作用已被科皮塔（Kopitar）等人多次论及。德国史家施洛泽（Schlözer）编辑的涅斯托尔的《往年纪事》（Nestors Chronik），体现了语文学和历史学在研究异国领土（旧斯拉夫世界[altslawische Welt]）时的相遇。罗马学（Romanistik）作为罗马语言的语文学在波恩发展起来，但几十年后却成为研究法国自己的中世纪文学的主要方法，甚至成为研究法国地区文学的基础，这是一个更加显著的迁移现象。然而，语文学还更进一步。当社会科学于1900年左右在法国站稳脚跟时，它们根本不以经验事实或统计调查为基础，而是基于对书面传统的评估。1900年前后梵文研究的主要人物西勒万·列维（Sylvain Lévy）和法国民族学创始人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之间的方法论交流，充分表明了语文学可以发挥的作用。同样，社会学家塞莱斯坦·布格列（Célestin Bouglé）不久后发表了一本关于印度种姓制度的开创性著作，他依赖的是对古代印度文学的书面传统的批判性分析。社会学家涂尔干（Durkheim）把社会学看作是全新、全面的科学，当他在其创办的《社会学年鉴》（L’Année sociologique）杂志上编纂作为社会学基石的材料时，古代语文学研究的相关材料占据了核心地位，其中德国语文学的代表非常多。例如，乌泽纳（Usener）1900年左右关于神名的论文可以被认真地视为有待设计的社会学的基石。

在我看来，语文学之后，艺术史（Kunstgeschichte）一方面展示了很多文化迁移的踪迹，另一方面也在描述这些迁移的方法论上有所贡献。尽管存在从罗歇·德·皮勒（Roger de Piles）到蒙福孔（Montfaucon）等先驱，但艺术史首先是在德语语境中发展起来的，而且它所涉及的物品要么属于古代地中海世界的艺术，要么属于文艺复兴艺术。因此，艺术史原则上是一门关于外来性的科学，是对异国的艺术对象的描述和挪用，它本身也形成于异国的审美态度和感知形式。温克尔曼（Winckelmann）皈依罗马天主教，在罗马为他的德语读者描述发掘出的文物，因而实践了文化迁移。如果考虑到他的分析范畴来自法国的古典文学著作，那么这种迁移还要更加复杂。一般来说，考察古代的因素如何进入中世纪的艺术（莱比锡的安东·施普林格[Anton Springer]实践）或如何进入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实践），相当于调查一种历时性的文化迁移。瓦尔堡学派对一个语义域如何接受另一语境细节的关注，对迁移研究而言具有范式性意义。在作为迁移学的艺术史中，人类学要素仍然重要。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与霍皮印第安人（Hopiindianer）的舞蹈仪式联系在一起的古代“情念程式”（Pathosformel），揭示了看似纯粹人文式（geisteswissenschaftlichen）的艺术史中的社会因素。早在洞穴壁画对史前动物物种的表现中，艺术活动就是一个真正的人类学研究对象，是发展要素和社会群体的直接表现。

五

其他文化迁移研究方法与人类学

迁移研究的人类学层面，尤其是人类学家在杂交动力的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很容易与迁移研究中其他已确立的趋势相协调。这里应该提到从双边到三边的延伸。与不经意的断言相反，三边绝不是两个双边迁移的加法，所有交流都发生于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但很明显，第三方可能作为观察者（Beobachter）或参考者（Bezugsperson）参与其中，并且可以在不直接参与传递的情况下改变信息的含义。用翻译已知外语译本代替直译未知外语著作的情况即是一例。已有详细研究表明，在18世纪，大量英语文献经由法语翻译成了德语。18世纪的德语文学在意大利则是通过《外国报》（Journal étranger）上的法语译文得到接受。在这样的三边迁移中，法语的中介增加了一层意义，与所用法语词汇的哲学、感性内涵相关。顺便指出，三边式的文化迁移并不只限于中介翻译的形式。有时，一种文化的输入与另一种文化的输入相对抗：例如，1900年左右法国的俄罗斯音乐与瓦格纳主义（Wagnerismus）相对抗，或者同一时期俄罗斯的柏格森哲学与占主导的康德哲学相对抗。在跨越欧洲的众多网络中，三边关系的许多方面仍有待探索。德国在18世纪通过法语译本发现了西班牙，19世纪末法国对西班牙世界的发现则借鉴了德国的模式，这是德、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总体条件。19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尤其是丹麦人，为法国人启蒙了德国哲学的发展；或者说，法国人对斯堪的纳维亚文学的接受是通过德国中介而实现的。我们仍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从理论上说，这片广泛的、仍未开发的领域可以参考民族的“文化亲和性”（Kulturverwandtschaften）概念，弗朗兹·博厄斯对此已有介绍，简而言之，即横向错合。

