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1919年巴黎和会计划的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实现的。”1978年，赛巴斯提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写下的这句话蕴含着一种深深的无可奈何。这种看法并非仅来自于他个人的经历，也来自整整一代人的经历。这代人不仅在德国，也在其他许多地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二十多年后，他们又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战争再次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人类前所未闻的滔天罪行也在这期间发生。他们把这一切的责任归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署的和平条约。1945年之前，几乎没有人为1919—1920年期间签署的条约辩护，事实上，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之辩护的人也寥寥无几。“凡尔赛”被认为是所有这些条约的代号，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国际秩序也被看作失败的和平。因此，1919年的和平缔造者也是失败的，因为他们未能成功地在世界上建立起一个持久、稳定、被合法接受的和平秩序。一战后的近100年里，很少人再去挖掘这些条约失败的根源。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是什么让建立和平国际秩序的努力付诸东流？为什么巴黎和会及其签署的和平条约立即遭到了大规模的批评和否定？而且这些批评与否定不仅来自于战败国，在进行谈判、制定这些条约的战胜国中也存在这种声音。为什么条约规定的战后国际体系如此繁杂、不稳定且完全没有被接受？为什么它并没有给欧洲、给世界带来安宁？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也是本书的出发点。人们期望每场战争后的和平能够结束所有的战争，创造永久的和平。但这种期望，只能以失望告终。世界人民对巴黎和会以及和平条约抱有的这种期望，并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产生的，而是在战争期间，甚至可以说在战争开始前就已经存在了。当然，近代每一部伟大的和平条约，不管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713年的《乌德勒支和约》，还是1814年和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中产生的条约，都面临着一个任务，即不仅要结束长期的战争，还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新秩序。但在1919年之前，没有哪一部和平条约交织着差别如此之大、如此矛盾、如此高的期望。这些期望如此复杂，以至于巴黎和会根本无法完全恰当地处理。巴黎和会上谈判的政治家、顾问团和专家们，面对这样的复杂性束手无策。毕竟，这涉及的不仅仅是与德国和其他同盟国缔结和平——虽然这本身就已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且还关系到建立世界的新秩序。另外，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不是在秘密协商下进行的，而是在全球公众关注下进行的。参与制定世界新秩序的国家永远受到关注，更重要的是，永远承受着压力，他们——特别是民主国家的代表，无法摆脱这种压力。内政、外交持续相互作用，互相影响。国内公众以及各领域的特定利益代表者都给谈判进程和谈判者施加了压力。尤其是媒体方面的巨大压力，让参与巴黎和会的每个人都无法摆脱。而一百年前的维也纳会议就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在那里进行谈判的王侯将相和政治家们就不怎么受这种压力的影响。与1919年的巴黎相比，1814—1815年的国际政治还未受公众情绪的影响。这是否是维也纳体系较为稳定的一个原因？维也纳体系尽管没有完全阻止战争，却给了欧洲带来了一个相对较长的和平时期。而相比于1919年，今天的互联网大众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更加强烈，这种影响几乎无法控制，蕴含于其中的潜在冲突与一战后的时期的几乎不相上下。巴黎和会的参与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战争本身——正如本书一再说明的那样，这是一场长达四年半的大规模毁灭性战争，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这在世界上从未有过。在全面战争之后实现和平，未曾有过先例。在这种背景下，任何历史经验都不足为据。一方面，巨大的痛苦和成堆的尸骨增加了对和平的渴望。在饱受战争蹂躏，已经疲惫不堪的社会中，尤其是在战争的最后几年，人们对和平产生了巨大的渴望，渴望结束苦难和死亡。然而，战争中的敌对双方之间也产生了仇恨。这种仇恨在战争宣传以及随后各方不遗余力的动员行动的助长下，在人们的脑海中扎根，并且随着前线和后方都遭受的持续的苦难和死亡而不断累积。这种仇恨最主要的是战争中欧洲敌对双方的民族仇恨，尤其是法国与德国之间的世仇。这种仇恨没有因悲伤而减弱，反而因此被加深，这在制定和平条约时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和平条约不可能是和解的和平，而是在通过其他方式继续斗争。1919年6月28日，在凡尔赛宫签署和平条约时，在场的“受伤的法国士兵”也体现着这种仇恨，这让和平与和解很难真正实现。这种仇恨与其说表现在和约本身的条款上，不如说表现在这种对德国人象征性的羞辱上——包括停战、递交和约书的形式、和约的签署仪式等。和约条款中尤其是第231条对德国人战争罪责的道德审判也体现着这种羞辱。