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奇渊】 中美贸易摩擦：寻求共识的四点建议
——中短期内可以大幅降低关税、减少海外旅游购物和代购，将部分服务贸易逆差、误差与遗漏项逆差，转移到商品贸易项下。
——中长期角度，可以通过空间布局转移贸易顺差。
——客观认识中国对外出口依存度，不能低估中国对出口的依赖。
——对外开放政策是基本国策，不是权宜之计，即使面临较大外部压力，也要统筹安排、有顶层设计。
——对外金融开放，尤其要区分金融领域直接投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两个不同的问题。
美国代表团已经回国，中美即将展开下一轮对话磋商。不过，目前双方分歧很大，甚至对话还不在一个语境。一方面，中国的辩解侧重于全球价值链（中国对美顺差被其他国家赚走了）、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利益（中国对美顺差被包括美资在内的外资企业赚走了）、经常项目顺差远小于商品贸易项目顺差（因为服务贸易有逆差）等角度。
而一方面，在美国国内，美国政客要面对的是底层广大并不具备经济学常识的选民，对这些选民而言，晦涩难懂的经济学术语他们不甚了解，只有进口、出口、贸易顺差、就业才是最直观的经济变量。同时，中国对美国的顺差持续上升，的确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中美之间的逆差占到美国全部逆差的一半。2009年，中国对美顺差还是1400亿美元，2017年翻了一倍，达到2800亿美元。因此，以这些底层选民为基础的美国政府，更多只关注双边贸易差额。2018年3月，特朗普提出要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减少1000亿美元，后来美国代表团又要求在2020年之前中美贸易顺差要至少减少2000亿美元。
因此在总体上，中美双方不在同一个对话频道，达成共识的难度较大。给定要推动中美达成共识，需要考虑的思路是：第一，尝试从美国的角度来采取政策举措，即如何削减双边贸易顺差的角度来进行思考。第二，采用对中国尽量减少负面冲击，尽量无害的方式。在此两个前提下，尝试寻找中美可能达成的共识。以下提出四点建议。
01
第一，中短期内可以大幅降低关税、减少海外旅游购物和代购，将部分服务贸易逆差、误差与遗漏项逆差，转移到商品贸易项下。
由于海外旅游购物、代购，中国的商品贸易顺差可能被高估了。2017年（人民币总体升值背景下），中国商品贸易顺差4761亿美元，而服务贸易项下的旅游项目逆差为2251亿美元，两者合计之后经常账户顺差将比商品贸易顺差大幅下降。对美国的情况是，2016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2540亿美元，其中旅游项目逆差为262亿美元，旅游项目逆差可以消除10%以上的双边贸易失衡。
由于统计存在困难，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海外旅游购物、代购行为，既没有计入到商品贸易项下，也没有计入到服务贸易项下，从而进入到了误差与遗漏项目当中。这也是近年来误差与遗漏项目偏大的原因之一。
采取措施，使得上述服务贸易差逆转入到商品贸易项当中，这是可能的。例如，尽快大幅调降相关种类商品的进口关税，减少进口限制，同时采取措施稍加提高境外购物、代购的成本。服务贸易项下将会有可观的逆差，转移到商品贸易项下。
这样做，不但冲击较少，而且还有正面影响。其一，2016年，中国整体旅游项下的进口2501亿美元，其中从美国进口307亿美元，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购买力。而这些购买力，受益者除了国外生产商之外，主要是海外代购者。而且，旅游购物和代购的批量小、成本也高。
大幅降低关税、同时配合削减消费税，将上述购买需求纳入正式进口渠道，可以将海外购买需求转移到国内，同时增加国内零售、物流等环节的就业。基于这项措施，预期可以削减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约数百亿美元，总体贸易顺差的削减规模将更为显著；与此同时，经常项目的余额将相对稳定、误差与遗漏项目的余额也将有所减少。
02
第二，中长期角度，可以通过空间布局转移贸易顺差。
从中国来看，大量的贸易顺差、包括加工贸易带来的顺差，是由国际分工体系所造成的给定结果，符合中国过去的比较优势。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中国需要以《中国制造2025》为方向，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在此过程中，中国应更加重视对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对外开放，在加速国内产业升级。在推动《中国制造2025》的同时，将部分过剩产能、过载产能转移到越南、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等国家，同时将中国对美顺差逐步转移到这些国家。实际上，随着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市场已经开始出现这种自发调整的趋势。要客观评价这种趋势，中国要从贸易顺差走向利益顺差，必然要经过这样一个阶段。
