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帝国｜布鲁克斯·亚当斯

作者｜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1848-1927）

美国历史学家、诗人

过去的这个十年，世界一直跋涉在一场危机当中，这样的危机是周期性的，而且是社会平衡体系所发生的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能量的基座已经从欧洲迁移到美国。这样的现象并不新鲜，毕竟，类似的变动从久远的年代开始就一直没有断过，而这场变迁的特点却在于速度和比例。一直以来，社会平衡体系的变动至少也要消耗一代人毕生的时间，这意味新一代人要逐渐习惯新环境。就此而论，革新往往是突然到来的，在人们意识到革新降临之前，革新便已经结束了。不过，革新一直都在酝酿当中，而且也是根本性的，因为它是人类精神进程发生变革的结果，这一精神历程，我们称之为科学的进展。

美国的霸权完全是因为应用科学才成为可能。科学界经历了数代人的劳作，终于建立起对自然的控制权能，足以使美国建构起新型的工业体系，其运作也展现出令人无可挑剔的完美。在管理方面，规模巨大的美国公司则展现出无可匹及的节约和活力。这一切都是科学思维的产物。而在一切科学批判和科学方法尚未渗透的地区，古老的运作方式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一切则展现出腐朽的迹象。联邦政府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英格兰人最早是作为拓荒者前往这片大陆定居的，因而他们发展出一种极端的个性。拓荒者们稀稀疏疏地散落在辽阔的海岸地带，于是便形成了小而独立的共同体，彼此间几乎没有共同利益可言。彼此间的联合是后来的事情，并且采取的形式也不完善。当时的状况就是这样。此种状况相应地催生了一种特殊的行政机制。革新之后达成的组织形态毋宁说是消极的，而非积极的。此种分权体制确实给商业往来带来了诸多不便，当时的人民则必须对此有所承受。人们确实对此尝试了补救举措，但是当时的人们对于集体的能量甚是轻视。的确，当时的人们反对贸易歧视，反对违反契约，反对劣币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且也就共同防卫做出了规定，不过，人们对联合权力还是显示出嫉恨。

各个州都担心别人介入自身的地方事务，为此，不惜牺牲州际事务上可能得到的援助。与此相应，立宪者们也可尽可能地让此类联合行动变得迟缓且困难重重。他们设置了三个相互协调的部门，其中每个部门都有能力阻止其他两个部门的行动，没有一个部门可以独自行动。他们这么做是出于一种信念，即他们认为，自己已然获得了统治艺术的终极真理，为此他们没有顾忌这样一种法则:重量越大，摩擦力也就越大。

即便对传统做出了此等让步，若要克服此种原初社会状态的惰性，仍然是需要巨大能量的，不管怎么说，传统对于此种社会是拥有压倒性影响力的。帕特里克·亨利十分典型地代表了弗吉尼亚的保守思维，他从未停止过对宪法的谴责，认为宪法是“能够设想出的最要命的计划，目的是奴役自由人民”。亨利未能理解周遭生活境遇所发生的变迁，这是因为他是在如下信念中获得教养并成长起来的:他所熟悉的那套体制是拥有内在的善的。他敬畏这套制度，就如同敬畏启示宗教一样；在他看来，这套制度本身就是目的，而非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政治上的一切重大革新必定影响到一部分的人口，毕竟人类的生活就是如此，一旦他们在自身教养中一直尊重的东西发生变动，在他们看来就等同于亵渎神圣。人类心灵的此种脾性就是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之抗拒变迁乃是出于本能，而非源自理智，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这样的保守主义引爆了潜藏能量，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革新。不管怎么说，变革，无论是和平的还是血腥的，都必然会到来，每一代人都应当为此秉持严肃认真的态度。革新必然要改变一些事情，对此不必大惊小怪。智识上的僵硬乃是首要危险，毕竟，智识上的僵硬程度越高，对必然之事的抗拒也就越剧烈。

在这方面，罗马人的心灵态势是僵硬的。罗马社会的历次重新调整都伴随着大屠杀，这一切都令人难忘。谋杀格拉古兄弟、放逐马略和苏拉以及一系列的三头政治名单，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另一方面，恺撒之所以最终失败，是因为他过于高昂的理智。恺撒对环境的考量极为精确，正因为如此，他在识人方面出现错误。假如他了解布鲁图斯的愚蠢，势必会杀了布鲁图斯。对于秉持着保守倾向的人群，杀戮乃是自然给出的救治之道。奥古斯都使用了这样的办法。他实际上将反对势力斩草除根了，而后新的组织便得以发挥效能。