这项条款里，起初并没有故意使用道德这样的字眼，德国人自己的所作所为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他们越是违背认知与良心而激烈地否认战争的责任——即便是部分责任，对同盟国的战争定责就越重、越符合道义。然而，在与德国实现和平以及达成《凡尔赛和约》具体条款的过程中，和约缺乏接受度、遭到普遍反对的问题始终存在。在当时，明确批评、反对和平条约的声音日益强烈、愈加广泛。从超越德国的更广泛的视角来看，其原因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了新的变化，产生了新的要求，而要满足这种变化和要求，已非狭义上的和约所能及。这种变化包括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以及由此引发的建国浪潮。特别是在中欧、东南欧地区，自1917年起，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国家，一种新的领土秩序。在那里，战争使强大的帝国权力崩溃。这些变化显然已无法仅通过和平协定控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十年里，这三大帝国所面临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是通过和平解决的。对于多民族共存的问题，民族自决权原则和国家独立政策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恰恰相反，建立同质、单一民族国家的思想作为中欧、东南欧地区新秩序的基础，助长了冲突和暴力，导致了战争、内战、大屠杀以及驱逐，这些冲突从一开始就暗藏着灭绝种族的大屠杀隐患。受民族自决权思想的推动，在欧洲以外的殖民地世界，谋求自治和独立的运动也随即展开，这对巴黎和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德国殖民帝国的解体、土耳其对近东和中东大部分地区统治的结束尤其如此。然而，“威尔逊时刻”（埃雷兹·马内拉，Erez Manela）代表的民族自决原则逐渐崩解，并化为巨大的失望。在巴黎和会上的各大帝国并没有本着民族自决的思想进行和谈，而意在争取更大的权力，使他们的殖民帝国在一战后再度扩张。“国际联盟托管地”实际上并入了欧洲帝国——主要是英国和法国。因此，国际联盟打着委任统治的旗号，实则为这种扩张提供庇护，其性质并未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新的世界秩序始于巴黎，是由北方帝国主义国家构筑、以其权力利益为主导的全球秩序。南方国家对于新的世界秩序的幻想的破灭是反殖民主义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反殖民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逐步发展壮大，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导致了欧洲殖民帝国的解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解体不是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进行的，而是伴随着战争和暴力。拟定对德国的和平条约以及处理南半球殖民地独立诉求是1919年巴黎和会和平缔结者建立战后世界新秩序的首要任务。从东普鲁士的阿伦施泰因到南太平洋的瑙鲁——和会面对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范围。战后大量需要处理的问题使巴黎和会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会议，也让1919年的巴黎成为全球的焦点。法国哲学家和诗人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写道：“一个困难是一束光。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是一个太阳。”事实上，任何事物都处于相互联系之中。1919年的巴黎和会就是充分体现全球互联的一个枢纽。从与会者和会议关注者上显而易见，整个世界处于相互感知和互相影响的联系中。世间万物皆有联系——至少可以联系起来。全球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巴黎谈判以及参与者的思想和行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无论他们是正式参加谈判的巴黎和会官方代表团成员，还是为了自己的目标和利益试图从外部影响谈判及其结果的人——尽管往往以失败告终，但并非没有效果。然而，全球互联并没有构建起一个行动上统一的、完整的联系，也没有在各参与者之间形成统一的行动意识。全球互联反而是多样化的、有区别的。较小地域的具体情况、具体问题导致的具体的、通常是局部的利益促成了全球互联的多样性特征。同样，这种全球互联造成的后果不可忽视，其影响无法预见，因果关系隐晦，且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也导致了巴黎和谈及其任务巨大的复杂性。回顾过去，这种复杂的全球互联明显使巴黎和会的与会者难以招架，也导致了会议决策的不一致性和矛盾性，阜姆问题和山东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就使人们对巴黎和会的接受度、对其结果的满意度大打折扣。凡尔赛体系不稳定也不长久，没有一个坚定的，尤其是强大的支持者。这导致了它的失败，甚至解体。美国不是凡尔赛体系的坚定支持者，尽管这是美国共同参与制定的体系，但美国没有以其国家地位和力量来对其进行维持。在和平条例的实施以及建设性地进一步发展方面，如在20世纪20年代战争赔款问题上，当美国提供了支持时，凡尔赛体系的潜力和积极发展的潜能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法国外交部部长白里安和德国外交部部长施特雷泽曼的推动下，法国与德国达成和解。在1923年鲁尔危机发生之后，如果没有美国的稳定政策，这一和解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仅仅几年后，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开始退缩，欧洲和全球政治在与全球化相反的方向上急剧发展。