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展 || 廣東省參議會與1947年收回澳門運動
1947年4月，在廣東省參議會的推動下，內地民眾一度掀起收回澳門運動。有學者分四個階段梳理了民國時期的收回澳門運動，認為在1947年達到高潮，作者側重於整體把握，故對此次運動著墨不多。有的聚焦於抗戰勝利前後各界對收回澳門的態度差異，外交部始終持“緩進”主張並直接影響國民政府的中樞決策，而張發奎等廣東軍事當局則主張“急進”，曾於1945年11月發起封鎖澳門行動。還有論者從新聞傳播角度分析了戰後地方報紙有關收回澳門的報導，或以朱文彬事件為分界，將戰後收回澳門運動分為官方和民間兩個階段予以考察。作為國民政府時期收回澳門的最後努力，1947年的收回運動為何付諸流水？通過梳理其發展過程，分辨各方考量的差異，可以管窺廣東省參議會在此次運動中的作用，並探尋導致運動失敗的內外因素。
一、廣東省參議會主導收回澳門運動1947年4月1日，葡萄牙駐華公使豐賽嘉（J. B. Ferreira da Fonseca）與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傑關於取消葡萄牙在華領事裁判權及其它特權問題正式交換文件，但該文對橫亙兩國間的澳門主權問題卻隻字未提。9日，《大公報》上海版首先披露這一消息，一時引起各方關注，成為收回澳門運動的導火索。
國民參政會率先反應，該會11日召開駐委會議，議決“請政府從速向葡萄牙政府交涉收回澳門”一案。翌日，廣東省參議會迅即響應，參議長林翼中、副參議長何彤、參議員郭英殊及全體駐會委員召開會議，“通電全國請一致促請政府迅予執行本會第一次大會及參政會第廿次駐委會收回澳門決議案”，辦法有三：一是發動各界組織收回澳門運動協會；二是電請中山縣參議會就近發動各界採取有效行動；三是推定郭英殊、李偉光、黃漢山、陳喜清、劉平等負責籌辦。
在1946年10月廣東省參議會第一次大會通過的決議案中，參議員李仲仁、黃漢山、楊家凡、陳喜清等分別提案，請國民政府積極交涉收回香港（九龍）、澳門，以維國家主權。可知從第一次大會始，黃漢山、陳喜清等省參議員對於收回香港、澳門態度積極，二人及何彤、李偉光還是剛剛落幕之收回香港運動的主力，他們均是廣東省參議會中主張收回港澳運動的主角。
1947年4月18日，郭英殊、黃漢山、陳喜清、劉平、鄧大璋等召開記者會，根據廣東省參議會駐委會議決議案，計劃組織各界收回澳門運動協會，向國民政府請願並電請外交部向葡萄牙交涉。兩天後，省參議會稱國民政府如不答應所求，則“不達目的誓不甘休，必要時採取抵制封鎖行動”，中山縣民眾答稱隨時準備“杯葛”澳門。澳門與中山歷史上同屬香山縣，在廣東省參議會力持以強硬態度收回澳門聲中，兩者迅速達成共識，約定在行動上相互策應。
翌日，省參議會在何彤主持下召開民眾團體座談會，組織成立了廣東省民眾收回澳門運動促進會，推廣東省市參議會、小廬同志社、機器工會、市總工會等35個出席團體的代表為常務委員，經費由常務委員會籌集；決議約請全省各報刊發行《收回澳門運動》特刊，並派員赴中山縣、澳門聯絡。廣東省參議會是組織收回澳門運動的發動者、召集人和常務委員，並提供辦公場所，成為促進會的組織與領導核心。上海有報紙承認廣東省參議會在收回運動中的主導作用，稱其發動成立收回澳門運動促進會，認為“收回澳門”既是廣東全省人民的呼聲，也是全國民眾的共同願望。
