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衛東 || 論清代後期外國銀幣的流通
1436年，明朝政府“為它的經濟重新確定通貨”，銀正式取得價值尺度、流通和支付手段的職能，此銀錢複本位一直沿用到1935年的法幣改革，前後正好500年。銀在中國的貨幣體系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那時中國使用的是銀兩，外國使用的卻是銀幣，銀幣較之銀兩凸顯出諸多優越：本位貨幣、形制劃一、不用切割、易於攜帶、使用方便、花紋精美，很快地先在外貿領域、後在國內商業及至民間交易；先在閩、粵、江、浙等沿海口岸，後在內陸腹地廣泛流通。《申報》有評：“至中國與西國通商貿易今已百數十年，而沿海各省通行西國洋錢亦百數十年”。其實，到報章所論時間，中國與西方貿易遠不止百數十年，外幣流入中國也不始於此。海道大通後，中西規模化貿易展開，各種外國銀元隨之進入中國，葡萄牙的“克瑞斯達”（Crusado）、威尼斯的“竇吉吞”（Ducaton）、法國的“埃居”（Eco）和“皇冠”（Crowns）、日爾曼和北歐的“里可斯”（Rixdollars）、美國的“蓬頭”（Flowing Hair）等，品種不下幾十種；惟流行較廣的是西班牙銀元（Pesoduro——國人習稱“本洋”），“今中國所行洋銀，俱呂宋（西班牙）所鑄，他國銀錢罕”。“貴金屬不斷從西班牙的保險櫃中流出，周遊整個世界”。直到19世紀中葉之前，中國的“一切國際匯兌和外國人的買賣，都以西班牙銀元為準。中國商人承認這種鑄幣為一種穩定的代用貨幣；外商用它來進行他們的交易”，外國銀行也以此“匯價掛牌”；這是一種怪異現象，因為此時的西班牙基本上是“一個和遠東沒有貿易的國家”，而且“本洋”在1808年“名義上就已經停止鼓鑄”。繼之而起的是墨西哥銀元（Mexico dollars，國人習稱“鷹洋”），“前時中國所開洋銀，乃日斯巴尼亞國所鑄，向稱本洋。現在通商各口及內地所用鷹洋，乃北亞美理駕墨西哥國所鑄”；竟至於“自海禁大開，東南各行省不知有銀，知有鷹洋而已”。但列強對墨西哥弱小國家的銀元居重格局並不服氣，多國試圖取代這一優勢地位，紛紛鑄造發行銀元入華，形成晚清時代入華外幣光怪陸離紛繁雜亂的奇景。這嚴重干預了中國的金融主權，也是列強無孔不入競逐世界霸權各個領域的表現。該議題，前人研究有所涉及，但仍有繼續深入的空間。
一、英國率先貨幣發行關係到流通國的國計民生，帶有壟斷性的國際貨幣是利源所在，中國又是一個大市場，“這個國家，擁有四億以上人口，……當它第一次被迫對外國開埠通商時，墨西哥銀元就被用來為價值標準，至今也沒有變化。幾乎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曾力圖使它們的銀元與墨西哥銀元競爭”。工業革命先行的英國也是機器鑄幣的先進，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錢幣用手工硬模壓製，頗不精準，供應不足，易於仿鑄。18世紀末，博爾頓（M. Boulton）“在伯明罕附近的索霍地方建造了一台極其壯觀的造幣設備”，機器由蒸汽機驅動，可將“錢幣的兩面和邊沿同時鑄造，工藝極其精良而又廉價，……運用這機械，四個十或十二歲的孩子能在一小時裡沖出三萬畿尼，這機器始終準確無誤地計算所壓出的錢幣的數目”。鴉片戰爭爆發後，英國挾戰爭之威和對華貿易最大國的地位，加持不平等條約的庇護，宣稱要讓“先令在所有英國鼓聲響起的地方流通”，成為最早在中國土地上鑄造銀元的國家，是時，“廣州有一家英國商行擁有一個造幣廠，鑄造西班牙洋，獲利甚巨”。公然仿造，假幣造作的詳情如何，不得而知，該廠也不知所終。1853年，在英國駐廣州領事館供職的羅伯遜（D. B. Robertson）建議“在香港開設一家造幣廠”。羅氏後改任駐上海領事，依然費力推動此事，各方人士也質詢“為什麼香港銀行不試造一種英國銀元？從政治觀點以及商業觀點看來，它都可以發揮極大的效能”。多方力促之下，1866年，英國在香港設廠“鑄造銀元，正面為維多利亞女王頭像，背面圖形中有‘香港銀圓’四個中國字”。香港造幣廠由金德少校（Major Kinder）主持，面向中國大陸發行，對中國市場的覬覦赫然可見。
