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毓春, 李冰丨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逻辑、方向与路径

Original 姚毓春, 李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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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新发展探讨

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逻辑、方向与路径

文 / 姚毓春, 李冰

摘要

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本质在于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变革，即生产方式变革。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处于引领地位的生产方式各不相同，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呈现出动能转换的特征。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新形势下的经济社会问题，经济增长动能转换表现出新的特点与方向：创新驱动模式更多依靠自主创新；资源要素投入更注重人才、知识和数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注重同扩大内需战略有机结合；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有机结合更为需要和迫切。为保证动能转换顺利进行，在实践方面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注重创新人才的培育和利用、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的缩小以及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共同发展等方面的内容。

关键词

新发展阶段, 经济增长, 动能转换, 生产方式

作者简介

姚毓春，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暨经济学院教授，吉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冰，通讯作者，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目

录

一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逻辑阐释

二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问题与方向

三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路径选择

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新常态的背后是“三期叠加”效应，是新旧动能转换阵痛期。通过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举措，我国经济日趋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新旧动能转换也随之进入关键时期。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整体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形势呈现新的发展变化：就国际形势而言，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就国内形势而言，经济总体上稳中向好，但也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在新形势、新背景下，重新梳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逻辑，把握动能转换的方向和路径，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

一、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逻辑阐释

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本质在于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变革，即生产方式变革。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处于引领地位的生产方式各不相同，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呈现出动能转换的特征。波特（2012：530—549）认为，经济发展会依次经历四个阶段，分别是生产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四个发展阶段梯次转换，同时也伴随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综合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目前总体上处于从投资驱动后期向创新驱动转换的阶段。基于这样的现实判断，系统梳理经济增长的理论脉络和实践动因，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并非仅仅是一个时代性的现实概念，更有着丰富的理论支撑、深厚的历史积淀以及迫切的现实需要。

（一）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理论逻辑

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是一种伴随着劳动资料发展变化的社会生产过程。劳动资料作为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用来改变劳动对象的物质条件，是连接劳动者和劳动对象最重要的媒介，是连接新旧动能转换的中介物。劳动资料是生产力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劳动资料的发展变化不仅体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且体现了与之相联系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因而，也就体现了经济时代的发展变化。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在这里，“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的变化过程，是一种核心生产要素取代前一种核心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过程。这其中，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迭代，和生产方式在物质基础层面的深刻变革，也就是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过程。

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是一种基于问题导向的实践过程。问题是时代的格言，问题导向的实践过程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变化，找到适合经济发展规律和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不能脱离这个基点。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新发展阶段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最大的实际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围绕这一最大的问题实际，对经济增长的要求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最显著的特点是从对量的追求到对质的追求的改变，以及从重视效率忽视公平到公平效率兼顾且更加注重公平的改变。也就是增长的目标要从高速增长转换到高质量增长，增长的阶段性重点从主要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转换到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增长，从先富到共富的变化过程，是我们不断应对新发展阶段呈现新问题的过程，需要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分配机制改革，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顶层设计，为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能。

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是一种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矛盾变化过程。它的哲学根基在于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变化。毛泽东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最根本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这一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在不同的情形下发挥作用的程度各不相同，因而，也就呈现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过程，这一变化过程在经济增长方面就表现出动能转换的特征。由于经济发展实践不断迭代变化，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也随之发展变化。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换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破解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人群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生态安全、民生要求等多个层次的需要，都要求经济增长动能转换调整。

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是一种熊彼特意义上的持续创新过程。熊彼特（1999：147）认为，创新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内生动力，创新在经济方面发挥作用的过程是一个产业突变的过程，可称之为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创造新的结构。创新这种内生动力的产生，根本上来源于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即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生矛盾运动。熊彼特（2017：61—62）进一步指出了创新的五种形式，或者说生产方式的新组合：引入一种新的产品、引入一种新的生产方法、新的市场的开放、新的原材料供给来源以及实行新的组织。上述五种创新形式既涉及生产力方面的变革，也涉及生产关系方面的变革，以及两者共同发挥作用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因而，在本质上，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过程也是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过程。

（二）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历史逻辑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传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并不是随意的、跳跃式的转换，而是遵循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循序渐进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历史性，体现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技术基础不同、制度环境不同、主要矛盾不同、变革目标不同，因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经济发展状态。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实际上贯穿于我国整个经济增长史，但相对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最为显著。从生产模式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