23日，收回澳門運動促進會舉行首次常務會議，推選郭英殊、徐蕙儀、陳士成、伍繼南、黃文寬、馮伯球、譚振祺為駐會委員，分總務、行動、宣傳、聯絡、財務五組，推定各組負責人，其中郭英殊任總務組主任。該會行動方針是“先宣傳，後聯絡，最後行動”，宣傳包括舉行收回澳門民意測驗，出版收回澳門專刊，以國語、客家話、英語對國內外廣播；組織訪問團前往中山、澳門調查，向全國同胞徵求收回澳門資料及意見。以上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儘管該會分為行動、宣傳、聯絡等組，但“宣傳”的內容豐富且詳盡，說明該會重點工作是擴大收回運動的聲勢與影響；二是關於如何收回，除發動各界民眾開展收回運動外，只有“對澳輸出，必要時採取有效辦法”一途，“行動”可謂單薄，或已預示著結局；三是郭英殊作為省參議員擔任該會總務組主任，籌劃活動方案，掌握著活動的進展。
該會的宣傳工作很快取得成效，不少團體積極響應。中山縣旅省新聞、文化界同仁，在德奧瑞同學會座談收回澳門問題，決定組織回鄉訪問團，先行到中山等地蒐集各方意見，提供政府採納施行。小廬同志社理事長伍繼南表示擁護省參議會的主張，呼籲全國民眾一致協助。中山國民參政會、婦女團體一致回應。
社會輿論對於收回運動給予密切關注。《大光晚報》認為港澳與廣東關係密切，“這兩個今日繁華的海市，原是本省割出去的兩塊肉”。《華南日報》稱國民政府並非忘記，只是當時外交重點不在澳門，而在東北及南洋，認為強力的外交勢不能行。《華南日報》乃廣東省政府機關報，時任省府主席羅卓英與參謀總長陳誠係保定軍官學校同期同學，而陳誠為蔣介石親信，故該報立場偏向國民政府，言論與南京方面保持一致，一方面“希望政府於理智之外，兼顧及國民的感情”，重視國民外交的積極作用；同時告誡國民要“以理智去駕馭情感，尋求比較妥善合理的解決途徑”。《大光晚報》主編陳錫餘是戰時省府主席李漢魂的親信，此時處於在野狀態，與《華南日報》意見明顯迥異。
澳門各界反應明顯不同。澳葡當局態度激烈，表示不惜採用暴力手段。1947年4月15日，《中山民國日報》因登載《省參會籲請當局交涉收回澳門》一文，被澳門警察沒收，隨後搗毀並封閉該報駐澳辦事處。《中山民國日報》直屬廣東省黨部，設於中山縣石歧鎮，是該縣的權威報紙，也是廣東省黨部對澳門宣傳的重要窗口。兩者在地緣、歷史方面的淵源，使得澳葡當局對該報的風吹草動均給予高度重視，登載收回澳門的消息即是一例，“除聯絡一般土豪劣紳反對，及禁止各報登載消息外，一面迫令各印刷店不准承印此項消息傳單及宣傳品，違者拘究，同時對滬港省各報入口，須先檢查認可，方准零售，間有提及收回澳門者，視其新聞篇幅之大小，大者沒收，小者用墨塗抹發還”。另有消息稱，一般澳門華人對於收回澳門“感到欣悅，希望政府早日實現”，而澳紳及藉賭煙為生者則提心吊膽，攤館、煙館、賭業、戲院呈現蕭條景象。
與收回澳門運動前後相隨，香港問題同時被提出，欲雙管齊下同時解決。1947年4月7日，在省參議會第21次駐委會議上，郭英殊提議將“香港政府非法拘辦我緝私保安隊兵”一事提出，主張電外交部兩廣特派員公署、省府交涉，並回覆香港問題辦理經過。接著，省參議會秘書長江醒東及派出調查人員向省府、保安司令處詳查該案辦理情形。同月30日，省參議會組織新聞和各界團體座談會，陳喜清、黃漢山屢次表示不滿，呼籲各界向港府交涉，建議張添祥後援會再翻舊案。以廣東省參議會為領導核心的收回運動，開始形成以宣傳為主導的強勁狀態，以圖引起各方關注。