美国没有加入国际联盟，致使国际联盟丧失了维护秩序与和平的力量。这是伍德罗·威尔逊所设想的国际联盟本应具有的能力。法国被安全问题和德国的威胁困扰，英国则满脑子想着大英帝国的世界主导权，1926年才加入国际联盟的德国无法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早在1930年，新单边主义的萌芽就在德国出现，并在1933年后发展壮大。不久，这种单边主义导致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国际联盟失败了，因为它无法依靠大国的力量来对抗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侵略和扩张主义。这种失败使凡尔赛体系名誉扫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甚至都不愿对其有所借鉴。但这并不意味着1919年的和平条约以及协约国要对纳粹主义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没有缔结和平条约。但在战后却体现着凡尔赛体系的影响。二战同盟国早在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就公开宣布，把迫使轴心国无条件投降作为目标。他们从1918年一战的结束中吸取了教训，要避免再次出现一战中那样 “背后捅刀子”的事故，并且要通过对德国进行全面军事占领来宣告德国的战败。另外，冷战使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从多极转变为双极。在这种背景下，凡尔赛体系已经不能再作为参考。当时，人们研究1919年的巴黎和会及凡尔赛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出于对历史的兴趣。1990年以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改变。从那时起，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仅20世纪后期世界的重大发展，就连21世纪初世界上的许多问题和矛盾冲突也都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段时期。正如本书所阐述的那样，如今，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解决的阿以冲突，其起源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会议期间的决定密切相关。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鼓动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让其建立犹太国，又让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共处，让其与1918年后在该地区形成的阿拉伯国家世界共存。这种想法与计划本身就具有的矛盾性也体现在一百年来巴勒斯坦地区的冲突中，这种根本性冲突一直延续到今天。然而，长期以来，它一直与该地区的其他冲突交织在一起，尤其是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冲突，什叶派国家伊朗和逊尼派国家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还有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东的利益冲突。在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和巴尔干战争的危机中，我们发现了另一种冲突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尽管可以追溯到比1919年更久远的时期，但我们也可以将目光聚焦在一战结束时。当时，由塞尔维亚主导的南斯拉夫国家站在协约国一方反抗德国和匈牙利，得到了协约国的承认和支持。在冷战结束后和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后发生的一系列战争促进了国际刑事法庭的设立，首先设立了处理前南斯拉夫问题的国际刑事法庭，后来又在海牙设立了国际刑事法院。虽然关于国际刑事管辖权的起源多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但其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对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进行审判的想法在国际政治中已经存在。因此，莱比锡审判和伊斯坦布尔审判，尽管差强人意，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都应被视为通过法律来确保和平的尝试，即按照国际法准则，对违反国际法、发起侵略战争和进行种族灭绝的人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然而，在1919年之后的几年里，在和平条约相关惩罚条款的执行过程中，以及基于这些条款的诉讼中，表明在这方面仍然存在一个中心问题，即起诉和惩罚的合法性与和解要求之间的冲突，这一点在德国和土耳其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和平——作为和解的代名词，与正义绝不共享同一个目标，这与我们通常的理解不一致。即使在今天，在政治上和关于“过渡时期司法”的相关学术研究中，还始终有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即根据国际刑法进行的刑事诉讼到底在冲突后有助于实现和平，还是会使紧张的局势进一步发展，阻碍和平与和解？有人则认为，以和平与和解优先的原则可能导致正义缺席，不管是在道德上还是政治上都难以令人接受。这不仅是法律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变得更加具体。