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介

上海文化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572页，定价160元。

文集收录了2010年以来的史论研究文章40篇，其中包括古代史论和近现代史论两部分。古代部分的重点以围绕《抗倭图》的系列研究文章为主，是其调任国博之后与东京大学史料编篡所合作研究的成果。近现代史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包括新年画、建设主题、《群英会上的赵桂兰》《收租院》以及齐白石、傅抱石、钱松喦等画家的个案研究。陈履生1985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历史及理论专业，是该院历史上第一批中国美术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美术史论家温肇桐、刘汝灃、林树中先生。30余年来涉足于中国古代美术史的诸多课题，形成了独特的以个案研究为主的艺术史论研究的特色和方法论。近十余年来专攻于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出版有《新中国美术图史》《革命的时代》《红旗飘飘》等著作。

到底是哪40篇文章，一目了然！

前  言

陈履生

自从1982年考取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历史及理论”专业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之后，就一直行走在“美术历史及理论”的专业道路上。那时候跟随刘汝醴、温肇桐、林树中三位教授，经历了三年苦学的时光。1985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到如今已经过去了30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专业领域还是能拿出一份成绩单。而回首走过的道路、反思学术历程，唯一能够宽慰自己的是一直没有离开“美术历史及理论”的专业道路。

我的三位导师有着不同的专业方向和成就特点。学生除了学习专业知识之外，更多的是要学习导师的研究方法，悟出其中的学问之道。而最能反映悟性的是毕业论文的选题，实际的可能性就只有两个方面，或是更上层楼；或是另辟蹊径。按理说在南京学习美术史最便利的就是研究六朝美术，因为周边有很多遗迹，而且在林树中先生的带领下，刚开始的两年中几乎走访了各处六朝遗迹。要么研究金陵八家、扬州八怪或明四家、四王吴恽等与江苏相关的美术史。这些也基本上是在我三位导师的专业视角之内，应该说是比较保险的，但再上层楼谈何容易。因此，我想另辟蹊径。选择了当时非常感兴趣的汉代艺术。我认为汉代艺术的特殊性在于它有着丰富的内容，不仅广泛表现了现实生活和历史故事，而且还反映了人们想象中的神仙世界，连接了许多神话；它还为后世奠立了艺术“成教化，助人伦”的传统，并有着大量的以画像石、画像砖以及墓室壁画为代表的遗存。重要的是因为学绘画出身，又有着工艺专业对于装饰艺术的敏感，尤其是欣赏汉代艺术语言的雄浑大气，使得我对汉代充满了探求的欲望。深入进去之后，发现从宏观方面来论，汉代艺术实际上存在着用语言流传的神话和用绘画表现的神画这两个并行发展的体系，它们之间有着许多关联，互为补充。而在汉代神画的体系中，又存在着伏羲、女娲与东王公、西王母这两对主神。这些发现都是过去的论述中所没有的，为此，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它，最终完成了《汉代神画中的两对主神研究》，并于1987年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1986年，我的第一本书《神画主神研究》在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由方振宁作序。——陈履生

1950年，我的导师温肇桐教授出版了《新中国的新美术》，50年后，2000年，我出版了《新中国美术图史1949-1966》。——陈履生

2015年9月26日，文化部2015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温文肇始——常熟美术馆藏温肇桐文献资料研究展”学术研讨会在常熟美术馆举行。

2013年9月22日，陈履生美术馆在常州开馆，开馆仪式上，我将学生送我的花转送给了我的导师林树中先生。——陈履生

2013年12月22日，出席在浙江温州平阳举行的“林树中美术馆”开馆仪式，我与林树中先生和师母。——陈履生

毕业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离开汉画的研究。1985年11月18日出席了由文物出版社、河南省文化厅文物局、南阳地区文化局和南阳市文化局联合组织召开的“南阳汉画馆建馆五十周年、鲁迅搜集南阳汉画拓片五十周年纪念会暨汉代画像石学术讨论会”，这个现在被称为“南阳会议”的活动虽然过去了很长的时间，但影响深远，常被我们回忆汉画研究历史时挂在嘴上。因为这次会议联络和团结了一批汉画研究的学者，所以有了1989年9月中国汉画学会的成立。我作为创会理事，历经了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会长、常务副会长的职务变化，到了今年的第五届理事会被选举为会长。一路走路，目睹了汉画研究的学者一茬接一茬，理事会几经更替。从首任会长冯其庸先生，到继任会长顾森先生，30年来，汉画研究的队伍越来越大，研究的成果也是越来越丰厚。实际上20多年来我并没有在汉画研究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贡献，只是在会务方面协助做一些具体的工作。

