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寄语丨谢彦君：科学研究可以无动于衷？

谢彦君

《旅游学刊》副主编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2023年，旅游世界爆款的事情不少，但“淄博的厚味”和“尔滨的冷艳”似乎盖过了所有其他火出圈的旅游现象，它们在旅游世界所引发的政治躁动、学术激动和产业冲动，似乎大有即将造就一个所谓“现象级”旅游叙事的可能。所以，这些现象成功地赢得了超乎寻常的社会关注，接踵而来的自然是经济上的可观效益。从算总账的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这一点而言，这些爆款事件，标志着相关利益共同体在营销和传播方面的有效协同和巨大成功，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2024年，或以后，还会不会发生同样“现象级”（对于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这个术语未必很“科学”，因为，并非只有“现象级”的现象才具有理论探究的可能性和价值，很多规律可能隐藏在微几的现象当中，因此，那些“见微知著”的科学研究同样甚至更加有价值，也同样甚至更加有趣）的现象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从信息的角度看，当下正处在一个独特的信息社会或数字化传播时代，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观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现象做出解释。事实上，即便是在古代社会的每一次信息革命，比如语言、文字、印刷术、摄影术的出现，都曾引发过大规模的思想激荡和社会变革。今天，借助于互联网自媒体和其他各种快速传播媒介所引发的一夜出圈、迅速爆款现象，反映了人类群体行为很容易受耳目听闻所左右的事实。不过，这样一种现象，并不单纯是一种“景观社会”现象，仅限于从这一角度进行解释，难免具有某种工具理性的意味，未必能完全触及问题的实质，更不能从人本的意义上对这种现象的内在规律予以全面揭示。对于滋长于华夏文化土壤，风行于中国特殊世代、阶层的这种突然爆款的“现象级”旅游现象而言，完全靠既有的西方理论，包括鲍德里亚的消费主义理论、勒庞的从众理论、福柯和厄里的凝视理论，等等，恐怕都很难全面而深刻地揭示这种现象的内在规律。可以说，这些既有的西方理论，都只能依据各自的视角从某个侧面对此类现象进行解释。因此，对于此类“现象级”的旅游现象，本土化的旅游研究自然不能无动于衷。

不过，“有动于衷”的中国本土化旅游研究应该采取何种策略，遵从何种路线，寻求何种目标，这些问题倒是值得认真思考和慎重回答的。如果不对此类“现象级”旅游现象研究的初衷加以审视和辨别，那么，从以往的研究实践及其最终结果来看，相关研究很可能再次徒增喧哗，以热闹出场，以无果终局，于旅游理论创新、旅游知识生产了无贡献。

所以，这里打算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对各种“有动于衷”于“现象级”旅游现象的研究初衷略加析别，借以明确针对“现象级”旅游现象所展开的研究，何者属于“科学的”研究，何者属于“非科学的”（这里的“非科学”三字，既无贬义，也无意识形态含义）研究。当然，从知识论的角度看，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项取舍关系，而是一体两面、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关系。

首先，在各种研究初衷当中，可以甚至应该存在一种“好奇之衷”。

人，从本质来看，是否是一种“好奇”的生物，这很难说。不过，由Rebecca Solnit所著的Wanderlust: A History of Walking（《漫游癖：行走的历史》）一书可知，在推动人行走（当然包括旅游、旅行和迁徙）的诸种内在动力当中，其一便是强大的好奇力。这种好奇力在人类发展史上可能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甚至会给一元论的人种起源说提供某种文化人类学上的支撑。对于旅游者来说，好奇几乎就是他们的行为理性，是促使他们前往非惯常环境逗留的根本动力——比如今年的“尔滨”，正是那些南方的“小土豆”们构成了冰雪世界最具活力的客源。而对于旅游研究者来说，这种突然爆款的“现象级”旅游现象，也引起了研究者们进行理论探索的好奇心。因此，可以说，如果旅游研究者的研究动机出于“好奇之衷”，那么，尽管此类“现象级”的旅游爆款已经属于产业实践，表面上看似乎理论已经落后于实践的节奏，但仍旧可以断言，这种现象背后的规律并没有完全被学术界所认识，而实践层面的诸多操盘手也未必完全自觉地从某种理论出发来主导、控制并最终完成整个体验产品的生产过程。这样，弄清这种现象发生、发展、演进的规律，揭开该种现象如黑箱般运行的内在机制，不管是对于理论研究人员还是实际管理人员，都足以唤起其好奇心。这样，出于“好奇之衷”而不是跟风从众之心对“现象级”旅游现象开展研究，可能更有机会贡献新知，从而巩固旅游基础理论建设。