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除了这些历史意义外，也让国际政治领域有了一些新的和具体的变化，这些都体现了“凡尔赛”如何影响着当下的国际社会。近年来，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和其他土耳其政客展现出一种“新奥斯曼主义”的思想，多次强烈谴责了1920年的《塞夫尔条约》，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但1923年取代前者的《洛桑条约》居然也被强烈谴责。这一条约是在土耳其国内仍然被视为 “国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Atatürk）在土耳其民族政治上的成功。对《洛桑条约》的谴责主要集中在条约中的边界划分的问题上，不仅涉及与希腊的边界（1923年希腊得到其沿岸的爱琴海诸岛），还涉及土耳其东南部和东部的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边界，也就是库尔德地区和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石油资源丰富的地区。通过这次边境问题的争论，稳定土耳其国内政治的意图与建立新奥斯曼的共同意识联系在了一起。援引《塞夫尔条约》或《洛桑条约》只是一种隐喻。在欧债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希腊对欧盟以及德国的指责，与当年德国对《凡尔赛和约》的指责也有异曲同工之处。特别是，希腊前财政部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将欧盟的要求，即对债务国的支持与严格的紧缩政策和痛苦的改革方案联系在一起，称为“羞辱的《凡尔赛和约》的新版本”时。2015年，时任法国经济事务大臣埃曼纽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警告说，“欧元区的《凡尔赛和约》”是一项“压垮希腊的条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1992年关于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凡尔赛和约》。20世纪90年代，法国媒体评论道，该条约从法国的利益出发，打破了德国马克在欧洲的统治地位。法国的《费加罗报》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称为“没有硝烟的《凡尔赛和约》”。2017年，意大利经济学家、欧洲怀疑论者保罗·萨沃纳（于2018年被任命为由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者组成的意大利政府的欧洲事务部长），再次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意大利的影响与《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影响进行了比较。
通常，政治家们越是经常这样比较，人们进一步的主动深究就越少。从俄罗斯政界人士，再到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都多次表示，20世纪90年代，西方对待俄罗斯的方式在他们看来是一种侮辱，并将其与《凡尔赛和约》类比。俄罗斯的情况也是如此吗？在北约的向东扩张时，言语中总是带有威胁性的语气，尤其让人们联想起了《凡尔赛和约》。因为联想链“凡尔赛和约—纳粹—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深印在世界政治意识和人类集体记忆中。但是，1919年以后的年代和1990年以后的时期，是否真的可以进行这种比较？确实，随着冷战的结束，在新的世界秩序开始形成之初，就有胜利者和失败者。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胜利的一方是美国，失败的一方是解体的苏联。从1991年起，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衣钵，在叶利钦时代陷入了严重危机。日益恶化的经济问题动摇了其在冷战前就树立起来的超级大国的自信。从神坛跌落后，总得想办法补救。这是在2000年首次当上总统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制定的一项政治目标。其补救的策略包括与西方国家的对抗，指责西方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故意搞垮俄罗斯，在全球政治中边缘化俄罗斯。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和北约对俄罗斯的政策就是强制孤立和继续对抗俄罗斯。中东欧国家加入西方阵营，尤其是加入欧盟和北约，也是这一政策的后果。特别是在波兰的事件中，西方国家感受到了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沙俄时期以及后来苏联帝国主义般的统治，让这种感受体现在政治层面上，无疑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对于俄罗斯的看法。红色帝国苏联解体了，欧洲中东部和东南部的原华约国家也已经历过这样的历程：自1917年以来，其中许多国家在俄国革命的动力中，在一战结束后以及缔结和约后获得或重新获得了民族独立。1990年以后，这些国家摆脱了原有制度后也发生了新的民族国家化。1990年后新的民族意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关于民族独立和建立民族国家的意识类似。从芬兰等波罗的海国家再到波兰，这些国家开始庆祝建国百年，这也反映出了老一辈人和当下青年人的民族意识之间的传承。两代人都极具反俄色彩，但也都对欧洲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怀疑，认为一体化的欧洲对刚刚恢复并仍受历史因素影响的民族自治来说是一种威胁。如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样，美国也在冷战中取得了胜利：在20世纪的第三次胜利。