2002年10月19日，陈履生以中国汉画学会副秘书长的身份在陕西榆林主持“中国汉画学会2002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

中国汉画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九次会议在山东济宁市举行。

2015年10月24日，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五届年会在徐州江苏师范大学召开。陈履生当选中国汉画学会会长。

因为导师温肇桐先生是常熟籍的原因，为了参加温肇桐先生组织的“常熟市纪念元代画家黄公望逝世六百三十周年活动”，整理了“黄公望年表”，并撰写了《黄公望的交游与艺术》。后来，又应吉林美术出版社之约，加入了“明清中国画大师研究丛书”的编写队伍，撰写了《王石谷》一书。这样从汉代延伸到元代和清代，通过具体的研究而将美术史的脉络作了延伸，既丰富了知识领域，又和着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美术史学的发展节奏，融入其中，见证发展。在研究王石谷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了古与今的关系，特别是看到了以“模古”而出新的问题，这对当代中国画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由此开始了古与今之间的穿梭。90年代开始，我渐渐发现了新中国美术的特殊意义，并开始了从“新年画创作运动”和以新年画作品《群英会上的赵桂兰》为个案的研究，进而扩大到齐白石、傅抱石等画家的个案，同时开始编写《1949—1976中国美术年表》，又开始撰写《1949—1966新中国美术图史》。后者于2000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而前者则因为没有时间配图，一直拖至如今也未能刊行。

《王石谷》（明清中国画大师研究丛书），陈履生著，1996年吉林美术出版社出版。

1999年，陈履生主编的《北京画院秘藏齐白石精品集》（四卷）由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2004年10月，著作《时代的刃锋—汪刃锋研究》由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2009年2月，陈履生主编《傅抱石》全集，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记得写作《新年画创作运动与<群英会上的赵桂兰>》的时候，许多关于这一时期的论述以及赏析的词典中都没有谈到这幅名画，这更增强了我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信心。可是，写作完成之后，大陆的刊物说是为文革翻案，台湾的杂志说是有毛泽东的形象，一时都难以发表。由此提醒我关于新中国美术研究的困难，还有社会的原因，还有政治的阻隔。我在文革中连小学上初中的权利都被剥夺，文革给与我及其家庭的伤害是切肤之痛，不是因为结束文革的拨乱反正、恢复了高考，我连上大学的梦都没有。我为何要为文革翻案？确实有点莫名其妙，用现在的话说是躺着中枪。好在我不在乎，不为其左右，继续我的研究。客观来看那个时候的社会现状和学术导向，人们对于文革的憎恨会表现在很多方面，文革之后中国美术馆清退了许多文革时期全国美展中的作品，而对于新中国时期的那些政治题材的画也是另眼相看。政治或政治性成了那一段时期内美术史界不屑一顾的内容，举目望去，只要少数几位和我相似的美术世家在关心它们的存在，完全不成气候。

