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肖涵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休闲重要性与工作重要性的认知也发生变化。文章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1990—2018

2003—2022年我国旅游学术共同体成员学术研究的概貌和相关的指标评价及其发展趋势。关键词：旅游；学术评价；学术共同体；h指数；g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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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彦君《旅游学刊》副主编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教授2023年，旅游世界爆款的事情不少，但“淄博的厚味”和“尔滨的冷艳”似乎盖过了所有其他火出圈的旅游现象，它们在旅游世界所引发的政治躁动、学术激动和产业冲动，似乎大有即将造就一个所谓“现象级”旅游叙事的可能。所以，这些现象成功地赢得了超乎寻常的社会关注，接踵而来的自然是经济上的可观效益。从算总账的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这一点而言，这些爆款事件，标志着相关利益共同体在营销和传播方面的有效协同和巨大成功，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2024年，或以后，还会不会发生同样“现象级”（对于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这个术语未必很“科学”，因为，并非只有“现象级”的现象才具有理论探究的可能性和价值，很多规律可能隐藏在微几的现象当中，因此，那些“见微知著”的科学研究同样甚至更加有价值，也同样甚至更加有趣）的现象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从信息的角度看，当下正处在一个独特的信息社会或数字化传播时代，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观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现象做出解释。事实上，即便是在古代社会的每一次信息革命，比如语言、文字、印刷术、摄影术的出现，都曾引发过大规模的思想激荡和社会变革。今天，借助于互联网自媒体和其他各种快速传播媒介所引发的一夜出圈、迅速爆款现象，反映了人类群体行为很容易受耳目听闻所左右的事实。不过，这样一种现象，并不单纯是一种“景观社会”现象，仅限于从这一角度进行解释，难免具有某种工具理性的意味，未必能完全触及问题的实质，更不能从人本的意义上对这种现象的内在规律予以全面揭示。对于滋长于华夏文化土壤，风行于中国特殊世代、阶层的这种突然爆款的“现象级”旅游现象而言，完全靠既有的西方理论，包括鲍德里亚的消费主义理论、勒庞的从众理论、福柯和厄里的凝视理论，等等，恐怕都很难全面而深刻地揭示这种现象的内在规律。可以说，这些既有的西方理论，都只能依据各自的视角从某个侧面对此类现象进行解释。因此，对于此类“现象级”的旅游现象，本土化的旅游研究自然不能无动于衷。不过，“有动于衷”的中国本土化旅游研究应该采取何种策略，遵从何种路线，寻求何种目标，这些问题倒是值得认真思考和慎重回答的。如果不对此类“现象级”旅游现象研究的初衷加以审视和辨别，那么，从以往的研究实践及其最终结果来看，相关研究很可能再次徒增喧哗，以热闹出场，以无果终局，于旅游理论创新、旅游知识生产了无贡献。所以，这里打算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对各种“有动于衷”于“现象级”旅游现象的研究初衷略加析别，借以明确针对“现象级”旅游现象所展开的研究，何者属于“科学的”研究，何者属于“非科学的”（这里的“非科学”三字，既无贬义，也无意识形态含义）研究。当然，从知识论的角度看，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项取舍关系，而是一体两面、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关系。首先，在各种研究初衷当中，可以甚至应该存在一种“好奇之衷”。人，从本质来看，是否是一种“好奇”的生物，这很难说。不过，由Rebe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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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继刚《旅游学刊》副主编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2023年是疫情之后旅游业全面恢复的一年，最近已有很多回顾评述文章。2024年，中国旅游业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在此仅作以下几点预判。一、入境旅游——重回巅峰不容易，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入境旅游，不仅在经济层面，而且在社会文化意义方面以及在我们与西方民间外交的重要性方面都得到政府、业界、学界高度一致的认同，国家在签证、支付方式、增加航班等方面都做了尽可能的改革和便利化。但入境游面临的难点还要考虑以下几方面。一是入境游客的类别，中国主要是观光游客和商务游客。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国外观光游客出于对东方大国的好奇来到中国，尽管当时我们的服务设施落后，但我们真心欢迎他们的到来，同时价格特别便宜，有旅游团，也有大量的年轻的背包客，出现了如阳朔西街洋人街、大理洋人街等现象。而今天，中国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旅游价格已经直逼日本东京、美国纽约等发达城市，中国也不再像过去一样神秘而有独特的吸引力。商务游客与全球化有关，也就是与全球产业布局有关，如果外资下降，那么商务游客势必随之下降，以商务游客为主要接待对象的商务型酒店开房率和平均房价必然下降，2023年上海商务型酒店的表现证明了这一点。二是国外社交媒体软件的使用问题。尽管外国游客可以使用国外手机漫游信号，但费用非常高，世界旅游组织原秘书长2023年10月来中国访问时，使用法国的流量上社交媒体与家人联系，很短时间就花费几十欧元。换位思考，假如我们去到国外无法使用微信，我们还会选择这样的目的地吗？三是新的地缘政治会对国际旅游产生影响。俄乌战争导致美国的航班不能经由俄罗斯上空飞到中国，而要从欧洲绕道，成本飙升，中美国际航班数量至今难以恢复到2019年的同期水平。四是成本问题与游客心理问题。商务游客少了，头等舱、商务舱入座率低，那么经济舱的价格就会上涨，大众游客数量也会随之下降。此外，游客心理问题也十分关键，西方主流媒体长期贬低中国，以美国为例，美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远比中国民众对美国的了解要少，更容易对中国形象产生曲解。尽管有如此多的困难，但入境游发展仍非常重要，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张凌云《旅游学刊》执行主编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程与欧美国家迥然不同，主要是得益于改革开放，与全球化进程亦步亦趋。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路径是“先入境旅游，后国内旅游，再出境旅游”。但近年来，全球化进程受阻，在美国“断链脱钩”的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思潮影响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服务链面临解体和重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加了全球旅游业发展的不确定因素。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新时期的中国式现代化。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大众旅游的新时代，但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大众旅游与西方的大众旅游（mass