不過，造幣廠生不逢時。除了所鑄銀圓含銀量低，加上中國人用慣了鷹洋，不太願意接受新幣等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機遇不好，鑄幣成本太高，“不必要的職員太多了，而薪給也過高”；再有投機心理，“自從美國戰爭爆發以來，遍及於商業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的投機大風浪，還在繼續，人們是不屑於在經濟上注意這些小的節約的”。實際上，衰落已經降臨，中國大陸和香港“在這時都感到很困難，許多銀行和商號在1865與1866年都停業了，剩下的各種企業也大大縮小業務，足有二三年之久”。加上對華鴉片貿易的合法化，使得“大量的銀兩與銀元向印度流出，這樣自然就沒有人需要香港造幣廠的服務。對香港造幣廠說來，再沒有比它從開設到停閉這兩年間更不吉利的時候了”。對此，英國當政者也不能辭其咎，因造幣廠“每年要受到一萬兩千鎊的損失”，區區小數使得政要們“對前途失去了信心”，這是“麥克唐納（R. Macdonmell）爵士先前政府的一個大錯誤，它喪失了引入英國鑄幣的一個最好機會。”主政者們缺乏遠見，沒有看到“當造幣廠機器出售給日本政府的時候，經濟趨勢正開始轉變，香港政府方面應該有勇氣、耐心”，無論如何應該“再給這個造幣廠以多幾年的試驗”。後來，美國人曾譏笑：香港銀圓“鑄了大約有一千萬枚。其中一部分是流通了，一部分卻作了紐扣、手鐲和其他裝飾品；他們沒有使這個貨幣在這個國家裡通行，他們的鑄幣撤回了”。該廠因不能獲利而關張，連機器也連鍋端地賣給了日本人。
英人自鑄不成，反過來排斥其他新幣入華。1850年代後，上海逐步成為中國乃至亞洲的金融中心，外幣“近且漸入內地，前經飭查上海進口之數，每年不下千餘萬元，利源外溢，實為中華一大漏卮”。1876年，英人甚至反對中國自己設廠鑄幣，當年11月2日，來華英商在上海“召集了一個公共集會，討論總商會關於建立中國政府造幣廠的來文。會議由羅里閣下（Hon. P. Ryrie）主持”，與會者不加掩飾地宣稱：“我們必須時刻銘記在華外人的利益。……就是在中國這樣的國家裡，從事發行的任何造幣廠，對外國人都是十分不利的”；出席者“無限期望看到英國造幣廠發行的銀元能夠進入它所能夠進入的各個港口通用，如果可能的話，還要誘使中國政府把它推薦給中國內地使用”。進而提出英國銀元應該成為中國的“標準貨幣”，成為“中國貨幣的一個構成部分”。這些鼓噪得到參會人的熱烈掌聲。顯然，成為中國通貨，是其夢寐以求的追逐目標。會議通過修正案：“在中國政府當局管理下的造幣廠，在中國通商口岸發行法定鑄幣的任何建議，本會不認為是適當的”。竟然不許駐在國自行鑄幣，干涉他國主權到了如此地步！
回顧往事，英人懊悔不已，“熟悉中國貨幣情況的多數人士都認為，1868年香港造幣廠的關閉是很大的錯誤，造成了貿易的嚴重損失。如果香港造幣廠再堅持一兩年，它就完全可以作為一個企業而繼續維持下去，或者它鑄造的銀元，早就可以成為中國的本國人與外國人之間和全部海峽殖民地的通貨了。墨西哥銀元必早已實際上從東方消失。”補救舉措次第出籠，1878年，英商主張在“帝國造幣廠鑄造英國銀元”，此時英國早已實行金本位制，重鑄銀幣自然是流通於中國等地區。但操辦人經過考察，並“和一度存在的香港造幣廠的主持人金德少校商議之後”，放棄了這個計劃。