史论集中收录的《新年画创作运动与<群英会上的赵桂兰>》一文。

那时候，一有空闲就泡在人美的资料室里，从《人民日报》1949年的第一张开始，一天不断，一版不漏，一直翻到1966年；接着同样翻《光明日报》《人民画报》等，这是最初的积累。这也是受温肇桐先生的影响，从著录做起。年复一年，不觉自己的学术方向到了“新中国美术研究”的道路上，好像离汉代更远了。1996年协助嘉德拍卖公司举办了第一次“新中国美术作品（1949-1979）专场拍卖”，人们用惊奇的眼光看这些作品居然能够卖钱，其中就有几幅被中国美术馆当年清退的文革时期的作品。没想到的是，十几年后，这一时期的作品价格飙升，出现了上海龙美术馆和香港罗氏的系列收藏。无疑，这说明了社会用价格对这一时期的作品表达了对它们的承认。而今天关于新中国美术的研究，已经出了无数的博士、硕士论文，专著也在不断涌现。2014年，我积六年之功的《红旗飘飘——20世纪主题绘画创作研究》由人民美术出版，也算是这么多年来的一份比较厚实的成果。而令我没想到的是，2015年又获得了第七届中国出版集团综合奖，这也是对这一国家出版资金资助项目的回报。此前，还出版了《革命的时代——延安以来的主题创作研究》。

2009年9月，陈履生著《革命的时代：延安以来的主题创作研究》，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2013年12月，陈履生著《红旗飘飘:20世纪主题绘画创作研究》，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并获第七届中国出版集团综合奖。本书历时6 年编著而成，比较全面地搜集了20 世纪以来的主题绘画创作4000 余幅，并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梳理。首次把20 世纪以来的主题绘画创作进行了归类研究。全书分25 类，囊括了自民国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乃至2008 年奥运所有与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进程相关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2010年，我由中国美术馆调任中国国家博物馆，我的新同事们，包括我的领导们并不完全了解我的学术经历和背景，因此，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东京大学提出的合作研究明代《抗倭图卷》的公函。起因是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也藏有与国博《抗倭图卷》相似的《倭寇图卷》而且题为“仇英”所作，实际上是一幅明代末期的佚名作品。两幅作品表现了内在的关联性。有部门领导提出让我担纲，我没有拒绝，可以说是欣然接受。我不认为这是对我的考验；我认为这是我开始新的转型的契机。现实又把我拽到了明代的研究之中，在四年多的时间内，从《抗倭图卷》《太平抗倭图》到《平番得胜图卷》，基本上将与明初“南倭北虏”相关的重要的卷轴画研究了一遍，继而又扩展到了典籍中的抗倭图像。其间经历了史料编纂所的两任所长，但保谷先生、须田牧子女士以及黄荣光博士一直为之努力，我们还一起去浙江温岭考察了历史遗迹；一起探讨了用新的技术手段解决中国古代书画在研究中的问题。

2011年10月18日，东京大学史料编篡所发表关于国博所藏《太平抗倭图》的研究论文。在会上作《抗倭图的艺术特点》的演讲。

明代嘉靖年间，倭寇侵犯太平（今浙江台州市所属的温岭市），《太平抗倭图》所记录的倭寇抢掠的情景。

我个人认为美术史研究中的翻来覆去有助于美术史的研究，一是保持了新鲜感，而是通过来回能够以融会贯通而提高研究的质量。这一点好像又是受到刘汝醴教授的影响，刘老于古今中外的来回中表现出了极高的才情。他当年留学日本的始初是跟着余成辉教授去日本玩的，所以，还带着太太，住4个榻榻米。而他最希望的是到他所敬仰的徐悲鸿先生留学的法国去留学，结果是，余成辉教授好像成就不高，刘汝醴教授则成了美术史学研究方面的南方代表之一。有了广阔和深厚的基础，也就有了面对工作适应性。国家博物馆的工作是古今中外，需要博学，因此，更需要学习，再学习。

收入文集的40篇文章是我在美术史学术和研究方面曾经的过往，所涉猎的一些具体的内容都是我感兴趣的，有些研究只是开始，还需要深入。有的是与我的工作有关，或许到此就过去了。显然，在2015年岁末的时候，编辑此文集是有特殊意义的，它与同时编辑和出版的《陈履生艺术评论集》（上、下，广西美术出版社）、《视觉前沿——陈履生<文艺报>专栏文集》（作家出版社）、《灯下艺话》（花城出版社）、《陈履生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为无为——陈履生书法集》（贵阳孔学堂书局）和《随遇》（贵州人民出版社）同时在2016年出版，将是职业生涯结束前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无疑，到此不为止。

201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