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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1,2,3  杨文1,2

(1.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北京,100872;

2.中国人民大学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中心,北京,100872;

3.数据工程与知识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100872)

目的/意义

厘清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发展脉络和演进逻辑，为中国特色档案学创新发展和走向成熟提供理论参考与路径指引。

研究设计/方法

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内容分析法，回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档案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零散化”走向“体系化”的发展过程及逻辑遵循，并着重考察不同时期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发展状况。

结论/发现

主要受时代变迁、社会变革、实践探索、学科演化、数字信息技术发展、科研活动等因素影响，中国特色档案学相继经历探索期（1949—1977年）、发展期（1978—1996年）、创新期（1997年至今）三个阶段。

创新/价值

梳理和分析了中国特色档案学的三个发展阶段及其演进背景、主要成就、重要影响和基本特点。

关键词

档案学  中国特色  发展脉络  演进逻辑

1 引言

中国特色档案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新中国”）成立后而逐渐产生、发展和丰富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创建起来的档案学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学”[1]，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立足中国实践所形成的，并能够反映档案现象和档案规律，指导中国档案工作实践的，具有中国特点的综合性档案学学科体系。”[2]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特色档案学在一代又一代档案学人的接续奋斗下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体系，主要表现为建立起了完善的学科体系、丰富的思想体系、科学的理论体系、齐全的教育体系、完善的课程体系、坚实的研究体系，等等。如今，中国特色档案学已经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历史，任何一门学科的兴起和发展都与其所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追溯学科发展脉络，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学科的发展历史、演进逻辑、发展前景，帮助人们加强对一门学科的系统认识。作为一门独立的揭示档案现象与档案规律的社会科学，中国特色档案学自创建以来，就无时不刻与所处时代发生着共振，历经了从“零散化”走向“体系化”的演进变革史。结合时代背景探寻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发展脉络、梳理其演进历程、把握其学科特征、分析其学科地位和作用，厘清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既“可以使学界对档案学的整体发展状况有一个全面客观的了解，也可以为档案学自身建设和发展提供一个客观的思维导向。”[3]这是探寻中国特色档案学未来发展与变革方向的必经之路。

在此之前，我国已经有许多学者主要基于对中国档案学术史分期，陈述和评价中国档案学科的建树与得失，以此研究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脉络。第一种是按照一定的时代背景和档案学自身发展程度将中国档案学划分为不同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有：三阶段划分法，即产生与初步发展时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40年代）、重构与渐进发展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完善与繁荣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4]；四阶段划分法，一种是在三阶段划分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阶段——1966年至1976年的停滞与倒退时期[5]，另一种则是图书馆学时代（20世纪30年代中叶至1949年）、苏联时代（1950—1959年）、独立时代（1960—1976年）、繁荣时代（1977年至今）[6]；五阶段划分法，即孕育时期（20世纪30年代以前）、创立时期（20世纪30年代）、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停滞与倒退时期（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恢复与繁荣时期（“文革”结束以后）[7]。第二种是按照规范的库恩学科范式理论所倡导的学科动态发展模型，将中国档案学划分为前科学时期（20世纪3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常规科学时期（新中国成立至今）、新常规科学时期（未来）[8]。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发展脉络，内蕴着中国特色档案学在不同社会和时代背景下的演进规律与特点，以上研究所述成果，不论是依据何种分期方式探讨学科发展，都对于当前人们追溯、省思中国特色档案学发展变革过程及其取得重要成就的推动力量，分析中国特色档案学科体系建设演进的内隐逻辑，发挥着重要作用。总的来看，以上关于中国档案学的分期研究主要以20世纪30年代档案学的建立作为研究起点，重点在于对其学术史的梳理，而结合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对中国档案学科发展脉络和演进逻辑的研究与探讨还比较缺乏，尤其是专门针对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档案学发展脉络及其逻辑遵循的研究成果就更为稀缺。一般而言，一门学科的产生与发展都与一定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要想准确地认识该学科，就必须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审视。为此，笔者主要以中国特色档案学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时代变迁、社会变革、实践探索、学科演化、数字信息技术发展、科研活动等因素，将中国特色档案学划分为探索期（1949—1977年）、发展期（1978—1997年）、创新期（1998年至今）三个阶段，以期通过对其演进背景、主要成就、重要影响、基本特点和发展逻辑的研究，还原中国特色档案学从探索到独立，再到相对成熟的基本脉络与逻辑，继而给予档案学未来以启迪。

