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五一 || 銀荒亡明論的經濟學辨析
西洋史學界“普遍的17世紀危機”理論，以世界範圍內的白銀生產與貿易為線索，把大西洋貿易與大帆船貿易串接起來，把中國歷史兼併進去，為明史研究演繹出一條新邏輯：從日本、歐洲、美洲等地源源輸入的大量白銀，使中國由貧銀國迅速變為富銀國，從而使明代的貨幣體系發生了一場廣泛的白銀化演變，進而刺激朝廷實行了一系列改革——賦役皆用銀，朝野皆用銀，官民皆用銀，經濟財政皆用銀……“一切向銀看”製造了對白銀的進一步需求。白銀需求越大，就越是拉動著“全球史”意義上的白銀貿易、生產和開發的進一步繁榮。終於，到了明末，這一條龍的繁榮撞上了17世紀的“普遍危機”，幾個白銀供應來源突然都出了問題，白銀進口驟然下降，由此引發了中國內部的銀荒，進而引發了一系列的災難性經濟政治事件。染上銀癮的明王朝，被白銀憋死了。
西風吹來的史學雞毛，很快變成了中國人手裡的史學令箭，中國明史學界因之而起的白銀熱，成為世紀之交明史研究的一個新亮點。
本文帶著如此論點加入這個討論：一個早就感染上了HIV病毒的艾滋病人，最終死於一次感冒——明末銀荒在明朝滅亡中的作用，恰如此種感冒——說它與明朝的滅亡一點關係沒有，不對；說它是明朝滅亡的主因，也不對。而銀荒本身並非白銀進口減少所致，而是由於“銀兩”這種貨幣所包含著的特殊的制度內容，以及明朝廷對此一制度內容的無知和無為。
一、白銀繁榮與銀荒危機明中期，寶鈔貶值，銅錢匱乏，白銀進口，中國經濟機體中的白銀貨幣在逐漸累積，地位在逐漸提高，於嘉靖朝開始成為市場上居主導地位的貨幣。然後，一系列的歷史事件湊在了一起：王直死了，倭寇少了，胡宗憲死了，嘉靖帝死了，戚繼光走了，馬尼拉大帆船通了，隆慶開海了，墨西哥白銀進來了——整個東南海岸的地理環境和政治概念發生了根本變化，由抗倭戰場變成了貿易通道。再然後，隆慶帝死了，張居正當首輔了，一條鞭法了，賦役皆用銀了，寶鈔、銅錢、白銀三者間二百年的幣制糾結大體結束，白銀大規模地流入和全面地登堂入室，大大地緩解了困擾多年的貨幣短缺難題，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廣闊的天地。首先受惠的自然是東南地區。農民們的副業在充裕的白銀貨幣的灌溉下得到了快速的成長，乃至越來越多的主副兼營的農家變成了手工業或商業的專業戶，副業變成了主業。而白銀貨幣，一方面使得這些“農轉非”的專業戶有了充裕的經營資本，一方面有了可靠的產品銷路——國際市場上手握大量白銀的買家正在張手以待。充裕的貨幣供應與日益繁榮的手工業相結合，當然地推動了商業的發達。手工業和商業的發達，又反過來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繁榮，促進了新農具的發明、施肥灌溉技術乃至種子的改良等。同時，在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綜合推動下，經濟作物的種植也趨於多樣化，棉花、桑蠶、染料、果木、煙草、花卉、茶葉、家畜養殖等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生產力提高的同時，生產關係也在演變。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土地的租佃關係開始向勞動力的雇傭關係轉化。所謂“萬曆中興”，白銀無疑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白銀並不是像天降雨露那樣普灑中國大地的，而是通過月港、澳門、廣州等少數口岸一點點流進來的。指望著自由市場機制能夠自動地將流進來的白銀均勻合理地配置到各個地區、各個行業、各個領域，如同指望著一條河流能夠靠它自身的自然流動力而自動地將河水灌溉到天下任何一塊需要它的土地上。晚明朝廷的白銀化政策，尤其是“賦役皆用銀”的財政政策，就是建立在此種假定基礎上的。河水在總量上足天下之用，與它在區域配置上真正能夠灌溉天下，不是一個概念；白銀供應的總量性膨脹，與結構上的合理配置，不是一個概念。而現實生活永遠是結構性的。