方式二，邮局订阅《旅游学刊》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内邮发代号：82–396国外订阅代号：M1153旅游学刊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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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翻译的、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我们这代人更多是从《走向未来》丛书读到的版本。1968年，由欧洲意大利咨询公司董事长奥雷利奥·佩西(Aurolio

张凌云《旅游学刊》执行主编北京联合大学特聘教授新冠疫情延续至今已经长达3年之久，社会面的流动性被大大压缩，旅游业也基本处于停顿状态。随着防疫政策的调整和管治精细化，旅游业的重启和重塑指日可待。但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重启后的旅游业已经与3年前大不相同，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地缘政治和国际贸易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重构，全球化进程中断转向，代之以区域化为特征的区块化合作呼之欲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新的挑战和机遇，我国旅游业应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发展国际旅游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生动诠释。而构建旅游业的国内大循环则要立足于扩大有效内需，避免内耗内卷。在供应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双管齐下，实施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需要稳中求进，避免大起大落，使发展更具韧性，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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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互联网旅游企业创业机会来源及其识别影响因素——一个多案例研究作者：秦宇；姜姗姗；张壮；刘承伟；李彬第一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刊期：2021年第1期

最先将体验的概念引入认知领域，倡导从具身视角分析体验现象[31]，打破了以往仅从心理视角理解体验的局限性[32-33]。此后，身体在体验中的作用被进一步挖掘。身体体验（bod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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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历发展分期、型式与影响：一个研究框架的建构吴必虎1，黄珊蕙1，钟栎娜2，谢冶凤1（1.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北京100871；2.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北京100024）［摘