2 中国特色档案学的探索期(1949—1977年)

新中国的成立掀开了中国档案事业新纪元，为中国特色档案学创建与独立提供了必要条件。1949—1977年作为中国特色档案学的探索期，主要包括档案学创建时期（1949—1966年）和停滞时期（1967—1977年）两个阶段。在该时期（主要指1949—1966年间档案学在探索中的创建时期，有学者还专门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将之称为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创建的“轴心时代”[9]），中国特色档案学应当时档案管理的迫切需要，以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培养专门档案干部、建立国家档案事业为导向，通过对旧中国和前苏联档案学理论的借鉴与吸收，摒弃了“档案学是历史学的下属学科或是历史辅助科目”的偏见，创办了档案学刊物，成立了档案研究机构，开始了档案学研究活动，初步建立了档案学教育体系、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并伴随着国家档案事业的建立与完善得到发展，完成了中国特色档案学从无到有和从依附到独立的重要转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档案事业体系的建立与中国档案工作的丰富实践为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创建提供了重要条件和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自上而下的档案管理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档案工作的基础十分薄弱，各类档案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任务繁重，缺乏档案管理制度，档案管理人才匮乏，档案管理体系格局十分混乱。面对此状，如何尽快解决好这一系列问题，建立符合新中国建设与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档案事业体系就成为最大挑战。受迫于新中国档案事业百废待兴的严峻形势和各种挑战，也为能有力扭转档案工作的这种不利局面,党中央和政务院遂做出了一系列改善档案工作的决定，主要包括：邀请苏联历史档案专家来华讲学和传授经验、成立党和国家各级档案管理机构、完善档案工作职能、制定档案制度、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档案教育体系和学科体系、培养档案人才队伍等。在此过程中，国家规模档案事业体系的建立与日渐完善为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发展提供了良机，在此基础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学科体系得以创建[10]。

冯惠玲教授指出，中国特色档案学是中国学者在汲取旧中国和前苏联档案学理论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实践不断发展完善逐步建构起来的学科体系[11]。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民国时期，中国档案学就已经产生了，其研究内容以文书档案改革为中心，以历史档案整理和机关档案管理作为研究重点，产生的档案学著作约计百余种，奠定了中国现代档案学的开山之基[12]，为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建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养分，对新中国机关档案和文书档案的管理与研究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为帮助中国建立档案事业，送给中国大量档案资料，据统计，1950-1957年间苏联共送给中国的档案资料150余种，我国翻译出版了包括《苏联机关的文书处理工作》《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苏联档案工作的历史与组织》《档案工作的理论与技术》《苏联档案史》等9种书籍，共计31万册[13]，苏联档案学著作的出版，对新中国培养档案人才的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苏联还先后委派历史档案专家米留申（1949年）、谢利兹聂夫（1952年）、沃尔钦科夫（1956年）来华讲学和传播苏联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经验。在此过程中，坚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以苏联档案事业发展模式与经验指导我国档案事业建设成为当时档案工作的重要方针[14]。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对苏联档案学知识体系的全面吸收与借鉴，为新中国特色档案学提供了一个“蓝本”与效仿的模板，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档案学教育及学科建制都是从学习苏联开始的[15]。受苏联档案事业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启迪，中国开始了建设档案学科的探索，此时的档案学科探索层次比较低，主要还是结合国情以解决实际问题和培养档案干部为导向，通过开展档案学研究，建立档案学研究机构、教育机构，提高干部培养水平。当时，这种导向的建立是国家建设与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把“培养建设干部，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作为其专项工作进行规划，十分明确地提出“国家大规模建设的进行……需要大量的忠实于祖国、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并具有一定文化、技术水平和一定业务能力的干部……目前我国的干部不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能满足需要……必须积极地培养新的干部。”与此同时，该规划还指出：“应该根据国家建设当前和长远的需要，适当地扩充科学研究机构，制定科学研究计划，以推进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高等教育建设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必须同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相配合”。作为当时国家各项事业建设发展的指南，这对当时主要以培养档案干部和做好档案整理工作为主要任务的中国档案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和中国档案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和引领作用。