強迫農民由交糧改為交銀，一個大問題自始就存在：農民去哪裡尋找如此成熟的市場以糧換銀？尤其是那些白銀貨幣灌溉未及的地區，如顧炎武所說，“國家之賦，不用粟而用銀，捨所有而責所無故也。夫田野之氓，不為商賈，不為官，不為盜賊，銀奚自而來哉？”那些以前鮮與銀子打交道的自耕農戶，家無存銀，只有到收割時拿著新糧食到市場上去換白銀，而農業季節是同步的，全體農民同時到市場上以糧換銀，銀價形勢不難想像。在沒有期貨市場的情況下，這等於是政府運用稅政之鞭把農民們驅趕到銀商大鱷的口中供其宰殺。顧炎武痛斥這是“吏之寶，民之賊也。”
國家收稅收銀，財政開支花銀，銀之一收一支，如黃仁宇所說，由白銀的財政解運和財政花銷而形成了一個全國範圍內的白銀回流路線，“這一來回流通的過程斜放在明代的地圖上，就像一個巨大的回形針，不斷促進著貨幣的流動，而且也可以相信這一過程加劇整個帝國地區間經濟的不平衡”。這個“回形針”覆蓋的區域是白銀化程度高的區域，白銀充裕，經濟活躍，出了這個區域則是貧銀區。顧炎武在對山東和陝西兩省進行考察後指出：“往在山東，見登、萊並海之人，多言穀賤，處山僻不得銀以輸官。今來關中，自鄠以西至於岐下，則歲甚登，穀甚多，而民且相率賣其妻子。”山東與陝西都是“回形針”以外的貧銀區，農民手裡有糧也換不到銀，從而，在賦役皆用銀的大政策下，豐年歉年皆是災年。顧炎武描述了其悲慘狀況：“至徵糧之日，則村民畢出，謂之人市。問其長吏，則曰：‘一縣之鬻於軍營而請印者，歲近千人，其逃亡或自盡者，又不知凡幾也。’何以故？則有穀而無銀也。所獲非所輸也，所求非所出也。”
西北貧銀區被賦役皆用銀的政策折磨了半個世紀後，“回形針”內也開始釀出危機，只是表現與西北有其不同。西北是糧價暴跌，這裡是糧價暴漲；西北地區的受害者是糧食生產者，東南地區的受害者是糧食消費者。由白銀進口催起來的、以江南市鎮的迅速增加為標誌的、從嘉靖朝就開始了的東南地區的經濟繁榮，到崇禎朝時已歷百年，產業結構、經濟結構、財政結構已從傳統的農耕經濟走出了相當一大段的距離，不可能再回去了。銀荒來臨時，大批早已不種地而買糧吃的工商專業戶，一旦手裡無銀買米或市場上無米可賣時，馬上就會餓死人。而這正是糧商囤積，富戶窖銀，發糧荒財、發銀荒財的時候。大批工商戶因之而倒閉破產，“江南、福建沿海和其他從前的富庶地區，納稅人拖欠稅款，或拋棄他們的財產；佃戶攻擊地主和收租人；奴僕反對主人；城區工人鬧事；盜匪活動增加；饑餓的農民在鄉村到處流浪覓食。到1642年，大城市蘇州明顯衰落，許多住家‘人去屋坍’，而曾經是富裕的鄉村，土地沒有了主人，只有武裝的人才敢去”。蘇杭天堂變成了蘇杭地獄。
在這場全國性的經濟災難中，越來越多的白銀進入了富商大賈和豪強顯貴的私人地窖。百姓無銀以交稅，政府無源以收稅，終於，“銀荒感冒”，把早已潛伏在明朝機體中的HIV病毒激活，艾滋病發病，明朝滅亡了。
二、通貨危機，但不是貿易危機明朝滅亡三百五十年後，西方興起的全球史學，為中國送來了關於銀荒成因的“理論補充”，曰，銀荒源於白銀進口減少。“銀塊的不平衡流動產生了某些危險。秘魯、墨西哥和日本白銀生產的波動，馬德里和江戶的保護主義情緒，海上掠奪和船舶失事，所有這些都使中國在17世紀的對外貿易自始至終很不穩定。”進而，“1639年，日本和菲律賓所發生的事情對明朝經濟的關鍵部門造成嚴重困難。1639年夏，德川幕府不允許澳門來的商人在長崎貿易。這樣，這種近一個世紀以來有利可圖的貿易就突然結束了，它曾從日本給廣州和中國其他市場帶來大量白銀；儘管在整個17世紀40年代，荷蘭和中國的商人繼續從日本輸入白銀，但比起這個世紀初期中日貿易的全盛時期來，數量大為減少。葡萄牙人從日本被趕走後幾個月，中國和西班牙在菲律賓已經大為減少的貿易，實際上停止了。在馬尼拉，西班牙人和中國人之間的緊張關係爆發為暴力衝突，有兩萬多中國人死亡。結果，在隨後幾年中，只有很少的美洲白銀流入中國”。這是《劍橋明代中國史》對明末白銀進口驟減情況的描述，顯然是在暗示銀荒危機的根源。
