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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青1  周小康1  丁晓蔚2  胡桓3  张玉4

(1.南京财经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南京,210023;

2.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南京,210023;

3.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南京,211800;

4.合肥市节能监察中心,合肥,238000)

目的/意义

对我国情报学在新时期的学科发展方向和特点凝练等问题给出了包括价值定位、必要性和具体内容的完整说明。

研究设计/方法

从情报学研究内容的历史发展角度，结合文献整理和理论分析，厘清了情报学以决策需求驱动为主的研究方向规划和以国家战略服务为导向的新发展点设计。

结论/发现

情报学研究内容应该主要面向国家战略层面和社会应用层面，充分体现情报学的交叉型应用型学科特点，以形成一个跨学科的“大情报”学科体系，也有利于培养情报人才的全情报能力。

创新/价值

从学科发展历史的角度，系统阐述了面向国家战略层面和社会应用层面的情报学研究方向设计，并对相关具体研究内容做出了详细说明。

关键词

情报学 学科研究 战略服务 决策需求 社会应用

大情报 学科发展

1 引言

面对着尤其来自于互联网上大规模海量异质数据资源处理分析的现实需求，情报学研究内容早已经开始和其他相关学科发生着不断加深的融合，比如在研究技术和方法方面，情报学借鉴了大量信息技术类学科的研究内容，尤其是大数据挖掘分析等[1]。在应用领域方面，情报学界广泛吸收了来自于管理学科等其他一级学科研究的关注点，在诸如企业竞争情报（工商管理学科）、政府情报管理（公共管理）等领域都进行了大量的应用结合，甚至还催生了一些面向特定重点领域的情报学研究点，如公安情报学等[2]，并反推相关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这些都使得情报学的发展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形态。事实上，也只有情报学深入推进各门类学科与情报学之间多方式、大跨度的广泛交叉，才能建设多元开放、互动协同发展的学科生态群[3]。

2 情报学学科研究体系的构建

情报学自身学科发展与其他学科的广泛交融性导致了情报学学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不同时期研究体系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情报学理论问题的探求，是为更好地区分情报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同，寻求情报学学科的准确定位，完善情报学学科体系建设，促进情报学健康发展[4]。我们站在新的历史发展关口，有必要重新梳理和设计新时代符合社会需求的情报学学科研究体系，并在新的社会需求应用场景中将情报学做好做强。

这里我们要强调两个方面的基本原则：

一是坚守情报学自身研究的特点。事实上学科是理论知识专门化、精细化的产物，而理论体系反过来又可以维护学科的稳定性和专一性。学科理论体系研究只有固守学科的疆界，严守不同理论体系之间的区划，才能确保学科自身的独立性。因此，在学科研究体系的设计上，我们要坚持自身学科的属性特征，不刻意迎合尤其是一些较新的热点而随意改造自身理论体系，同时保留多学科研究的特性，勇于接受多学科的渗透与融合，强调学科研究内容的丰富，这个可以看成是学科理论体系研究中“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

二是保持学科开放性，需要不断借鉴、汲取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我们应当看到，学科自身也在不断的融合发展，甚至很多较新的学科本身也是知识高度分化发展后交叉融合的产物[5]。如果还是站在传统的角度来了解和预测未来的情报学学科研究内容，将会不可避免的产生偏移。我们只有广泛了解现有最新信息技术在情报学领域的应用，探索已有理论和方法的新变化，归纳提取不同领域与应用场景中所使用的情报学研究内容，才能更好的识别出情报学研究的特色和定位[6]。事实上，目前已有的情报学学科体系构建不仅内容庞杂，而且也远远落后于情报学研究的实际发展情况。这一点也可以从情报学科学史的发展能看出来，如同整个情报科学的研究一样，情报科学史研究起步也晚，并且晚于情报学其它理论基础与基础理论的研究[7]。

3 我国情报学研究内容的历史发展

最早的情报学研究内容提法是1970年美国萨拉塞维奇在《情报科学引论》给出的观点，他认为情报学是专门研究人类交流现象和交流系统特性的科学。这种定义高度抽象了情报获取过程中技术、方法和应用领域的细节问题，把重点放在了信息交流这个本质问题上来。在1983年严怡民在我国第一部正式情报学教材《情报学概论》中也表达过类似的提法，他认为情报学研究对象是普遍存在着的社会现象的情报和整个情报交流活动。类似的提法还有哥夫曼的情报传染理论、费桑的微观情报传播理论、维克利的情报传递理论、丰成君的“信息栈”与信息交流对数变换理论等。直到今天，信息交流理论一直都是我国情报学界的主流研究范式。

