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波 || 西方期刊評價的現實困境及其啟示

（一）基礎深厚：根植於成熟的理論和技術基礎

西方期刊評價體系形成於20世紀初期，成熟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其產生和發展擁有深厚的理論和技術基礎。西方數學、統計學等基礎學科的發展為期刊評價奠定了紮實的理論基礎，文獻計量學的發展為期刊評價奠定了相應的技術基礎。西方期刊評價理論發源與實踐先行的最早的國家是英國和美國，早在20世紀30年代，英國文獻計量學家布拉德福(S.C. Bradford) 首次揭示某一領域內的文獻在期刊中分布不均的現象，即關於某一學科的大量文獻高度集中在少數專業期刊中，這一文獻集中與分散定律大大提高了文獻信息服務的效率，同時應用於文獻情報的指導工作，揭開了期刊評價的序幕。到了20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情報學家加菲爾德（E. Garfield）通過對期刊文獻的引文進行大規模的統計與分析，發現了期刊在分布上呈現核心區域和邊緣區域之分，總結出了多數被引用文獻集中在少數期刊上，而少數被引用文獻散布在大量期刊中的引文分析規律。這種引文在期刊中呈現集中與離散分布的趨勢，證實了文獻的引用率在某種程度上能反映出學術論文的真實質量，於是以被引次數為代表的各類量化指標便成為評估學術期刊論文高下的準則之一。這一定律不僅從另一個方面驗證了布拉德福的文獻分散定律，也推動了這一定律在理論與方法上的普及與應用。隨後加菲爾德建立了《科學引文索引》(SCI)數據庫，在對這個數據庫中的期刊文獻引文進行統計與分析之後，他建立了一套統計評價指標應用於學術期刊評價，使得期刊評價相較於過去更加地全面綜合，由此產生了世界上著名的“期刊引用報告”(JCR)。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普賴斯（D. S. Price）就科學文獻量隨年代變化做了研究，發現了科學領域內日益增長的文獻數量是呈指數增長的定律，並提出了量度文獻老化速度與程度的普賴斯指數。此外，普賴斯還創新性地提出了引文峰值思想，即科學文獻被引用的頻次一般在發表後的第二年達到高峰，這一規律後來廣泛應用於引文分析中，在理論上為學術期刊影響因子指標的提出奠定了基礎，推動了學術期刊評價的研究。基於布拉德福的“文獻集中分散定律”、加菲爾德的“引文集中定律”以及普賴斯的“文獻老化指數和引文峰值理論”三大理論，西方期刊定量評價的理論架構基本形成，並在未來幾十年的探索與實踐中逐步走向成熟。

（二）通行規則：經由同行評議的嚴格把關

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只有經由同行評審的學術期刊才是真正可以被學術共同體認可的發表形式。溯歷史之源，西方學術期刊評價長期以同行評議為主，早在17世紀，英國《哲學匯刊》作為世界上最早的學術期刊在創辦之時就已實施同行評議規則。在這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同行評議制度實際上並未得到廣泛的應用。經歷了兩百多年的發展一直到20世紀後，隨着自然科學研究的不斷進步，一些服務於特定學會以及學術組織的學術期刊不斷湧現，此時的同行評議主要發揮着把控學術期刊質量的功能，在過去漫長的兩個多世紀裡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後，西方國家逐漸意識到科學技術在戰爭中所發揮的鉅大作用，紛紛於戰爭之後加大了對科研的投入，導致期刊種類和數量的翻番以及科技論文產出量的指數級增長。在學術期刊版面有限的條件下，同行評議成為篩選學術文獻的方法之一，其作為一種有效的控制手段在實踐中被廣泛採用，漸漸形成了一套標準化的操作流程，並作為學術文化的要素之一在學術共同體內部獲得了普遍的認可。20世紀中葉以來，同行評議逐漸成為西方學術期刊遴選論文的關鍵標準。直至今日，西方學界在評判學術期刊的質量時，一個最重要的標準就是看其是否有同行評議，這一制度扮演着科學守門人的角色，對於學術期刊的質量把控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美國學術界普遍認為，同行評議中的同行應當擁有豐富的科研工作研究經歷並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擁有足夠的學術科研能力，能夠對學術成果的價值作出客觀理性的分析和評判。美國ISI數據庫對同行評議制度的應用主要表現在來源期刊的遴選過程中，經過同行專家的嚴格把關，具有較高學術質量的期刊會被ISI的文獻檢索與科學評價系統所收錄，成為學術期刊評價的重要工具和基礎數據來源之一，保證了高水平學術成果的出版和傳播。