中國學者接茬，把最後一個邏輯環節補上：“社會出現了通貨危機，銀賤物貴，既缺少白銀，米穀等實物也相當匱乏，市場一片蕭條。而白銀單位價值下跌，與以往比較，同樣數量的小麥和勞務必須支付更多的白銀才能取得，這使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迫切地需要更多的白銀。但與此同時，美洲和日本銀礦的開採量卻在減少，影響流入量也在減少，無論國內還是世界，白銀生產和流通都在縮減。於是，社會動盪加劇，內憂外患迭起的明王朝便在中外互動的作用下滅亡了。”
《劍橋中國明代史》的話，實際上是對其時歐美史學界諸多此類觀點的一個綜述。如中國學者倪來恩、夏維中所歸納的：“西方史學界流行著這樣一種觀點，即十七世紀的的歐洲經歷了一場‘普遍危機’。近來又有人試圖把這一觀點運用在中國史的研究上。他們試圖根據十七世紀歐洲的歷史經驗，即當時以西班牙塞維爾（Seville）為中心的歐洲經濟，因西屬美洲白銀輸入的大幅度減少而首次出現衰退，造成歐洲各國政治、社會的嚴重不穩定，來論證十七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也因美洲白銀輸入的減少而同樣經歷了經濟衰退，從而出現了政治、社會的一系列動盪，這種動盪導致了明王朝的最後滅亡這一歷史結論。”到上世紀末，另一本綜述性著作，貢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一書出版，以歸納正反兩面論戰的姿態，實際上為銀荒亡明論製造了一個更大的推介作用，對明史研究的白銀史觀，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效果。
關於明朝滅亡的原因，明朝甫亡，以清初六大師為代表的中國學界即展開了大討論，歸結出了幾條亡國原因的線索，其中並沒有銀荒亡國論。中國史學界自20世紀三十年代才開始關注白銀貨幣和白銀貿易的話題，但也沒有將之與明朝的滅亡聯繫起來，更沒有把明末白銀進口的下降看作是銀荒的原因。這基本是一個泊來的史學話題。
明末市場上的銀荒現象當然是不可否認的。戈德斯通認為明末的危機只是“財政危機，並非通貨危機”，這話對一半錯一半。是財政危機，也是通貨危機，而且此一危機與晚明財政的白銀化確實有著很大關係。正是財政的白銀化，打通了通貨危機與財政危機之間的傳導渠道，使得貨幣體系的病症很容易地傳染到財政領域。
財政的白銀化，來自經濟白銀化——民間白銀日多，朝廷看著紅眼，才開始琢磨著通過稅收的途徑從中分杯羹，才開始由糧食財政向白銀財政轉化。白銀化了的財政，當然也就很難躲避白銀市場的風浪了。而經濟的白銀化，確實是白銀進口的產物。進口的白銀向國內經濟的各個領域滲透，進而向國家的財政機器和行政機器滲透。可能正是此一“貿易白銀—經濟白銀—財政白銀”的邏輯路線，為西洋史學家們製造了一種錯覺，以為到了明末，當銀荒爆發時，也應當回到這個因果鏈的龍頭環節——國際貿易上找原因。
其實，無論像阿特韋爾所認為的，明末白銀進口確有大幅下降，還是像一些學者所認為的，實際上並沒有明顯的下降，都是文不對題。銀荒的成因是純內生的，與白銀進口的波動並無關係。
三、幾對經濟概念白銀進口下降導致銀荒，銀荒導致明亡——一些中國史學家之所以對這個泊來的的因果鏈產生興趣，問題可能不是出在史料掌握上，而是出在邏輯推論上。為了進一步把道理廓清講明，歷史學也許需要一些經濟學方面的知識提點，具體說，需要搞清以下幾對概念關係。
1. 長期分析與短期分析
經濟學的理論模型，一般都是有時間性的，或者說，有個時間維潛藏其中。例如，當經濟學認為擴大消費可以拉動經濟、促進增長的時候，模型中是隱含著一個短期分析的時間維設定的。如果把這個時間維度換掉，換成長期分析，則模型的邏輯就會顛倒過來。從長期趨勢看，高消費與低積累一體兩面，一個低積累的社會必定是個低增長的社會。在短期分析中，消費是增長的朋友；在長期分析中，消費是增長的敵人。這種同一個邏輯框架因時間維度不同而結論相反的例子，現實生活中多得很。一個以掄錘打鐵為業的勞動者，一天工作下來，最累的、最沒勁的是他的胳膊，這是短期的邏輯；而長期的邏輯正相反，這位打鐵工人渾身的肌肉系統中，最發達最有勁的就是他的胳膊。