此策不行，又生一計，與中國貿易利益直接攸關的在華商會“遂決定提倡殖民地造幣廠的重建”，即重建香港造幣廠。沒有政府參與，只是商人群體很難成事，重建計劃無果而終。隨著對華經貿的迅猛發展，英人插足中國貨幣市場的衝動益發強烈，眼見得“多年以來，海峽殖民地與中國的貿易不得不依賴墨西哥銀元作為通貨，……因而在貿易上就經常受到阻礙。墨西哥銀元供應的不正常和它的價值有時過高，就給日本政府以機會將日圓引入中國的某些金融市場和新加坡”，使得日不落帝國居然在此番較量中處於下風，“所有這一切，都由於香港政府停閉造幣廠而無從實現。如果不把這個造幣廠出售給日本，香港政府繼續堅持鑄幣，它的銀元不僅可以成為中國廣泛流通的通貨——把墨西哥銀元和西班牙銀元驅逐出去，而且，它還有可能成為日本的通貨”。多方尋摸，英人還力圖楔入中國鑄幣以借力打力，“曾企圖替上海鑄銀幣，並代為設計上海一兩的銀幣的圖形”，但因幣面上“竟有英國的國徽”，太過惹眼而被清政府堅拒。在廣東當局籌措自鑄銀元時，滙豐銀行也曾“遣人至海防善後局面商，聞粵省欲鑄銀元，該行有英國輪墩（倫敦）及美國三藩市所出條銀，……欲求代為附鑄，按月陸續交來，多則十餘萬兩，少亦四五萬兩，……每鑄銀百元，補工火銀一元”；最關鍵的是這一句話，“鑄成後，願在中國各口一體通行”。對此，清廷戶部予以有保留的同意，主要是顧慮到有“部臣”反對，也擔心“銀元鑄成後是否即由該洋行發出行用”等問題，本來自鑄銀元就是為了收回貨幣主權，允許外國銀行介入，反倒與宗旨相悖，隨即，廣東主官換人，此議不再提及。
1895年，英人終於補上了在華銀元的“缺憾”。上年底，英國政府就已決定鑄發銀元，“關於長期盼望的在遠東流通英國銀元，最近已接到官方通知，倫敦殖民大臣已給香港政府拍來電報，批准了在香港和海峽殖民地發行英國銀元”，該幣在印度孟買造幣廠鑄造，印模在英國設計，“銀元正面有不列顛尼亞女神手持叉杖的站像，並有英文字樣，背面有中文和馬來文的文字”，中國人稱之為“站人洋”或“杖洋”。略後，銀元鑄造點擴及加爾各答和倫敦，發行則由“上海、香港、新加坡、檳榔嶼等地”的英國銀行操作。該幣在日本銀幣退出後，成為僅次於鷹洋的第二大在華流通銀元，據統計，在1898至1908年間，外國銀元進出口的數字是，廣州：鷹洋17,578,000元，站人洋2,862,000元，本洋9,812,000元，這是三個大項，其他外國銀元合計10,629,000元。瓊州：鷹洋30,332元，站人洋84,682元，他項洋109,869元等。福州：站人洋5,929,446元，他項洋75,143元，英國銀元在該地幾乎是獨得其厚。廈門：鷹洋981,976元，站人洋990,693元，本洋72,693元，他項洋17,880,442元等。天津：鷹洋196,000元，站人洋2,966,500元，他項洋2,500元。蒙自：法洋11,850,294元（與法國殖民地越南鄰近）；思茅：印度盧比172,122元（與英國殖民地緬甸鄰近）。
二、他國跟進接踵而來的是日本。日本一度通用中國錢，豐臣秀吉時代恢復自鑄；德川幕府時期實行金銀平行本位。香港鑄幣廠倒閉後，日本將其全套鑄幣機器買下，籌劃鑄幣。1871年5月10日，日本政府“遂令大阪之國家造幣廠開始鑄造銀幣，定名為圓。……行用數年後，……日本政府決定增加幣重，由416英釐增至420英釐，俾與美國貿易銀元相仿。”日本銀圓因為背面有蟠龍紋，亦稱“龍洋”。“蕞爾小國”的胃口不小，不僅想藉此驅逐在日本市場盛行的鷹洋，甚至追求日圓流播整個遠東。不料，新鑄重幣發行後，效果不好，1878年，日政府決定停鑄重幣，“轉而續鑄舊有之輕幣”。將舊輕幣“仍規定為全國之法幣。俄爾銀價跌落，其造幣廠不得不積極添鑄銀幣”。1871至1897年間，計鑄有165,000,000枚（其中輸出國外者逾110,000,000枚）。據認為，其時的日圓不僅將“墨幣由日本境內逐出”，而且在亞洲多國均成為鷹洋的“勁敵”，“是即馬來半島及新加坡之主要貨幣。