与之类似，法国人在遭遇危机状况之时，也往往诉诸大屠杀来克服障碍，从13世纪针对亚尔比派的讨伐行动直到19世纪的巴黎公社。最终造就1793年恐怖体制的与其说是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以及因《南特敕令》撤销而引发的一系列迫害行动，毋宁说，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就有上千次类似的屠杀行动。法国人没有能力改善财政体制，由此铸就了不平等的税负，因而触发了叛乱，而叛乱则引起残忍程度臻于恐怖的镇压。1675年的雷恩，作为对叛乱的惩罚，整座城市遭遇了被任意洗劫的命运，作为主要街道的瑞华特大街沦为废墟，城中居民，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在内，都被驱赶到旷野之中，“风吹日晒，没有食物，也没有睡觉的地方”。他们都因为没有遮挡和饥饿而死去。

罗马和法国是保守主义的极端例子，不过，两者都再好不过地揭示出一项法则的效能：所有的行政体制都倾向于僵化，尤其是政治提志，毕竟政治提职是最为笨重的。相反，自然则处于永恒的运动当中。因此，一种政治体系距离上一次活跃变动期的时间跨度越大，政府和环境之间的错位程度也就越高。倘若一个群体富有灵活性，那么调整过程将会是平和的，比如我国现法得到采纳之时，或者英格兰第一份议会改革法案获得通过之时。倘若一个群体趋于僵化，灾难就会接踵而至，比如罗马的历次内战以及1793年法国的恐怖体制。

不妨用这个标准衡量美国。自1789年宪法付诸实施以来，所有的文明民族都经历了重组，一些民族，比如法兰西和德意志，经历的重组还不止一次，然而，没有哪个地区的民族像北美那样，生活境遇经历了如此根本的变迁。

1789年的时候，美国还是一片旷野，自居基督教世界的边缘位置；如今美国已成为文明的心脏地带，同时也是能量的核心所在。联邦体制造就出一个巨人般的帝国，而且这个已经覆盖了半个地球的帝国还在拓展当中。这是一个拥有庞大财富的帝国，还拥有最为完善的交通网络、最为精细同时也最为强大的工业体系，世人见所未见。这个工业体系的产品必将同地球另一端的对手们陷入竞争格局当中。这样一个依托其团体身份的民族，必须去应对内部和外部问题，这些问题比历史上一切民族面对的问题都更为庞大且复杂。简言之，20世纪的境况差不多就是18世纪的反面，但是民族组织形态不仅没有发生什么改变，而且还受制于一部成文宪法而无力进行自我调整，毕竟这样一部成文宪法在实际上是无法加以修正的。

对当前这一代人来说，变革最终所采取的方式只不过是一个供人挥洒哲学兴趣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在当前这个结构坍塌之前，美国社会当前的中产阶级人口估计也都逝去了。对于未来一代人来说，这个问题的分量却是无以复加的，因为运动中的力量是巨大的，而且这场运动的速度也是惊人的。

人不能塑造自己身处其中的境遇，但是在一切生灵当中，唯有人有能力有意识地调整以适应自然提出的要求。人是通过教育做到这一点的。在生存斗争中，人在这方面的能力使自己具备了无可限量的优势，因为正是借助教育，年轻人接受了训练，从而精通了几乎一切的劳动事务和精神事务。智识上的灵活性不难培育起来，但智识上的僵化也同样容易降临。科学正是通过这样的训练赢得了历次的胜利。科学界很好地履行了自身的职能。科学训练造就出开放的心灵；科学的思维方式如今在我们的工业当中拥有了至高地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正是此种能力让美国获取了工业上的成功。

实业家们乃是最不受传统拘束的一批人。在同等境遇下，实业家们就是那些最终取得成功的人，这一点已经成了公理。那些能够超越生命当中的种种藩篱之人，同样会抛弃那些古老的装备并采纳最新的装备，这就是人们所谓的启蒙。所谓教义将被化解为一种行为规则。铁路管理者们明白，机车能够完成一定数量的工作。他们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完成此类工作，因为他们可以用更好的机器取代旧机器。英国管理者们却是依托相反的原则而行动。他们依靠机器，修理机器，照料机器，而且还喜欢展示斯蒂芬森时代的遗迹，并以此为荣。

倘若目光能够穿透英国社会的幽深之处，就不难发现此种保守主义的一项重大因由。英格兰这个民族在智识上是没有灵活性的，他们将教育职能交付教士阶层，由此造成了智识上的僵化，因为教士阶层本身就是以僵化出名的。结果就是英格兰的落伍。他们拥有南非的金矿，但是他们却没有很好地利用这笔财富，这足以说明一切。

在英格兰，所谓的自由思想的古老进程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美国，这类进程已经在科学领域以及依托科学方法规范起来的生活领域当中遭到了取代。当然，自由思想仍然存活在学院当中，这类学院不同于技术学校，也正是这类学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塑造了美国的观念——不仅仅是政治观念，还包括众多其他领域的观念。美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再好不过地揭示出了此种趋势。