混淆時間維，是經濟學家也常犯的錯誤，遑論史家。我們看到，明史學家們在建立起白銀興明與白銀亡明這樣在時間上相序、邏輯上相銜的兩個理論框架時，顯然忽略了一點：兩個模型的時間維度是不對稱的，一個是長期維，一個是短期維。這就很可能隱含著邏輯硬傷。
外國白銀百年裡源源不斷地流入、融入中國經濟體，帶來了晚明的繁榮，這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史學界關於白銀興明的理解，無疑也是一種長期性的道理。然而，要運用這個現成的因果鏈而把邏輯倒過來說事，要把明朝的崩潰用崇禎末年那幾年的白銀進口減少來解釋時，這就是在偷換時間維度，把時間維由長期換成了短期。試想，一個在持續百年的白銀進口中已經擁有幾億兩白銀存量的經濟體，怎麼可能因為那幾年並不明顯的進口減少而驟然發生銀荒呢？白銀進口的不斷累積對經濟的正面影響沒有那麼快，同理，其負面影響也不可能那麼快。慢說僅僅是進口減少，即使是反過來，白銀開始外流，要把國家流出毛病來，沒個十年二十年恐怕難以見效。這裡有一個確鑿的史實證據：明亡一百多年後自乾隆年間始，洋人開始向中國走私鴉片，白銀因之開始外流，流了幾十年，到19世紀初，經濟機體才流出毛病來——銀貴錢賤。銀貴錢賤轉化成致命的大病——太平天國，又用了近半個世紀。要用白銀的流進流出來解釋國家的興亡，興，要用長期分析，亡，也要用長期分析。僅僅用崇禎朝那幾年白銀進口的下降，無論如何解釋不了明朝滅亡這麼大件事。
2. 貨幣與通貨
經濟學說通貨膨脹而不說貨幣膨脹，是有講究的。流通中的貨幣與放在倉庫裡或埋在地窖裡的貨幣都是貨幣，但並不都是“通貨”。通貨量與貨幣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只是後者的一部分。在今天的紙幣時代，二者的差異已經很小，所有可以稱為貨幣的東西，實際上都在流通中，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的紙幣，其實只有一個功能，支付手段，它既不能作為價值標準，因為它本身的“價值”就很不穩定，更不能作為儲藏財富的載體，因為離開了金融系統它的財富性質就消失了。而明代的白銀貨幣，則是價值標準、儲藏財富、支付手段三功能圓滿的貨幣。
生活在紙幣時代的我們，可能會把生活中所形成的關於貨幣的概念，帶回到歷史上去，而只從貨幣的支付功能立論，置其他兩個功能於不顧。問題是，我們可以在理論上把白銀貨幣抽象為純粹的“通貨”，卻無法在實踐中把它的其他功能排除掉，更無法防止其第二第三功能在實際生活中發生作用。當我們用白銀進口的下降來解釋國家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時，曲解的是這樣一個事實：調節國內白銀通貨量的最大樞機，其實並不在那幾個口岸，而是國內的那一個個家庭銀窖；在歷史上發揮更大作用的，可能並不是我們在理論上關注的貨幣的支付功能，而是它的窖藏功能。白銀進口下降導致國內銀荒的理論，錯就錯在，它把貨幣的概念與通貨的概念混為一談，而假定它的窖藏功能是不起作用的。為了進一步理解窖藏，我們再來介紹一個經濟學概念，預期。
3. 現在值與預期值
經濟變量之間的邏輯傳導關係，不但會有時滯性，而且會有前瞻性——此一理念因理性預期理論以及盧卡斯因之得1995年的諾貝爾獎而得到很大弘揚。一種農產品的價格大跌，是因為春耕時種得太多，春種決策與秋收價格之間的因果傳導，有半年的“時滯”。今天華爾街股市大漲，是因為今天早上美聯儲宣佈了降息，這種經濟因果的傳導是“即時”的。天啟年間一位在月港貿易中靠倒絲綢發了財的富商，“預期”自己賺來的銀子明年將會升值，而決定將其窖藏到院子裡，自己安享清福。時滯、即時、預期，過去、現在、未來，三個時間概念，對於經濟史的理解應當是有幫助的。