（三）現實分歧：引文評價與同行評議的持續爭議

自從西方國家所開發的學術研究引文數據庫以及檢索工具問世之後，學術界有關引文評價與同行評議的實踐與爭論一直持續至今，目前西方學術期刊評價主要依靠世界上著名的科學引文索引，諸如美國的《科學引文索引》(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藝術與人文學科引文索引》(A&HCI)以及歐洲的Scopus引文數據庫等檢索工具，基於期刊定量評價的三大理論基礎，既有諸如論文質量的表徵方式等量化評價指標，同時也會參考同行專家評議等質性方面的指標對學術期刊進行評估。然而在評價實踐過程中難免會陷入諸多困境，以SCI為例，一個國家科學文獻被SCI收錄的情況可以從另一方面反映該國的國際學術地位以及科技軟實力。因此，SCI被國際學術界公認為是衡量世界基礎學科研究水準的工具，然而它本質上並非是專業的學術評價系統，只是用於文獻索引的工具。SCI實際上只能反映學術評價過程中的一個側面，過度看重SCI論文相關指標將導致學術工作者盲目追求以高影響因子論文為根本目標，則會導致科研領域出現價值追求扭曲等異化現象。

後來學術科研界普遍意識到僅靠引用次數等相關指標並不能有效揭示研究的影響力，通過此類量化指標無法真實反映研究者背後的引用行為和動機。學者伯恩曼（Bornmann）採用引用行為研究方法分析學術成果的引用行為，發現對學術成果的引用行為會受到其他非質量因素的影響，如學術成果展現平台、作者自身影響力、研究所在領域和學科、發表文獻的期刊、文獻自身特點、可獲取性等。2012年12月，在美國召開的細胞生物學學會的年會上形成了“舊金山宣言”，該宣言呼籲學術界採用更廣泛的影響測度指標作為評價單個研究論文或學者個體貢獻的標準，例如增加對社會實踐的影響等定性指標。2014年，美國在荷蘭萊頓召開了學術評價會議，此次會議的參會人員聯合提出倡議要改革學術期刊評價，其中佐治亞理工學院教授西格斯（Diana Hicks）首次提出了“萊頓宣言”。該宣言一方面肯定了量化評價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也強調量化評價需要與質化評價有機結合才能發揮更大的價值，學術期刊評價如果使用單一的量化指標將與其本身性質的綜合性和複雜性背道而馳。期刊評價的有效進行與科學合理的評價指標體系和評價方法休戚相關，一個成熟的評價體系是在反覆的學術實踐互動中產生的，因此如何實現學術期刊的科學評價，進一步提高學術期刊的質量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評價理念：工具價值導向下期刊評價功能異化

期刊評價的本質是服務於學術研究的，而不應成為學術研究者們競相追逐的學術“目的”和追求績效工作評價的工具。現存的期刊評價體系存在的問題是未能實現其工具價值和目的價值的有效平衡與統一，過於突出期刊評價的工具價值而忽略了目的導向，不僅不利於反映研究者真實的學術水平，阻礙了學術創新與進步，從更深遠的影響來看對整個學術團隊以及學術體系的健康發展都是具有負面意義的。在西方，基於h指數閾值和“高影響力”期刊的文章數量已經成為影響個人評價的“績效資源”，尤其是在生物醫學領域。在斯堪的納維亞等一些國家，學術研究者的獎金是根據他們自身發表期刊論文的數量來決定的，通過為影響因子高於15的期刊上的出版物向學術研究人員提供獎金。在德國以及歐洲其他國家，政府根據科研工作者在高影響因子期刊上發表論文的數量的多少來決定基金資助發放的額度高低，影響因子的應用已遠遠超出其最初的目的。這種學術成果產出與自身利益相掛勾的量化考核機制不僅沒有帶來高質量的產出，還違背了學術研究的規律，使得學術領域“工具至上”主義之風盛行，利益驅使下的無節制的濫用對學術界的公平公正產生了難以消除的負面影響。早在SCI誕生之時，加菲爾德先生就發出警告：“影響與重要性不是一回事。個人發表的論文數量與其工作質量或重要性之間沒有特定的關聯”。將期刊評價變成學術研究的指揮棒就是本末倒置，對學術期刊評價的極端關注也會導致對科研成果內容價值的忽視，遮蔽了學術領域的自然生態。如何建立一個科學有效的期刊評價體系對期刊評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來學術期刊評價的健全和優化應當體現價值關懷，以合理的評價機制和健康和諧的學術氛圍為基礎。科學公正的評價機制是保證學術期刊朝着良性方向發展的重要基礎，現有的期刊評價機制無法發揮期刊評價體系應有的功能，逐漸形成個體之間高下的畸形競爭，這種學術個體之間的內耗與共享、互助的學術精神背道而馳，不利於整體學術氛圍的建構。

