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新春伊始，全面复兴传统文化成为重大国策编入全国中小学生必修课本。如果说对下一代的教育实际反映了一个民族对未来的预判，那么，从外力倒逼下发足疾追西方现代文明的脚步，到开始审视民族内生的精神气韵，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大国崛起战略正迈进新的阶段，即重视中华文化在世界层面的输出与贡献。

人们迫切地追问着什么才是中国？中华传统文化究竟扎根于何处？

当代社会，我们已很难从城市生活里找寻出一个原汁原味的传统中国。面对政治动荡、工业化与城镇化变革，绝大部分的城市和城市社会已经历过一轮又一轮的拆解与重组。唯有乡村，或者说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还勉强保留着传统中国的样子。它封闭、安定、世代黏着、不辨秦汉，因此积累下了5000年的风俗习惯和礼法制度，在安土重迁的族系里传承，脉络清晰地记载着几乎所有中国人的来处和归途。

由此可见，乡村复兴和传统文化复兴，这两项几乎是当下中国最热门的运动找到了内在逻辑的相洽和发展的一致性。中国历史进程走到这一节点，注定要重新剖析土地和精神存在的意义。对于人口众多、文化水平参差的中国人来说，佛儒道经典等通过文字记载的有关中华思想文化的解读注定是属于庙堂之高的，而江湖之远的奥妙自古依赖身体力行和口口相传。土生土长的乡里人说不清门道，之后，快速的现代化浪潮撕裂了新一辈知识青年与传统社会的联系，谁还能将一个鲜活生动的传统中国付诸笔端呢？

好在有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这本不足7万字却充满有趣推理和真知灼见的小册子成于1947年，在那个城镇化率仅为10%的年代（1949年我国城镇化率为10.64%），乡村仍掌握着中国社会的绝对话语权。

图1 《乡土中国》封面

费老用大量生动翔实的日常细节，丝丝入扣地描绘出一个纠缠着天时、血缘、土地和生活，由漫长时光研磨出的乡土中国：这是一个礼俗社会，人与人关系的交流并不是基于“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规范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这是一个面对面的社群，乡村缺乏文字普及实质是因为使用声音、表情、动作来直接交流更符合乡土生活的特性；这里的社会文化稳定，所以世代间的人生经验更多的是一种反复，文化积累足以靠语言传递；这里的人际网络模糊、弹性又交错，因此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团体格局的差序格局（以个人为中心，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原则而延展出的同心圆体系，中心势力越强，同心圆的层次和范围就越广，与其他同心圆的交错重叠也越多）；正是以己为中心外推构成的一根根私人联系网络的存在，乡土社会难以产生团体道德，这里的道德和法律也是依据私人间的关系亲疏而加以程度上的斟酌与伸缩；这里最重要的社会结构是以同性为主轴、异性为辅轴的沿父系单系传递的绵续性事业社群，家族凝合的基础不是两性情感，而是家族事业的需求；在这样的封闭社会中，传统具有极强的权威性，人们出于内心的服膺以传统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出现了礼治的推行与教化；这里的生活自给自足，于是皇权松弛，从长幼之序的规范下生长出既非专制亦非民主，由宗族长老行使的教化性社会权力……

中国人向来讲究物来顺应、道法自然。在费老的笔下，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形态结构的养成就像是农人们循季播下的种子，从华夏文明的土壤里孕育根系，结出果子，稳妥熨帖、水到渠成。“礼治、宗族、长老、血缘、圈子、人伦、教化”这些充满了中国特色的语汇紧密而缠绵地交织成为乡土中国的根基。然后，环境决定行为，行为固化思想，思想形成习惯，习惯变作传统。顺着费老抽丝剥茧的笔触读来，我竟时常有恍然大悟之感。这样的农耕环境、这样的历史选择、这样的物质空间、这样漫长又重复的社会继替，天生该长出自我主义、差序格局、礼治教化与长老统治下的社群，最终表现为一个“韧性”又“任性”的乡土社会。

我终于读懂了一点乡村。

作为充分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教育，遵循着“契约”和“法治”精神，生活在钢筋水泥森林里的城市人，很大一部分研究者（包括我自己）都习惯把乡村落后、贫穷、顽固的症结归于村民的愚昧。然而，套用人类学者张小军的一段话：“这些有文化的民族村寨的‘文化人’被我们这些没有文化的‘经济人’界定为落后，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我们的GDP”。夏虫不可语冰，笃于时也。当我困惑于乡村难解的治理矛盾，对传统和礼治嗤之以鼻，我无法理解乡土社会结构的由来和精神并把它们一言蔽之于“愚”。然而乡土中国的意识形态跨越王权更迭、制度变迁至今依旧生生不息，它们存在了5000年，我学道理不过5000天。

