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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知名学者谈交互:如何理解人类与技术的关系

彼得-保罗·维贝克 装饰杂志 2023-03-12



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交互是人类与技术之间许多可能的关系之一,中介理论可以帮助设计师预测产品对人类实践和体验的影响。人类—技术关系的另一条路径具有某种辩证属性,它认为人与技术之间存在着对立关系,而非连续性关系。技术中介的概念有助于研究人—技术关系的这种混合特征。






洞察力


→交互只是人类与技术之间许多可能的关系之一。

→中介理论可以帮助设计师预测产品对人类实践和体验的影响。

→有责任感的设计不会回避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而是旨在为这种影响提供一个理想的方向。

 

交互设计领域建立在这样一种理念之上:归根结底,需要设计的不是事物,而是人与事物之间的交互。尽管如此,在理解人与产品之间的关系,抑或是通常意义上的科技产品的时候,交互可能并不总是最有用的概念。最近来自技术哲学,尤其是对于“技术中介”方法的深刻的理解引导我们重新思考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为交互设计领域带来新的启示。(图1)事实上,这些见解使得重新思考交互设计的交互维度及设计交互本身的想法成为可能。


1.哲学引导我们重新思考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为交互设计领域带来新的启示。图片来源:《技术与设计哲学:塑造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Shap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s and Technologies”),未来学习(Future Learn),https://www.futurelearn.com/courses/philosophy-of-technology


“交互”可以从字面上翻译为“介于两者之间的行动”,它意味着人类与技术人工制品之间正在发生的事情,两个实体彼此之间都有关系并相互影响。因此,交互的概念以人类主体和技术客体的存在为前提,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特定的活动。虽然质疑主体和客体的这种预先给定的特征可能听起来有点牵强,但实际上它有助于扩展交互设计的领域。

 

首先,从技术哲学“中介法”的角度来看,人与技术不应被看作相互作用的两个“极”。相反,它们是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正如我将在下面阐明的那样,它们不是预先给定的实体,而是在它们之间产生的关系中相互塑造的实体。其次,在许多情况下,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人类与其世界之间更大关系的一部分,技术在其中发挥了中介性作用。因此,正在设计的不是事物,而是实践和经验形成的人与世界的关系。

 

因此,交互设计不仅意味着允许对特定交互的技术对象的设计,还意味着与对这些对象交互的人类主体的设计。设计技术就是设计人类:机器人、吸尘器、智能手表——任何技术都会在用户与其世界之间建立特定的关系,从而产生特定的体验和实践。(图2—4)在这里,我将研究我们如何进一步概念化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对设计实践意味着什么。


2.机器人。图片来源:《为人类环境而创造的机器人》(“Robots for human environments”),英国文化教育协会(British council),

https://learnenglishteens.britishcouncil.org/uk-now/science-uk/robots-human-environments


3.机器人吸尘器。图片来源:《为什么这款机器人吸尘器能够在本地和国际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Why This Robot Vacuum Cleaner Is Dominating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https://www.rack85.com.sg/why-this-robot-vacuum-cleaner-is-dominating-local-and-international-markets/


4..智能手表。图片来源:《2020年回顾:今年推出的五款最佳智能手表”》(“Year in Review 2020: Here are the Best Five Smartwatches Launched This Year”),商业标准(Business Standard),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technology/year-in-review-2020-here-are-the-best-five-smartwatches-launched-this-year-120122200649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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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科技的关系


在设计领域,人与技术制品之间的交互通常以功能和用途为特征。毕竟,产品是为使用而设计的,因此,人们与产品的交互质量通常以功能和可用性来表现。然而,这种概念化存在风险。首先,我们与高科技产品的许多关系不能被充分地描述为“使用”关系。例如,商店橱窗中的智能照明可以通过分析人们的视线以突出特定产品,或者是能影响大脑活动的植入大脑的电极。这里出现的用户和技术的配置可以更好地被描述为沉浸和融合,而不是使用。

 

此外,从功能角度理解人机交互则会轻易地将产品的作用降低为工具性:人类有自己的目标和意图,产品应该帮助他们以最佳的方式实现这些目标和意图。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目标和意图并不是独立于所使用的技术而存在的。社交媒体已经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类型和维度,这些新类型和维度并非有意识的技术设计,而是从中生发出来的。这些技术不仅仅是功能性的,它们有助于塑造人类的存在。

 

因此,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远比功能和用途复杂得多。在更加观念性的层面上,可以区分三种处理人与技术之间关系的方法:技术可以被视为人类的延伸;人与技术之间可能存在辩证关系;人与技术的关系可以用混合的方式来处理。