二、收回運動虎頭蛇尾根據收回澳門運動促進會首次常務會議的決議，收回活動按預定計劃次第開展。1947年4月30日，該會再開常務會議，仍由郭英殊主席。會議決定：5月3日與粵籍參政員交換意見；邀請大學史地教授開展澳門問題座談會；舉辦論文比賽和中學演講比賽；中央電台以英、粵、國、客、潮等五種語言向世界廣播澳門問題。其中第一項和第三項活動最先開展。
先是5月3日召開粵籍參政員座談會。參政員何春帆、官祎、王若周、伍智梅、張香圃、韓漢藩六人參加，表示要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收回澳門問題，強調收回運動要有計劃地推進，公佈宣傳、聯絡、行動等原則。此外，鄭仲楚作為中山縣籍省參議員，報告了中山縣民的行動情況。粵籍國民參政員與省參議會在收回澳門運動上意見一致，並因此聯絡起來。
接著，演講比賽有序開展。該活動目的非常明確，旨在“吸引國民注意、增強民眾認識”；聘請張香圃、鄧蕙芳、袁晴暉、郭英殊、金曾澄、吳鼎新、李應林、王星拱、林翼中等擔任評委；對象是廣東省公、私立中學在校學生，參加者需攜學生證到省參議會填寫報名表，演講題目從“為什麼收回澳門”、“收回澳門意見”、“怎樣收回澳門”中任擇其一。初定5月11日在文德路律師公會禮堂比賽，後為使準備更為充分而展期至25日。值得注意的是，從活動宗旨及評判員的身份可以看出，該活動以擴大宣傳和影響為目的。各評判員中，張香圃是國民參政員，鄧蕙芳來自婦女會，袁晴暉是廣州市參議員，金曾澄是市黨部委員，吳鼎新來自廣東省農會，李應林和王星拱分別是嶺南大學、中山大學校長，而郭英殊、林翼中分別為省參議員、參議長，可知各界團體、黨部、學校等機構參與進來。更有意思的是，郭英殊是收回澳門運動促進會的領導者，該活動策劃人之一，卻又擔任比賽評委，不知如何體現公允。
截至22日，中大附中、培正、中山、二區葡中等24校共51人報名參加演講。三日後，演講比賽如期舉行，參加者增至85人，並組織比賽學生聯誼會，具體討論收回澳門的宣傳問題。27日，演講結果揭曉，第一名廖坤恩，第二名樓符闌，第三名李瀚，特別獎何菊華。整個活動以宣傳收回澳門為宗旨，聯絡黨部、團體、大中學校等，力圖擴大宣傳，團結各方力量。
5月21日，收回澳門運動促進會舉行第五次常務委員會，郭英殊報告工作進展，決定舉辦“還我澳門賽跑”。此外，郭氏在廣州廣播電台播講《澳門要歸還祖國》，《前鋒日報》出版收回澳門專刊。
隨後，該促進會舉行收回澳門運動民意測驗，問題包括應否收回澳門、如何收回，要求從“政府外交途徑”、民眾“杯葛”澳門和斷絕澳門物資接濟、直接使用武裝行動等四項中選擇。該測驗卷發出後，除廣州市民及廣東所屬各縣民眾參與外，閩、湘、桂及澳門民眾亦參加投票，6月18日公佈結果，票數達1,263,545張，均表示應即收回。隨著測驗卷的發放，收回運動擴大至鄰省的福建、湖南和廣西，卻未回應收回途徑問題。
延至7月，收回澳門運動促進會的各項工作仍在繼續，先後發放演講比賽的冠、亞、季軍獎金，同時組織中山縣民訪問團，定8月中旬赴澳門調查收回事宜。從前、後活動的效果與頻次來看，該促進會5、6月份較為活躍，轉至7、8月份，活動雖仍在零星舉行，但已漸趨沉寂，整體上呈現虎頭蛇尾之狀。
廣東省內，中山縣最早響應收回運動。該縣臨時參議會先是舉行座談會，徵求民眾意見，蒐集澳門被佔史實檔案，商討收回辦法。座談會決議如下：組織中山民眾收回澳門運動會，定期示威請願；勸告澳門僑胞速離澳門；破壞岐關車路，杜絕與之通車；勸告商船不得灣泊澳門等。中山縣文獻委員會亦將該會所藏澳門史料細目，錄送縣參議會備考。中山縣不但積極參與收回運動，而且有具體的行動措施。接著，新會、瓊山縣參議會亦紛起響應。