預期，是經濟當事人對未來可能性的一種判斷，一種認識活動，但這只是預期概念一半的含義，另一半是，人們會根據自己的預期而採取行動，從而使得預期具有自我落實的能力——當人們都預期一件事會發生的時候，這件事往往真會發生。例如，當人們普遍預期物價會上漲而開始搶購囤積的時候，物價真地會上漲。而這個預期的“準確性”實際是人們用自己的行動製造出來的。明末白銀市場上的情況基本就是這麼個道理。當人們普遍認為銀價會上漲時，引發了普遍的窖藏活動；普遍的窖藏活動，導致銀價真的上漲了。於是，人們對自己預期的“準確性”更有信心了。通貨緊縮由預期變為現實以後，為社會製造出了下一輪預期的依據，使人們預期銀價還會再漲，從而推動著進一步的窖藏活動，產生出新一輪通貨緊縮。如此，在預期的作用下，通貨緊縮便成為了一個具有自我保持功能的正反饋機制。“17世紀40年代初，東南先進地區的銀價猛漲，同時許多商品作物和製造品的價格直線下降，低到無法想像。這就導致貨幣收藏的增加，大量白銀從流通中消失，人們把它存起來準備應付更壞的日子。”這段話不全對，不是要“準備應付更壞的日子”，而是“銀價猛漲”激發了人們認為它還會再漲的預期，是這個預期在促使人們埋銀子。
窖藏，是因為大家相信銀將要升值，而人們相信銀將要升值的原因，卻可能有很多，甚至一個謠言也能把這個正反饋機制啟動起來。從這個意義上，也許，明末白銀進口的縮減起到了某種“第一次推動”的作用？起到了類似一個謠言的作用？至多如此。
銀荒不是形勢使然，而是制度使然，它是從銀兩貨幣的制度本性中派生出來的。只要國家以生銀為幣，只要幣制是純市場性的，只要貨幣供應量是隨行就市的，這種由“預期—窖藏”機制引發的銀荒，或早或晚或大或小總是會發生的。許多學者注意到了明末銀荒中的窖藏現象，但一般都將之看作是銀荒症候群中的一個普通症候而擺錯了它的因果位置。實際上，窖藏，在銀荒形成的因果機制中扮演著極核心的角色，它才是整個國家貨幣流通量的主閥門。
白銀，因其在保質和保值方面的優勢，而具有較錢鈔更強的儲藏功能——若是從這個角度來理解，若是把白銀進口理解成一種特殊幣種的進口，一種特殊貨幣制度的進口，一種窖藏危機之可能性的進口，那倒真可以找到一條把白銀貿易與明末銀荒掛起鉤來的邏輯線索。黃仁宇說：“提高白銀的地位實際上會阻礙投資”。“很清楚，一個擁有10億文銅錢財產的人不可能持有這麼多銅錢，但是明朝末年一個大財主可能會在其家中窖藏100萬兩白銀。1580年的一份上奏透露出在長江以南的許多家庭確實貯藏有成千上萬兩白銀。通常為了安全，都是將這些銀條、銀錠埋入地下。”埋銀不埋銅，這很好理解——一種貨幣的窖藏功能越強，越是容易引發通貨緊縮。由此引申出深一層的道理：當一個社會改變它的主幣種的時候，它同時也可能在改變整個社會的貨幣制度乃至經濟規律，而為自己的經濟財政帶來意想不到的問題。明末的銀荒，恰恰就是源於朝廷的意想不到。商人們往裡倒騰的，不僅是一種新貨幣，也是一種新制度，而朝廷自始至終也沒有為迎接這種新制度做好準備，因為它自始至終也沒有完全搞明白市場貨幣與國家貨幣的根本區別。
4. 市場貨幣與國家貨幣
人類幣制演化的大趨勢，是由貝殼走向紙幣，由市場貨幣走向國家貨幣。明朝的幣制演化，卻是逆此勢而行。寶鈔銅錢，都是國家印製鑄造發行的國家貨幣，而中晚明登堂入室的白銀，則是純市場性貨幣，它成為貨幣僅僅是因為市場接受它為貨幣，國家只是承認、接受這個市場現實而已。《大明會典》中只有錢法和鈔法而無銀法，說明朝廷在接受白銀貨幣化之事實的同時，並未在理念上、法律上和行政上給以適當的面對。
所謂國家貨幣，顧名思義，國家製造和發行的貨幣。在國家貨幣制度下，出口商賺進來的“外匯”，不能直接在國內流通，而必須到衙門去換成本國的國家貨幣才能在國內使用。國家貨幣制度下，市場上通貨量的控制閥門，既不在貿易口岸，也不在那一個個的民間銀窖，而是在政府手裡。由於國家可以控制貨幣的發行量和市場流通量，也就可以把貨幣體系與財政體系綁在一起，而大大增加財政的抗擊打能力，從而大大提高一個政權的生命力。
市場貨幣，貨幣的身份與貨幣的數量皆由市場決定，國家不能控制，貨幣體系與財政體系兩張皮。當市場上的貨幣量偏離了健康水平時，政府手裡沒有槓桿以資調節；當貨幣量的不健康波動衝擊著整個經濟發生大的震盪和危機時，政府手裡沒有槓桿以資挽救；當這種經濟動盪導致國家的稅源萎縮國庫空虛時，政府手裡沒有槓桿以資彌補。顯然，明朝的白銀貨幣就是這種貨幣。