（二）評價方法：人為因素下定量與定性評價的偏離

西方期刊評價現存的困境之一是人為因素下定量評價與定性評價方法的失衡，實踐表明單一的定量或定性評價方法都很難評估出學術成果的真正價值。定量的評價方法是通過搜集整理相關數據以建立數學模型，利用統計方法對數據及模型進行處理分析後得出的評價結果。雖然具有客觀化、精確化、便捷化等優點，但這種簡單量化的指標簡化了對系統和結構的認知，容易偏離其真實的評價目的。單純以定量的標準來評判論文水平的高低乃至期刊的優劣，其弊端是諸多方面的，例如它忽略了期刊評價中某些難以量化的品質和行為，導致數據不一定能夠反映學術成果的真正價值，諸如批判性、反駁性的負面引用目的在定量評價中就難以被識別出來。學術成果是一種複雜的智力成果體現，單一的量化評價方式會扼殺智力勞動的積極性、創造性和探索性，干擾學術研究的純粹氛圍。21世紀以來，隨着學術論文數量逐漸成為衡量學術工作者研究水準的標準，使得研究者們面臨着越加激烈的學術競爭以及大規模的發表壓力，事實上這種衡量機制並不能成為評估學術工作質量的基準。國際上已於2014年發布了“萊頓宣言”，對學術評價界存在的“量化至上”現象進行了反思與糾正，得到了專家學者們的普遍認同。而定性評價方法則基於同行專家的知識與經驗，既在總體上概括論述了評價對象，又依據一定的理論與實踐揭示了評價方法與對象之間的內在聯繫，即便在本質上優於定量評價帶來的偏離，但是也容易受到個人的知識結構、價值觀、情感與偏好等主觀因素的影響，在群體壓力的環境下容易產生評價異化的弊端，會導致研究者偏重學術界主流題目，阻礙創新研究，而且同行評議結果差異性大且具有難以檢驗的缺陷。在學術期刊的實際評價中，定性評價是定量評價的前提和基礎，而定量評價是對定性評價結果的進一步解釋和說明，只有將定性與定量二者有機結合，從兩個不同的方面分析評價，得到的評價結果才更具有說服力。定量評價效果的偏離結果是可控的，而定性評價的效果所具有的“不確定性”則是不可控的，定量評價大都滲透着定性評價的結果，將單一的量化或質化評價方法應用到所有的研究領域無疑會影響評價的質量，消解學術研究成果的科學精神和人文價值。