195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编印的新中国最早的档案工作刊物——《材料工作通讯》（后改为《档案工作》）创刊，该刊物对开展档案学研究和提高干部业务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该刊物从第3期（1951年末）开始，开展了档案与资料区分问题的讨论，刊登了“曾三、裴桐、李光、吴宝康、黄勋拔、冯乐耘等人，以及河北省委办公室档案资料科、浙江省委秘书处等机关”[16]对该问题的相关研讨文章，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档案学研究的开端[17]，中国特色档案学开始在档案学术研究中摸索成长；同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科为培养档案人员开设了档案资料专修班，但因缺乏新教材，该专修班不久即停办。1952年7月1日，中共辽西省（后并入辽宁省）省委举办“档案工作短期研究班”，为我国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档案教学和采用多种形式培养档案干部提供了有益经验[18]。为了培养档案干部以更好地适应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需要，1952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创办的档案专修班开学，在专修班基础上成立的档案教研室代表着新中国第一个档案高等教育机构的诞生；1953年7月第一期档案专修班学生毕业，同年，档案专修班升格为档案专修科；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在档案专修科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历史档案系，吴宝康教授担任首任系主任，他于1956年5月14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介绍我国新设的历史档案专业》的署名文章，文章中指出：“档案学是一门新的科学……它主要是研究党与国家档案工作的发展历史及其组织，研究收集、整理、鉴定、编目、保管、统计、利用、科学出版等工作活动中的理论方法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的任务就是为党和国家档案馆以及档案管理机构培养档案学的高级专业人才”[19]。从其办学的层次看，以1952年一年制的档案专修班为起点，1953年将其扩大为专修科，1955年开办本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的成立对全国档案教育和中国特色档案学科的创建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标志着档案学科建设历程的开端。如今，回顾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对新中国特色档案学科的创建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以吴宝康教授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师生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创建档案学科体系的先锋队。1956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提出：国家档案局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对档案学及其他辅助科目，应该加强研究工作，以提高科学水平。该文件对推进档案教育体系建设、开展档案工作研究、丰富档案学研究内容及其学科体系起到了积极意义。

然而，从严格的国家学科建制层面来看，中国特色档案学得以正式确立的标志是国家的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对其从“官方”层面的确认，至此档案学正式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门独立学科。1956年6月11日，档案学作为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的十五个学科代表之一，参与了《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的讨论，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制订的第一份全国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该规划把档案学同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并列为十五个单列学科之一，明确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以及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知识部门的发展和繁荣为重点，明确了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各种措施[20]。该规划不仅对于确定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地位的意义毋庸讳言，而且对于档案学建设与发展方向起到了指引作用——自此之后，中国特色档案学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正如吴宝康教授所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研究档案学及其各科目的过程，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我国档案工作的历史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21]“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研究档案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档案工作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这是把我国档案学建设成为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档案学的关键所在”[22]。