情感体验与价值判别的认知体验。第三，在“具身-嵌入”系统中，旅游者体验意义在“主体-旅游世界”互动的身体上真实呈现，并蕴含在特定旅游情境内旅游者的具身实践及其价值判别中[9-11,32,37]。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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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旅行医学的起源旅行医学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概念并不新鲜，可以说是20世纪后期全球旅游业的爆炸式增长催生了这一新的医学分支。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旅游业和航空业的发展，对于旅行途中健康、疾病和伤害相应问题的研究需求在某种程度上急剧增长，使得旅行医学逐渐作为一个全新的医学专业真正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②。1988年4月，在苏黎世召开了第一次国际旅行医学会议，约有400名卫生专业人员参加。1991年,5月，在亚特兰大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在本次会议上国际旅行医学学会（International

谢彦君《旅游学刊》副主编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旅游学刊》作为旅游领域传播新知识的最重要学术平台，再过三五年，就要走过它半个世纪的历程了。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要发表关于《旅游学刊》甚至旅游学术研究的一点感言，思来想去，还是想谈一下旅游理论建设的范式化问题。这个话题，在最近几年，我大概以呼吁的方式谈过三五次，其中最集中的一次是2019年第9期在《旅游学刊》主持过题为“旅游体验研究的范式创新”的笔谈，邀请张凌云、王宁、马波、吴必虎诸君就相关话题各抒己见。我的这个倡议，可能引起了一些异议，也遭致某种误解。今天依然要老调重弹，我个人以为，还是因为这个问题是旅游知识界中的一个大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还越来越显现出是个大问题。毫无疑问，今天的旅游界，绝非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小规模实践领域，它已经发展成为复杂新经济时代的重要实践领域，迫切呼唤知识尤其是系统的理论知识以作为其实践之指导。然而，这种“系统的理论知识”在哪里呢？我们到底要不要致力于系统的理论知识的生产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从科学哲学的意义上来看，必然会走向“理论的范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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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继刚《旅游学刊》副主编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旅游研究，从20世纪末发展至今，随着学科建设的加强和研究学术性的提高，研究成果日渐丰硕。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早期的旅游研究是实践推动的，加之在此之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学术研究规范，这个时期的研究主要贡献在于推动现实问题的解决和决策咨询。2000年后，学者们不断自觉审视与反思旅游研究存在的问题，开始强调研究规范[1]。表面的研究规范容易依葫芦画瓢“学会”，无论是期刊论文或是学位论文，很快就做到了表面规范。但是，这样的研究规范，并没有带来学术贡献质的飞跃，学者们意识到了问题的根源在于研究的学术问题的缺失，因此对研究问题缺乏进行反思[2]。不断的反思，带来了中国旅游研究的黄金时期，表现在引进国外的理论和量表在国内做验证性研究，或者根据中国现实对理论进行补充改进，特别是已经开始有了中国原创的概念，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日渐增长。但是，与我们庞大的研究队伍和每年发表超过2万篇中文旅游研究论文以及数百篇英文论文的数量不相称的是，我们对旅游学科的学术（知识）贡献还太少。可能的原因是，我们真正能做高质量研究的人才队伍相对不足，需要加快培养；还有一种可能是，我们对研究内容的关注和思考不够。这里所说的研究内容是指研究所包含的实质性事物，其中，研究问题本身代表了研究内容的指向性与落脚点，研究采取的技术与方法是内容实现的手段，二者共同构成整体的研究内容，并自然而然地表达出研究者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关照。现如今，较多研究者选取的研究问题是“小众”问题，或者是为了发表而发表的，表面看上去很“学术”的问题。部分研究已经开始出现形（范）式大于内容的倾向，即研究问题是明确的，研究方法也是科学的，但真正的研究内容却乏善可陈，很难直面重大问题。研究问题的来源无外乎两种方式，一是从实践中提出问题，一是从文献到文献，也即在文献阅读中寻找问题。如何做到言之有物的研究，首先就要求研究者做到将自己的社会生活对象化，眼光向下，同时兼顾区域视野、全球视野，把握一个大的图景。中国旅游研究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后，现在研究者所遵循的研究范式、掌握的技术工具、对话的理论概念已经可以和国外的高水平研究接轨，但凡事过犹不及，部分研究陷入了为发表而发表的误区，反倒缺少对中国乡土意识的发掘，也缺少在本土意义上的回归。