在生产模式方面，动能转换的历史性主要体现为粗放型生产向集约型生产的转变。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迅速恢复生产、扩大各类产能是当务之急，粗放型生产模式既是当时的需要，也是环境所限。朝鲜战争结束后，在苏联的技术援助下，我国经济的生产效率，尤其是工业生产效率，得到了迅速提高，由此，部分领域开始出现相对的集约型生产。然而由于后来诸如“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等偏激的经济活动的影响，粗放型生产模式再次成为主导模式，经济发展也随之出现波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农业生产领域改革生产关系，工业生产领域引进先进技术和资本，集约型生产再次显现，但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大环境下，粗放型生产仍然是主要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经过三个多五年计划（规划），经济转型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效果不尽如人意（吴敬琏，2013：I）。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全面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

在生产关系方面，动能转换的历史性主要体现为对所有制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的调整。具体来讲，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为变革旧有生产关系，我国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完成了“三大改造”的历史任务，建立起了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资源配置方式从市场配置逐步转向计划配置。这段时期建立的基本经济制度，符合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在这段时期也取得了快速发展。然而，“三大改造”完成后，由于受到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影响，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资源配置高度计划运行，使生产关系严重超越了我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国民经济进入了一段困难时期（汪海波，2010）。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对基本经济制度进行新的探索，并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资源配置方面，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在资源配置方式方面的改革，越来越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经济增长的动力基础不断巩固。

（三）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实践逻辑

马克思指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新发展阶段，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发生变化，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科学技术尚未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导要素；邓小平根据“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时代的发展，习近平明确指出了创新是引领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幸福安康。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落实创新这个第一动力的实践过程，即为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过程。

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重大改变，新旧动能转换需要我们“乱中求变”。对我国而言，新的外部环境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习近平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我们要辩证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大势，……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在正确、全面认清新形势的前提下，推动高质量发展被确定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这是顺应我国发展阶段、发展条件、发展格局变化的必然要求（韩文秀，2020）。早在2017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2021年，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 ……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把握国内外大势，抓住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即为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过程。

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亟须突破资源、环境和生态约束，由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实现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成为时代的要求。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我们更多依靠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支撑了经济快速增长和规模扩张。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这些要素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再要像过去那样以这些要素投入为主来发展，既没有当初那样的条件，也是资源环境难以承受的。我们必须加快从要素驱动发展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为此，习近平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突破资源、环境和生态约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实践过程，即为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过程。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成为指引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理念，新发展理念对经济增长具有新要求。习近平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实践告诉我们，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新发展阶段，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须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人们对于经济增长的追求将不仅仅局限于生产的高效率，生产的维度要求也会越来越丰富，由经济增长带来的发展失衡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都必须予以解决。为此，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需要加以变革，要特别注重区域和城乡平衡发展、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注重内外联动发展、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对上述要求的实践过程，即为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过程。

二、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问题与方向

根据前文关于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逻辑阐释，我们可以看出，动能转换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经济运行与社会发展规律的展现，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面对新形势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需要找出动能转换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把握动能转换的新方向。

（一）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问题

第一，“两头在外”的经济格局需要改变。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因时而异、因势而异。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与势都发生了重大改变，经济增长的动能格局也需要改变。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加入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市场和资源（如矿产资源）‘两头在外’、形成‘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对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快速提升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几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这次疫情可能加剧逆全球化趋势，各国内顾倾向明显上升，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可能出现重大变化。”但是，经济增长动能格局的改变并非易事，一方面，在2020年，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主要得益于海外防疫物资和生活必需品需求的急速增长，而其他外贸行业则遭遇了沉重打击；另一方面，受货币超发等因素的影响，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全球大宗原材料的价格不断上涨，这给我国的制造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同时也对物价水平的稳定产生了巨大压力。由此可见，新发展阶段，我国“两头在外”的经济格局对外部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如何尽快地调整这一格局，成为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重大课题。

第二，投资依赖惯性仍旧明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以投资驱动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越发明显，并且造成了产能过剩的局面，向创新驱动模式转变也随之被提上日程。然而，经济增长模式具有惯性，有研究表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增长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创新驱动，增长模式转变被延迟（郑江淮等，2018）。需要指出的是，向创新驱动模式转变也需要投资的大力支撑，但创新驱动模式下的投资与传统投资驱动模式下的投资不同，它们之间的差异可以从固定资产投资能耗的控制情况得以反映。资料显示，相比创新驱动模式，传统投资驱动模式下的固定资产投资能耗会明显偏高。由此可见，进入新发展阶段，在面对疫情冲击后经济复苏的压力下，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仍旧明显。