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有自己的特殊使命。档案学作为一门已经独立的学科,也必然有自己的研究任务。中国特色档案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所面对的是一项处于改革与发展中的档案事业，因此人们在对已有档案学进行研究的时候，究竟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先研究什么，后研究什么，总是有选择的，而这些选择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23]。根据新中国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的档案事业的需要，当时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基本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认识和揭示档案的本质和特征的基础上,总结国内和国外历史的和现实的档案工作实践经验,发现档案工作规律,提出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档案工作理论、原则和方法,继而服务于档案工作实践,促进档案事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广泛的档案工作知识和经验积累，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师生为代表的档案学界基于对档案工作现状的认识，一方面赋予档案学以特殊的中国特色，另一方面结合中国实际研究档案学理论，围绕档案的形式、本质、作用，档案学的概念、性质与内容，档案工作的起源、历史、矛盾和规律，档案室工作与档案馆工作的内容及其关系，档案管理的环节与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研究，对档案实践进行高度的理论抽象与概括，并产生了《文书学》《中国档案史》《档案学基础》《档案学理论与历史专题讲授提纲》《档案管理学》《文件材料保护技术学》《档案管理法》《历史档案整理法》《档案学基础》《科技档案管理学》等兼具著作和教材性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24]。这些教材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特色档案学科体系的基本内容。此后，中国特色档案学建设步入正轨，档案学的各分支科目开始逐步建立并完善，最终在60年代中期形成了以档案管理学、技术档案管理学、文书学、档案学概论(档案学基础)、中国档案史、世界档案史、档案保管技术学、文献编纂学(文献公布学)等诸多科目为核心的档案学科体系[25]——一个由多门分支学科组成的现代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初步完成。然而可惜的是，还未等中国特色档案学地位稳固，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爆发就给正处于探索期的中国特色档案学以毁灭性的打击，随着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被并列打成“档案界的三家村黑店”，曾三、裴桐、吴宝康被打成“三家村黑店的黑干将”，中国特色档案学便陷入了长达十年的停滞时期。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日益建立起来的档案事业体系和开展起来的档案实践活动，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档案学创造了无限的源泉。总的来看，这一时期中国特色档案学需要直接面对档案管理的实践活动，其“应用学科”特征十分明显，主要以培养档案干部、解决档案管理中一些具体的实践问题和基本的理论问题为目标，并开始把中国档案工作的实践经验逐渐上升为系统化的档案理论学说，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基本概念、范畴与命题，初步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与档案学理论体系。尽管中国特色档案学在“文革”时期遭到严重破坏而陷入停滞，但其在“文革”结束后得以迅速实现恢复与发展的“火种”却并未被熄灭。

3 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发展期(1978—1996年)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下简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召开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以下简称“改革开放”）的实施，使国家档案事业的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工作方针和基本任务得到了修正与明确，这成为中国特色档案学得以迅速恢复与进入发展期的重要标志。正如冯惠玲教授所言：改革开放大势是档案学科发展的大背景、大动力，给予了档案学人创新学科、繁荣学术的开阔思维和变革勇气，为档案专业格局扩展、质量提升提供了直接条件，为档案专业教育提供了巨大的需求和广阔的发展空间，让档案学人有可能面向世界,走上国际学术舞台。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档案学科的今天，我国档案学科的二次创业幸运地与国家改革开放进程相同步[26]。由此可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召开和国家改革开放对中国特色档案学的重要影响。以1978年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为起点，截至1997年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在中国北京的成功召开，该时期的中国特色档案学伴随着国家档案事业的恢复与发展迸发出空前活力：档案学研究内容和领域得到了极大拓展，研究活动日渐繁荣，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成果迅速增多，覆盖本科、硕士、博士的档案学教育体系得以建立，中国特色档案事业与档案学的国际影响日益增强，中国特色档案学思想体系、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较1978年以前更加的丰富和完善。在此基础上，关于中国特色档案学是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人们对其认识也逐渐从模糊变得更加清晰——中国特色档案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国家档案事业建设实践为基础，批判地继承我国档案学的历史遗产，借鉴外国档案工作的有益经验和档案学理论，有选择地吸取相关学科的知识，在曲折发展的道路上，按照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27]。

