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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导览 · 读书读城 | 洛杉矶无人是客——《寻求空间正义》何去何从

付泽钰 国际城市规划 2022-04-24


美国“民权运动之母”罗莎·帕克斯,1955年12月1日,她因在公共汽车上拒绝给一位白人男子让座,拉开了美国现代民权运动的序幕

图片来源:http://photo.cankaoxiaoxi.com/world/2015/0321/709837_23.shtml


现在,假设你是一名每天需要乘坐巴士公交等大众交通工具往返于城郊之间的普通工薪阶层,甚至是身兼多职、每天需要穿梭于城市众多分散地点之间的护工、清洁工、家政人员等低收入者,当你获知所在城市的交通部门将通过再分配公交建设投资、上调公交车费等方式筹措资金,来建设城市中更加完善的、连接更长出行距离的轨道交通网络(如轻轨和地铁)时,你会作何反应?咒骂交通局新一轮政策毫无人道?研究自己所乘坐的公交线路有没有受到波及?重新调整每个月收支的余额分配?诚然,这一切的大前提在于你关注并能及时获知这一系列政策,同时深谙其与自身的利益纠葛。


1960年代,这样的事情就曾发生在洛杉矶。为了达到“世界大都市”的建设目标,洛杉矶城市交通局拟建立地下交通系统。该计划投资巨大,为此将争夺既有公交系统的公共投资,势必导致公交车费上涨,非常不利于在市中心工作生活、大部分为少数族裔的工薪穷人——他们通常乘坐廉价的地面公共交通工具,轨道交通的建设无疑将加重其经济负担。1966年10月,由草根联合组织(劳工/社区联盟)针对洛杉矶公共部门(交通局)提出的集体诉讼,通过以下方式获得圆满解决:交通局以最高的优先预算提升巴士服务水平,保证贫民能够平等乘坐各种形式的公共交通工具[1]。为此需要花掉交通局几乎所有正在执行的预案,致使那个雄心壮志的轨道交通计划无从实现。这一判决后来被称为“巴士乘客联盟判决


“洛杉矶学派”领军人物爱德华·苏贾(Edward W. Soja, 图1)认为,该投资计划带有歧视性,其受益群体主要是散居于湾区的较富裕阶层,将造成拥有私家车或有余力支付轨道交通的富人和依赖公交的穷人之间差距的空间歧视过程,并最终导致非正义的城市交通地理。

 

图1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都市规划系教授爱德华·苏贾,《寻求空间正义》作者


这一事件使两种显而易见的正义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弱势群体获得更优质轻松生活的人文正义,以及交通局基于行政区划界定的理性正义。哪种正义能让满目疮痍的洛杉矶重获生机并不是案件潜在的意义,真正绕梁的余音是这种策略性的乐观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解放了人们团结联盟的天性,并以此对非正义行为说不。苏贾也明确指出,这正是《寻求空间正义》(Seeking Spatial Justice, 图2)想要寻求和鼓励的可能性。因此,苏贾在开篇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话,“任何地方的非正义对任何地方的正义都是一个威胁”(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1]

 

图2  《寻求空间正义》英文版、中文版封面 


1  空间转向,三重辩证法的提出 


人经过数亿年的进化,在历史长河中赋予存在、受之洗礼、冕以荣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此般观念诉说着人与生俱来的历史性。空间转向及批判性空间思维的出现在社会、历史、空间三者之间形成互补性的再平衡,让我们注意到了一直以来在物理及自然空间相互作用中形成的社会化生存空间。苏贾指出这并不意味着空间优于时间;人存在是时间的,亦是空间的。空间转向只是终结了空间思维从属于历史思维这一理念。


“一种范式转换正在发生:我们现在或许正在默认一种有趣的、充满想象的方式来看待地理斗争,这种方式新鲜而有活力”(A paradigm shift is happening: we may now be in the middle of a fun and imaginative way of looking at geopolitical struggles, fresh and dynamic),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993, 图3)中如是说。


图3  《文化与帝国主义》英文版、中文版封面 


苏贾在这场转换中构建了自身的空间本体论,打破原有的二元的、非此即彼的局面,提出“三位一体”的三元辩证法,即空间性、历史性和社会性是所有社会的共有特性,这三个维度是共存的,不可相互替代;任何人、任何生产都同时在时间、空间和社会关系中存在[2]


师承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苏贾,在列斐伏尔划分的空间三层次(即空间实践、空间再现及再现空间,又称感知空间、构想空间及生活空间)基础上提出了空间是由物化的第一空间、概念性的第二空间和实践与想象性相结合的第三空间构成。三元辩证法和“第三空间”在本书中反复重申仅仅只是为了声明苏贾匡正本体论的企图,原汁原味的内容还是要去品读苏贾的四部曲之一——《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与想象地方的旅程》(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2005),其中涉及许多关于公共空间、权力运作、边缘人、女权等有趣的观点,对我们理解长期存有空间偏见的本体论大有裨益。





《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与想象地方的旅程》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爱德华·苏贾

1996

2  不同地理规模下的正义空间性


寻求空间正义是结果更是过程。对于在城市中讨生活的人而言,正义的来源无外乎两种情况,一是周遭生活的具体环境,二是作为集体的一分子能否享受到城市提供的社会资源和便利条件,将之落在广义的法律层面上即是公众所得的空间财产权和特权。在此说广义的法律层面,是因为目前的法律制定更多从社会、历史角度出发,相对空间角度来说更为普遍化(despatializing)。