一般說來，產業結構越多元，生產關係越高級，國際聯繫越密切，國際競爭越激烈，就越是要求貨幣國家化。這一點，已經為五百年世界近代史所證明。晚明商品經濟的大發展，國際貿易的大膨脹，經濟結構之出口導向成分的大增加，貨幣供應的國際化程度的大提高，都向朝廷發出了幣制國家化的強烈要求信號。
那麼，朝廷有沒有辦法把白銀貨幣由市場貨幣改造成國家貨幣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最後來搞清下面這對概念。
5. 銀兩與銀元
白銀貨幣，在概念上包括兩大類：銀兩和銀元。二者的經濟學性質差異極大，實際上，分別代表著兩種貨幣制度——市場貨幣與國家貨幣。
銀兩，即生銀，按成色乘以重量定值，這就是它的定義。無論其物體形式如何，銀元寶、銀餅、銀條，乃至蓋有官戳印信，只要它不能在市場上直接點數流通，就是銀兩。銀兩的物質、物體、經濟屬性都決定了，它無法作為國家貨幣，因為誰都可以生產它。要把銀兩變成國家貨幣，在當時的條件下，最好的辦法，就是官鑄銀元。
銀元，在市場上無須稱重驗色而可以直接點數交易的銀鑄幣。凡符合這個定義的，不管大小形狀花式，都是銀元。銀元一般須是由鑄幣機器鼓鑄而成，因為澆鑄的銀幣，很難標準化、同一化，而很難為市場接受為直接點數流通。這就從技術上規定了此種貨幣的近代性。規定其近代性的另一個要素是經濟財政需要。當人們日益感到建立國家貨幣制度的必要性時，也就是人們開始考慮官鑄銀元的時候。當社會需要官鑄銀元的時候，正好，鑄幣機器也發明出來了。
四、假如張居正鑄造銀元綜上所述，明末的銀荒是內生的，是制度性的，其核心成因是“預期—窖藏—通貨緊縮—再預期—再窖藏……”的正反饋機制，形成此一機制的根源與銀兩貨幣利於窖藏有很大關係，與銀兩貨幣的純市場性有更大關係。
銀荒是有可能避免的——如果朝廷能把市場貨幣改造為國家貨幣的話。黃仁宇將這一點點了出來：“近代開始之際，在一個大國還沒有用銀幣來進行財政管理是一種很奇特的情形。”林滿紅也發出過類似的訝異，並深深感覺到了“中國不存在貨幣主權的概念”。林氏說的是清朝的事，但何嘗不是明朝的情況。史學家們的這些認識未必建立在足夠的經濟學理解上，但大家至少有一個國際比較意義上的感覺印象：彼時的歐洲，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體量可以和明朝相比，但卻很難找到一個仍然以銀兩為貨幣的國家。
彭信威對歐洲鑄幣史的大背景有如此一段概述：“十五世紀後半，歐洲白銀生產大增，有人開始鑄造大銀幣，……採用了七錢二分重的大銀元，這就是有名的雙柱，後來在西班牙的殖民地墨西哥大量鑄造，流到亞洲來。”林滿紅也說，“1535年西班牙政府首度於墨西哥的官營鑄局鑄造銀元。”這就是說，張居正時代，若要走官鑄銀元的路，已無技術障礙。
假如張居正在他的改革措施中加上“官鑄銀元—強制兌換”一條，並通令全國，只有官鑄銀元方可在國內流通，生銀和外國銀元必須兌換成官鑄銀元才能在國內使用，違者治罪，那麼，我們來看一下，這對防止銀荒有什麼意義，對整個國家的財政經濟會帶來哪些好處。
1. 國家控制貨幣總量
與通過稅收途徑從進口白銀中揩點油不同，用“官鑄銀元—強制兌換”的行政手段，政府可以將全國的白銀一把抓到手。並且，官鑄銀元，鑄多少，發多少，政府說了算，流通貨幣量就控制住了。控制住了通貨量，也就控制住了全國的物價水平和市場大勢。另外，“出口創匯”不能直接在國內使用，這就建立起了一道防浪壩，把中國的“貨幣內湖”與國際的“白銀外海”隔離開來。
2. 財政得一筆巨額鑄幣稅
百姓拿著銀兩和外國銀元到衙門來換官銀，政府要加徵鑄幣稅，例如，一兩生銀換一枚七錢二（一比索）的官鑄銀元。這樣，除去鑄造成本，政府可從一兩白銀中淨得三錢鑄幣稅（七錢二的銀元一般要加百分之十的銅，故其實際含銀量只有六錢五）。以全國三億兩的白銀存量、每年四百萬兩的進口增量計，這將構成一筆巨額的財政收入。有了這筆鑄幣稅，國家財政將徹底脫貧。
3. 政府增一條宏觀經濟槓桿