历史于是展现出双重面相：其一是商业和文学性质的；其二是教育和科学性质的。一个人书写历史，要么是将其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或者政治性的投机活动，要么就是为了卖书。就此而论，历史作家同其他领域的冒险家们没有不同。他为市场写作，就如同实业家们为市场而制造产品一样，绝大多数的一流历史作品都是在此种境况下写就的。修昔底德、塔西佗、恺撒、吉本和麦考莱之所以书写历史，要么是出于私人目的，要么就是为了出售，无论哪种情形，结果都是一样的。没有人会去购买自己无意阅读的书，没有人会阅读自己没有兴趣的东西。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奢侈品生意，如同香料生意那样。

现代的教育和科学性质的史学栖身于截然不同的基础之上。此种史学的前提设定，在于过去留下来的事实当中包含着全世界都应当知晓的东西，因此人们便在这上面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进行开采。这么多年来，政府、公司和个人都在争相编纂并出版档案和卷宗材料，各色主题上的专题论文更是层出不穷；但是，人们却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消化这些堆积起来的东西。与此同时，历史材料正在迅速堆积起来。面对市面上出现的这些东西，图书馆系统如今也因为无力编目而只得放弃购买了，理智一点的读者首先必须学会删减。很显然，人们一度认为，为了事实而积累事实这本身就是自足的目的，但是未经消化的事实可能是最无助于达成任何目的的。一项事实，就其本身而论是没有意义可言的；即便是上千的事实，倘若未经消化也同样是枉然。赋予事实以价值的东西，乃是事实之间的关联；毕竟，倘若足够的事实累积起来，并揭示出一种因果序列，那么科学就能够对之实施归纳，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规律”。因此，所谓规律，无非就是说某些现象彼此相继出现并展现出足够的常规性，从而使得人们建立起合理的确定性，认为这些现象会依照一种确定的顺序重复出现。

科学就是从此种近似的规律当中建立起来的。我们学院当中教授（学院派的教授们）的历史无疑是忽视了归纳的优势，并且还对一切的规划工作给予打击。然而，纯粹的史料积累是否能给人们带来优势，这一点是颇值得怀疑的。除非能够化约为某种秩序，以便为历史比较提供基础，否则过去的事实对当前的事件就不会有什么意义可言。境遇的变迁无疑损害了此种关联性。可以肯定，在记忆中塞满事实是毫无意义的，无论如何，一份简报要比一切的人类记忆都更充分也更精确，而且找到一份简报也并非难事。

对此，学院派会提出反对，他们认为自身的职业同其他一切职业都是不同的，因为历史所应对的乃是人类的行动。人类行动并不受自然界法则的规约，即便受到类似法则的规约，行动的原因也是极为复杂的，令人们难以了解，除非能够继续搜集多得多的材料，才能够从中得出归纳结果。当前这些材料是不够的，即便不远的将来会拥有更多的材料，也很可能是不足敷用的。由此，便出现了困境：要么，人类经验是无法得到形塑的；要么，就最好的情形而论，也只能通过事实的累积来完成形塑工作，尽管事实的累积已经超越了心灵所能掌控的程度。在任何一种情形当中，结论都是一样的。必须放弃归纳，必须将“史料”的累积本身视为目的并予以接纳，为此花费再多的金钱和时间都不为过。若情形真的如此，就不要指望耗费在历史研究和学院薪酬上的钱财能够带来赢利性的回报。

然而，职业史学家们很可能错误地估计了历史归纳工作领域的困难；而且，他们之所以反对归纳，其中的原因很可能不是那些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因素。不过，既然他们已经将这些原因郑重提出，就必须予以郑重考量。

光从表面上看，这类反对意见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它们的前提就是错误的。他们首先设定人类行动扎根于特别复杂的因素当中，其次设定一项不完整的归纳是没有价值的。这两项假设都是错误的。一粒沙子落在海滩上，这其中的原因可以说是无限的，而且此种无限性可以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令人们无法完全理解。我们根本无法搞清楚这粒沙子是什么以及何以到了现在所在的位置，然而，这并不能否认地质学的效用。况且，科学的原理正在于:结果乃是经由错误而不断获得进步的，一代人眼里的真理到了下一代人那里可能就成了谬误。

科学界人士承认自己的局限，并不指望达成绝对的真理。他会观察，而且一旦观察所得足以开启归纳工作的时候，他就会塑造观念，并将其作为一种假设，以之为基础继续前进，直到最后有人提出更好的归纳。任何的普遍化科学命题都会遭到质疑，不过，正是通过这样的质疑，知识才得以化约为可以发挥效用的形态。

比如说，最为珍贵的科学命题之一就是：“一个东西不可能在它不存在的地方发挥作用。”这一命题是牛顿本人也曾赞同过的，不过重力对这个命题构成了直接的驳斥。没有人能猜测重力是什么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然而这却并不妨碍人们据此构筑法则，从而使得我们将之付诸众多用途。