……並在中國各主要商埠，以及朝鮮、安南、暹羅等處流通，亦與墨幣分庭抗禮之概云”。日圓一度成為除了鷹洋以外在華流通量最大的外幣。1897年，日本國內改行金本位，仍續鑄銀圓海外發行，這年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報告：“日本改行金本位制後，日圓相對於紋銀急劇升值”，此種情況“給日本棉紗擴大進口造成了良機”。1898年6月22日的《東京日日新聞》消息：“據駐新加坡領事報告，明治二十二年至三十年三月日本輸入海峽（星加坡地）殖民地銀貨六千三百五十七萬八千六百六十八弗”，遠遠多於新加坡流往日本的銀貨。此時，就連英國佔領地的香港也普遍使用日本銀幣，可見日圓流通地區之廣。情況卻驟然發生改變，1898年初，日本廢除銀圓，“宣佈其不再為日本的法貨，並在7月31日喪失其交換價值，從而只成為一般的銀塊”；據統計“此項鑄幣總數共達162,077,072圓，此外，另有貿易銀圓共3,056,638圓。據權威計算，在7月31日尚未兌換的鑄幣還有26,150,471圓。……這個銀圓的銀塊價值在今天只有87.1仙。於是，在7月31日以前沒有兌換的銀圓持有者，每圓必損失12.9仙”。此招非常陰損，日圓在海外廣泛流通，跨國界的人們信息不靈，難以兌換，日本利用時間差大賺一筆。更令人不齒的是，當中日甲午戰爭時，日本將大量銀圓運往中國，用來支付日軍開銷，在東北與山東戰場上花用。“這樣運出的鑄幣是不會在海關報冊上發現的，並且，轉到中國人的手中，以後大概還在中國流通，因為這些持有人對於日本的新貨幣措施，是完全茫然的”。利用戰時大規模引入即將廢除的銀幣，借此大發戰爭財，不但侵略他國領土，殘殺他國軍民，而且利用貨幣手段毫無止限地掠奪他國財富。直到1920年，有人到福建省涵江等地仍看到“所用銀幣均係外國銀幣，日幣尤多”。
美利堅也是銀幣的重要輸華國，“1805～1815年這一時期，美國輸出到廣州的硬幣價值2,271.9萬美元，佔美國出口總額的70%，而商品出口總額僅為1,023.9688萬美元，只佔美國出口總額的30%”。美國當時尚未發現大儲量的金銀礦，這些幣當多是西班牙或墨西哥銀元。美國位於美洲，先得“本洋”之便，又得“鷹洋”之利，“鷹洋行自墨西哥國，而美國又專販此洋，在美僅及八角五分；在華則用作十角，此中暗耗，何可悉數”。美國還是積極的仿造人，1873年，“美國欲行自鑄洋錢以裕通商之用，擬每年鑄成五百萬塊。……據云此洋已於西曆本年七月半發兌，有人兌定一百萬元運至東洋中國開用”。這是指當年發行的“美國貿易銀元”（trade dollar），此幣專供對遠東貿易使用，與本洋、鷹洋有性質的不同，本洋、鷹洋在鑄造國也是通用貨幣，而美國貿易銀元則只定向流通於美國之外的地區，是典型的外貿本位幣。該幣1878年改版成“摩根銀元”（以其設計者的名字命名），海外仍稱貿易銀元，鑑於鷹洋在東亞獨步一時，美國羨其利，貿易銀元的重量也以鷹洋為準，“但成色低於鷹洋，所以終歸失敗，只行了十四年便收回去。……惡幣驅逐良幣的法則不能發生作用。這裡人民的習慣和意志起了決定性作用”。貿易銀元發行了大約3,500萬元，在華流通有限。需知，“良好的硬幣制度中的每一組成部分的價值都是明確固定的，並普遍地被認為是本位幣的一部分。……其價值完全等於用來鑄造它的金屬的價值”。違背規律必受懲罰。1887年，美國人又有了更大的野心，索性在中國開辦鑄幣機構。年初，米建威（C. E. S. K. de Mitiewiez）來華，打算設立銀行，該人是一個入了美國籍的波蘭人，在到美國之前，自稱是俄國伯爵，到美國後“和一個百萬家產的繼承人安娜·麗斯特（Anna Lester）結了婚，變成了一個社會名流”；到中國後，“由伯爵搖身一變為馬格里博士”，頂替曾經投效過李鴻章辦軍火工廠的馬格里（H. Macartney）之名。