 

延伸。从延伸的角度处理人与技术的关系时,技术主要表现为工具或器械。它们使得人类能够做一些特定的事情。以这种观点看来,技术通常被视为是中立的。作为延伸,它们只是促进,而不是积极地帮助塑造人类的实践与体验。

 

这种方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乔·皮特在技术中立性方面的工作。[1]皮特为以下论点辩护: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放弃技术中立的想法是非常不可取的。一旦我们赋予实物——而非人类——代理权,我们就会淡化道德责任的概念。如果将技术的属性定义为不只是中性的,就会给诸如“是机器让我做到了”之类的争论打开大门。[2]皮特声称,这种观点假装人类可以与技术分担责任,因此提供了一个不合理的道德借口。开得太快不是汽车的错,就像谋杀不能归咎于武器一样。人类——而不是技术——拥有代理权,只有人类才能对他们的行为负责。

 

正如安迪·克拉克和大卫·查默斯所捍卫的那样,可以在“延伸心智理论”中找到延伸主义的另一种变体。[3][4]他们声称,认知不仅限于人类的思维,而且延伸到了人们所使用的物质制品,例如:议程、计算机,甚至大脑植入物:它们帮助我们思考、记忆和体验。然而,这种将技术作为人类延伸的方法实际上是笔者将在下文中进行阐释的混合方法的一种变体。(图5—6)克拉克和查尔默斯表明,技术有助于塑造人类的意义,技术不仅用物质对象扩展预先给定的人类主体,而且已然成为人类功能的一部分。


5.大脑植入物。图片来源:《大脑植入物:人机界面的未来》(“Brain Implants: The Future of the Human-machine Interface”),未来的医疗保健(The Future Health care),https://www.future-healthcare.pl/en/insights/86-elon-musks-neuralink-signals-change-for-insurance-companies.html


6.大脑植入物的益处。图片来源:《大脑植入物的未来》(“The Future of Brain Implants”),《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future-of-brain-implants-1394839583


辩证法。另一种处理人与技术之间关系的方法具有辩证性,因为它认为人与技术之间存在对立关系,而非某种连续性。技术本身是一种重要的力量,但并不能使人们实现自己的意图。这种辩证方法的一个版本是反对与抵抗的机制。[5]继而,技术被视为压倒性抑或是疏离的力量,而人类需要找到摆脱它们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对机械化的批判是很好的例子,其中劳动者与生产过程和产品本身疏离,其他的案例还包括当前对信息技术及其对我们认知技能影响的批判。[6][7]

 

辩证方法的另一个版本使人类与技术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具张力。它将技术视为人类某些特定方面的“外化”,这种延伸性的外化使人类发展成为可能。例如,恩斯特·卡普在审视技术时所采用的哲学—人类学方法中,技术被视为人体器官的投射。[8]锤子是拳头的投影,锯齿是牙齿的投影,而电报网络——在他那个时代的高科技则是人类神经系统的投影。威廉·施密德将工具到机器再到自动操作装置的发展视为人类能力的持续外化,不过,工具仍然必须通过人类以物质及精神的方式进行操作,机器接手了物质部分,而自动操作装置则承担了认知部分。[9]因此,与技术互动也让我们与自身建立了联系。

 

混杂性。混合方法在工具性途径和辩证取向中都看到了一个基本问题,即从人类的延伸或对立的角度来研究技术,隐含地将人和技术置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是人类主体,另一个是技术客体。而这种分离未能把握人与技术之间的复杂的紧密相连,为了理解这种紧密相连,我们需要从混合的角度来思考。技术与人类帮助相互塑造,技术是人性的一个元素:它们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的感知和体验、我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以及人类存在的所有这些要素,都是在与技术的密切互动中形成的。

 

例如,技术仪器帮助科学家感知世界。我们对星星的了解与作为媒介的望远镜不可分离,通过核磁共振扫描仪了解大脑的活动,通过超声波设备了解胎儿的健康状况。这种中介不仅仅是中性的“中间介质”:如果不考虑技术在我们对其感知和理解中的中介作用,就无法理解星星、大脑和未出生的孩子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人类行为也是如此,技术有助于塑造我们的行为和互动方式。复印机和打印机的默认设置有助于确定将进行多少双面打印,产前诊断技术为我们做出的道德决定提供信息,我们的社交互动和关系的质量是受社交媒体和建筑环境调节的。

 