原子理论一度得到普遍认可，但是今天的化学家们却正在讨论这一理论究竟是障碍还是帮助。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理论也曾在天文学领域扮演过重大角色，如今却应当承认，这一理论在解释星体形成方面已经遭遇了致命的反对意见。天文学家的作品依托于虚构。“在计算一个同质球体对一个质点的引力之时……天文学家是从两项虚构入手的，其一是质点(这一虚构实际上就术语本身而论就是矛盾的)……其二就是假设了球体分子结构的有限差异。”能量守恒理论一度也被视为“化学和物理现象的伟大解释理论”，然而，在星系问题上，凯尔文勋爵却得出如下结论：

1.当前，物质世界当中存在一种普遍趋势，那就是机械能量的消散。

2.在无机的物质进程中，机械能量的任何恢复，都必将造成同等的或者更多的能量消散。任何物质，无论是植物性生命还是具有动物性生命之意志的物质，都不可能恢复已经消散了的机械能量。

3.过去有一段时期而且将来也必定还会有一段时期，地球是不适合当前身体构造的人类居住的，除非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当前物质世界尚不为人所知的运动法则是不可能造成这类变化的。

数学领域的原理也遭到了质疑。有一派几何学家如今开始将空间设想为弯曲的，由此，一度被认为是笔直的线条最终将被证明是一个封闭的曲线，而平行线最终也是要产生交叉的。“因此，经由同一点可以划出无数条最短直线，从而形成一个光线锥。”此外，数学家们也开始认为空间拥有多重维度，由此，太阳系在宇宙间运动，并最终会切近一个四维空间。

类似的例子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不过意思不大，毕竟原则本身是无可争议的。所有科学界人士都同意归纳工作置身其中的那种试错环境，而科学依然会得到推进，证据就是对自然力量所获得的越来越大的控制力。假如在诸多领域中都可以通过运用此种完备的观察和归纳的方法而达成令人满意的结果，那么初看之下，也就找不到任何理由不将同样的方法运用于人性领域，尤其是在达尔文就人类进化得出自己的一系列推论之后。然而，倘若更细致地考量一下此类调查研究工作所揭示出的这种可能性空间，那么学院派的犹疑也就不那么难于理解了。可以肯定，今天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宗教教义遭遇威胁，毕竟无论是灵魂的属性还是心灵的属性，都没有遭到质疑；但是，假如将人类共同体视同蚂蚁共同体，并据此进行研究，那么学院派的境遇便很有可能遭到改变，使得他们无法据守当前得到默认的原则纲领。

服从传统乃是最为强大的本能之一。在原始时代，这样的本能拥有绝对权能。生命就是由仪式规定起来的。利未人的法典就规定了人如何吃饭、洗澡、刮胡子以及如何收割，而且，这样的法律是不变的，利未人要一直信守下去，“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确实，宗教真理是不能发生变动的，毕竟真理是不变且永恒的，举凡信奉启示教会的信徒，没有任何人能够容忍教会的法典如同我们审视人类法律那样遭到审视，但是，传统执掌权能的领域又岂止是宗教领域。在政治领域，传统往往也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原则如同信仰条款一般得到宣讲，这也是司空见惯之事。就在不久之前，安立甘宗的教士们仍然将神圣王权视为正统教义，不妨举一个家门口的例子，《独立宣言》所运用的语言同天主教公会议的口吻比较起来，也没什么区别——“我们认为如下真理乃是自明的”。天主教会在阐发真理方面所用语式也许会稍有不同，不过口吻也同样专断——“本会议宣布”。即便在科学领域，传统之权能也没有拔除净尽。几年前，朗利教授借从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位置上退下来的机会对科学界中同样的倾向提出了抗议：

“最终的结论是无可抗拒的，在如此简单的事情上，对此种众所周知的事实进行归纳性的陈述乃是同经验直接抵触的。我不禁好奇大家何以知道这是一桩事实的；不过，研究已经表明同样的说法(地球的大气层如同玻璃一样吸收了暗红热)在各处都得到了回响，但是人们绝对没有进行任何的观察，也没有给出任何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每个作者都在引用上一位作者，最终，人们几乎将之视为一种超乎理性的信条予以信奉，并栖身于那众所周知的格言‘quod semper， quod ubique， quod ab omnibus，creditum est’(真理唯一且普适)，而高枕无忧。”

朗利教授接着说：“事实问题当然重要，不过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因事实问题而激发起来的探询欲望，这一欲望所针对的对象就是科学领域中一度不曾遭受怀疑的纯粹传统，尤其是在我们并没有将之视为纯粹传统的情况下。任何教会的成员都信奉传统，这没什么好说的，毕竟他们相信这些传统乃是由一名不会犯错的引路人传递下来的；但是，我们这些人并没有这样的引路人，难道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地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而远离我们一直珍爱有加的那项信念——传统于科学毫无分量可言吗？”