与此同时，研究者应从认识论层面清醒意识到，“我们认识的世界是我们认识到的世界，而不是世界本身”，只有坚持做长期的跟踪研究、历时研究和理论研究，才能不断克服“盲人摸象”的片面性。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刻性需要研究者对事实的深入理解，这种“深入”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长期的时间积累和对研究对象的“完整观察”。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至今余波未止，国内外旅游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相关研究一如雨后春笋，但很多文章只有对关系的论证而没有实质的内容，其中真正能发人深省的研究不多。大量的综述文章也是如此，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很多都会将所研究方向的文献综述整理投稿，但相当多的综述投稿是只述不评，大量退稿也就在所难免。研究方法是连接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的通道，方法与技术应该为研究内容服务。概括来说，旅游研究的方法主要可分为定量与定性两种，其中遵循实证主义范式的定量研究日前尤为盛行，且呈现出一定的程式化倾向，学界对此亦早有批评[3]。从学术规范上看，定量研究应用数理模型来解析所研究对象的内在逻辑，具有确实的严谨性，但现在大多数学术论文采用的分析数据来源于统计数据或调查问卷。这些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代表性等无法得到保证[4]，所以尽管定量模型越来越复杂精致，但最终得到的恐怕是一个“精确的错误结论”，其研究价值将大打折扣。定性研究则恰恰相反，研究者需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充分展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而一旦缺少对基本问题的关注，缺少对理论的深入研读，研究最终就会掉进“讲故事”的陷阱，尤其是案例研究。作为定性研究者最常采用的方法之一，案例研究当然有它的价值所在，但更需要结合理论背景，挖掘出一些共性元素，使它脱离特定的微观环境和地理区域，提供更有深度的解释和阐释，而不仅仅停留在“故事”阶段。研究内容的实然与深刻决定了研究意义的高低，笔者以为，最重要的研究意义是能回归到人本身，即人的主体性。自然科学始于实验，社会科学始于观察和描述，而社会科学所观察的对象——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多面的。理论的运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提纲挈领，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但必须指出的是，理论不在于新旧、深浅，而在于是否能借此形成与前辈研究者、其他领域研究者，甚至是与调研对象的沟通路径，例如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至今仍有着源源不断的后续讨论。在理论意义层面，言之有物的研究应做到可以和既有理论产生充分的互动，继而进入一个知识生产的体系中，最后形成一个具有引领性的问题体系、研究体系。在现实意义层面，学术研究不可能完全中立于社会价值和政治体系之外，研究内容本身反映了研究者的某种价值立场，研究者要把自己和社会的关系想清楚，培养一种自觉的主体性和内省性。学术研究的价值导向意义重大，如果其所隐含或指向的价值观念与主要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发展相一致的话，就可以有效地转变为对现实的引领，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在旅游吸引物权概念指导下实施的阿者科计划的初步成功即是一个例证[5]。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我们须有高远的视角和人文关怀，始终对国家与社会的大问题保有充分的关切，提出具有本土意义的真问题，理性对待技术与方法，着眼于创造实实在在的新知识，与复杂的社会现实相连通，唯如此，才能做出言之有物的研究，使中国的旅游学研究保持持续的进步。参考文献：[1]保继刚.研究规范——中国旅游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J].旅游学刊,2005,20(3):7.[2]保继刚.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问题缺失的现状与反思[J].旅游学刊,2010,25(10):13-17.[3]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J].社会学研究.2010,25(2):180-210;246.[4]保继刚.将尺度观引入旅游统计工作的几点思考[J].旅游导刊,2019,3(1):1-8.[5]保继刚,杨兵.旅游开发中旅游吸引物权的制度化路径与实践效应:以“阿者科计划”减贫实验为例[J].旅游学刊,2022,37(1):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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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凌云《旅游学刊》执行主编北京联合大学特聘教授2022年是让旅游学者寄予希望和期待的一年，在经历了持续两年的新冠疫情，旅游业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停摆，旅游复苏的预期和预测一再落空后，对于2022年旅游重振的心情尤显迫切，希望在疫情的硬约束消除后，旅游能尽快地重拾增长态势。