因此，20世纪也可以被称为“美国世纪”。1990年之后，构建“美式和平”的设想契合了对1918—1919年由美国主导的和平的那份期待。1990年以后，“历史终结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的想法也不谋而合。美国从伍德罗·威尔逊的主导构建的全球政治结构中撤出，是战后国际秩序，尤其是欧洲局势的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包括德国在内的大国没有共同的利益去支撑和巩固其在1919年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结果削弱了国际联盟和其他多边组织，导致了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很多国家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新的民族国家化和具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西方国家自1917年以来作为政治上的统一行动体，在1919年的巴黎开始成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解体，在冷战时期东西方冲突的两极分化中又再次形成。这样的西方国家阵营能否在冷战结束后延续下去，目前看来还值得怀疑。无论如何，一个全球性西方阵营并不是诞生于1990年的“历史终结”时刻。价值观上存在分歧（例如在人权方面）以及缺乏共同的利益，也阻碍了一个全球性的西方阵营的形成。国家及个人利益和单边行动越来越多地决定着21世纪初的世界政治。美国就是如此，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在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和贝拉克·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期间也已有所体现，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执政时达到顶点，进而破坏了20世纪的跨大西洋主义。同样地，俄罗斯的单边主义也具有违反国际法的特征，最明显的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以及对乌克兰内战的干涉，但国际社会对此无能为力，主要还是因为没有共同的行动意愿。像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联盟一样，1990年以后所有这些国际组织和机构都经历了这样处境，各国单方面的行动阻碍了它们发挥作用，从而使得这些国际机构及组织非但没有增强，反而有所减弱。在欧洲，人们也重新认识到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和局势，欧洲的重新民族国家化常常伴随以“自信心”和“国家利益”等无害的伪装词汇，这些损害了欧盟的一体化和凝聚力。这一点不仅在英国脱欧中有所体现，同时也体现在德国政治中。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以及两次世界大战间隙期间危机频发，巴黎和会所缔造的和平，虽构成了欧洲统一的基础，但在20世纪下半叶逐渐褪色，逐渐失去作用。我们所认知的欧洲一体化，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这个时期正在走向末路。类似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充斥着冲突、对抗、甚至侵略性的单边主义的新民族主义欧洲不再是让人感到恐惧的设想，而是当下欧洲政治动力的一部分。强大的政治力量也渴望见到这样的一个欧洲。在欧洲内部和外部，国际法逐渐走向规范，政治上的重新武装，也是这种新民族主义的体现。和平倡议与维护安全的必要行动之间越来越难以达成妥协，也是这一发展的一部分。正如法国总统于2017年9月在巴黎索邦大学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欧洲在政治危机四伏、风云变幻和“全球化风暴”的世界中，变得容易受到民族主义、认同主义、保护主义和通过孤立实现的主权主义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当民主已经被指责为软弱的时候，伊曼纽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还回顾了两次世界大战间的这一时期，并警告“不要迷恋不自由的民主”，“不要以欧洲以及其民主效率低下、软弱为由，而迷恋残暴的单边主义”。几周之后，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上，马克龙再次提及两次世界大战间的这一时期，将“迷恋不自由”称为“让我们的这片大陆沉沦的‘致命幻想’、对强权的幻想、对民族主义的幻想以及对放弃基本自由的幻想”。欧洲和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以普京、埃尔多安、欧尔班（Orbán）、卡钦斯基（Kaczyński）、特朗普为代表的威权主义的兴起，实际上让人们回想起了1919年后的欧洲和世界危机。在那时，一场未经妥善处理的战争，难以让人欣然接受的和平，以及随之而来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得自由民主受到质疑，专制政府在许多国家纷纷上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胜利者和战败者应当平等自由地生活，这一战后自由秩序的想法仍然是昙花一现的幻想。历史不会重演，当然历史也惊人的相似。
本文选编自《帝国博弈: 一战、巴黎和会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如转载需要留言说明。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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