但是，也要统筹协调好新兴产业、传统产业两大引擎，统筹考虑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以及传统产业向外、向周边转移的速度。不能出现传统产能转移走了，但是先进产能也没有发展起来的情况。
过去40年，中国更多的是向发达经济体开放。在未来，要更加重视向发展中国家开放。中国的国内经济改革，和新时期的对外开放战略，将同时在需求端、供给端重塑国际资金环流、商品环流格局。一方面，中国国内积累了大量储蓄，在供给端通过直接投资，可以改善推动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能力建设、改善其经济增速、增强其供给能力。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市场前景广阔，能够作为新兴市场外需的重要来源，为其他新兴经济体提供新的大市场机会。这些都将使得国内经济改革，与外部经济环境的塑造进一步深度契合，为中国的内、外经济政策提供统一的战略框架。
03
第三，客观认识中国对外出口依存度，不能低估中国对出口的依赖。
一种代表性的误解认为：根据核算，2017年GDP增速当中，净出口拉动了0.6个百分点。即便没有净出口的贡献，2017年GDP增速也将达到6.3%，并由此判断中国对于出口的依存度较低——需要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首先，净出口对GDP的拉动是一种简单核算。无法根据这一结果，对出口依存度进行分析和判断。假设A、B两国经济规模相同，其中A国进口、出口均为100亿美元，而B国进口、出口均为1亿美元。在此情况下，两国净出口均为0，但是不能由此做出判断，认为两国的出口依存度是相同的。
事实上，一国对国内生产商品面临的总需求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其一是自产自销部分，即国内总需求当中，对国内商品的需求部分——这部分需求等于国内总需求减去这些需求当中被进口所满足的部分，比如要减去的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当中对进口的购买部分。其二是自产外销，即外国对本国需求的部分，也就是出口。具体核算过程还会涉及到更多细节，例如中间品贸易。大致而言，中国国内生产商品面临的总需求当中，约有19%为外部需求（即自产外销部分）。
同时还需要认识到，中美双边贸易争端对美国的冲击相对较小。其一，中国对美出口是美国对华出口的约3倍。其二，美国GDP体量约为中国的1.6倍。其三，美国出口产品的可替代性总体较小，而中国出口产品的可替代性相对较大。这意味着，双方提高相同的幅度的进口关税，美国征收的进口关税将更多转嫁到中国的生产者身上，而中方征收的进口关税将较多转嫁到中国消费者身上。其四，3月20日至5月4日，中美两国金融市场的反应已经有所体现，标普500指数下跌了1%左右，中国沪深300指数下跌超过7%。
04
第四，对外开放政策是基本国策，不是权宜之计，即使面临较大外部压力，也要统筹安排、有顶层设计。对外金融开放，尤其要区分金融领域直接投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两个不同的问题。
在3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是长期政策方向。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历史成就。不过，在面临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对外开放也需要做出顶层设计、避免将对外开放举措作为权宜之计。
缺乏顶层设计的对外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政策公信力、强化市场主体的短视、加剧市场波动为代价。在经济政策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企业家将无所是从，难以建立长期、稳定的信心。这也是外资企业、民营企业较多抱怨的问题。
具体地，在中美磋商过程中，开放的原则之一是：对外金融开放，要区分金融业的长期直接投资开放、短期资本金融账户开放两者之间的关系。前者，例如银行、证券、保险、信用评级公司、会计事务所等的市场准入，可以以较大的力度放开。但是，在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方面，从国际经验尤其是日本在1980年代的教训来看，容易对国内宏观经济、金融市场秩序造成较大冲击，一定要慎之又慎。
（原文发表于5月14日《财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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