（三）評價內容：簡易操作下指標體系考核的固化

在學術期刊評價體系中，基礎研究、應用研究以及技術創新對應不同的成果形態，不同的研究領域應該採用不同的評價標準。自然科學本身主張精確和量化，而社會科學研究的觀點往往有待於時間的過濾，尤其是其中的哲學、文學等人文學科部分中所提出的原理、假說成立與否，往往有待於多數專家的認可。從橫向的視野來看，在學科高度融合發展、跨學科領域越來越多的新形勢下，綜合學科性質的期刊和交叉融合的期刊日益增多，如果忽視了學科之間的差異性，採用統一的量化標準對各個學科進行評價，便會造成對交叉學科評價統計的不準確性。除此之外，每一學科的內部都由若干分學科、子領域構成，即便是自然學科和社會學科各下屬學科之間也存在鉅大差異，對某一學科的所有期刊進行綜合排名會造成學術期刊走向同質化，不僅不利於新生領域期刊的成長，更影響到了學科的健康發展。現有的西方期刊評級往往基於定量指標的計算與評估，這種評估方法的優點是操作簡易，可實施性強，但沒有遵循不同學科之間的規律和特點。比如JCR在進行期刊評估時，期刊所刊載文獻的被引用率和影響因子等因素就成為重要的指標，影響因子等所佔的權重決定了期刊排名的高低，缺乏特定化、專業化的評價往往導致學科與研究類型的差異性難以消除。還有SCI實際上篩選收錄的期刊較偏重於生命科學、化學、藥學、醫學學科等世界上公認的重要主流學科，並沒有覆蓋到所有的學科領域，例如對較偏的地質學等學科就不夠重視，因此在學科分布上是極其不均衡的。未來期刊評價應採用最恰當的尺度，朝着分門別類、多元評價和精準評價方向發展和完善。

從縱向視野考察西方現有期刊評價指標，其局限性在於其只考察學術成果的學術性價值而忽視其長遠的經濟性及社會性的價值。經濟性價值是學術研究為經濟生產和服務所帶來的重要貢獻，而社會性價值則是學術成果在推動社會建設、完善國家規劃上所發揮的正向作用，這些長遠的價值很難通過短期的考量體現出來。英國的RAE評價機制強調在4至6年短期內出研究成果，在這樣的短期時間限制下，不管是基礎研究還是應用研究，他們對學術研究中的前沿問題所發揮的導向作用以及深遠的社會影響都無法及時地進行考量，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長期的、開創性的研究。期刊評價工作由於評價客體的動態性而具有一定的複雜性，因此評價主體也應當隨着時間的推移在具體的背景和語境之下準確識別評價問題，基於不同的評價目的構建相應的期刊評價理論，從而保證全面、客觀地反映客體的真實狀況，構建科學的期刊評價體系。

（一）評價理念：注重團隊績效的考核，追求知識共享與學術包容

學術期刊作為學者們展示科技成果、進行學術交流的平台，其評價結果具有非唯一性的特質，因此期刊評價需要一定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多樣性。隨着學術和社會環境的不斷變化，評價指標也需要順應環境的變化而作出定期審查和更新。構建期刊評價包容性的指標體系必須注重對團隊績效的考核，改善期刊評價工具導向的風氣，正如《萊頓宣言》所提出的根據機構、團體或研究人員的研究任務衡量績效的原則，實現個人和團隊考核指標之間的有效平衡，在評價指標的選擇上不應只局限於個人的考核，還應將廣泛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背景考慮其中。期刊評價體系背後存在諸多的局限性，例如數據的動態變遷以及人為操作等因素的客觀存在，可能會使學術期刊評價陷入偏頗的境地。相關研究表明，團隊之間的合作研究可以使得研究領域重點突出，對於增強研究實力、實現知識共享具有重要意義。當下的大數據技術為學術期刊多元評價提供了廣闊的數據基礎，完備的通信網絡設施條件為實現學科之間、地域之間以及國際之間的合作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技術支撐。學術合作研究團隊應抓住這一機遇，利用新的網絡技術、信息技術完善各類評價數據庫以及公示平台，通過數字化的技術手段實現信息共享與整合，為團隊科研人員進行學術交流、合作開拓、知識擴展提供新的路徑。搭建多元評價主體的基本架構，使得具有不同學科背景、來自不同區域的評價主體共享知識與設備，有助於建立公正合理的期刊評價體系，實現評價過程與評價結果的公開化、公平化與公正化，使學術研究更好地為社會服務。