鑄幣稅率是可調的，既可用來調節財政收入，也可用來調節通貨量。稅率提高，官銀貴了，換官銀的就少，便可以抑制通貨膨脹。反之，稅率降低，官銀便宜了，換銀元的人增多，可以抑制通貨緊縮。甚至，還可以像許多國家做過的那樣，通過銀元鑄造環節上的信用灌水，如增加銀元中銅的比重，來增加通貨的供應，並把窖藏著的官鑄銀元掏出來——官銀老縮水，誰還願意窖它。
4. 補徵關稅
本來，面對晚明國際貿易的大發展和白銀的大進口，國家的稅收結構和稅收政策也應當跟著做出相應的“外向型”調整，至少，隆慶開海後，國家應在月港建立正式的海關，大規模地開徵進出口關稅。然而實際情況卻是，除了福建省從月港每年收二、三萬兩的地方兵餉外，朝廷財政從國際貿易中幾乎毫利未獲。如果有了“國鑄銀元—強制兌換”這個環節，徵收鑄幣稅就成了向商人補徵關稅的最方便的卡子口——國家在月港和廣州沒收你的進出口貿易稅，在這個環節補上，鑄幣稅率就是進出口稅率，合情合理。
5. 方便市場交易
生銀貨幣之不便不言而喻：“明代各種形式的白銀，標準既不劃一，成色更難一望即知，每次支付，都須秤稱，所以普通叫賣商人都要隨身攜帶戥子，……”磨損要貼費，成色不一要勘驗，各地匯價差異要加減水，計價標準不一要折色，庫平重量不一要換算，等等。發行官銀元，把這些麻煩一風吹，出門做生意不用帶戥子、剪子了，如此便民好事，政府以鑄幣稅的名堂收服務費，也合情合理。
6. 促進金融業發展
在以生銀為幣的條件下，商品交易麻煩，金融性交易更麻煩，例如，假定有銀號要放一筆貸款，則其條款中要寫上哪種“平”，哪種“兩”，將來還的時候要一一對應，一一查驗，還的時候債務人手裡如果沒有這種平這種兩，要用其他平其他兩來還，如何換算，也都要在條款中寫明。明代金融業發展不起來，其重要原因就是沒有標準化貨幣。這就像期貨市場的道理，只有那些可以作標準化合約的商品，才能進行金融化交易。而一個發達的金融市場，對於經濟的運轉乃至國家的整體命運，至關重要。它具有把“河水”送到目的地的“灌溉渠”功能，具有在全國範圍內實現貨幣的區域配置、行業配置、用途配置的功能。前面提到的那個僅僅依靠財政配置而形成的“回型針”，就是金融業不發達的結果。
7. 有利於建立公債機制
國家沒有標準化貨幣，導致金融業不發達；金融業不發達，導致商人有閒錢就埋在地下，國家因之而難以建立公債機制。
公債的意義，從戰爭的角度最好理解。明亡前夕，朝廷已積欠了幾百萬兩軍餉，而同時民間銀窖中儲藏著大量白銀無以為用。彼時倘有公債的辦法，北方督撫可以到南方去借錢，帶兵統帥可以到民間去推銷公債券，或者，由中央政府統籌，專債專用，官商相濟，軍民互惠，何至於國家亟亡。
生死關頭國家不搞公債，肯定不是因為想不到這條逃生之路，而實在是因為各種條件的制約。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制約條件就是：一，沒有一個標準化的國家貨幣體系，因而沒法制作標準化的公債券以推銷之；二，沒有一個發達的民間金融系統可為政府代銷公債券。不難想像，如果當時有了官鑄銀元，有了國家貨幣體系，從而有了一個發達的民間金融市場，那麼，國家不但有了一個可以代銷公債券的櫃檯系統，而且這些民間金融機構本身就會成為公債券的大買家。並且，民間金融業的保鏢押運系統，對於政府的貨幣漕運也會是一個很大的補充。甚至，當民間金融業達到一定規模時，銀元的財政解運問題基本就不存在了——票商直接拿銀票買公債券，政府直接在市場上花銀票買東西即可。只要政府解決了標準化銀元，民間的金融市場就會為政府解決紙幣發行問題。要驗證這種假定是不是空想，看一下當時歐洲的金融業就可以了。
可惜的是，晚明中國仍然是萬事僅靠常規財政一條槓桿，萬事都靠這個腐朽的國家機器。財政找不來錢，則別無生路，只有戰敗等死一途。
明末的兵敗，與國家沒有公債機制而無錢打仗，有一半的關係；另一半關係是無錢養兵。
8. 利用鑄幣稅改革軍制
