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艳 李春顶】 如何理解中美经贸磋商中的三项原则性分歧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社科国贸 Author 东艳、李春顶
美国任性而非理性地单方面提高了部分对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并将贸易战向科技战推进，这不仅有损双方的经济利益，损害全球产业链发展，也给世界的科技进步和人类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对于是否该取消关税，采购数量目标的合理性，以及文本的平衡性三项重大原则问题，中国坚持了自己的原则和立场，维护了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尊严。
自中美贸易争端发酵以来，中美双方的磋商次数已达十轮之多。就在中美贸易谈判积极推进，取得实质性进展并初现胜利曙光之时，双方在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中陷入谈判僵持，美国将正在走向谈判和合作均衡的双边关系推到了各方都受损的“囚徒困境”。美国任性而非理性地单方面提高了对中国部分输美产品的关税，并将贸易战向科技战推进，这不仅有损双方的经济利益，损害全球产业链发展，也给世界的科技进步和人类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对于是否该取消关税，采购数量目标的合理性，以及文本的平衡性三项重大原则问题，中国坚持了自己的原则和立场，维护了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尊严。
一、美国加征关税的依据不合理，中国不畏惧美国的关税威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的研究团队对《美国对华301调查报告》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美国将该《报告》作为特朗普对华加征关税的理论基础，其合理性值得怀疑。首先，《报告》中关于中国强制性技术转让的控诉缺乏专业的、实质性的证据。其次，美方在《报告》中将企业行为和政府行为混为一谈。此外，《报告》关于技术许可方面的指责也存在漏洞，因为许可协议的各项规定不仅仅针对外资企业，还适用于中资企业。在对外投资方面，《报告》指出中国对境外投资进行审批和审查过程中有出于获取关键技术的考量，实际上，中国政府并没有通过相关的程序要求企业通过以获取技术为目的对外投资。
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团队通过构建全球大型一般均衡数值模型系统，模拟了美国提高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关税的经济影响效应，结果发现中美两国的经济指标都会受损。具体来说，中国的GDP将下降0.657%，制造业就业将减少1.028%，出口贸易将下降3.359%，进口贸易将下降1.384%。美国的GDP将减少0.004%，制造业就业下降0.652%，出口贸易将减少1.876%，进口贸易将下降3.883%。世界经济整体上GDP将下降0.123%，制造业就业减少0.28%，贸易下降0.79%。美国2000亿美元的清单中，包括了衣食住行、轻工业、机械制造和生活日用品等各个方面。按照行业分类，农业食品类进口商品是打击的一大重点，另一类就是以轻工业为主的广义制造业。农业食品方面，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农产品供应国，其中占比最高的是加工后的水果和蔬菜，水果和蔬菜汁，快餐休闲类食品，新鲜蔬菜以及茶叶。整体上清单对中国农产品较为关注，但其在中国出口美国的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较小，进而对总体贸易的影响有限。广义制造业方面，纺织品、化学制品，机械制造和生活日用品等将受到冲击；但如果考虑其中外资所占的一定比重，以及中国增加值所占的份额，则受到的负面影响将进一步分散。
总体来看，在中国没有采取反制措施的情形下，虽然中国的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大于美国，但美国经济也不会受益，同时美国的行为损害了世界经济。
面对美国违背通过磋商解决分歧的共识，单方面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企图采取极限施压获取更多谈判利益的行为，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于5月13日对美国的600亿美元清单发布了反制措施。量化模拟分析结果发现，面对美国的2000亿美元关税清单提高税率，中国对6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采取提高关税率的报复措施，能增加美国的受损，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反制的效果。在600亿美元的商品清单上，主要包括了农产品、化学和化工产品、纺织服装产品和电脑电子产品。以加征25%关税的商品为例，农产品包括绵羊肉、马肉、蜂蜜、淀粉、砂糖和芒果汁等，化学化工产品包括石灰、液化天然气、硫酸钠、甲苯、甲醇和氨基酸等，纺织服装产品包括棉制针织或钩编男式上衣，电脑电子产品包括激光打印机和平板电脑等。在加征20%关税的商品中，包括了亚麻子、伏特加酒、矿泉水、牙膏、塑料马桶、卫生纸、弹簧和船用压燃式内燃发动机等。加征10%关税的商品主要包括了冷冻甜玉米、烘焙花生、药包、电暖毯、车辆后视镜、灭火器和保龄球等。加征5%关税的商品主要包括氯化镁、木糖醇、乙醚、柠檬油、烟花和3D打印机等。这些清单上的商品将是美国受到损害的主要产品类别，同时中国的国内消费者可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消费价格上升的不利影响，但相关的国内产业也将会受到一定的保护。
总体来看，在中国出台反制清单的情况下，美国的GDP将下降0.067%、制造业就业减少0.907%、出口贸易下降2.611%、进口贸易下降3.936%，中国的GDP将减少0.622%、制造业就业减少1.046%、出口贸易减少3.402%、进口贸易下降1.945%。世界经济的GDP将下降0.134%、制造业就业减少0.323%、对外贸易减少0.869%。
可见，中国、美国和世界经济都将受损，美国的受损在中国反制措施下进一步增加，且世界经济的损失也有所增加。
二、美国过高水平的采购数量要求违背了市场运行规律及国际经贸规则
回顾历史，日美贸易摩擦曾是美国在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面临的最重要、最具争议性的外交事务之一。很多学者对日美摩擦的经验教训做了分析，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是自愿出口限制；当时有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美国要求日本采取自愿进口扩张政策。