此外，注重對團隊績效的考核不僅可以培養團隊內部的合作互助精神，還能回歸對學術本真的追求，增強學術界的包容性，優化學術期刊的辦刊環境從而營造期刊界良性公平競爭的局面。如何處理好團隊內部的個體之間在名譽、地位、獎勵分配、對課題貢獻的大小等多方面的競爭，避免沉浸於期刊排行榜所帶來的權力與利益之中，維護整個學術團隊的利益是未來期刊評價機制亟需探索的方向。通過對學術團隊中的成員進行多元化考核，在一定程度上能扼制單一量化考核所帶來的形式主義弊病，有助於挖掘潛在創新點，在探尋學術規律中不斷促進學術創新，讓學術評價真正起到推進學術進程的導向作用，不斷加強學術成果的開放共享，使得學術期刊整體朝着正確的辦刊方向發展。因此，反思與重構期刊評價體系應把握知識共享時代學科發展的多樣化趨勢，實現從傳統的以學科為中心的合作研究機制轉向多學科交叉融合的合作機制，搭建雙向溝通交流和知識共享的合作平台，促進不同學者智慧與異質文化之間的交流與碰撞，增加學術評價的民主性和公眾參與度，認真分析學術創新形式的需求和學術期刊所處的階段，追求學術期刊評價的健康發展。

（二）評價方法：科學把握質與量，提升期刊評價信度與效度

學術評價是一個複雜的系統性問題，不僅涉及量的評價，質的評價也同樣不可忽視。目前西方最主要的兩種期刊評價方法是基於引文（citation-based）的評價法和基於感知（perception-based）的評價法。前者往往以定量指標為基礎，通常基於影響因子、特徵因子、h指數及其衍生指標等外在的客觀數據，這種評價學術成果價值的方式不僅能夠克服個人的主觀因素從而保持客觀性，同時可檢驗的操作使得其結果具有一定的確定性，但現實存在的指標片面性、自我引用、不適合人文社科領域期刊等問題也使其在學術評價界飽受爭議。基於感知的評價方法則是根據同行專家的意見，對學術成果的規範性和創新性進行評審與判斷，近幾年來這種評價方法逐漸成為學術界通行的做法，有助於把握學術研究成果背後的科學本質，而不只是局限於表面的數據，從而實現更全面地評估新的學術成果在學科發展中的貢獻。因此，平衡好定性和定量評價方法是實現學術成果質與量統一的要求之一，將同行專家的定性優勢與數據評估的客觀優勢相結合，將進一步提升期刊評價的信度與效度，有助於開創學術評價新局面，回歸學術期刊應有的功能。

自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從“核心期刊”的概念引入我國到SCI被國內學術界所普遍認可，我國的期刊評價工作由定性評價為主轉為以採用文獻計量學指標的定量評價為主。然而，我國的學術期刊評價體系在評價方法上研究缺乏定性與定量的有機結合，自然科學背景的研究者往往拘泥於西方的定量分析，而人文社會科學背景的研究者相對欠缺定量分析。現階段的我國的核心期刊評價體系仍處在“簡單量化評價”階段，儘管各評價機構對同行專家意見等定性因素有所考慮，但在評價中也往往是形式重於內容。此外，我國學術期刊定量評價主要是對學術期刊質量的評價，更多的是基於“期刊影響力大小”的評價，例如引文索引作為評價工具，還主要是一種基於形式的量的比較，而非對期刊學術價值的質的評價。加氏定律和布氏定律雖然和期刊“質量”有正相關性，但“正”相關性並不完全等於“質量”評價，本質上這兩個定律指導下的核心期刊評價並不能完全反映學術期刊的質量。在期刊的定量評價中，對數據的簡單量化的處理會造成對計量指標的過度追求，導致評價者缺乏對評價原則的審視和指標背後倫理價值的思考，機械地依據期刊影響因子來決定期刊的質量，必然使得學術期刊評價的過分形式化和簡單化，助長了學術領域的量化攀比之風和學術研究的功利浮躁之心。由“學術量化考核”盛行衍生的期刊評價功能異化不僅使得學術泡沫泛濫，在深層次上更導致學術理念淪喪，污濁了學術成果的創作環境，不利於學術積累和創新。量化評價之所以存在諸多問題和弊端，關鍵並不在於方法本身，而在於功利意識驅使下的簡單化濫用。2020年2月20日，教育部明確指出：“扭轉當前科研評價中存在的SCI論文相關指標片面、過度、扭曲使用等現象，規範各類評價工作中SCI論文相關指標的使用。”因此，必須要堅持學術研究成果的多維化評定原則，打破傳統的工具導向思維，不能僅僅根據報刊級別、影響因子和被引用頻次等表象數據來評定成果質量。除此之外，我國學術期刊評價應盡量排除評價者學術視野、個人偏好與情感等主觀因素的干擾，尤其是評價結果的社會化與學術利益的分配相掛勾這一機制導致這些因素的不可避免性。例如，近年來發生的中國作者論文被國際期刊撤稿事件，引發了國際學術期刊界對作者自薦同行評議制度的反思，包括愛思唯爾在內的多家學術出版鉅頭都曾查處過此類事件。因此，對待我國學術期刊評價體系中的定性評價不應只是進行一味地批判，而應當更加關注如何去優化和規範期刊定性評價中的情感性和社會性因素，建立一種能夠全面衡量期刊質量的評價體系。