米建威“會晤了李鴻章和他手下的大小官員”，提出合辦銀行計劃，獲得認可，並得到李鴻章的代表馬建忠和中國駐美公使張蔭桓的配合，該計劃引起了美國東部金融中心費城“白銀財團”的注意，就連助理國務卿包特（Porter）也打算辭職來擔任該行的專任董事。這項雄心勃勃的計劃擬成立一個龐大的金融機構，名曰“國家和國際混合銀行”（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malgamaties Bank），可能感到太過招搖，後改稱“華美銀行”（American Chinese Bank），擬在天津建總行，在上海和費城、倫敦設分行。銀行的主營“業務”便是“鼓鑄金銀錢”和“發行貨幣”，還有“經理國庫和包攬匯兌”等。上海的外僑報紙評論：“它在中國國內的地位，超過了英格蘭銀行在英國的地位，而在國外，它為中國政府和中國商業充當了其他的外匯銀行的角色”，因此“它的範圍是無限量的”。米建威計劃遭到其他列強的反對；還遭到了張之洞等人的抵制，因為“正在這個當口，這個廣州的總督已經向皇帝請求在他所在的城市裡設立一個專鑄銀元的鑄幣廠，他（李鴻章）把鑄幣權讓與米建威的華美銀行”，自然引出不滿，只好作罷。美國人不願就此罷手，藉口墨西哥鑄幣廠生產能力不足，每年只能生產2,500～2,600萬元的墨幣，遠不能適應中美貿易的需求，1893年，美國“對中國的出口是三百九十萬美元”，從中國進口“則在二千萬美元以上”。相形之下，美國在華通貨則與突飛猛進的美國經濟實力以及中美貿易愈發不相襯。此時的美國又是銀的富產國，如果在美國製造銀元，“在太平洋沿岸就要產生一些活躍的白銀市場；這裡，銀元易於裝船出口，而商業也將發展。”現如今，與莫大需求對應的美國窘況是：“我們的熔爐是冷卻了，我們的爐火是熄滅了，我們的礦山大部分是停閉了；一些還在繼續開工的礦山也只是為防止坑木的腐朽，和地下水在坑中的氾濫”。同時招致美國的礦工“發覺是這個國家的貨幣政策阻礙了他們獲取這份工資，並且只有挨餓的一途”。面臨內外壓力，美國政界感到仿鑄鷹洋不失為解困良策，1894年4月9日，美國參議院就參議員瓦柯特（Wolcott）的議案進行討論，瓦氏鼓噪中國擁有四億以上人口，有諾大的貨幣市場空間，美國不應該在當中缺位，參議院最後議決：“鑑於同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的商務關係有待加強與擴展，特請求美國總統與墨西哥共和國進行有關由美國造幣廠鑄造墨西哥標準銀元的談判”，即允許“美國造幣廠使用墨西哥造幣廠的銀元模子，目的是把落磯山上的生銀直接運送三藩市與其他太平洋港口，然後從這些地方再把墨西哥銀元運往中國和新加坡”。著名的白銀問題專家傅利文（M. Frewan）預判“這個議案幾乎一定會得到墨西哥政府的同意”。但此判斷落空，在別人既有的地盤上插一腳，靠完全模仿鄰居來牟自己的利，此一損人利己的策劃定然遭拒，“無疑的，這個計劃將遭到墨西哥政府的反對。必須注意，墨西哥銀元已經成為墨西哥的唯一的出口物資，在任何方面危害這項出口都將削弱它的貿易”。
法國與英國有類似之處，利用殖民地來染指。1879年6月6日，出使英法大臣曾紀澤接到法國外長諮文：“法國現議鑄造大圓銀錢，用之安南等處地方，並擬用之附近各國，甚願貴國家收受此錢，通行天下，並望海關衙門准其收用”。曾氏認為其他國家也有在華流通銀錢者，“事同一律，……目下自不必設詞拒之”，獲清廷批准。1885年法國人在安南開鑄“西貢銀元”，因成色好於鷹洋，每每被熔解或藏匿；1895年法國改鑄新幣，減輕重量。法國財政部為此授權東方匯理銀行“在巴黎的鑄幣廠鑄造足夠銀元來滿足它的需要”。這些金屬貨幣國人稱“法光”，與法國本土流通的法郎不同，而是從屬於法國殖民地金融體系的越南貨幣。