此外，江蘇、廣西、河南、西康等省（臨時）參議會分別函電行政院，贊同廣東省參議會收回澳門的主張，要求外交部與葡國政府交涉。
由廣東省參議會策動成立的收回澳門運動促進會，從1947年4月至8月，通過舉辦形式多樣的收回活動，影響範圍從省內擴至省外。就省內外響應主體而言，省內限於各界團體、參政員、教育界、縣屬民眾，省外波及江蘇、廣西、河南、福建、湖南等省的參議會、民眾，但各級政府均未見回應，且大多省份位於長江以南，故《華北日報》一方面呼籲政府收回澳門，另一方面將收回運動視作“南方的民眾”行為。以廣東省參議會為中心的收回運動，表面上看起來轟轟烈烈，波及小半個國家，但因影響僅及民意機關，而官方卻鮮有回應，造成收回運動虎頭蛇尾，難以影響到國民政府的既定政策。
三、收回運動偃旗息鼓在廣東省內各界努力推動收回澳門運動之際，國民政府對於收回澳門的態度具有決定作用，通過梳理其前後變化，亦可衡量省參議會在是項運動中的位置。
1947年4月28日，外交部覆電廣東省參議會，“收回澳門，現秉中央意旨，正在研究籌劃中”。5月8日，外交部仍稱“循一貫之國策，在籌劃中”。此時距離《大公報》曝出該問題已過去整整一月，外交部仍在“研究籌劃中”。10日，有外交部高級官員稱“應該收回”，但國民政府實際並無收回計劃，形成廣東地方收回運動高漲與外交部冷淡處之的鮮明對比，致使收回運動一度低沉。
然而，隨著收回運動的開展，5月22日，外交部再電廣東省參議會，表示願接受民意，設法收回澳門，情況似乎有了轉機。在同日舉行的國民參政會第四屆第三次大會上，外交部長王世傑受到質詢，即為何中葡條約未提澳門、港澳何時收回，及相關交涉情形等，王氏答稱收回問題取決於英美蘇法，不贊成使用武力。在王氏眼中，港澳問題是牽涉英美等國的外交問題，換句話說，收回澳門不僅取決於國民政府，更重要的是英美等國的態度。
查閱王世傑此階段的日記，1947年3月9日至4月14日部分缺失，無法得知中葡換文時的情形，4月15日至8月的日記亦未有直接關乎收回澳門的內容，卻多次提及向美國貸款十億美元、學潮、國民黨戰場失利等問題。作為外交部長，其糾結的是與美、蘇等大國的關係、國內戰場和國民黨的統治問題。在王氏眼中，後兩個問題才是根本，但其解決卻依賴於美國的貸款，故牽涉英美外交的澳門主權問題難洽其時。果然，王氏在5月22日日記中稱，“今晨予出席參政會報告外交，會場中有陳耀東、潘朝英、商文立等數人，態度甚激昂，惟所指摘多不衷於事理，或懷有成見”，歸因於對蘇聯的外交不滿。潘朝英正是收回澳門案的提案人，可見相關問題的質詢頗為激烈。但王氏認為“指摘不衷於事理”或出於“成見”，即“指摘”未考慮國民政府的處境與現實。此時國共戰場的主動權因魯南戰役已悄然發生轉移，國統區因物價高漲引發劇烈動盪。蔣介石認為“時局因軍事挫折而發生大動搖 ……尤其是參政會所表現者更為惡劣，只求和談而不究利害”，並稱經濟、物價、學潮和軍事政治不可收拾，這些棘手問題亟待解決，哪裡會再“有心”於收回澳門？
另有消息稱，1947年3月13日，國民政府與澳葡政府締結協定，前者有權管制以澳門為轉運地的中國出口品，後者負責阻止華南地區從澳門進行走私和資金逃避問題。同日，澳葡政府公佈法例，擴大經濟局權力以履行相應職權。將此協定與中葡換文聯繫起來，國民政府既試圖利用澳門防止華南走私問題，那麼就等於承認澳門現狀，不可能於兩週後的換文中提出收回澳門。