第三，内需潜力亟需释放。过去几年，我国在扩大内需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消费已经连续多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然而，我国消费在量和质的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这一点在新发展阶段尤为重要。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依托人口数量、国土空间、经济体量、统一市场等条件，我国具备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这为我国应对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提供了充分的回旋余地，也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动能，新发展阶段就是要充分发挥这样的优势和潜力。但同时也要看到，潜在的市场规模不等于现实的市场规模，一方面，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消费仍然处于恢复性增长阶段，一些传统消费模式难以再度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环境；另一方面，受制于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的影响，我国整体内需潜力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第四，企业分化明显，垄断与生存问题并存。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微观主体，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离不开企业这个基本经济单位。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动能，与此同时，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继续发挥着支撑国民经济命脉的作用。当前，在新形势、新背景下，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均面临着明显的分化问题，这成为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障碍。对民营企业而言，分化现象尤为明显，一部分企业凭借平台经济迅速发展壮大，但具有明显的垄断性倾向，给市场经济的良性竞争带来了隐患；另一部分规模较小的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则经常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对国有企业而言，一部分企业通过改革发展，成为我国民生领域以及科技领域的中坚力量；一部分企业则盲目追求规模的扩大、业务的多元化，而逐渐偏离主业，有悖国有经济布局的总体方向。

（二）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方向

第一，创新驱动模式更多依靠自主创新。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力推动了世界经济转型。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系列新技术、新产业蓄势待发，率先掌握和运用新技术成果的国家，将会率先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动能转换。自改革开放以来，创新一直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能之一，并且其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然而，我国之前的创新主要采用技术引进再创新的模式，这一方面与我国当时的创新能力基础较弱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结果（洪银兴，2011）。依靠技术引进再创新的模式并非长久之计，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就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也是我国早期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

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在一系列领域积极抢占科技制高点，在高端产业、国防科技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整体科技实力大幅跃升。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整体水平大幅提升，我们完全有基础、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乘势而上，大展宏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科技进步最终为资本增值服务，而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为科技进步服务，科技进步最终为提高生产力服务。因此，依靠创新推动经济转型，在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更具生命力。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获得通过，这是时隔14年后的第二次重大修订。此次修订将“基础研究”单独成章，充分体现了对原始创新能力的看重（刘垠，2022）。当前，全球贸易环境趋于恶化，中美“科技战争”愈演愈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技术发展限制，以芯片为代表的众多核心技术产品成为他们限制我国发展的重要筹码。因此，在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之下，向创新驱动模式转变更多需要依靠自主创新实现。

第二，资源要素投入更注重人才、知识和数据。在创新驱动模式下，各类资源要素需要协同发力，其中，人才处于核心要素的地位。人才的特殊性体现在，其所提供的并非是一般性的简单劳动，而是表现为知识形态的复杂劳动。知识与物质结合，可以使生产力获得质的提升，促进生产方式加速变革，为经济增长提供强有力的动力支撑。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人才在本质上也属于劳动者，在众多推动经济增长的资源要素当中，劳动者始终扮演着首要的和主导的作用。然而，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劳动者被异化成了商品，成为了资本的附庸。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者会逐渐获得解放，获得真正的自由，而这也需要劳动者自身的努力。人才是劳动者中最富有创造力的一部分，对人才越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就越能获得突破性进展，正如习近平所言：“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世上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一切创新成果都是人做出来的。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全部科技史都证明，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

除了人才和知识，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的资源要素，直接催生了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从工业革命发展的大趋势看，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将数据作为一种关键要素，第四次工业革命则正式开启万物互联、人工智能的数字时代（盛磊，2020）。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数字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在此情况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最新报告，在整体国民经济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背景下，数字经济逆势上扬，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的比例为38.6%，名义增速为9.7%，是同期GDP名义增速的3.2倍多，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进入新发展阶段，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助力下，数据要素在动能转换过程中的作用将会更加明显。

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注重同扩大内需战略有机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决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供需矛盾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都由生产产生，生产在其中始终起着支配作用，供需问题归根结底属于生产问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仅是基于短期经济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更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而提出的长远之道。“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

在我国进行新一轮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然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要求：“十三五”之初，针对当时的产能过剩、楼市库存大、债务高企等问题，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主要任务的“三去一降一补”，成为最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2017年底，在“三去一降一补”的基础上，中央提出了以破除无效供给、培育创新企业、降低企业成本为主要内容的“破、立、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深化阶段；2018年底，中央又提出了以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要内容的“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深入推进。2021年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年，在百年变局和百年疫情叠加之际，我国步入新发展阶段，外部环境加速重构、内部环境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把“坚持扩大内需”提到了“战略基点”的高度，“十四五”规划则明确提出扩大内需要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因此，在新发展阶段，同扩大内需战略有机结合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导向，也是动能转换的新方向。