科学训练同博雅教育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此。朗利教授坚持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视为确定不变，随着人类观察范围的扩张，归纳工作也会前赴后继地到来，对此，心灵应该保持开放状态。而学院派的行事原则差不多是恰恰相反的。

学院派设定了一些伦理前提，研究所得的结论是必须同这些前提保持一致的。站在演绎的立场上，情形应当是这样的，毕竟学院乃是教会的子嗣和中世纪女修道院的女儿。然而，这样的前提设定将博雅教育置于同科学方法对立的位置上，尤其是演绎历史和伦理历史之间的鸿沟也将因此而无法得到弥合。

如果以科学方法观察人类，那么用以衡量习惯和制度的标准就不能是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成败。这样的本能对于身处生存竞争中的动物而言是有优势的，那些不利于生存竞争的本能则是有害的。这一切都是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野兽身上的防护色如果能提供保护就是好的，倘若身上的颜色让敌人很容易发现就是糟糕的。于人而言也是同样的。能在竞争当中导向胜利的制度就是好的，如果阻碍了成功，那就是糟糕的。没有任何制度体系先天地优于其他制度体系，成败就是实用的判定标准。

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人类本身。最优秀的人就是能够最完美地同自然的要求保持一致的人，换言之，就是最有能力取得成功的人。自然将淘汰那些未能满足自然之要求的人，自然的令谕是无可上诉的。

此类归纳行动是很难同任何固定的伦理原则体系取得协调的。很明显，此类归纳活动造就的是一种实用理论，以必然性为基础。这一理论认为，两种情形最终都会殊途同归达成同样的目的，而且只有灵活性才能使得它们避免遭受磨难。事实上，对环境所造成的紧急状况，最为敏感的莫过于道德律令了。一方面，依据时代和地域状况的不同，谋杀、残忍、海盗行径、奴役、一夫多妻制、独身制、欺骗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曾得到升华，进入德性行列；另一方面，教会宣布用科学方式救治疾病以及收取利息乃是上帝眼中的罪过，这样的事情距离我们还不是特别遥远。随着环境变化，那些能够适应环境的人最终会得到拣选，其余的人则遭到淘汰，当然悲惨程度会有不同。科学教育则有助于削减适应过程所造成的痛苦。

倘若追根究底地看待问题，那么这两种思想体系的对立不仅仅体现在各自所宣扬的心灵脾性方面，也体现在各自所运用的实际方法方面。科学思想体系乃是分析性的、富有管理性的，博雅思想体系则是理想主义的、怠惰的。仅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解释二者之间的不同。

人们都承认，巨大的公共图书馆如今的状况并不能令人满意。当然可以将图书馆用于收藏文物，或者用于愉悦，不过我们在此仅仅将其视为教育机构或者工作间。从这个角度观之，没有任何图书馆可称得上完善，因为印刷出来的书籍总是超过图书馆的购买能力、编目能力和收藏能力。图书管理工作已经破落不堪，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图书管理工作并不科学。负责管理工作的是从博雅教育体系中训练出来的人，这些人从未在归纳能力方面受过训练。这类人往往将一本书视为一个独立的单位，这就如同在史学领域他们往往将事实视为一个独立单位一样。只要一本书具备某种程度上的优点，那么管理员就会认定具备购买价值，他们几乎不会就主题进行考量，整个知识序列便由此处于一种全然敞开的状态，结果便是造成一片混乱。

依据归纳原则，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成其为一个独立单位，除了日常参考书。一个主题才能成其为一个独立单位，一本书只有在同一个主题有关联的时候才具备价值。单独一本书就如同单独一个章节、一个词语或者一件事实一样，都是需要语境才能给予解释的；因此，一座图书馆的收藏工作若是建基于一本本的书籍，就肯定会变成一个残缺不全且没有秩序的车间，毕竟，凭借这样一座图书馆，没有任何人能将工作做好。为了找到自己所需的工具，人们就必须到其他的图书馆想办法，但是所有的图书馆都将遭遇同样的困难，因为所有的公共图书馆都是依据同样的体系展开收藏工作的，可以说，所有的图书馆都是彼此复制的。

不过，假设博雅教育如同科学一样，建基于一个归纳系列之上，结果就会不一样。如此，一本书将不再成为一个独立单位，本身也不再构成价值，而是只有在联系到相应的收藏序列之时才具备价值。知识门类因此也就成为独立单位；图书馆之扩张也不再是书籍的增多，而是知识门类的增多。接下来的归纳工作就是将多个图书馆联合起来，涵盖众多的知识门类，并置于统一的管理体系之下，由此，这些图书馆的书籍就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借阅网络，复制的成分基本上就不会出现了。这样的归纳过程还可以无限制地延伸下去，最终在众多图书馆之间普及一个图书交换网络，使得所有重大知识门类都可以得到完整的收集，而且这其中的运作成本也非常之低。