迁移的另一层面是记忆。无论我们面对的是足球队、学术社群还是国家（在我看来，规模大小在这方面没什么意义），一个社会群体的自我认识都与集体记忆有关，与对塑造叙事的共同历史时刻的选择记忆有关。对国家而言，档案馆和图书馆储存着共同记忆。纪念碑或建筑也可以是记忆载体，这自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以来已成常识，但在此我们暂且不谈。无论是图书馆还是档案馆的收藏，尽管看似混乱，但都有自己的特殊秩序，它本身就是相关国家或社会群体的历史的产物。这种秩序自然依赖于如何说明群体的融贯性，群体的自我认识正由此展示出来。除了档案或图书馆生产的历史叙事，其系统本身的起源也对群体身份构建有关键贡献。各档案学院成立于欧洲民族主义兴起的时期，这并非巧合。但是，如果我们假定一种文化塑形的基础在于对输入形式的挪用，在于不断重新定义临时一致性的动态中，那么，我们就必须在记忆载体史中寻找这一过程的踪迹。寻找童话中或没有书写传统的民族的生活方式中的外国成分，探求国家档案中被压制的外国文献的痕迹，我们或许可以在其间架起一座桥梁。文化系统限制与他者的联系，档案秩序压制外来的影响，但它们都无法将其消灭。考虑文化迁移研究中的人类学成分，使其更容易接受非欧洲的族群，这往往加强了继续对外国档案传统进行实证研究的必要性。在各种会议上，尤其是几年前在莱比锡举行的会议上，人们发现，对异国记忆时刻的发掘意味着对传统秩序原则及其对异国的压制进行历史批判，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相应材料进行长时间的经验性收集。从巴黎国家图书馆的海涅或温克尔曼手稿，到柏林学院或彼得堡图书馆的法语藏品，再到莫斯科专门用于监督外国人的特别档案，又或保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的圣西门手稿，在欧洲范围内存在着一种记忆载体的交织和联网。作为一种总体的泛欧洲记忆结构，这些记忆载体尚未被总体把握。

对人类学传统的吸收也可以与迁移研究的另一指导原则相协调，即对语义史的重估。最迟从科泽勒克（Koselleck）开始，基本概念的语义史就属于历史学，甚至在社会史中也不无回响。然而，科泽勒克对一民族之概念到另一语境的迁移和变化不感兴趣。但概念的迁移几乎一定会使语义内容有所损失或有所丰富，概念在欧洲的流转是不可阻挡的。法语的“民族学”（Ethnologie）含义与德语的“民族学”（Völkerkunde）不同，这毋庸赘述，但当其在外语语境中产生冲突时，就仍需解释。文化语义领域在这方面的迁移有范式意义。我们必须研究伏尔泰《论风俗》（Essai sur les mœurs）中的“风俗”（mœurs）一词在德语语境中发生了哪些转变。考虑更晚近的时期，如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我们会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发展。施坦达尔语言哲学的核心是与语言相连的文化，这一哲学又被俄国学者广泛接受。但是，俄国学者将重点放在了语言上，他们把语言看作一种范式结构，认为社会系统唯有以此为背景才可以理解。这种新的解释经由布拉格最终推广到了美国。在布拉格，雅各布森（Jakobson）借助胡塞尔现象学的范畴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发现对其加以丰富。在美国，列维−施特劳斯（Levi Strauss）则从语言学形式中推广出亲属结构的机制，因此给法国结构主义留下了一长串语义采用和语义重释的遗产。还要强调一点，在美国，列维-施特劳斯和雅克布森、弗朗茨·博厄斯有过接触，后者未经俄国而直接将洪堡的遗产带到美国，这又产生了一部语义史。人们经常注意到列维−斯特劳斯关于亲属关系的论述和雅克布森关于语音系统的论述之间的相似性，当从语义迁移史的角度对其加以分析时，我们发现了一条遗忘已久的线索，它指向德意志的洪堡的遗产。这段语义史不仅可使我们了解人类学的概念基础，它本身也是一个例子，说明了一个故事、一个神灵或一个简单的词从一个语境迁移到另一语境时产生的身份重塑。

为描绘更复杂的塑形过程，需要拓展双边文化迁移的问题。混淆科学工作与政治框架协议的管理是危险的，外交的手段也将产生副作用，这可能会有损超越纯粹双边的研究的科学性。不过，若将人类学研究成果施用于欧洲内部的迁移研究上，我们就会遇到一个怪圈，因为，输入的概念库在很大程度来源于一种投射，即欧洲内部关系网络下民族多样性的想法，向欧洲外地区的投射。我们应坚持已确证其价值的方法路径（如对记忆载体或三边迁移的研究），即使我们必须把迁移研究拓展到法德以外的地区。对迁移研究中人类学成分的回顾开启了新的视野，它要求我们绕一段路，考察艺术史，或考察语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奇特联结。迁移研究能提出的新问题多于它暂时能回答的问题，在我看来，对其未来的希冀正奠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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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欣丨中国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68—1992）

刘磊丨印度核政策的转变及中国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