我们是否能够建立一种确保居民城市权的社会行为机制,实现城市资源有效分配共享,关键在于各个不同群体的话语权得到同等重视,行动则是第二位的。


苏贾在书的第二章中将三重地理规模下的空间正义互动交织表现得淋漓尽致。


  • 第一重为“外因空间”,作用在空间扩张方面,例如空间政治组织划定的选举区域界限、带有种族隔离指向的文化统治与文化压迫、私有财产权在法律上的优先性等。


  • 第二重更为内生内在,是在更加本土的规模上形成,称为“内因空间”。苏贾以同性恋、学校隔离制度、住宅民权运动劳勒山判决、环境正义运动等为例,强调一旦某种带有歧视意味的心理、个体、公司、机构拥有主导决判权,将引起分配不平等,发起了歧视地理学对法庭的挑战。


  • 第三重从中央地理学(mesogeographical)角度探讨地域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区域正义和区域民主问题,例如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长期形成的两极分化、“中心—边缘”结构的出现,苏贾称之为宏观与微观互融的“交汇空间”。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希望的空间》(Space of Hope)中也表示我们必须建立希望国际,在政治上团结以抵制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3  城市权,空间正义理论化


城市权在苏贾看来其实是空间正义的代名词,是从属、论证正义空间的必由之路。城市权概念最初由列斐伏尔提出,将城市权与差异权、知情权相结合,倡导城市使用者在任何活动空间都有充分表达观点的权利(即使是特权空间),而不是一味被规则制定者打发进入城市角落。列斐伏尔作为一个非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揭示了资本主义以制造并占有空间(大多是城市空间)获利生存延续的本质。界定城市权的斗争归根结底在于空间资源的再分配,“既得利益者不会自愿放弃权利,平等权利相遇,力量说了算”(Harvey, 2003),进而引起不平等力量关系之间的抗衡。列斐伏尔被“顽固的正统教条”埋没多年的城市权理念终于大放异彩,苏贾字里行间无疑是兴奋的,在其老师和哈维的影响下,进一步探讨了空间正义如何能够使其自身理论化。


4  洛杉矶?洛杉矶!


苏贾始终钟情于两个城市:洛杉矶和阿姆斯特丹,认为它们分别是都市中心主义和解中心主义、内城和外城两个事实上没有边际的极端[3]。阿姆斯特丹以其清晰严谨的结构成为欧洲最具向心力的城市之一,而洛杉矶一半鳞次栉比、另一半乌烟瘴气,这种病态仿佛引起了苏贾的爱怜,“吟游诗人”般的他最终选择在洛杉矶扎根。面对阿尔伯特(Albert)等学者对其过分依赖洛杉矶的指责,苏贾认为充满形形色色矛盾的洛杉矶,正是自己理论和行动的最佳实践地。


“阻止工厂关闭联盟”发挥了劳工、社区、大学三者联盟的创造性协同作用,定义了更广泛意义上的“正义”;“门卫运动”对大众媒体的有效利用;“洛杉矶经济联盟”取得标志性进展,组织规模日趋区域化甚至全球化……如此种种令苏贾坚信这类案例是有借鉴性的,他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众师生进行课题研究,以期形成大学与诸多城市社团间的有机联系。他倡导以理论指导空间运动,撕掉强加的洛杉矶标签,抓住空间正义内在关联性,认为如此才能将空间正义放在更大的语境中加以运用。


《人间失格》中有这么一句话,“这世上每个人的说话方式都如此拐弯抹角、闪烁其词,如此不负责任、微妙复杂。他们总是徒劳无功地严加防范,无时无刻不费尽心机,这让我困惑不解,最终只得随波逐流,用搞笑的办法蒙混过关,抑或默默颔首,任凭对方行事,即采取败北者的消极态度”,无法融入世人环境使主人翁痛苦不堪企图结束生命,但一件和服随即又唤起了他对夏日即将到来的期盼。这是对死亡的恐惧吗?我倒更愿理解为对生的渴求过于强烈以至于现实无以慰藉反倒显得生活无趣罢了。读完这本书居然联想到太宰治,我自己也是够惊讶的。将城市生活上升至生死高度或许有失于偏颇,但若总能有那么一点城市的温情与微光得以贪恋与惦念,来唤醒对生进而活的欲望与尊严,那么,这城市便是成功的吧。


参考文献

[1] SOJA Edward W. Seeking spatial justice[M]. Minnesota: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2] 史旭. 爱德华·苏贾的空间理论解读[D].广州大学, 2012. 

[3] 王蒙. 爱德华·苏贾社会—空间辩证法的哲学批判[D]. 苏州大学, 2011. 


南京大学区域规划研究中心 付泽钰 供稿


作者:付泽钰,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延伸阅读

身体与城市的互动——读《肉体与石头》有感

我在毒窝醒来——读《城中城:社会学家的街头发现》

慢慢走,欣赏啊——《乡土中国》读懂了一点儿

百年远见,成其久远——感悟《芝加哥规划》

对人类本身的永恒热情——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


编辑:张祎娴

排版:赵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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