5月31日，國民參政會審查外交提案，儘管通過了收回澳門案，但收回香港案由提案人潘朝英撤回。6月5日，兩廣外交特派員公署發表談話，稱“邇來本省及各地發動收回澳門事件，此點純為國民外交態度，若依合理推動，政府當予協助，惟收回澳門問題，國防部亦早有具體步驟，故現各地民眾對此事之擴大宣傳，對政府將來發動收回時，當有莫大協助”。該文稱國防部對收回澳門“早有具體步驟”，將各省參議會的收回運動定位為“國民外交”，只有該運動能夠“合理推動”既定步驟時，政府才“當予協助”，可見，對於國民政府而言，由廣東省參議會發起的收回運動難以影響其既定的外交政策。
考察近代中國的“國民外交”運動，可追溯至1903年的拒俄運動，強調普通國民通過“國民之輿論”為外交後援，總結“國民外交”的三層含義，在內憂外患的晚清民國時期，“政府外交需尊重民意，而國民有權監督政府外交”成為國民要求外交民主化的表徵。各省參議會屬於民意機關，理應更能代表民意，然而通過前述收回運動的過程梳理，可知廣東省參議會的影響有限。究其根源，省參議會制度本是國民政府的無奈之舉，所謂實施“立憲政體”空有其名。有研究指出，抗戰後期國民政府面臨外交、政治與軍事危機，中國共產黨又順勢提出“聯合政府”的主張，國民黨“一黨專政”面臨巨大挑戰，故以結束訓政、實施立憲政體來應對。1944年12月5日，《省參議會組織條例》、《省參議員選舉條例》應時頒佈。同月20日，蔣介石在日記中稱，徒居是時一黨專政惡名，不如早開黨禁，使其他黨派公開成立。1945年元旦，蔣在廣播中宣佈將提前實行立憲政體，並於翌日告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認為此舉是“政治上一成功也”。各省參議會正是在此背景下產生。
作為國民政府高級官員，王世傑卻在日記中對“憲政”前途甚表憂慮，“蓋立法院委員將達七、八百人，監察院亦有民選之委員二百餘人，如此龐大之政治性機構，幾乎長年集會，則負行政責任者，勢必終日困於應付這許多人，不能作事，而立法、監察兩院本身，亦因人眾而工作無法上軌道，異日民主之失敗，其因在此”。1947年4月國民政府改組，在程序上是其邁向“憲政”的重要一環，立法院、監察院是立憲政體的關鍵部門，王世傑卻將兩院制衡行政的局面視為掣肘，那麼，同樣具有監督性質的省參議會，發動收回澳門的舉措未能引起王氏關注，自在情理之中。
6月21日，儘管立法院建議外交部迅速向葡國交涉，於最短期內收回澳門，但據《華北日報》報導，立法院卻批准了外交部簽定的中葡外交換文。對於收回澳門，國民政府稱在“目前國際形勢之下，此問題一時難以解決”。國民政府明確答覆後，收回澳門運動促進會的活動亦隨之逐漸沉寂。可見，立法院同樣不能左右外交部的既定政策，與前述王世傑不屑於立法院的制衡相一致。
6月29日，王世傑在日記中寫道，“《益世報》潘朝英勾結監察委員吳本中（舊外交部部員），在外宣傳擬對予提彈劾案，虛構關於用人及外交部經費等事，以圖污毀予之名譽。潘之為此，出於所求未遂，蓋彼曾求為外交部顧問，而予未允也”。7月12日，王氏表示近日“極煩悶”，因部分人公開攻擊，迫其去職。在派別林立的國民政府中，收回澳門運動亦是派系鬥爭的工具。
8月初，澳門發生葡警毆斃朱文彬事件，收回澳門運動促進會又在廣東省參議會召開會議，仍以各界名義要求收回澳門，並組織調查團。該案並未引起任何波瀾。是月底，蔣介石“示諭認為時機未至，不適宜於此時發動，著令從緩辦理”，收回澳門案被徹底擱置。至此，國民政府失去戰後收回澳門的最後契機。