同样的现象在专司高雅艺术的博物馆也展现出来。和图书馆一样，博物馆当然也可以用于古玩投机活动，但是，艺术博物馆的本质功能也是教育。塑造此类博物馆所依凭的理论也是一种先天的博雅理论。在这方面，人们一直以来得到的教导就是，有些东西本身就是美的，因为它们符合某种约定俗成的审美标准，因此，这类东西因其自身的内在价值而拥有购买价值，至于博物馆的收藏内容是可以不予考虑的。这样的理论同归纳法乃是矛盾的。

倘若将艺术视为环境的造物，那么艺术就如同语言一样是一种表达形式；因此，将绘画、饰品、雕像、陶瓷以及钱币杂乱搜集起来是不会有什么意义的，就如同将用上千种语言写就的无数诗篇随机排列并一一印刷一样。沙特尔大教堂的雕刻和玻璃向中世纪农民讲述的东西，较之任何一本书能够向我们讲述的东西都更为清晰，更为明确，除非我们能够理解12世纪时候的教会是如何向人民讲述事情的，否则我们便没有能力鉴赏这样一座教堂。一枚古币对于希腊人的意义也是一样的。我们不可能仅仅通过展出几枚钱币，就能够揭示其原本的意义，毕竟这些钱币如今已经不用了，除非将这些钱币置于希腊经济文明的背景当中，否则这些钱币是不可能向我们传递任何意义的。

我们的建筑物，若是从钢铁材料角度观之，若是将之作为工厂、火车站以及仓库，则可以说是令人仰慕的；但是这样的建筑物若是奋力追逐某种审美典范，无疑就是一场失败。从逻辑上讲，这样的建筑物只能是一场失败，因为它违反了理智标准。

一堆材料，历经数个时代而产生出来，被武断地认定是有价值的，建筑师们因此也被认为有充分理由从这些材料当中随意选取任何能够迎合其目的或者刺激其怪异想法的材料，而用不着考虑前人借此讲述的是何种语言或者传达的是怎样的观念。于是，一座新英格兰的图书馆可以用某个教皇的手臂来装饰正门，或者也可以用圣母的坟墓来装饰国际商业博览会的某个展位。

假如人们想要翻译或者改编一首诗歌，就必须首先自我浸染于诗人的语言和脾性当中，艺术家们若要进行有效的借取，就必须首先变成一个考古学家和历史研究者。由此观之，对艺术作品进行杂乱搜集，最终就只能成为一个障碍。一座博物馆越是完善地展示出文明在艺术领域的进展，并且越是能够为自身致力于解释的表达形式提供一把智识上的钥匙，那么这座博物馆的价值也就会获得相应的提升，二者之间乃是成比例的。这就是归纳。

不完善的归纳在大学也导致了同样有缺陷的管理体制。直到最近这一代人，美国的大学在实质上仍然维持着神学院时代的方法和课程。大约在1870年的时候，美国大学发生了一次扩张，这次扩张所依凭的理论乃认定事实是有内在价值的，就如同图书馆体系依凭书籍的内在价值理论而寻求扩张一样。新型大学的目标逐渐演变为传授一切，基本上没有考虑到各个知识门类之间的协调。结果只能是浪费，并造成散乱局面。不妨设想一下，有两所大学，每所大学的教学范围都覆盖了上百个专业，两个学校的专业差不多都是一样的，这很明显就是在彼此复制。相反，倘若将原来的一百个专业平均分配给两所大学，每所大学负责五十个专业，这样两所大学的教学能力就会提升一倍，且提供给公众的知识范围跟以前是一样的。由此，就不会造成浪费，而且还提升了效能。

现代大学体制所依托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大学的价值并不在于专业数量，而在于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以及大学资深的效能。我们的文明所要求的是最大限度的能量，倘若将用于提升某个专业的钱财分散在两个专业上，就不可能将能量最大化。假如没有浪费的话，美国大学如今拥有足够的资金来完成为达成一流水准所必须的一切工作。美国大学之所以还缺钱，原因就在于糟糕的管理体制。