改革开放初期，档案学最为重要的任务是尽快实现恢复和步入发展正轨。1979年5月16日至19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举办了“文革”以来第一次有中央和地方档案部门负责同志和档案工作者参加的档案科学讨论会，全国共七百多人参加了此次会议，这次会议肯定了“文革”前档案工作的成就和“以利用为纲”的档案工作方针的正确性，对如何把档案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以及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等基础工作与利用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28]。这次会议开辟了“文革”后档案学研究的新园地，为改革开放初期档案学的恢复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档案学发展规划，既为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建设与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档案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动力。1978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办公室召集在京档案界人士召开座谈会，成立了“档案学规划小组”，并在会后起草了《档案学八年(1978～1985)规划的初步设想》；同年4月，党中央批准恢复中国人民大学及其原有各系，历史档案系也同时正式恢复；同年9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议提出的《哲学社会科学八年（1978～1985年）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将档案学列为重点学科之一。1982年，国家制定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专门把“哲学社会科学教科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社会科学各卷和各种辞书、工具书的编纂，古籍和历史档案的整理”作为规划期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并明确提出要加强档案学研究。此后，在“六五”“七五”“八五”计划期间，国家档案局也都在相应发展计划中制定了档案学研究规划，对全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发挥了指导作用。譬如：1983年4月，国家档案局印发《一九八三至一九九〇年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把“发展档案教育，抓紧进行档案理论与技术研究”作为规划期内的重点工作，同时计划在中国人民大学建成档案学院，编写档案教材。1986年9月，国家档案局出台的《档案事业发展“七五”计划（1986—1990）》明确提出：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把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办成我国高等学校档案教育与研究中心，在每一个大区选择一所大学，逐步建立独立的档案学系；开展档案学的科学体系及其分支学科研究，建立和完善档案学的科学体系等。这些关于档案学和档案工作的发展计划（规划）为该时期档案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目标指引与政策保障。

随着档案学教育和研究工作的恢复，中国特色档案学在1980年以后呈现出全面活跃和空前繁荣等特征。从档案学科教育体系来看，自1978年4月恢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至1995年广西民族大学开始招收档案本科生，该时期我国共有26所高校开办档案学本科专业[29]；自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开始招收第一届档案学硕士研究生至1995年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招收档案学硕士研究生，该时期我国共有6所高校招收档案学硕士，其余四所为杭州大学(1987年)、四川大学(1987年)、中山大学(1993年)、苏州大学(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在1993年获得档案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1994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博士研究生；至此，覆盖本科、硕士、博士不同层次的档案高等教育体系得以建立，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为档案学科的丰富与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正如吴宝康教授所言“我们是随档案教育的发展而发展档案学的。这是中国档案学的一个特点”[30]。

从档案学的研究队伍和研究平台来看，中国特色档案学研究团体、机构和学术杂志的涌现为档案学提供了学术交流平台，极大地促进了档案学研究活动的开展和档案学科的建设与发展。1980年以后，中国档案学会（1981年）和全国各地、各专业档案学会相继成立，其会员遍布全国各级档案部门和相关高校，为开展档案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和社会服务活动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从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及成果来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20世纪80年代，为更好地服务国家档案事业建设发展需要发展档案教育和培养档案专业人才，此时的中国档案学研究主要受到了《关于全国档案工作会议的报告》（1979年）、《关于开放历史档案的几点意见》（1980年）、《全国科学技术档案工作会议的报告》（1980年）、全国档案工作会议（1982年）等政策和相关会议的影响，重点以逐步实现档案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目标，研究内容集中在档案工作基本原则、档案全宗、档案学科性质、档案教育与人才培养、档案管理体制、历史档案的开放、专门档案管理等问题层面，建立了以管理为核心的档案管理理论，该阶段代表性成果是吴宝康教授撰写的《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该书是我国首部研究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及历史问题的专著，对我国现代档案学的发展深具影响意义”[31]。