但必须看到，旅游业发展的内外部经济社会环境和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产业链解构重构，全球治理体系正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这种变化，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已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这是面对国家发展优势和现实约束提出的发展战略。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2年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经济压力，要求继续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财政部和各地政府都已经为过紧日子、苦日子做准备。由此看出，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形势与疫情发生之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我们将面临再工业化过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没有现成的作业可抄，传统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都已失速，扩大内需和消费升级又遭遇“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供给冲击”。此外，人口红利的消失，老龄化社会的来临，生育政策也随之从独生子女，向鼓励二胎、全面放开三胎演进，家庭消费结构也会发生变化。所有这些变化，为未来经济发展增加了不确定性。这些变化无疑也将深刻地影响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同，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是先入境旅游、后国内旅游、再出境旅游的逆序模式。优先发展入境旅游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外汇紧缺，交通和住宿设施供给有限。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国民收入增加，外汇盈余，尤其是假日制度的改革，国内旅游乃至出境旅游得到了快速增长。因此，我们习惯了以GDP逐年增加的语境来叙事，如用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8000美元和10000美元来解释旅游需求规模、质量和频次增加的直接原因。面临未来复杂多变的经济走势，仅用GDP这一单一指标不足以描述和解释旅游需求了。我国旅游经济学的研究滞后于旅游业发展实践，缺乏对诸如旅游消费函数（模型）、旅游机会成本、旅游需求弹性、边际旅游消费倾向等基本的旅游经济指数或经验参数的深入研究，也鲜有旅游业与通胀率、经济景气度、就业率、居民收入和消费结构、存款利率、家庭和人口结构等一系列经济指标之间关系的研究。我们虽然反复强调旅游是一个综合性产业，但对旅游经济增长的研究却缺乏类似于柯布-道格拉斯模型、索洛模型、哈罗德-多马-希克斯模型、卢卡斯模型、库兹涅茨曲线等那样的系统性思考和生产函数分析。因此，我们仍没有从宏观经济的视角系统性地认识旅游产业的运行机制，以及在国民经济体系内的作用机理。如从双休日、黄金周到带薪假期是释放国内旅游需求的制度性改革，对旅游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闲暇时间与居民收入是决定旅游需求和消费的两大主要因素，但两者又是互补关系。在目前待业人口增加，企业效益下降甚至濒临破产的严峻形势下，再增加休假时间是否一定能刺激旅游需求，是值得存疑的。增加收入与增加休假时间两者间是否存在着类似的“刘易斯拐点”？再如一些旅游景区希望通过免除门票的办法来增加游客人数，增加景区内的二次消费，但事与愿违的是，大多数免费入园的游客往往是没有任何消费意愿的附近居民，反而对有消费意愿的中远程游客产生了“挤出效应”。又如我们一方面听到休闲度假是观光旅游的消费升级，另一方面又流行网红“打卡”，殊不知去景区“打卡”就是属于观光旅游。诸如此类似是而非的说法广为流传，众口铄金，积非成是。此外，我们耳熟能详的旅游业对国民经济带动作用的说法其实也是有前置条件的，产业与产业（产业链）之间通过产品供需而形成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内在联系，即产业关联，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前向和后向两个方面，并分别可由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来测量。影响力系数是指，当国民经济某一部门增加1个单位最终使用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程度。影响力系数越大，说明对国民经济的推动力越大。而感应度系数是指，各产业部门均增加1个单位最终使用时，某产业由此所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感应度系数越大，说明国民经济发展对该产业的拉动作用越大，当系数>1时，表明该产业的感应能力高于社会平均水平。2004年，北京市统计局曾做过测算，北京旅游产业的影响力系数为0.8025，说明北京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波及程度低于社会平均影响力水平；而感应度系数为3.8175，说明旅游产业的感应程度很高，对经济发展的依赖程度很高，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旅游业的发展才有基础，同时，经济越发展对旅游的需求程度越大，这种需求远远大于社会平均需求。