《南洋（吧城）》雜誌發表看法，“在兩三個月前，廣東各黨報與準黨報一致高唱收回澳門，近來論調已改，絕不提起此事，反而提倡與澳門親善，澳門總督且有訪問廣州之行，據熟悉政情內幕的人說：此事實奉蔣主席訓令，不准談論收回澳門。我們若回想前幾時曾有美國投資澳門，建設澳門港口之傳說，則不難理解”。收回澳門運動起於國民外交，止於政府命令。
所述美國在澳門建港口說，有報紙披露美國以三百萬美元取得澳門新填海全部港口的商埠開闢權，儘管美駐華大使館發言人很快闢謠，“此係無稽之說，吾等從無所聞”，俗話稱無風不起浪，美國顯然不會對澳門問題棄置不理。
對澳葡當局而言，有研究稱葡國政府始終以英國為靠山，將香港作為參照，“堅持英國不退出香港，葡人不交還澳門”，極力阻撓、拖延澳門回歸。國民政府本可於戰後兵不血刃地收回澳門，但卻因內戰錯失良機，甚至作出極大讓步。
收回澳門運動實際代表廣東地方勢力的訴求。張發奎是廣東“舊四軍系”首腦，戰後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廣州行轅主任，曾向蔣介石、張群等提議收回澳門，僅切斷對澳門的供水即可收回，一個營足夠維持澳門治安，並稱將為其行為負責，故發生1945年11月“杯葛”澳門的行動。蔣介石對此極力反對，“收回澳門是任何時間都可以辦到的，可是香港……你能拿回香港嗎？如果你決定同葡萄牙人打仗，你必須考慮英國人的反應，你也得準備同英國人打仗。再者，美國人會反對你，這一切都會導致嚴重後果”。蔣介石等國民黨掌權者同樣將港澳問題相聯，視為對英美外交問題，“緩辦”成為處理的基本原則，預示收回運動必定無果而終。
廣東省參議會作為收回澳門運動的推手，是廣東地方民間勢力代表，副議長何彤是核心人物。據中國共產黨調查，何彤曾任廣東省民政廳長八年，“對各地方縣長士紳打得甚熟，同時舊軍人中故舊亦多，形成天然地方派頭子”。根據前文第一部分內容可知，何彤、郭英殊、黃漢山、陳喜清、鄭仲楚等是收回運動的發起人，他們分別是順德、南海、鶴山、寶安、中山等縣選出的省參議員，屬珠三角富庶地區，在省參議會中具有重要勢力。在地域上，這幾個縣份與港澳相連，具有促進收回澳門的動力基礎，抑或是收回後的獲利團體，故而積極運作。可惜的是，國民政府無意收回，造成良機流失。這一使命，最終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予以實現。
綜上所述，廣東省參議會借中葡換文發起的收回澳門運動，集合廣東民眾團體、教育機構、職業團體等組織成立了收回澳門運動促進會，通過開展演講、問卷調查、賽跑、座談會、廣播等多種宣傳活動，取得廣西、河南、湖南、福建等省民眾、省參議會的支持，使得收回運動持續擴大。然而，前述運動影響僅及於各界團體、民意機關，而未及於政府層面。國民政府因緣於國內外環境，對於收回澳門運動缺乏熱情，在外交答覆中呈現疲軟狀態，官民之間形成鮮明差異。根本而言，澳門對於國民政府與廣東地方勢力的意義不同。廣東與港澳毗鄰，地緣與利益密切相關；國民政府則著眼於對國家權力的掌控，需依賴於英、美尤其是美援的“支持”而不敢逾越，導致良機坐失。與此相對的是，葡萄牙政府以香港比附，拒絕交還澳門主權，收回澳門形成牽涉英美與港澳、中央政府與廣東地方勢力等內外多方的複雜問題。
[責任編輯 陳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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