二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档案事业进入改革和发展的高潮，这直接导致中国档案学面临新的发展环境，即1983年国家档案局制定的《一九八三至一九九〇年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把发展档案教育和开展档案研究写入其中；1984年，邓小平给《经济参考报》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激发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高潮，从这一年起，为适应我国档案事业改革和发展战略的需要，档案学被放入到整个社会系统中,从传统的档案管理迈向信息管理发展的新阶段[32]；1985年发布的《关于调整我国档案工作领导体制的请示》，深刻地阐述了档案工作的管理体制、性质、作用和地位，指明了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对档案学研究和学科建设起到了指引作用；198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标志着我国档案事业从此进入了依法管理的新阶段，档案工作由此进一步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与支持，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档案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更加稳固，在档案学学科发展史上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同时，这一时期，我国全方位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外档案学术得到了交流，尤其是自1980年我国正式加入国际档案理事会和参与国际档案交流以来，外国的文件中心理论、档案全宗理论、鉴定理论、新型载体档案保护、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电子文件管理理论等陆续传入我国，为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的丰富提供了新的视角。以上种种情况对档案学提出了新问题和新要求，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内容较20世纪80年代初有了更大程度的拓展，其主要包括：档案的价值与作用、档案学科体系、档案学研究方法、档案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档案法规建设、科技档案管理、档案管理现代化、档案信息资源管理与开发、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外档案学的比较等方面。1986年，国家教委和国家档案局在长春举办了首期全国档案学研讨班，较为集中地对档案学学科体系进行了探讨。1988年，由吴宝康教授主编的《档案学概论》正式出版，它奠定了我国档案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这一时期，中国特色档案学已经建立了包括理论档案学和应用档案学两大层次的档案学科体系。根据吴宝康教授1986年6月10日给湘潭大学1984级档案班学员的讲话可知，理论档案学主要包括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学史（中国档案学史、外国档案学史）、档案事业史（中国档案事业史、外国档案事业史）、档案法（学）、档案术语学、档案史（普通档案史、科技档案史），应用档案学包括档案管理学（普通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特殊载体的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史料学）、档案技术应用学（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缩微复制技术、电子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现代通讯技术应用、最新技术应用与研究）[33]。这些新的中国特色档案学分支学科的一一出现，为当时档案学界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继而为中国特色档案学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三是在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随着中国特色档案学科体系的丰富，档案界的学科建设意识开始觉醒并得到加强；另一方面，国家档案局在《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中提出要坚持“档案科研为档案事业服务，档案管理水平的提高要依靠档案科研”的方针，加强档案理论研究和科学技术研究，同时要为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的召开做准备。在此背景下，档案学的体系结构、研究方式方法和研究的重点都在进行改革，档案学的发展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效益，档案工作发展的基本规律，外国档案工作等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此外，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管理技术在档案部门得到了普遍应用，带动了档案学对电子文件管理和档案现代化管理研究[34]。在这一时期，中国特色档案学建设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主要表现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学》卷、《档案学词典》《中国档案年鉴》《档案工作全书》《档案保护技术实用手册》等一系列档案工具书相继出版；能够代表中国特色档案学新兴学科的《档案馆学》《档案统计学》《档案法学》《档案目录学》《档案社会学》《档案分类学》《档案文献学》《档案利用学》《档案经济学》《档案学论衡》等10本专著相继问世，这些著作开拓了档案学10个新的领域[35]。然而，20世纪90年代最能代表中国档案学成就的是1996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共有来自130个国家、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2662名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充分表明我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在国际档案界的影响和地位日益扩大和提高，这次会议对于中国档案学研究最重要和最明显的影响是促进和扩大了档案学研究的开放性态势[36]，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和达成的共识使我国档案工作者深刻地认识到我们要主动去认识世界和让世界了解我们的必要性。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在发展档案事业和完善档案教育体系过程中建立的档案学研究体系和学科体系对档案实践具有了科学的解释力、指导力和预见力，而中国特色档案学有了确定的指导思想和研究对象，并且其“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开始体现出与社会发展和学科自身发展需要相契合的特点，档案学学科的独立性与延展性加强”[37]，档案学科体系建设和档案学研究逐渐走向科学化、系统化、计划化，以理论档案学和应用档案学为核心的档案学体系基本成型。至此，中国特色档案学实现了从小到大，从“零散化”到“体系化”的重要转变。

4 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创新期(1997年至今)