（三）評價內容：實現評價內容的多元化轉向，全面考量學術成果

採用科學的評價標準，構建合理的分類指標體系，對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等不同的學科類別採取不同的標準。自然科學類期刊的研究對象以自然現象和規律、科學原理等為主，而社會科學期刊主要研究的對象是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等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無論是在研究內容還是研究方法上，自然科學期刊和社會科學期刊都具有各自的側重點。自然科學類期刊的評價更多的是選取經過嚴密的反覆論證實踐過的指標，強調過程的專業性、可靠性和評價數據結果的精確性。社會科學期刊相較於自然科學期刊則更加注重政治方向、學術導向、價值導向等學術方向 ，其內在規律和社會功能難以簡單地通過量化指標來衡量。西方SCI、Scopus等期刊評價體系內的指標幾乎是統一執行，或者僅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有較小的區分對待。多元共存是現代社會發展的方向，任何試圖建立一套固化的學術期刊評價體系都是不明智的。因此，需要賦予不同領域學術成果以靈活性的評價，根據學術期刊的不同類型採取不同的方法和指標，從而實現期刊評價的科學性。構建分類指標體系對我國的期刊評價同樣具有啟發意義，在我國，學術期刊的跨學科評價陷入諸多現實困局，學科分類標準的不統一、學科之間的相互交叉滲透以及跨學科期刊的綜合性質等難題阻礙了期刊評價的科學化進程。特別是隨着社會融合發展，跨學科的綜合研究不斷增多，新興學科的不斷出現，對學科的分類越來越複雜化，我國原有的按照學科劃分學術成果的模式已經難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有些交叉學科的成果很難劃分到某一類學科當中。學科的劃分對期刊的評價結果會產生關鍵的影響，對學科分類不準確會直接導致期刊評價結果出現較大的差異，要想實現科學合理的評價，必須對學術期刊進行科學的分類和分層。因此，對於基礎性研究和應用性研究成果的期刊評價，需要關注研究的性質以及學科的差異，採用各有側重的評價方法。分類評價原則應當建立於學科之上，不管是應用於評價主體還是評價對象上，都應考慮相應的背景適用性。關注期刊評價的學科差異以及評價文化，評價主體應當具備相應的學科背景，並考慮評價對象所處學科文化、學術共同體和學科發展規律，增強評價方法的學科和期刊的適用性。

由於期刊的社會效益在時間方面表現的久遠性、潛移默化性等特徵，全面考量學術成果不應只局限於其學術價值，實現多元化的期刊評價不應忽視學術成果對所在領域帶來的經濟價值和產生的長遠社會影響。發表在國際頂級期刊上的論文也許對學科的發展有重大意義，但對社會發展的作用有待商榷。美國學者傑森·普里姆(Jason Priem)在2010年提出了全面衡量學術成果影響力的評價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不僅涵蓋了學術成果的學術價值，更綜合考量了其產生的社會影響 。學術期刊評價歸根到底是為了推進學術研究進程，最終目的是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但是目前我國現有的期刊評價體系更多側重的是對期刊學術影響力的評價，例如對期刊論文數量方面的指標要求，這些指標可以體現期刊在某一方面的影響力，但過多關注這些表象的數據就容易忽視學術成果的社會影響力，忽略其對社會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的相關性的考量。期刊評價應當採用靈活的評價方法，基於大數據技術對不同的學科內容進行多維度比對分析，將期刊評價放入一個相對較長的評價周期中。學術成果從被發表到被引用有一個較長的周期導致其影響力無法在短期內得以體現，因此必須認識到學術成果的價值體現需要一個較長的反饋過程。在將來，對於學術研究與社會需求以及影響力相關性的評價，研判學術成果對改善社會治理的作用，也應當成為我國期刊評價的主要內容之一。