我国早期情报学的应用研究也主要围绕着科学交流领域，这主要是深受苏联相关研究的影响。如1976年前苏联情报学家米哈依洛夫在《科学交流与情报学》中就认为情报学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交流理论，严怡民也认为情报学是专门研究科学情报的构成和特性，以及研究科学交流全过程的规律性的科学学科。这里我们要回答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早期情报学要选择科学交流作为主要应用研究内容？

我们认为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从当时信息交流、情报获取的途径来看，限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水平，主流的科学交流媒介依然还是以传统文献，甚至以纸质印本文献更为常见。由于没有互联网，人们进行消息传递，尤其是国际间的信息传播，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文献信息资源的获取和利用，而在这些文献当中，往往反映最新科学研究成果的学术文献和数据文献更受到关注；第二，从动机来看，由于没有互联网，一般社会企业还没有可能利用网络来传播商业信息，政府和科研机构掌握了以文献为主要载体的信息传播控制权，而对于他们而言，这种科技信息的获取和国家情报服务、科技情报服务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些都构成了情报学在早期主要关注科技情报交流的主要原因。

因此，我国当代的情报学主要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科技情报转型而来。尽管核心理论使用到情报的基本概念，但是更多偏向于信息（Information），解决的应用问题主要围绕着信息与社会、信息与服务、信息与学习三大范畴[8]。相应的人才培养也转向了为信息分析、信息服务提供人才。不可否认，这些也代表着那个时代对情报服务的现实社会需求，但是它确实已经背离了传统情报学研究内容[9]，尤其是远离了与国家安全管理相关的情报（Intelligence）概念[10]，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情报学学科方向的偏移，并在和图书馆学、管理学等学科交融过程中，更表现为学科特征的遗失。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情报缺失的中国情报学”[11]。

因此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当前情报学研究内容主要仍然还是侧重于信息相关的内容，这一点也可以从当时的研究理论总结看得出来[12]。比如Ingwersen在1992的《情报学概念》一书中提出的情报学学科架构主要包括文献计量学、信息管理、信息检索系统设计和信息检索，从中依然可以明显看到信息技术的深刻影响[13]。即使进入二十一世纪，仍然可以按照二十一世纪前后信息技术方法的不同，将情报学研究分为以信息处理与检索的信息管理为主的情报学研究阶段（二十一世纪前），以网络信息资源建构与服务平台建设为主的情报学研究阶段（二十一世纪后）。

具体来看，很多学者都尝试对我国当前情报学研究内容做出更为准确的总结和阐述。有学者按照情报概念的演变，提出了情报学研究内容从最早的军事情报，逐渐发展到文献情报、科技情报（小情报观）、竞争情报、社会情报（大情报观）、知识情报（信息情报）等，其中还夹杂着产品情报、经济情报等情报观[14]。再如著名学者钱学森先生就于1983年指出情报科学研究内容可以划分为情报搜集、情报存储及检索、情报分析，初步勾勒了情报学理论体系[15]。这种思路开创了后期我国情报学学科研究一直按照情报处理流程来进行划分，即情报搜集、存储、检索、分析等。正如情报学中的系统理论派所认为的那样，从多学科的系统角度研究情报以及展开情报学研究十分有益，甚至于可以考虑情报学专业的学生至少具备某一门其他学科的专业背景，以更好的适应多学科研究和应用的现实需求[16]。目前，主要的情报学研究内容集中在三个方面，即以Information为代表的图书情报学范式、以Intelligence为代表的软科学范式、基于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的管理科学范式，这仍然高度体现了多学科交叉的特点[17]。有学者认为我国情报学学科研究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一是情报理论与方法，二是信息组织检索、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信息系统、信息咨询、竞争情报、数字图书馆、信息经济、编辑出版的应用技能，三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数据库等技术，四是信息政策、信息法律、知识产权等管理类技能。从中可以看出，情报学主要与信息技术类学科、图书馆学、管理学科关系较为密切[18]。有学者在2016年以CSSCI数据库中图书情报学领域的17种期刊在2009—2013年间所发表文章作为基础数据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指出我国主要情报学研究内容集中于信息系统基础理论与方法、知识管理与服务、企业竞争情报、期刊评价及热点发现、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问题及技术问题、语义网等内容，从中仍然能看出基本研究领域内容变化不大[19]。在较新的研究中，有学者利用2017—2019年CSSCI来源期刊发文数据进行统计，发现国内情报学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社会化媒体研究、大数据环境下的情报学发展研究、计量学与知识图谱研究、网络舆情研究、智库研究、情报学学科研究、科学评价研究、安全情报学研究、开放政府数据研究等。有学者统计了2014—2016年间美国iSchool院校的研究热点，发现主要涵盖9个研究领域，包括信息系统和服务的设计与评价（19%）、信息技术与行为（13%）、知识、信息组织与信息检索（10%）、数字人文与数字图书馆（11%）、数据管理、数据挖掘与数据分析（10%）、网络信息安全与隐私（5%）、健康信息学（6%）、图情人才教育与培养（4%）、交叉领域（22%）等，其中交叉领域的占比最高[20]。然而，这些高度分散的研究内容设计仍然没有改变对信息相关研究领域的侧重，这仍然使得现代情报学科无法和其他学科形成明确的界限，同时，对传统情报服务的重视和利用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恢复。