明朝的衛所軍屯制，既不是以糧養兵，也不是以錢養兵，而是以地養兵。從財政上看，辦法挺好，而從軍事上看，此種亦兵亦農的制度，實乃弱軍之道，腐軍之道。好辦法當然是募兵制，兵駐軍營，日夜操練，養成紀律，釀成文化，官兵相親，將帥相識，戰時易於動員，其戰力優勢，通過戚家軍、俞家軍以及北邊的關寧鐵騎等，早已得到了有力證明。可以設想，假如張居正改革時，在“官鑄銀元—強制兌換”的基礎上，利用鑄幣稅的橫財，實行軍制改革，改掉軍屯制，實行募兵制，而為國家打造出幾十萬戚家軍式的軍隊，則斷無兵敗亡國之理。何況，若國家真可以通過“官鑄銀元—強制兌換”的辦法盡攬天下白銀入囊中，它也就不必琢磨著通過賦役皆用銀的笨辦法從農民身上榨油，闖王之事也就根本不會發生了。單獨一個後金，面對募兵制下的虎狼之師，自然不敢動心思。
韓毓海說，“在軍事暴力和戰爭債務驅動的世界上，只有‘槍桿子’和‘債印子’才是‘硬道理’”。若張居正把這兩條道理都能硬起來，募兵制加公債制，國家既有錢養兵，又有錢打仗，歷史的結局必當有大不同。
餘 論隆慶開海後，明朝士大夫們皆見過墨西哥銀洋的模樣，有些人可能已經從手上的這枚銀元身上多少理解到了大洋那邊貨幣制度的本質。但沒有證據顯示，曾有人想到過中國其實也可以、也應當鑄造它，更沒有人理解到官鑄銀元對於明王朝之生死存亡的意義。其實張居正本人曾經意識到生銀貨幣依賴進口而隱含著的經濟安全問題，但他顯然並沒有想到這種危險其實是可以通過官鑄銀幣的辦法來防範的。就這樣，萬歷朝就該幹的事，一直拖到了三百多年後由袁世凱去幹。
那麼，張氏想不到鑄銀元，是不是還有更深的原因？
人們在說商鞅變法、吳起變法、王安石變法這些術語時，為什麼卻更願意把張居正做的事稱為改革而鮮有人稱之為變法？這僅是個詞語習慣嗎？例如王安石的“青苗法”，是政府為百姓排憂解難而把原來由市場做的事情，由政府擔起來。史家之所以不願意把張居正的改革稱為變法，很可能是人們感覺到張居正改革的精神似乎與此正相反，它不是通過強化政府職能而從社會攬一塊責任來，而是把原來政府承擔的一部分責任放給市場。例如，財政的糧食徵集和調撥本是由政府組織的，張居正通過賦役皆用銀的改革將之推給了市場。本來，百姓向政府直接交糧食，張居正改革後，百姓打下糧食需要先到市場上去以糧換銀，然後以銀交稅。政府那頭則拿著百姓交來的銀子到市場上買糧食。而晚明的市場經濟不可能成熟到可以供財政如此之驅使，糧食這種東西又非同小可，市場機制略有失靈，運轉略有滯壅，馬上就餓死人，經濟就崩潰掉了。張氏改革的此種性質，黃仁宇一語道破：“張居正從未企圖改組政府或重新創制文官組織。除了加緊邊防之外，他惟一可能導引到主要改革的步驟乃是1580年的全國土地測量。”測量土地，就是為推廣“一條鞭法”做準備。為什麼要一條鞭？政府運銀比運糧省事多了嘛。這種“吏之寶，民之賊”的改革，仍然可以叫改革，但要叫變法，許多人可能就張不開口了。說張居正是力挽狂瀾，不如說他是順水推舟。
這樣說不一定是降低張居正的歷史評價。他仍然是個傑出人物。他的傑出在於：在整個國家機器的行政能力日益弱化的情況下，他在以一己之力為國家想辦法，看看能不能在政府之外編織出一種替代性社會構造，讓它把事接過去。讓市場為政府扛著——這就是張居正改革的大邏輯。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設想，不是因為張居正認為收銀比收糧的辦法好才實行賦役皆用銀的改革，而是因為這個腐朽的國家行政機器已經無法再維持糧食稅政的運轉了。例如，許多地方官員對糧長的壓迫使得已經無人願意做糧長了。甚至，我們還可以更大膽地假設：張居正其實想到了鑄造銀元，但他同時還明白，這個國家機器已經幹不了這件事了！買幾台鑄幣機來鑄銀元很容易，但要實行強制兌換，全面監督市場，查禁使用非法貨幣，打擊官銀與生銀的黑市交易等，要管理由此帶來的一系列行政問題，這個國家機器已經沒這個能力了。也許還有更大的政治麻煩，強制兌換且兌換抽水（鑄幣稅），商人們會反對，很有可能，文官集團、縉紳集團、山人集團、遊棍集團，以及由所有這些集團彙集而成的輿論集團，會與商人勾結起來，在朝廷上組成反對力量。自己為奪情事已經丟了不少分了，為考成法已經得罪了不少人了……有王安石的前車之鑑，作罷吧。
明朝必然滅亡的艾滋病毒，其實是潛伏在這個層面上。
[責任編輯 陳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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