一门学科在国家学科、专业目录中的层级位置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该学科的社会地位，甚至也可以作为一门学科地位发展提升的一个标志[38]。1997年是我国档案学学科属性发生变化的重要时间节点，这一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颁布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该文件把档案学放入到“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这个变化标志着“档案学”正式从历史学科门类跨入到管理学门类。此次学科归属的变化确定了档案学的管理学属性，这极大地拓展了档案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层次，也为加强学位点建设提供了身份依据。与此同时，自20世纪末以来信息时代的到来和数字信息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拓展了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和范畴，其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具有复杂化和综合化的特征，这就要求档案学研究作出相应的回应以使档案学理论、档案工作实践、档案学科建设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丰富与完善。以此为起点，中国特色档案学进入了创新发展期。

在这一时期，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信息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档案管理的理念、手段、方法和规则，进而对档案学思想、理论产生了冲击，使整个档案学正经历着本学科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和发展[39]。一是电子文件管理成为中国特色档案学科体系的新科目。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尤其是自冯惠玲教授于1997年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对电子文件问题开始系统研究起，我国学者就展开了电子文件管理方面的研究与探索。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研究人员在1999年加入了“电子文件真实性永久保管国际研究项目”，该项目具有十分强大的国际号召力和影响力，主要以为国际组织、国家和机构制定有关长期保管电子文件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标准规范提供指南为使命，中国在正式加入该研究项目之后，也为之做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中国档案界与国际档案界对电子文件问题的交流。此后，随着社会各界对电子文件相关议题的深入研究，关于电子文件管理的相关领域和问题，日渐成为我国档案界创新档案学理论、开展档案工作实践、拓展档案学科体系的焦点，如《电子文件管理》成为中国档案学科体系的新科目，中国人民大学发起的中国电子文件管理论坛成为国内探讨电子文件管理议题的高端智库和平台，以冯惠玲教授为首的中国人民大学电子文件管理研究团队受到国际档案界的广泛关注，以电子文件管理为核心的档案管理理论不断丰富和拓展，如电子文件的管理机制、体制和战略，电子文件单轨制和单套制、电子文件长期保存等。

二是档案学对多个学科的借鉴与融合趋势得以加强。一方面，档案学与同属一级学科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的交叉融合趋势日益明显。信息技术带来的许多新问题，迫切需要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集合起来，发挥学科群体优势,共同对这些新问题进行联合攻关，从而促使了档案学、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研究出现了交叉与融合[40]，并因此有了更多共同研究的新领域，促进了“图情档一体化”；另一方面，自从档案学被划归为管理学科后，档案学与本一级学科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之外的学科的交叉、渗透日益明显，哲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管理学、政治学和信息科学等学科理论、方法和技术开始从多个侧面切入档案学的研究内容，使得档案学学科发展得到横向拓展与纵向拓深[41,42]。这种档案学与其他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诱发了档案价值论、档案文化论、档案信息论、档案法治论、档案与社会记忆、数字记忆、数字人文、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等一系列研究领域和议题。其中数字人文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学科，中国人民大学已经融合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历史学院、国学院、艺术学院、法学院、环境学院等师资队伍，将数字人文作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下自设的二级学科，并计划于2020年秋季进入招生目录[43]。

三是数字环境下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迭代与演进迫使档案工作进行变革，在此背景下，随着信息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深度应用，以及社会治理与档案工作紧密结合，导致档案工作走向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档案管理现代化，极大地拓展了档案学的研究范畴，尤其是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技术与档案工作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档案工作从信息化、数字化快速走向数据化、智能化与智慧化，对档案工作的环境、理念、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档案工作正在经历一个从接收保管纸质档案到接收保管电子档案，从管档案实体到管档案数据，从手工操作到信息化智能化操作，从档案资源分散利用到联网共享的变革过程”[44]。在此背景下，几乎所有的信息技术都与档案的生成和管理直接相关，而档案和档案管理社会角色的变化必然映射到学科定位与知识体系中[45]，从而引发档案学研究对象的拓展和档案学科体系的扩张，如数字环境下的社交媒体和网页档案管理、数字档案管理、数字档案馆、智慧档案馆、档案数据治理等正在成为档案学科关注和探讨的新内容。