当然，情报学所面临由于新时代发展要求带来的变局，并非只有我国独有，在国外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美国情报学界也存在着LIS（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和IS（intelligence studies）两大学派[21]。美国情报学界也在积极探索如何在新的复杂环境下进行以情报理论体系构建为主要内容的情报学改革[22]。2018年美国情报学界还曾组织过一次“发展中的情报理论”的大讨论，也认为欧美情报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有限，情报问题局限在安全情报领域，情报定义缺乏统一，情报循环模型已经过时等问题[23]。但是和我国情报学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国外情报学并不完全侧重于信息研究，相反，面向国家安全决策服务的传统情报学研究却试图走向外部，和我国情报学研究开始考虑和国家安全决策服务回归形成有趣的两种互补形态。

4 我国情报学研究方向的重定位

4.1 以决策需求驱动研究方向设计

专业社会需求发生变化是时代的必然，对于任何学科都会存在类似的发展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变局中，人们是否还能把持住专业的核心问题和研究领域，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建立新的学科体系框架以容纳传统衣钵和新兴内容的现实要求，这显然需要相关学科学者和国家决策层面做出必要的响应。对于情报学而言，建立大的情报观适应高速信息化发展的社会需求也是应有之义。

从总体上看，情报学研究内容的变化不仅体现在传统研究内容的更新上，而且还表现在研究内容的扩展和创造。比如在文献计量学方面，传统分析强调在某几类数据库中进行学科领域的相关分析，但是如果放到互联网环境下，我们将某几类数据库数据扩展到网络环境下的所有相关数据，就会产生新的研究方式和研究发现。再如个人隐私保护问题，在大数据时代，相关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都获得巨大的提升，相关信息政策、法律法规和社会伦理层面的研究都形成了新的研究方向，这些也构成了现代情报学与其他学科跨界合作的新领域[24]。

可以认为情报学具有横断性学科的特点，所谓横断性学科是指其研究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领域和方向，往往涉及到很多学科共有的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依然体现了早期人们认为情报学学科兼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特征的特点。科技情报学、军事情报学、安全情报学、经济情报学、医学情报学、农业情报学等则可以看成是情报学在不同学科的应用结合[25]。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很多自然学科甚至社会学科都开始不断强化以数据为支撑的量化研究，呈现出数据密集型和数据驱动型研究特点。但是对于数据处理分析本身往往需要较为专业和专门的学习，数据处理分析的程度也显然极大影响着最终的处理效果。同时，这些不同学科所面临的数据处理分析任务并不仅仅表现为单纯的数据处理分析，否则就成为了专门从事数据处理分析的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等专业。相反，它们更需要将数据处理任务和相关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国家层面的战略管理问题相结合，以任务目标和实际应用为最终价值体现。这就构成了以数据信息为处理对象的情报学的研究内容，情报学也正是为了解决这种问题而应运而生的学科，从早期的纸本文献到电子信息再到网络信息，情报学一直致力于填补不同学科处理数据和应用数据的现实鸿沟。到了大数据时代，这种情况随着大数据资源应用的不断加强而愈演愈烈。可以这样理解，大数据也客观上促使现代情报学必须要结合大数据转型来深入结合当代学科研究的现实需求和应用特点。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数据处理分析任务都与情报学相关，广义上的数据处理分析任务应该与数据科学、信息科学关系更为密切，情报学的早期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侧重这一应用结合的特点，但是这样就会导致淡化情报学自身的特色建设。相反，面向社会商业市场的决策支持和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支持构建的现代情报学科体系更是一种决策需求驱动的情报体系。