将旅游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比较，可以看出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虽然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推动作用小于其受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旅游业是一个因经济增长而快速发展的产业。如果经济增长放缓的话，旅游产业的带动效果就不明显。40多年来，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程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结论，任何夸大和贬低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说法都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旅游经济运行有其内在规律和自身逻辑。当然，旅游业除了具有经济属性（产业属性）外，还具有社会属性（事业属性），这同样可以从公共财政和公共选择的角度做类似的比较研究。对于目前在防疫措施的硬约束条件下出现的城市周边游、乡村休闲热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还是旅游消费开始了不可逆转的转型趋势，这些都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以及科学的证实或证伪。类似的情形同样出现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的乡村民宿热。2022年是艰难而又关键的一年，在由传统的三大旅游市场演变成单一的国内旅游市场格局下，如何避免内卷、稳定内需是旅游业界共同面临的挑战。从旅游产业规模看，或许会收缩到20年前的水平，但又不是简单地周期性轮回或倒退，毕竟旅游业的发展环境已经今非昔比，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只有继续深化改革创新。在新基建、新农业（现代农业）、新能源、新材料、新工业（工业互联网）、新商业、新零售风起云涌的当下，该如何定义新旅游（虽然早在1993年德国学者阿莉娜·普恩曾给出过新旅游的定义，但也时过境迁了）？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背景下，旅游业如何实现重振？旅游如何在新经济浪潮中实现华丽转身？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旅游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科学理性的分析和旅游理论的指导，以及对未来发展走势的研判和洞见。目前一些基于微观案例的旅游研究论文，类似于新闻报道，只是描述现状，或仅做表层的解释说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由于缺乏内外生多因素和系统性的研究视野，容易出现萨缪尔森所说的合成谬误。对于现象或问题的研究缺乏基本的底层逻辑和因果关系演绎，没能从现象中透视本质，更没有上升到对于规律的探求和总结。尽管目前大多数论文都采用了计量方法（如结构方程模型、神经网络模型、假设检验、层次分析法等），但计算不能代替思想。由于受研究选题、变量选择、数据来源等局限，这些旅游学术研究无法形成具有普适性、规律性、解释力的原创性成果，也难以对旅游业的未来走势做出科学的预测。旅游学科在与其他学科跨界、交叉和融合过程中，原有的话语体系被解构，学科边界日趋模糊，学术阵地逐步丧失，研究对象渐渐泛化。如对智慧旅游的研究，应该以信息技术来解决旅游过程中的痛点和难点，如果跨界到宅在家里足不出户，只是利用信息技术（如可穿戴的VR/AR）实现诸如“神游”“卧游”“网游”之类的虚拟旅游，已经超出了旅游的定义域。旅游一定是离开惯常环境，亲临现场的身体体验和场景消费，在这一基础上可以采用信息技术来丰富和改进游客的各种体验，也就是说，智慧旅游是给出线上与线下（O2O）如何实现无缝对接的解决方案，否则就跨界到在线网络游戏场景设计的领域了。类似地，最近热炒的元宇宙，就是建构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虚拟世界，如果完全脱离现实世界，那也超出了智慧旅游的研究范畴。旅游学科的不成熟还体现在没有形成库恩所说的研究范式，缺乏核心概念和专业术语体系，以及独特的研究方法，旅游学科建设仍处于前范式阶段。前已述及，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路径与西方发达国家迥然有异，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理论，更需要本土化的旅游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而旅游理论的创立完善离不开我国旅游学术共同体成员的不懈努力，旅游科学大厦只有在不断的质疑和批判中夯实基础，才能更上层楼。面对纷乱复杂的大变局，唯有怀着对未来和未知的敬畏，坚守学术良知底线，以科学的精神和态度从事旅游学术研究，才能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最后，衷心希望2022年在《旅游学刊》上能有更多“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的论文发表，这也是《旅游学刊》和广大旅游学者共同的使命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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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项（测量题项具体见表1）。其中，现有研究中核心潜变量交互性的测量变量一般侧重于在社交平台上的交互[47]。通过焦点小组的访谈，研究认为交互性也体现于与熟悉的朋友之间的交互，因此增设问项：“IT2