第四，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有机结合更为需要且迫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生产关系方面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力支撑了经济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改革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增长最本源的动能（黄少安，2017）。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其中，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并且对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重新进行了定义：“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这次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这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更进一步，习近平对上述“重大理论观点”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均不可或缺，如何将两者有机结合是我们一直探索的课题。

市场调节可以充分发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协同作用，有效激活经济增长活力，促使经济快速增长。然而，由于市场调节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固有弊端，其不可避免会加剧区域经济、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系统性宏观经济风险的积累。此外，对于众多公共领域的产品或服务供给问题，更不适合依赖市场调节解决。因此，如果仅由市场调节支配经济运行，必定会使社会收入差距过大，经济波动和混乱明显，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矛盾的解决既需要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更需要进一步发挥好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一方面，我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另一方面，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奋斗目标更为紧迫。在此背景下，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有机结合更为需要且迫切。

三、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路径选择

综上所述，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是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是历史和现实的要求，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动能转换内容。基于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面临的问题与方向，在实践方面，要把握住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这个总体思路、创新人才这个核心资源、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这两个重点战略以及企业这个市场主体。

（一）总体思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正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发展理念，是正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实现路径的前提。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因此，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准则和要求。第一，新发展理念明确指出了创新是发展的动力要求，新发展理念指引着我国经济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第二，新发展理念要求解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要补齐包括农业农村经济、中西部区域经济在内的经济短板，为整体国民经济开拓新空间、提供新动能；第三，新发展理念强调绿色发展，关注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问题，要把生态保护和经济增长有机统一起来，真正做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良性互动，让生态效益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第四，新发展理念要求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要以“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为基础，充分发掘同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合作潜能，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一步提升经济外循环的质量和发展空间；第五，新发展理念要求共享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内含的要求，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不再以速度为重，而是要尤为关注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公平性问题，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打造经济增长的新气象。

（二）核心资源：做好创新人才培育工作，确保创新驱动资源供给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育工作，特别是高端人才的培育，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经济持续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我国在尖端人才培养方面并不理想，国际性前沿行业人才数量较为匮乏，缺少能够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取得引领性原创成果的科学大师，战略科学家严重不足（石长慧等，2019）。为保证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向创新驱动型顺利转变，尖端人才、创新型人才的培育任务尤为迫切。第一，要继续加大教育科研投入，特别是基础性科研方面的投入，同时要对投入结构进行优化，要关注职业教育的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自主设立科研机构；第二，国家的未来、创新的明天取决于当下的青少年一代，要优化社会风气，在全社会营造一个崇尚科学、重视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引导年轻一代具备科学报国的人生理想。除了人才培育工作，引进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也同样重要。长期以来，我国虽然培养了大量人才，但人才的流失问题也非常严重，这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习近平指出：“世界科技强国必须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为此，一方面要制定一套科学合理的人才引进和评价机制，让人才进得来、留得住；另一方面，在日趋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背景下，要加强科研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两弹一星精神”。

（三）重点战略：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充分释放内需潜力

我国现实的消费市场更多地存在于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仍然是消费的薄弱区域，也是内需潜力的重点发掘地区。因此，只有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这两个重点战略，才能充分释放内需潜力，进而重塑国民经济增长动能。就区域协调发展而言，第一，要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发掘各地区的优势资源，对当地的优势企业、特色企业给予更有利的政策条件、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着力打造区域经济优势产业集群；第二，要在不同空间尺度范围之间强化区域分工、联系与合作，杜绝地方保护主义，促进生产要素在各区域之间充分流动，畅通不同尺度空间单元之间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就乡村振兴而言，第一，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能力，牢牢抓住产业振兴这条主线，积极探索三产融合发展之路，拓展农民增收渠道，激活5亿多农村人口的消费潜力；第二，要切实履行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充分利用农村特色地域风貌，打造绿色农业、特色农业、生态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此外，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战略落脚点、政策切入点，形成“先富帮后富”“后富更有力”的政策环境，保障广大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后发崛起立得住、行得稳。

（四）微观主体：保障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支持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是我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有效选择。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们党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创举。”㉟因此，保障民营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蓬勃发展，支持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是保证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微观基础。第一，要逐步放宽或者取消诸多限制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条款，为民营企业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竞争环境，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废止，即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有力践行。第二，要加大对民营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上述企业的融资难题，例如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便是专注解决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融资和发展问题，为我国经济向创新驱动型转变铺路奠基。第三，要跟进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监管，对民营企业而言，要重点加强反垄断调查、信息安全审查、金融安全审查等方面的内容；对国有企业而言，要进一步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使其聚焦于真正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引导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使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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