四是档案管理体制改革为档案学发展注入活力。2018年，我国开始推进档案机构改革，档案机构改革后基本实行“局馆分立”模式，这既为档案事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新的要求，也为档案学研究提供了许多可供探讨的议题，必然也会对档案学教育体系和学科体系建设带来影响。

五是依法治档思想理念的提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修订实施，对档案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2020年6月20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颁布，成为我国档案法治建设进程中新的里程碑，这不仅是档案工作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也是档案事业走向依法治理、走向开放、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此次修订增加了包括档案信息化建设、档案安全管理、档案公共服务、档案开放利用等许多新内容，丰富了档案学研究对象和内容，对学科建设具有拉动和支持作用。

六是档案高等教育体系的完善和研究力量的壮大为档案学科发展提供了动力基础和人员保障，从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体系和学科体系建设情况来看，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现有34个档案学本科学科点，31个硕士学科点，9个博士学科点，3所全国档案学科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所国家级重点学科单位，2所国家级特色专业单位，4所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单位；从研究情况来看，1996—2019年，档案学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计316项；另外，据冯惠玲教授团队不完全统计,1996—2018年间（缺少2003年和2004年的数据），全国各高校教师出版专著525部,教材398部,发表论文11600余篇[46]，以上这些为档案学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七是档案国际交流活动的开展为国外档案知识体系传入我国提供了条件。一方面，我国一些档案学者接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赴外国留学（访学），他们回国后把国外的档案知识体系带回国内，促进了国内对国外档案学的了解与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我国档案学科体系的补充和完善；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档案学者参与国际档案交流能力的增强，他们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既向外展示中国档案学优秀成果，也积极吸收国际档案学优秀成果，促进了国内档案学与外国档案学的互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建设与发展。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特色档案学深受档案事业内外部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影响，尤其是伴随着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数字信息技术与档案工作的深度融合，档案体制改革和档案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档案学教育体系和研究体系的日益完善，中国特色档案学不断在变局中打开新局，其研究视野更加宽广、研究领域更加广泛、研究视角更加多样、研究议题更加丰富，“一些全新的观念和方法正在生长……档案领域丛生的新问题强力激发着档案细胞、组织乃至肌体的不断进化”[47]，档案学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在整体上实现了由弱到强的转变。

5 总结

从中国特色档案学的演进历程来看，其历经探索期、发展期、创新期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特色档案学在这些阶段的交替更迭过程中，伴随着档案现象的发展变化和日益丰富，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出现，进而促使中国特色档案学从产生初期的单一学科，逐渐演变成一门屹立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之林的由多门分支学科组成的综合学科体系，真正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转变。作为一门应用性比较强的学科，中国特色档案学在其创建、完善、走向繁荣的过程中，直接面对档案管理的实践活动，既受到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影响，也受到国家战略和法规政策的指引；既有来自档案工作环境变化和档案工作实践发展的推动，也有档案教育体系完善和档案研究体系丰富的支撑。总的来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阐释并解答中国档案事业改革与发展的现实问题，在档案实践推动理论创新、理论指导发展进程中，不断完善中国特色档案学基础理论、基本框架，是建立中国特色档案学思想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关键之所在。

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档案学仍需继续深入探索、创新和发展。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人类历史上最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48]。这给中国特色档案学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随着档案工作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支撑作用越来越明显，我国档案事业正在从高速度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此中国特色档案学也要与此呼应，要立足国内和国际两个视角，既要回顾发展总结经验，又要面向未来关注新动向新实践和服务新目标新需求，“注意国际国内档案学以及相关学科发展的新动向，吸取其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49]，有计划有目标地在巩固已有学科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分支学科，从而实现中国特色档案学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本文原载于《图书情报知识》2020年第5期68-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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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版编辑 | 姚志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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