直接效应检验本研究首先对假设中的直接效应进行了检验。采用PLS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旅游演艺游客体验中沉浸体验对情感反应（系数β=0.407，p0.05）的影响不显著，因此H1a

ethnography）是用来探讨与互联网关联的社会文化现象一样[38]。互联网数据如果作为主要的数据来源，是否具有足够的丰富度和可靠性，需要研究者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进行判断。3.3

年中国乡村旅游市场发展前景研究报告》。，与全国范围内的行政村数量（约70万）相比，开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村庄占比约为14%，因此，本研究的样本数据基本符合全国范围内乡村旅游的发展情况。2.2

成年子女支持父母出游的行为机制——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李志勇，阎珺琪（四川大学旅游学院，四川成都610064）引言随着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问题是当今学界最为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到2019年末，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18.1%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1/t20200119_1723767.html（2020年1月19日发布）.，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升，而其中参与旅游活动的老年人数量比例也在逐年攀升，银发旅游已发展为一个新兴旅游市场并广受欢迎。携程与去哪儿等平台及部分旅行社都纷纷推出了针对老年人的旅游产品与服务。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旅游产品的购买者实际上大多数是成年子女，而非老年人自己，送父母外出旅游正成为中国成年子女孝顺父母、赡养父母、报答养育之恩的一种流行方式[1]。从古至今，长幼有序、孝顺父母一直是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家庭伦理主线[2]，“尊老”是中国传统美德的核心理念，“养老”是子女们乃至整个社会的义务与责任[3]。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人们通常认为赡养父母，为父母提供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都是应尽的义务[4]。随着近年来中国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子女对父母的支持方式也从基本的物质支持变为更加关注父母的精神生活。旅游作为老年人丰富精神世界、追求幸福生活的方式，由此成为了子女们愿意支持父母参与的热门活动[5]，子女也将此视为加强与父母之间的联系，表达孝心，弥补与父母相处时间不足的途径[1]。然而，在针对银发市场的旅游学研究中，子女对父母出游的支持现象并未引起足够关注——子女基于何种原因支持父母出游？子女支持父母出游是一个怎样的互动过程？子女支持父母出游的行为对其家庭产生了哪些功能和作用？目前学术界对上述问题仍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为此，本研究拟运用扎根理论，以访谈数据为依据对我国成年子女支持父母出游的行为进行实证探究，从而深入解读子女支持父母出游及双方互动行为对老人身心健康的影响，以及对老年人幸福感提升、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起到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1