确实，大学之间的这种复制现象层出不穷，其中最糟糕的例子乃是那种教权式先验思维造成的结果，但是，即便考虑到教派性质的狭隘，事实仍然是，各个大学并未做出努力来提升自身的效能，也没有通过理智的协作来停止浪费，这就如同实业家们之间必须进行协作，否则就会灭亡一样。美国大学甚至未能在自身内部系、科之间的教学工作上实施协作，前来上课的学生们实际上根本就不知道一门课程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究竟处在哪个位置上。然而，这方面的规划工作，至少就大学内部的系科而言，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每一门科学都已经得到了归纳，因此每个专家在任何时候都很清楚自己在整体当中的角色。假如他需要通过考察其他科学分支来扩展自己的知识范围，他可以非常迅速且非常确定地做出最具优势的选择。大学生们却是悬置在一片陌生的汪洋当中，如同失去了航海图或者罗盘的海员一样，无从确认究竟哪个院系是他真正需要的。在这方面，他没有任何向导在前。甚至历史课程通常也都是依据教授的品味制定的，同历史本身的序列根本就扯不上关系。

不妨以经济学为例。18世纪的时候，亚当·斯密颇为详尽地考察了欧洲尤其是不列颠的主流状况，之后便写就了一部作品，以令人仰慕的形态同时代境遇匹配起来，这部作品遂即获得了成功。而后，人们便致力于将这部作品所阐述的原则确立为普遍法则，但没有顾及时代境遇的变迁。再往后，就是更多的人对这些评注家们实施理论化，他们的后继者们再对他们实施理论化，一个往复循环的过程便由此建立起来，直到最后，本来是极富实用意图的商业问题完全迷失在形而上学的迷雾当中。

如今的人们在讲授政治经济学之时，都习惯于将其阐发为一种教义，颇类似于中世纪学院当中的唯名论者和唯实论者传授经学一样。然而，先验理论在经验舞台上几乎是不会发挥什么效用的。

作为一门教义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荒谬的，这就如同人们尝试以一种永无谬误的方式来传授一门如何操控股票市场的教义一样。若要在竞争中取得成功，唯一的道路就是要了解当前的境况，同时还必须具备把握机会的能力。一个共同体，比如罗马，可以通过抢劫而兴旺发达；另一个共同体，比如大不列颠，在享有矿产和实业领域的垄断地位之时，可以通过自由贸易而繁盛起来；像德意志这样的共同体，也可以通过实施出口补贴制度对竞争对手形成打击，从而获得竞争优势，蔗糖业就是如此；还有类似日本这样的共同体，则可以通过闭关锁国而获得繁荣之道，当然，只要环境倾向于这种政策路线。没有谁能够先验地确认具体哪条道路会取得成功，因为成功本身就是成功。

由此便不难得出推论，假如一个人研究经济学乃是为着特定的目的，那么他就必须从实用角度进行研究。在其他领域也都是如此。他必须学习贸易和金融的种种原则，并以之作为入门，但是这样的入门学习必须以现实的日常经验为基础，就如同士兵、海员、律师和医生在各自的职业领域所做的那样。接下来，假如他希望进行一些归纳工作的话，不妨考察其他国家在过去和当前的经验，观察这些国家的胜负之道。换言之，他可以去读一读地理、历史、考古、钱币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东西，并根据自己的兴趣拓展知识视野。那些希望借此在现实生活中赚取面包的人本应当是这么干的，但是大学并没有进行相关的知识分类。

历史学、地理学和经济学乃是相互关联的学科，并形成相互解释的格局，若单独加以理解是不够的。这些学科也可以形成相互协助的态势，毕竟，正是因果序列支撑着人们的记忆。然而，这三门学科却从未结合在一起进行传授，尽管将三门学科结合起来学习并不会多花时间，而且对学生的消耗也不会那样大。博雅教学方法有一种很怪异的观念，认为地理学显然是实用性质的学科，因此只能在军事院校或者某些技术学校得到传授。美国的任何公共图书馆恐怕都不曾依据科学原则对地图进行过搜集整理。

最后要考察的问题就是，在社会事务当中引入归纳法，将何以通过摧毁理想而对共同体产生广泛影响；毕竟，在这个过程中，理想势必是会遭受折损的。

受传统宰制之人通常都会高扬过去之事。具体到一个美国人而言，他或多或少都会暗自认定，华盛顿和杰斐逊时代的人所达成的政治真理应当作为最终真理予以接受，至少就他个人而言是这样的。以归纳方法思考问题的人，则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华盛顿和杰斐逊的工作。这样的人会将他们的工作视为18世纪时代境遇的产物，而且他们的工作同20世纪事务并无必然关联，就如同富兰克林的电力学方法同运作一台现代发动机没有必然关联一样。如今，美国据有了一个力量非凡的位置。无论是地理位置、矿藏、气候还是人民的性格，都构成了有利条件，这些使得美国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不必担心竞争对手，只要美国自身的能量不会因为物质运动所造成的摩擦而消耗殆尽。