學術期刊對科學評價體系的構建發揮着基礎性的作用，學術期刊的最初使命是為學者們的學術交流提供展示的窗口，其出版通過評審和交流制度在知識生產中發揮規範確立、價值引導、信息供給和人員溝通等作用 。伴隨着知識生產環境與模式的改變，學術期刊的社會功能和角色也隨之發生了變化，使得期刊評價工作越來越具備一定的綜合性和複雜性。國際一流學術期刊大多歸屬於西方學術出版集團所有，在分布不均衡的背景下，我國的學術期刊尚未形成體系和規模，缺口較多 。我國的期刊評價工作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展開，20世紀90年代進入規模化開展期刊評價工作階段，激烈的學術競爭和稀缺的學術資源吸引了社會對期刊評價結果的關注。隨着中外學術交流的日益加強，以SCI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的評價體系對我國期刊評價工作起到了良好的帶頭作用，在有意識地學習和借鑒西方學術評價的經驗後，我國學術評價進入以量化評價為主要特徵的新階段，並逐步形成了以論文和期刊為中心的學術評價體系。現階段，基於文獻計量的引文評價法和基於專家意見的同行評議法，成為我國學術期刊評價的兩大方法。目前，國內期刊評價實踐呈現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但仍然存在不足之處。基於社會環境、文化取向、制度體系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西方的期刊評價體系不可直接照搬至我國的評價實踐當中，單純的技術主義路徑不可能解決期刊評價中的實際問題，對西方學術期刊評價體系的考察，指出西方期刊評價體系所面臨的現實困境，是為了更好地建立我國客觀公正的期刊評價體系。對於以上總結的西方學術期刊評價面臨的問題，在我國期刊評價中也值得警惕。如何平衡定量和定性的評價方法，加強學術成果的開放共享，全面考量學術成果，也是當下國內學術期刊評價亟待面臨的現實問題。

健全科學合理的期刊評價機制，回歸理性的期刊評價導向，是當下需要解決的一個現實而又緊迫的任務。學術共同體的缺失是學術期刊評價陷入偏頗境地的重要原因之一，隨着研究領域內學科知識的交叉與融合不斷深入，如何在現有的體制下積極發揮學術共同體的作用，改善期刊評價面臨的現實難題，應當成為學術界努力追求的目標。在這樣的背景下，建立一個自律的學術共同體對於構建科學合理的期刊評價機制具有重要的意義，學術共同體應當以專業的學術素養和批判性的態度來審查學術成果質量，始終堅持將追求學術價值作為其評判的最高目標，以學術規範和專業標準嚴格要求自己，摒棄個人的學術偏見與情感，準確洞察各自學術領域內的研究現狀和進展從而實現學術評價的專業化和科學化。科學合理的期刊評價體系有助於引導學術期刊更有效地實現其價值，也是實現我國學術評價公正化的路徑之一。科學化和精準化是我國未來期刊評價體系變革的方向，不僅是在學科的分類上更加科學，還包括對各類期刊評價方法的權重把握得更加精準。隨着科學評價方法的不斷創新和實踐經驗的持續積累，網絡化、數字化的覆蓋必將對當下學術期刊的個體面貌和整體命運產生深刻的影響，也必然使得期刊評價體系在不斷完善的過程中會遭遇新的挑戰。基於開放共享的學術評價理念的產生，亟需利用新技術、新思維、新方法去推動期刊評價理論的創新，破解期刊評價實踐中的既有問題，我國的學術期刊評價體系終會不斷走向科學，建立起一個真正服務於學術研究、合乎學術發展規律的學術期刊評價體系將是一個艱鉅而長期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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