技术中介的概念有助于研究人与技术关系的这种混合特征。在由唐·伊德的著作发展出的技术后现象学方法中,技术被概念化为人类与其世界之间关系的中介。[10][11]它们需要被视为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媒介,而不是反人类的事物,或者仅仅是我们的延伸。技术有助于塑造观念和行动、经验和实践,借此,它们有助于塑造人类如何存在于世界上,以及世界如何存在于人类之中的方式。

 

这意味着,事实上,设计师不仅设计产品,还设计人类的实践和体验。产品不仅具有功能性、交互性和审美性,而且实际上也是人类生活的中介。设计事物就是设计人类的存在,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这种情况,需要对人与技术的关系,以及设计在塑造它们的过程中可以发挥的作用进行彻底的概念化。

 


2


中介理论


要想探究技术的中介作用,从几个方面去研究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是有所裨益的。首先,以唐·伊德的工作为基础并以此进行拓展,我们可以对人类、技术和世界之间的各种关系进行分类。其次,我们可以确定技术对人类产生影响的各个应用点。再次,可以区分技术对人类行为和决策施加的几种类型的影响。

 

关系的类型。唐·伊德的技术后现象学方法的核心是对人类、技术和世界之间各种类型关系的分析。伊德研究了技术在人与世界关系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从“体现”和“阅读”到“与之互动”和“在背景中”。在具身关系中,技术与人类形成统一,而这种统一是针对世界的:我们通过电话与他人交谈,而不是与电话本身交谈,我们通过显微镜观察,而不是在审视显微镜本身。伊德将这种关系模式化为:(人类—技术)→世界。

 

正如伊德所说,诠释学关系是人类解读技术如何代表世界的关系。例如,代表大脑活动的核磁共振扫描或代表金属存在的金属探测器的哔哔声。在这里,技术与世界形成统一,而不是与使用它们的人类形成统一。人类专注于技术代表世界的方式。示意图为:人类→(技术—世界)。

 

在第三种人类—技术—世界的关系中,也就是伊德称之为他异性的关系中,人类与技术互动,而世界则是这种互动的背景。例如,人机交互、从自动取款机取钱,以及操作某一台机器。事实上,这种关系可以被看作交互设计的中心领域,它可以被模式化为:人类技术→(世界)。

 

第四,伊德区分了背景关系,其中技术是人类体验和行动的背景。空调和冰箱的声音、暖气装置发出的暖风、通话中手机发出的通知声——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技术是人类存在的背景,而不是被体验到的。示意图为:人类(技术/世界)。

 

然而,许多新近的技术并不属于这四个类别之列。[12]有些人与技术的格局甚至比具身关系更加亲密,其他的一些格局则不仅限于背景关系,而有着更加强有力的语境影响。例如,用于深部脑刺激以治疗帕金森氏病或精神障碍的大脑植入物不仅仅是某种体现,相反,它与人体融合成一个新的、混合的存在。笔者提议将其称为赛博格(半机械人)关系:人类/技术→世界。

 

其他技术与我们的环境融合,形成“环境智能”,有时甚至是“具有说服力的技术”的“智能环境”。[13]在这里,技术不仅仅是我们存在的背景,而是一个互动的环境:它们检测人们是否在场,识别面孔,对行为提供反馈。这种沉浸式配置可以被模式化为:人类↔技术/世界。

 

谷歌眼镜等可穿戴技术提供了另一种人类技术配置。(图7—8)它们导致了人与世界关系的分叉:一方面,智能眼镜可以体现为提供了对世界的一种体验;而另一方面,它们在平行屏幕中提供了对世界的表现。这种关系可以称为增强,结合了体现关系和解释学关系:(人类—技术)→世界+人类→(技术—世界)。


7.谷歌眼镜。图片来源:延斯·德·威特(Jens De Wit),《公司正在复兴谷歌眼镜》(“Bedrijven Laten Google Glass Herrijzen”),科技脉搏(Tech Pulse),https://business.techpulse.be/nieuws/171585/bedrijven-laten-google-glass-herrijzen/(上图);阿迪·罗伯逊(Adi Robertson),《谷歌通过新的操作视频让人们为佩戴眼镜做好准备》(“Google Gets People Ready for Glass with New How-to Video”),科技博客(The Verge),https://www.theverge.com/2013/4/30/4287114/google-glass-how-to-video-gets-people-familiar-with-glass(下图)