王思雅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博士研究生孙九霞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1研究缘起本文始于对一“小问题”的兴趣吸引、形成于对其可能蕴藏的“大意义”的不断思索。从问题意识浮现到文章刊登发表，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前期的酝酿阶段、中期的聚焦阶段以及后期的深化阶段。早于2018年，笔者便对旅游礼物馈赠现象产生了一种朦胧的兴趣。一方面，笔者在早期的田野调研中直观地感受到：旅游者在旅游地获取商（物）品并带回日常居住地馈赠他人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旅游地着力营销伴手礼品牌也已成为一种市场新趋势；另一方面，得益于研究团队的读书会传统，笔者阅读了莫斯的《礼物》与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两本经典专著，并激发了对现有研究的反思：旅游学科集中从营销学视角进行切入，选择性地关注礼物购买这一初始环节，以此与旅游消费者行为研究进行对话。然而，礼物(gift)并非物品(present)，礼物行为因其所具有的内在社会逻辑而赋予物以社会生命，其本质为“人与人”的勾连而非“物与物”的交换。回归到人类学、社会学的视野中，这一小小的现象似乎变得格外有趣。不同于传统的礼物馈赠，旅游礼物馈赠作为现代流动性背景下形成并稳定的一种社会性现象，它的本质是什么？在问题的驱动下，调研开始但随之陷入了研究困境。首先，旅游礼物问题虽小，但实则涉及复杂的现象、牵引出庞杂的理论脉络；其次，现象层面的细节零散纷乱，以致未能进行精准的理论定位。自此，研究暂时停滞，成为了“烂尾楼”。2020年疫情期间，由于无法进行实地调研，笔者在家中又重新翻出前期文稿、尝试将其进行“回炉重造”。在吸取前期经验的基础上，本文在方法与视角上均进行了突破。首先，本文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对此异质性现象进行了分层。处于不同生命历程阶段的个体位于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与职业生涯阶段，嵌于不同属性与规模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在旅游礼物馈赠需求与效果方面呈现出差异。因此，本文依据受访者的生命历程特征划分为三组，以此更好地厘清旅游礼物馈赠现象。其次，本文从个体视角转为集体中的个体视角，重新审视了旅游礼物馈赠现象。旅游者首先是作为社会人而存在，其自身的旅游流动不仅关乎个体的体验与经历，还关乎与其紧密相连的社会网络，这在安土重迁、关系本位的中国社会尤为突出。因而，旅游礼物馈赠现象所附着的情境可重新理解为：社会网络中某一个体的短暂缺席与回归。依此思路，旅游情境以及其中所生成的礼物馈赠，对主体（旅游者）所处的社会网络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回到当下的旅游研究，虽然学界已经意识到探究旅游之于日常社会整体影响的价值，但在理论上尚存较大的探索空间。旅游礼物馈赠现象恰可作为切入点进行透视。在将旅游礼物馈赠聚焦于关系运作后，我们前后共进行了五轮的互动讨论，集中于对研究价值与研究观点的深化。首先，老师建议顺承Nash（1996）在《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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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26—27日赴案例地开展补充式调研，选取4个代表性主体进行开放式深度访谈（表1），将初步研究结论与访谈文本进行匹配，完善遗漏信息以提升结论的全面性与可靠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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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从这个角度来看，游客的后续行为很可能是对积极情绪的一种正向回应。其次，伴随着愉悦体验的积极情绪对个体的认知具有启动性延伸效应，不仅促进游客对目的地流连忘返，还有利于他们发生积极的分享行为

个国家文化公园均是线性文化遗产，但是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似乎更加广泛，那么概念辨识层面，未来一定不限于线性文化遗产。因此，国家文化公园理论源流将在实践中被逐步丰富，并在未来研究中得到更为精准的解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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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DMO）几乎“垄断”着目的地形象的塑造。由DMO制作的材料，包括视频宣传片、平面广告、小册子、指南、网站信息等职业生成内容（occupationally-generated

服务读者和作者，关注中国旅游研究的前沿问题，分享旅游研究的最新成果，引领中国旅游学术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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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学成(1969—)，男，河北故城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文化旅游与城市经济等，E-mail：liang-mail@163.com。

谢彦君（1960—），男，辽宁岫岩人，博士，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海南大学旅游体验研究与设计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基础理论、旅游研究方法、旅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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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路军（1979—），男，湖南邵阳人，博士，中南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芙蓉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研究方向为旅游地营销与管理、旅游幸福感

的研究指出，除了具有主动性的个人以外，以物质性呈现的目的地本身也在进行身份表达，马六甲成为世界遗产是马来西亚国家的文化政策和历史建构的结果，在承担旅游职能的同时，也强调了马来人的身份特性[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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