城里人难以用传统乡村社会的角色去思考乡村问题自然无可厚非，但强行用城里人的审美、城里人的价值观、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城里人的行政手段为乡村做一个模子，无异于削足适履。这种自认为是先进文明的“优越感”100多年前席卷过中国城市，现在轮到乡村了。如此讽刺，城里人一边追寻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精神的皈依，一边亲手切断传统乡土社会的联系，丢掉它的灵魂，徒留下粉饰过的空壳。

如果去质问那些将乡村主题乐园化、过度商业化和绅士化的乡建者们，他们大多会抬出类似的说辞：“这样做是为村里好”。但凡被问到“这样做的道理是什么？乡村建设好坏的评判标准又是什么？”却往往含糊其辞。实际上，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历经了长久的二元分治，彼此之间隔膜很深，几乎生长出两种大相径庭的意识形态。不同意识形态宛如春天的叶与秋天的果，它们既从未存在于同一个空间中，何来优劣？孰辩伯仲？

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谁的乡村？”根本不成问题。乡村发展到今日，早有其完整的一套社会逻辑和理论架构。向前看一百年，乡村内生的群众力量和文化力量才是孕育出几乎全部中国人的精神本源。乡村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因为村民才是乡村的主人和生活的主体。农人们耗费千百年光阴驯化的这片土地，自然该由他们继承、创新、发展和演化。乡村的智慧费老在70年前就说得玲珑通透，乡村不是没有能力探索自己的未来，只是它的变迁本就以世代为计，时间在这里走得缓慢。

图2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风貌

作者摄于山东菏泽大集镇

至于我们这些初入乡村的城里人，不该妄自尊大，当然也无需妄自菲薄。回溯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谱系，包括把《江村经济》作为伦敦大学博士毕业论文的费孝通在内，其先驱者和推动者竟巧合地都是些喝饱了“洋墨水”的知识分子：周作人于1919年参观完日本的第一个新村回国后，成了中国新村运动的积极吹鼓者与组织者；李大钊曾撰文《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供热心新村主义的人参考；乡建运动的早期代表梁漱溟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取二者之精要落实在乡村社会的改造上；而自小接受西式新学，辗转香港和美国耶鲁、普林斯顿求学的晏阳初更是一位世界级的乡建专家……或许，认识到差异才能产生思考，跳脱出“就乡村论乡村”的狭隘视野，才能把乡村看得更真切。

在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57.35%的今天，可以预见，未来乡村的命运将越来越与城市不可分割，而我们这些拥有西式新思维和现代化视野的城里人，也越来越绕不开“到乡村去”的命题。“精英”与“庶民”之间需要一种良性互动，两种意识形态更需要跨越式的理解和团结。

站在重新思考乡土的角度上，就我浅薄的乡村经验来说，乡愁不仅是没有雾霾的故乡原风景，更是那个熟悉到可以用声气辨人的社会里人际间温暖的交往，是村里人谈论和决定与自我休戚相关的大小事的权利：选举、土地、经济模式、自家的鸡鸭、田和院子。就像旷野里喧嚣的风最终会归于沉寂，而脚下大地永远沉默坚实。村子里的人虽不富裕，可他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族谱的记载），明白自己要到哪里去（村后的祖坟），他们有延续了数千年感知冷暖的方式，可以踏实过好眼前这一生；而城里人看似是自由独立的个体，终了却越来越难寻求血缘的联系和土地的归属感。

乡土中国就像一张密密织就的网，空间只是载体，真正被中国人化入骨髓、深刻怀念的其实是人与人、人与土地之间密实的维系。乡村发展如果能够不冲淡这种维系，或许才算得上成功。

站在乡村建设的风口，如果无法一头扎进乡村调研里写出一本比肩《江村经济》的研究，那么，至少请深入地读一读《乡土中国》。这是对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染指之前最基本的尊重，也是对中华传统社会文化形态最朴实的继承。

乡村复兴不该是一场“雨过地皮湿”的运动，乡村建设的热情更不该源于一种站在文明高地上对伊甸园的憧憬。在乡村的土地，城里人应永远扮演一个对乡村传统文化敬畏，对乡村社会格局尊重，顺应乡村自身变迁规律的观察者和协助者。

慢慢走，欣赏啊。

南京大学区域规划研究中心 周思悦 供稿

作者：周思悦，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njusaup_zsy@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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