第二种研究初衷或许可称之为“质疑之衷”。凡事都有正反两面，即所谓“物无非彼，物无非是”，由此决定了任何事物都可被置于某种否定的框架当中，而扮演这个质疑框架角色的，其一便是既有的理论，其二则是个人的经验。对于前者，即便是那些相当成熟的理论，也会招致来自不同视角或立场的质疑，而被质疑的理论又可以被用做质疑他者理论或实践之当否所依据的框架。因此，包括前述居伊·德波、鲍德里亚、福柯、厄里等在内的各种既有理论，连同研究者个人的既有成见，均可以构成对旅游爆款现象的批评性阐释框架。换言之，在试图利用某种理论对某种现象做出正向解释的时候，该理论也有可能成为质疑该现象的知识基础。所有后现代主义思想在本质上都是科学的反动，而福柯、厄里、鲍德里亚等又同属于后现代主义阵营，因此，在充分承认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旅游体验（包括爆款旅游现象中的旅游体验）的强大解释力的同时，旅游研究充分调动其他理论范式进行相关研究，显然也是理性的。不过，那些局限于个体认知并且缺乏理论依据的质疑，往往和“爆款”现象本身一样，难以激发持续探索的热情和动力。

第三种研究初衷是自带是非、对错、好坏立场的研究，因此其发心可称之为“价值之衷”。用庄子的知识境界划分，这种研究所对应的知识境界，层次是最低的，而其所谓最高层次是“以为未始有物”，认为世界无物存在；他所列举的第二个层次是“以为有物而未始有封”（用老子的话则是“以万物为刍狗”），承认世界有物存在但却没有差别；第三层次是“以为有封而未始有是非”，也即不在谁是谁非、谁好谁坏之间做抉择、取舍；最后一个层次才是“是非之彰”，完全陷入对是非、对错、好坏予以区别和择取的境地。

这种带着价值观从事相关旅游现象的研究，其最终的成果形式是对策或建议。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价值有涉”（value-loaded）的研究，它与科学研究互为反动。“价值有涉”的研究是一种旨在“改变世界”的研究，因此，其本质是规范的、伦理的或对策的。当一些火出圈的旅游爆款现象出现之后，学术界中各种充斥好坏之分、对错之判以及是非之辩的研究便都纷纷登场，有的不仅将个体主张直接投射于那些“现象级”旅游现象本身，甚至还连带地成为指导其他地区、旅游目的地、景区的对策建议。审视这些对策建议，它们难免会带有两个无解的知识症结：一个是摆脱不了模仿的根性，另一个是摆脱不了教条的惰性。对于旅游而言，40年学术研究即便未能取得太多共识性的理论认知，但一个“异”字却一直被旅游学术界接受为旅游体验的灵魂：异地，非惯常环境，穿越感，等等，这是使旅游成其为旅游的最突出标志。由此即可断言，由于“模仿”的旅游发展路线在本质上与旅游的天性相悖，因此，所有不能摆脱“模仿”这一根性的对策建议，在旅游世界都注定要失灵、致败（除非你所建议的模仿仅限于解决旅游便利性[facility]问题而不是在塑造产品灵魂方面）。推而广之，所有那些淹没了“特色”而致力于树立“模范”“标杆”“样板”等努力，那些别人喊麦你也喊麦、别人cosplay你也cosplay，或者，充其量挖空一下心思做一点小变通，从猛男变幻为伪娘，诸如此类，在旅游世界恐怕都行不通。这，或许也算得上是旅游的铁律吧，因为“特”和“异”实在是旅游的天赋秉性。

就上述第二个知识症结来说，任何泥守既有理论（包括一些外来的理论）或执念于个人成见的对策，都要面临不能因地制宜所带来的挑战。就这一点而言，前述庄子的“知识四境界”说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尽管庄子的“有物而无封”和“有封而无是非”这两种境界，确实与“价值中立”原则存有接口，为科学研究预留了园田，但科学研究所形成的定理、公理、定式、法则，却被道家视为必须在实践中予以变通才具有实在价值的知识。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很容易想到那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名言，也能想到流传了两千年的“实事求是”这个成语，由此也见证了先秦的道家思想是如何将科学理论与社会实践辩证统一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前提，是庄子所列举的第一层次的知识境界：以为未始有物。很自然，科学范式毕竟属于追求常识、定理的范式，它无法接受这种认为世界“未始有物”的观点，但是，当科学工作者寄希望于将自己的理论成果应用于具体的实践当中时，秉持一种“以为未始有物”的知识观，是保证其理论能够因地制宜地落到实处的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惊讶地看到，中国古代思想家已经意识到并很好地处理了教条与实践之间的玄妙关系。

这样看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上述“以为未始有物”的知识观也纳入旅游科学研究实践当中，并将此类研究的发心称作“无动之衷”。——无动于衷也是一种动，是一种无动之动。这样，科学研究既可以无动于衷，也可以有动于衷。当其有动于衷之际，好奇可以谱写美妙的旋律，质疑可以敲响动听的警钟，适宜的价值择取可以成就完满的“善”。

2024年的旅游科学研究，冀其能在科学哲学层面取得如此的协调。

责任编辑  || 吴巧红

技术编辑  || 梁彩荣

原创插画  || 孙佼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