前後流通的“法光”版式林林總總，至少有30餘種。據海關統計，1904至1907年，共有值關平銀7,176,394兩的“法光”運入雲南；而“滇越鐵路公司在築路期間，曾鼓鑄越南銀元7,500,000元，專供支發路工之用”。列強之間你爭我搶，互為藉口，法國人抱怨美國錢“流行中國沿海各省垂數十年”。美國人又不無醋意地談及“法國也曾開始鑄造銀元來處理它和中國的商務。” 法國人對既已形成的列強在華金融佈局深感不滿，大言不慚地放話中國人需要的銀錢，“這種貨物出產最多的國家是法國，所以，法國通常應能從中獲取最大利益。……為了完整地使用這股力量，必須使這種資格是惟一的”，但是，本應享有的“唯一”卻被多國截取，“佔有優越地位的滙豐銀行便是在這種基礎上建成的。對德國而言，德華銀行的情況也如此。正是這些原則保證了華俄道勝銀行好幾年的成功”。處此情勢，法國政府感到東方匯理銀行在各國競爭中不甚得力，該行“心胸狹隘和畏首畏尾”；甚至以為“東方匯理”的名稱本身就會引起中國人懷疑，“將使中國人老是把它看作一個外國政府的工具”，視其為“不合法產物”；更要命的是，在中國的東方匯理分行仿佛“是一系列四散的賬台，取決於一個遙遠的領導機構”。與此相反，英國的滙豐銀行“則是一個精明的統一體，它有總體目標和思想，有某種氣質、毅力和行動，有傳統和政策”。兩相競爭，東方匯理自然落敗。朝野之間積怨漸深，1905年，法國政要醞釀撇開東方匯理，另立新行，新銀行的矛頭所向和目標企及很明確，就是針對在滬的英國銀行來工作；內閣“部長的希望，是在中國建立一個法國資本代理人的堅強的金融地位”。不滿情緒持續發酵，“最近幾年來，外交部的某些官員，以及定居在遠東各港口的主要法國商賈曾提出，在我們向中國、高麗、日本、暹羅灣，甚至印度支那的經濟擴張所必不可少的活動手段中存在著一個嚴重的缺陷，那便是在這些地區連一所法國商業銀行都沒有”。1908年，成立新銀行的設想再被提出，準備將該行總部設在“中國經濟中心”上海，另外在香港、廣州、漢口、天津、日本和印度支那設立分行。之所以如此考慮，是因為滙豐銀行的總行也不在倫敦，由於處在東亞大市場的中心，滙豐“在近十年至十二年間能夠如此方便地參與中國和日本的多次貸款活動，貸款給各省總督和巡撫，貸款修築鐵路等等。十分明顯，正是這些貸款使英國在遠東的這個大金融設施獲得大量利潤，使它的股票從發行時的一百二十五元發展到今天標價近九百元”。顧慮到1905年的計劃就因遭到東方匯理銀行的反對而擱淺，所以這次特別強調這家醞釀中的新行並不影響東方匯理的利益，“兩家銀行遠不是互相競爭、相互妨礙，而應一致行動、互相支持”。此言並未打消疑慮，東方匯理並不這樣認為，他們預感到新機構的潛在威脅，於是聯合其他金融機構予以堅決反對，使得這家擬議中的新遠東銀行胎死腹中。
中國成為外國銀元的鬧市場，成為列強在華貨幣的競逐地，固體的金屬幣，卻似液體般地流通。因地緣關係，俄國的勢力集中在西北與東北，咸豐年間的新疆伊犁“商賈輻輳，貨泉流通，洵極邊一重鎮也。其時行使制錢，半由外購，半由寶伊局鼓鑄，頗不缺乏”，誰知，到同治四、五年，“九城淪胥，旋經俄國代收代守，縱有制錢，俱賤價買去，消滅無蹤；洋帖因之充斥洋元洋普（維吾爾語洋普即俄國鑄幣），若忘其為中國地面”。在華勢力頗為有限的德國也插足其間，“若以價值一定之圜幣輸入中國，則殊與德國有益，今當竭力以圖達此目的云”。開始主要在膠濟鐵路沿線使用，隨即“刻聞德人以膠濟鐵路日形發達，德華銀行決意在青島鼓鑄銀幣，以便流通”。續後拓展於山東勢力範圍以外。據1906年的調查，在華通用的外國銀元共有15種。外幣拼力搶佔中國這個大市場，是為了操控中國的貨幣經濟，謀取利益的最大化；也是為了與其他列強競逐，多分得一杯羹。