日本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更侧重结构性谈判。在1993年下半年至1995年的综合经济协议框架谈判中，美国不仅关注日本具体行业的壁垒，更关注包括宏观、结构等问题，形成了包括政府采购、规制改革和竞争力、汽车及零部件等部门的开放、直接投资、供求关系、知识产权、技术准入等经济协调，以及协议的执行等问题的五个篮子的协议。值得注意的是，克林顿政府提出的谈判方向和布什时期相比有所调整，协调从重视过程逐步转到更重视结果。克林顿政府提出结果导向型（Results Oriented）思路，要求双方在各领域协商中纳入明确的数量目标，这些要求反映了用管理型贸易来替代自由贸易的政策主张。然而，结果导向型政策采用的自愿进口扩张磋商的效果受到质疑，量化的进口目标制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内在的歧视性，自愿进口扩张政策实施对于形成公平、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将带来冲击。日本在谈判中反对量化目标和管理型贸易模式，最终美国取消了结果导向型的政策。
对于中国积极扩大进口与美国过高水平的采购数量目标要求的关系，需要明确三方面的问题。首先，积极扩大进口适应了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需要，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的要求，同时，扩大进口敞开市场，也体现了中国努力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承担大国责任。其次，在进口的方向和数量上，中国面向所有国家进行采购；即使中国对某些主要经济体进行了定向采购的承诺，采购的数量也需要限定在合理范围内。第三，在采购的商品结构方面，需要符合市场供求的特点，美国在高科技产品出口、知识产权转让及教育等服务贸易对华出口方面施加越来越多的限制，这是影响美国对华出口的重要原因。
三、中美需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达成互利共赢的更加平衡的协议
中美经贸冲突中包含了有解的冲突部分和无解的冲突部分，在现在的谈判过程中双方应该致力于有解冲突的解决，搁置无解冲突方面的争议。在解决有解的冲突中，谈判既要关注美方的诉求，还要体现中方的关切。在美方的诉求中，美方提出的问题和解决方式需要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协商。
1974年至今，美国对贸易伙伴国共发起了125次“301调查”。根据美国Federal Register网站公布的案例，美国关注的问题从关税、配额、歧视性待遇等边界措施，逐步转向政策和制度相关问题。政策问题包括政府采购、产业政策和补贴等方面，制度问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垄断等方面。这一变化体现了全球价值链纵深发展背景下，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制度协调日益成为国际博弈的焦点。现在中美之间的谈判已经超越了关税问题，从近期的情况看，美国的关注点还超越了结构性问题，肆意阻碍中国的科技发展与中美科技人文交流。
事实上，中国的开放步伐显而易见。近年来，中国在国有企业改革、实施竞争中性原则、颁布新外资企业法，扩大市场准入，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已经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但美国政府无视中国在制度型开放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企图用极限施压的方式胁迫中国在短期内满足他们的无理要求。
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的背景下，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并未像美国预想的那样收窄。2019年1至4月，中国对美进口降幅远大于出口降幅，使得前四个月中美贸易顺差扩大了10.5%。与此同时，2019年一季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7.8%，高出中国外贸整体增速4.1个百分点。综上所述，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政策基于一系列缺乏根据的指控，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美国试图采取关税施压的“大棒”在中美贸易谈判博弈中获取更多和更大的收益，不仅损害了中国和世界经济，同时也伤及自身利益；面对中国的反制措施，美国的结局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美国背离谈判的共识，不遵守承诺而导致双方失信，会将中美贸易谈判从可能的合作均衡推向非合作的“囚徒困境”均衡。中美只有相向而行，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的基础上解决彼此关切，争取早日达成一个互利共赢的协议，才是推动双方协同发展以及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最优抉择。
参考文献：
Dong, Yan , and Chunding Li . "Economic Sanction Games among the US, the EU and Russia: Payoffs and Potential Effects ", Economic Modelling, Volume 73, June 2018, Pages 117-128.
Li,Chunding, Jing Wang, John Whalley,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NBER Working Paper No. 25860, Issued in May 2019.
东艳.制度摩擦、协调与制度型开放[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2):79-86.
李春顶,何传添,林创伟.中美贸易摩擦应对政策的效果评估[J].中国工业经济, 2018(10):137-155.
（东艳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研究员，李春顶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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