8.可穿戴技术。图片来源:埃利·西奈科(Eli Sinaiko),《可穿戴的未来》(“A Wearable Future”),伯克利采购集团(Berkeley Sourcing Group),https://www.berkeleysg.com/a-very-wearable-future/


接触点。人与技术关系的第二个维度涉及人与技术产品之间的“接触点”。在上面讨论的所有人类—技术—世界关系中,用户和产品之间存在特定类型的联系。史蒂文·多瑞斯汀开发了一个框架来对这些接触点进行分类,并使用人体作为参考。[14]他区分了四种类型的接触,对应人体周围的四个区域:“手”“眼前”“背后”和“头顶”。

 

前两个区域涉及个体人类接触技术的方式:身体上(手:身体与技术的互动,例如:穿越减速带)和认知上(眼前:解释技术提供的信息,例如:在红灯处停车)。最后两个区域有关语境:背后是指对我们的行为和体验有影响的物质基础设施(例如,只有在住家和火车站之间有着良好连接的情况下,人们才能使用火车作为交通工具),而头顶则是指技术在我们的思维中扮演的角色(比如对技术的社会影响抱有乌托邦式或反乌托邦式的期望)。

 

影响类型。人类技术关系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维度,涉及对人类所施加影响的特征。尼克·特朗普等人已经区分了技术对人类影响的两个方面:其可见性和力量。技术的影响一方面可以位于“隐藏”和“明显”之间,另一方面则位于“弱”和“强”之间。[15]强烈的、明显的影响可以被称为强制性的:转门强迫你在进入地铁之前买票,抑或是当你不系安全带时,汽车将无法启动。微弱且明显的影响是具有说服力的,这类技术展示了它们的影响力,但不会过于强势:智能电表可以反馈你的能源消耗,或者是帮助减肥的电子教练应用程序。

 

隐藏类型的影响通常被视为有点令人毛骨悚然,而事实上它们非常普遍。隐蔽、微弱的影响可以是诱人的。其影响是非认知性且温和的。例如,在公司大厅里放置一台咖啡机以刺激社交互动,使用可以老化的材料来防止人们过早丢弃产品。[16]最后一种影响既强大又隐秘,它被称为具有决定性的或暗示性的,因为它会在人们没有注意到这种影响的情况下施加影响。例如:没有电梯的公寓楼,以含蓄的方式强迫人们使用楼梯。

 

中介。在这三个维度中,技术有助于塑造人类的体验与实践。它们不是人类之外的东西,而是帮助定义成为人类意味着什么。技术帮助我们发展对世界的了解、我们的道德行为和决定,甚至是我们的形而上学和宗教准则:磁共振扫描仪为神经科学家提供了一种非常具体的进入大脑的方式,产科超声检查可以告知有关堕胎的道德决定,而体外受精则重组了给予与创造之间的界限,抑或是命运与责任之间的界限。技术中介是人类状况的一部分,没有技术我们就无法成为人类。

 

这使得技术设计成为一项具有高度责任感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设计技术就是设计人性。任何技术都将有助于塑造人类的行为和体验,因此会产生可以用道德术语来理解的影响,设计师将道德具体化。[17]因此,与功能性、交互性和美学一起,中介在隐含和明确指导设计活动的概念框架中应该占据中心位置。


3


伦理设计



那么,设计师如何在他们的设计工作中思考中介的作用呢?首先,设计师可以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尝试对中介进行预测。想象力可以是一个强大的工具,这里描述的中介框架可以帮助人们通过人与产品之间关系的各个维度来引导一个人的想象力。

 

一种更具侵入性的方法是在产品中明确地设计中介,与其防止意外以及意外的中介的干扰,我们的目标是设计出对人们的体验和实践有显著影响的产品——诸如上面提到的减速带和双面打印机。理查德·塞勒和卡斯·桑斯坦所捍卫的“轻推”方法也有着类似的雄心,即在特定方向上温和地影响人们的行为。[18]

 

然而,通过设计明确地影响民众是一件具有争议的事。它把人类自主权,即当代西方文化中最神圣的事物之一置于危险的境地。出于这个原因,泰勒和桑斯坦明确地将他们的方法称为“自由主义家长式”的一种形式。

 

它不可避免地是家长式的,因为它对人类施加影响,不过,它同时又明确地旨在成为自由主义者,因为它总是给人们选择退出的可能性。永远不应该在不可见的情况下,或者是没有避免的可能性的情况下运用轻推。

 