三、逐漸退市除銀元外，列強還在華發行銀輔幣，“一角、二角者數種，便於零用，民尤賴之”；光緒前期，“沿海各市面，凡貿易至百十文以上，從無用現錢者，皆以一角、二角之洋錢代之”；僅“法光”一元幣，前後鑄了33年，共鑄275,440,000多枚。1896年日本駐杭州領事館報告，當地普遍使用“日本所鑄銀輔幣”等。列強在華隨意發行大小銀錢，卻禁限中國鑄造輔幣，1911年，英國駐華公使向清朝外務部抗議，反對中方“不停地鑄造中國輔幣。……廣東造幣廠每天造出二角銀幣八千枚，而這些鑄幣在香港流通，不僅擾亂了當地通貨，而且也癱瘓了香港與廣東的貿易”。中方回應，此類輔幣“粵民慣用已久”，歷來中國銀幣“仰給外人”，中方不過是尋求小有改變而已。這不是英方的第一次抗議，“歷年英領事藉口有礙商務屢請停鑄”，中方都予“駁覆”。此次不過是將事態升級，從領事升格公使，由廣東地方當局越級清廷外務部，因為提升至國家外交層面，清政府被迫讓步，“為顧全外交起見，不得不略為變計，勉徇其請，以杜外人之口”，改鑄“大元”，減鑄“小毫”，“以此辦法，公家吃虧歲計數十萬”。妥協退讓後，外方仍舊不依不饒，“英使不詳究市面情形，專以粵鑄小毫為病，似非的論”。這種鳩占鵲巢只許外人放火不許主人點燈的言行委實令人匪夷所思，若此一來的局面是“內地之銀元有限，外來之銀元無窮”。
銀幣發行還與紙鈔掛鉤，更是一本萬利的營生。滙豐銀行在中國“發行鈔票（兌換券），截至1932年底已達13,740萬港元，當時外匯牌價，一港元折合我國銀元一元”。麥加利銀行在中國發行價值不少於1,894,000英鎊的鈔票，折合“銀元為28,418,000元”。橫濱正金銀行“在開始營業後就利用特權發行了與我國通行銀元等價的銀元鈔票，及銀兩鈔票”。日本朝鮮銀行“發行鈔票（兌換券）總額為12,521萬日元，折合我國銀元為112,689,000元”。美國花旗銀行在華發行“銀元紙幣有：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及一百元五種，全部在中國流通”，發行額巨大，1907年在華發行紙幣價值160,344美金，後逐步增加，到1933年的發行數字計值25,000,000美元，折合中國貨幣1億元。時人著文：“按孫逸仙先生的計算說：‘列強以種種經濟的壓迫，每年吸取中華民國的民脂民膏，合計十二萬萬元’。茲計其體積為十五萬立方尺，須十二尺寬十二尺長十二尺高的房子，滿滿的裝盛起來，要八十六間之多，若以每個銀元的直徑相銜接，可成兩萬八千五百英里的直線，能繞地球一周又十分之一，平均每秒鐘須流出三十八元，總數的重量為七千二百三十二萬鎊，須四十噸火車頭九百零四輛才拉得動呢”。外幣的氾濫導致“銀圓來自外洋，止憑市面存積之多少為價值之低昂”。對中國政府而言，金融失守，主權外溢，國計受損，“西國之人計算最精，茍非中有餘利，安肯每年鼓鑄如此之多”，形成“西國洋錢”在中國“獨擅其美哉”的局面；對小民百姓而言，銀錢波動，市面恐慌，生計受累。
中國地域遼闊，“況各省用法不同，數十年前間有用西班牙本洋者，今皆改用墨西哥之鷹洋，然如安徽等處，近來仍用本洋，不用鷹洋，如河南等處及江蘇之徐州，不論巨細買賣，概用銅錢。若北五省，則用銀錠，閩粵等省，則用花洋”。雜亂外幣還帶來造假盛行，鴉片戰前，盜鑄外幣已然猖獗，“遂有奸民射利，摹造洋板，消化紋銀，仿鑄洋銀。其鑄於廣東者曰廣板，鑄於福建者曰福板，鑄於杭州者曰杭板，鑄於江蘇者曰蘇板、曰吳莊、曰錫板，鑄於江西者曰土板、行莊。種種名目，均係內地仿鑄，作弊已非一日，流行更非一省”。清季，假幣愈甚，“近聞沿海僻靜處所，時有奸民私購外國銅餅，用手搖機件壓成銅元，販入市面。”迫不得已，清政府通知海關嚴禁外國手搖壓幣機器入關。