大资本在美国积聚起来，这是因为经由大资本来实施管理要比分散的管理模式的成本更小。大资本采取了公司这一形式，那些晋升到公司管理阶层的人之所以能够崛起，乃是适者生存的结果。这个过程本身是一种自然淘汰。这个共同体的生命就在于这些MASSES当中。若这些MASSES丧失秩序，就会立刻招致同等的能量损失。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文明的状况有了它们就不会支付那么高的成本。假如我们的政治制度不适合它们的扩张和发展，那就必须对政治制度进行重新调整，否则社会的整体架构就会因为经济体系的错位而遭到粉碎性打击。美国若要维持自身的繁荣，就必须对竞争对手实施低价竞争策略，但是如果美国的行政机制产生了过度的摩擦，美国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则只不过是常用的表盘，指针在上面旋转，标示出内部机制的运动。大多数的政府以及众多的法典都会被装点得如同出自神灵。所有这一切都是转瞬即逝的，那达成目的之后仍然存活下来的则成为后世子孙的笑柄或者诅咒；这些都是应当弃之如敝屣的。

无论如何，像美国这种庞大的有机体必然会产生摩擦。在美国，资本和劳动之间是必定会存在产业摩擦的，但是保守主义则完全有可能无限制地强化此种必然的摩擦。历史当中充满这方面的例子，文明因为缺乏头脑的怠惰而遭到摧毁，比如布鲁图斯的怠惰、法国特权阶层的怠惰以及帕特里克·亨利等。一场不完善的机制调整往往会略微地提升相对生产成本，而这就足以让竞争对手获得一个优势地位。一旦国家在低价竞争中遭遇失败，悲惨境况就会随之而来。无法赚得日常生存所需面包的人们会走向革命，暴力催生混乱，混乱则催生一系列的灾难，首当其冲者就是贸易的扭曲。这也就是一些伟大城市的最终命运，比如弗兰德斯、布鲁日、根特以及伊普尔。

可资替换的其他办法是很显见的。人们可以珍视理想，而且也还可以重大利益为代价来实现理想。这也就是所谓的情感本能。或者，人们也可以冷漠态度对待政府，如同对待其他任何事物一样。

以往几代美国人都过着一种简朴的农业生活。这样的生活很可能比我们今天的生活更为幸福。而剧烈的竞争则未必就是一种赐福。我们无法改变我们的境遇。自然已经让美国置身于极为剧烈的斗争漩涡当中，程度空前。美国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经济体系的心脏，必须通过自己的睿智和力量维持自己的霸权，否则就只能去分享被抛弃的命运。这究竟会是怎样一种命运，后文会进行阐述。

博雅教育意图向人们灌输对确定标准的敬畏情感；因此，若是奉行此种方法，就必定对僵化形成鼓励，并相应地使得创新变得艰难，尤其是像美国这样一个巨大、复杂且以前所未见的速度运动着的社会。倘若科学训练能够渗透到迄今仍然为保守主义操控的领域当中，就会改变道德标准，因为人们会就此预期，只需几年时间，一场势在必然的智识变革就会到来。倘若我们为这样的调整提供便利并第一个达成预定目标，从而将竞争对手甩开，那我们就能建立优势。

接下来，本文将尝试借助归纳法来考察我们称之为帝国的行政集群的巩固和解体。同样的方法可以运用于文明的任何阶段，无论是艺术领域、文学领域还是军事领域，都可以。我所做的观察引导我做出这样的前提设定:一种环境所接受的智识激励乃是以极具统一性的方式发挥效用的，一个共同体只要在一个方向上运动起来，也就会在自己有能力获得成功的任何方向上，或者说在一切拥有成功机会的方向上，都展开运动。

本文纯粹是尝试性的，并且只是为了提供一种假设，使之成为达至更好境况的台阶。任何人，若是借助归纳法进行工作，就都不能指望自己的工作是完善的，也不能指望可以达成最终结果。这中间的原因在于，他面对的是一个无限的因果序列，而他的心灵却是有限的。如同其他的一切归纳活动一样，如果我的这项归纳工作运用得恰当且能够给其他人带来启发，也就算是达到目的了。那些随后跟进并给予改善的人，将会抛开我的这个目标并寻求更高的目标。

从罗杰尔·培根时代到达尔文时代，科学方法和科学理论一直都不受保守派的待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毕竟，科学方法和科学理论是要摧毁传统的。保守派抗拒革新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此仅举一个例子就够了，这个例子很可能也是最令人难忘的。1633年6月22日，宗教法庭在对伽利略实施异端审判之时，曾发布如下令谕：

1.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并且是不动的。这一命题乃是荒谬且虚假的哲学之论，由于这一命题明显违背了《圣经》，所以就是正式的异端教义。

2. 地球并非宇宙中心也并非不动，相反，地球乃处于周日运动的状态当中。这一命题同样也是荒谬且虚假的哲学之论，并且从神学角度或者至少从信仰角度来看，是错误的。

为了躲避刑罚，伽利略收回了自己的说法，不过他仍然低声说：“但它毕竟是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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