然而,从中介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对自主性的关注并不是很有帮助。相反,在不放弃人类自由的情况下,中介理论表明,技术总是在调停人类的实践和经验。我们不应该试图消除这些不可避免的技术影响,而是应该充分利用它们。我们不应寻求对抗技术力量的自主权,而是应该寻求发展出负责任的调解形式。用户、设计者和政策制定者应该能够阅读、设计并实施技术调解,以便能够以批判性、创造性和富有成效的方式处理隐藏的权力。[19]人类的自由不能通过回避技术调解来拯救,而只能通过发展与它们的自由关系,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技术在我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中介作用。





结论


在交互设计和技术哲学的交叉点上,有很多有趣的工作要做。技术哲学可以提供人与技术之间关系的概念化,加深我们对交互在交互设计中意义的理解。同时,交互设计领域是技术哲学的丰富灵感来源,是新型的人与技术关系出现的地方,也是设计师意图和使用实践相遇的地方。中介的概念可以成为各个领域之间的桥梁:与其将技术视为功能性的,我们还需要了解它们如何在人类实践和体验中发挥中介作用。使用中的技术有助于塑造用户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中介理论能够帮助我们分析这些关系可以采取的各种形式、技术与其用户之间的应用点,以及发挥作用的具体中介类型。设计交互就是设计人类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并最终设计我们生活的品质。


注释:(向上滑动查看)
[1]Pitt, J.C. ‘Guns Don’t Kill, People Kill’: Values in and/or Around Technologies[C]. In The Moral Status of Technical Artefacts. P. Kroes, P.-P. Verbeek, eds. Springer, 2014, 89–101.[2]Ibid.[3]Clark, A. and Chalmers, D. The Extended Mind[J]. Analysis 58, 1 (Jan.1998), 7–19.[4]Clark, A. Natural Born Cyborgs: Minds, Technologies, and the Future of Human Intelligence[M]. Oxford Univ. Press, 2003.[5]Verbeek, P.-P. Resistance is Futile[J].Techne: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17, 1 (2013), 72–92.[6]Carr, N. 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J] The Atlantic.(Jul. 1, 2008).[7]Turkle, S.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M]. Basic Books, 2012.[8]Kapp, E. Grundlinien einer Philosophie der Technik: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Kultur aus neuen Gesichtspunkten[M]. Verlag George Westermann, 1877.[9]Schmidt, H. Die Entwicklung der Technik als Phase der Wandlung des Menschen[J]. Zeitschrift des VDI 96, 5(1954), 118–122.[10]Ihde, D. Technology and the Life world: From Garden to Earth[M]. Indiana Univ. Press, 1990.[11]Verbeek, P.-P. Artifacts and Attachment—A Post-script Philosophy of Mediation[C]. In Inside the Politics of Technology. H. Harbers, ed. Amsterdam Univ. Press, Amsterdam, 2005,1 25–146.[12]Verbeek, P.-P. Cyborg Intentionality: Rethinking the Phenomenology of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J].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7, 3(2008), 387–395.[13]Verbeek, P.-P. Ambient Intelligence and Persuasive Technology: The blurring Boundaries Between Human and Technology[J]. Nanoethics 3, 3(2009), 231–242.[14]Dorrestijn, S. et al. Future User-product Arrangements: Combining Product Impact and Scenarios in Design for Multi-age Success[J]. Technology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89(2014), 284–292.[15]Tromp, N. et al. Design for Soci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A Classification of Influence Based on Intended User Experience[J]. Design Issues 27, 3(2011), 3–19.[16]Verbeek, P.-P. and P. Kockelkoren.  Matter Matters[C]. In Eternally Yours: Visions on Product Endurance. E. van Hinte, ed. 010 Publishers, Rotterdam, 1997, 101–119.[17]Verbeek, P.-P. Moralizing Technology: 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M]. Univ. of Chicago Press, 2011.[18]Thaler, R. and Sunstein, C.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M]. Penguin Books, 2009.[19]Kiran, A.H and Verbeek, P.-P. Trusting Our Selves to Technology[J]. Knowledge, Technology & Policy 23,2–4(2010), 409–427.

来源:《装饰》2021年第9期介绍

原文:《动态、隐喻与升维——视觉传达中的叙事设计》
作者:彼得-保罗·维贝克,荷兰屯特大学; 翻译:汪 芸,中国美术学院
*本文英文版最初发表于《交互》杂志,2015年5—6月,第26—31页。

延伸阅读:

视觉传达中的叙事设计:动态、隐喻与升维

叙事设计与信息设计如何融合?

叙事性设计方法在可持续建筑中的应用

《装饰》2021年第9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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