20世紀上半葉，外國銀幣被迫退出中國市場。個中緣由，時人歸結為：“以國內銀行信用之擴張，銀元鑄造量之增加，及國人民族意識之發露之三因”。可謂一語中的，遺憾的是只矚目於國內情勢，未及國外情況，屆19世紀後期，外國大多實行金本位制，“在大多數文明國家，銀幣曾是價值標準，但這一標準的精確性已由於銀幣數量的不斷減少和成色的不斷降低而減弱”。於是相繼停鑄銀元，外國金屬貨幣的來路成了無源之水。列強在華流通外幣的很重要目的是利用金銀價差博利套匯。中國長期實行銀錢複本位，於是造成在白銀流入的同時，大量黃金卻從中國流出。金與銀的“量”與“質”天然具有成為通貨的品性，但對中國這類人口眾多的國家，相對便宜易得的銀貨更合適，使得中國的金銀比價與世界脫鉤，“當新大陸的白銀開始到達時，中國的金銀比價仍然只有1:6，而歐洲是1:11或1:12，波斯是1:10，印度為1:8，由於套匯交易如此有利，新大陸全部白銀的1/3到一半左右最終進入了中國” 。1816年，英國以法律形式確定金為貨幣本位，是世界上第一個金本位制國家。在澳大利亞和加利福利亞等地發現富藏金礦前後，多國步英國後塵，將黃金當作通貨的基礎。中外之間“因這種標準分歧而造成的匯兌上的波動是這樣的大，以致在一切貿易中都滲入了賭博的成分。”
當然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中國的國內情勢，首當其衝地是民族主義的高漲，意識到貨幣是國家命脈，不能操縱在外人手中，“我國之現金盡行入外人之手，若一旦有變，則非但兌現無門，即我國之法律亦無從制裁之也”。而貨幣離心的根源在於國勢衰微和國人懵懂，中國對列強“尤必惟命是從，一舉一動，各國皆得以己意之所在而指麾之，干預之，於各國之意得矣，如中國之主權何。主權既失，而財政復何有乎”？貨幣利權的喪失讓逐漸覺醒的國人痛心疾首，“外國貨幣之已行用於民間者，惟來源不絕終無肅淸之日”。收回幣權，發行國幣，成為朝野上下的一致認知：“此次宗旨專為創定幣制，改正圜法，齊一民用，保存國權，大利自在無形之中”。爭回貨幣主權無非兩種招數，一是對內，中國“自鑄銀錢”，環視“歐洲各國，則各國皆有自鑄之洋錢通自民間流用，……日本自改用西法以後，購得機器自鑄洋錢，每日所成約十數萬員”。1889年，兩廣總督張之洞奏准在廣東鑄銀元（龍洋），開啟政府鑄造銀元的始基，中國銀元制度漸次確立。所以成色分量均仿鷹洋。正因此前只行用稱量白銀（主要）與外國銀元（次要，因部分外國銀元也被溶成銀塊），從而導致中國金融市場的混亂並影響了經濟的發展。所以中國自鑄銀元意義殊大。宣統二年公佈的《幣制則例》也是採取鷹洋標準，即庫平七錢二分、純度0.9為銀本位的基礎，七錢二分的重量由此成為中國銀元的定規。民國初年，“嘉禾銀幣”（袁大頭）開鑄，製造精美，發行巨量，對外國銀元起了極大的掃蕩廓清作用。二是拒外，盡力壓縮外幣流通範圍，20世紀初新立的中外商約改變外國銀錢可以在中國隨意流通的既有規定，“惟新定英約第二款內載有中國允設一律合例之國幣，兩國人民用以完納各稅等語意，美國新約第十三款與此同義。有此兩國之條款在先，日後禁止他項銀錢必係可以辦到之事”。政府曾耽心頒行新幣不難，“所難者惟收回舊幣耳”，僅以外國銀元來說，量大品雜，涉及邦交，“此宜由外部於發行新幣之前諮照外幣輸入之各該國公使，聲明我國發行新幣統一幣制，請其毋許本國貨幣再行輸入，外商如有違犯者，宜訂科罰之律”。國家行為漸趨嚴厲，“外交部昨接福建省長公署來諮，內稱洋商及日本籍民來閩經營保險，及儲蓄各業者，日漸增多，恐生流弊，部中對此有無取締方法，請即查明見覆云”。事情終於到1934年的法幣改革有一個了結，中國海關佈告：“奉令禁止外國鷹洋、站人洋、龍番進口”，即不允許那些在其本國已不流通只向外國定向發行的錢幣入華通貨，而對在其本國國內“通用者”，仍可在中國兌換流通。國幣成為法幣，外國銀錢在中國橫行無阻佔據主流的時代淡去。
[責任編輯 陳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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