4.2 以国家战略服务为导向

情报学有地域性，根据不同国家的战略服务目标，情报学研究也会融入地域的特色，如前苏联的情报学家米哈依诺夫在《科学交流与情报学》强调情报学研究主要涉及采集、收集、组织管理、传播等内容，尤其是关注以科学家为主体的非正式情报交流，不改变传播的内容只优化信道体系，以建立完善的国家级信息资源传播体系为核心目标。如此相对，美国的情报学研究更多强调具体研究实践的参与，重视对科学决策以及科学研究的影响和支持，在技术层面重视情报组织与检索利用，同时在国家安全战略服务方面也形成了诸如兰德公司为代表的一大批情报机构，智力型产品及其驱动的智力型活动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挥利用。而日本和美国类似，不过更强调商业领域的情报服务工作，尤其在电子以及新兴科技产业领域，借此日本很快就超越了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26]。

事实上，我国建国后科技情报事业曾经发挥过情报学的实践参与和决策支持的作用，但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情报学科改名为标志，信息经济以及知识经济带来的广泛社会信息化需要信息管理专业的技术管理类人才，我国情报学研究开始发生极大的分化。国家此时也适时放开了对科技情报工作的管理和应用，取消了原有的很多政策支撑和财政倾斜，允许这些相关服务机构自由开展适合市场需求的更多服务类型。这导致了情报学科定位趋向于多元化，尤其受到来自于市场经济发展产生的现实需求影响，信息化管理、图书馆资源数字化等内容逐渐取得了更多的关注。由于没有统一的目标和过度迎合社会市场需求，导致相关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非常分散，缺乏整体性的设计和规划。情报学具有社会科学的属性，因此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最大之处就是不能将其中的部分分割开来研究。因此，今天重新探讨我国情报学研究内容和发展方向定位，就需要凝聚分散的学科研究内容，立足本土具体实践，也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学学科研究体系的关键举措之一。

现有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比如由于情报机构主要为政府机关、科研主体、企业三种主体，因此可以分别提供战略决策的情报支撑、信息服务与知识服务、咨询服务三大类服务[27]。有学者认为我国情报学可以在整合信息、知识和情报三者研究优势的基础上，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三条道路”，以区别美国强调信息技术的新情报学模式，和以文献研究为特点的欧洲模式[28]。因此，基于情报服务于决策功能特性的情报学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定位和重构，促使情报学从单纯的信息处理和信息开发走向运用知识深度挖掘用于智能和决策的情报服务，将是情报学学科发展和特色建设的主要途径。还有学者提出除了国内情报学已有三大研究范式，即基于情报的软科学研究范式、基于信息的图书信息学研究范式和基于信息管理框架及知识管理框架的管理科学研究范式，还应该有基于情报和决策能力的研究方向，其中就包括着如公安情报、军事情报、经济情报、政治情报、商业情报、竞争情报、人际情报网络、社会情报网络、国防情报预警网络、智能信息处理和决策支持信息系统等相关主题的研究[29]。

通过这些已有的研究共识，我们可以认为，由于情报学本身具有的应用研究相关性特点，因此在两个方面将形成最为特色的发展趋势：一是面向社会企业部门，形成诸如企业情报学、情报咨询、经济情报学、情报行为学等研究内容，另一个是面向国家管理部门，形成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等研究内容。这些都构成了新时代值得深入发展的情报学研究方向，分别构建出包括面向国家战略层面的学科研究和面向社会应用层面的研究目标。

相应的情报学科所涉及的研究范围和应用领域也在逐渐扩大，并最终呈现出两个方面的发展特点，我们可以概括为“上天入地”。所谓上天，是指情报学科开始回归国家安全服务，对外侧重服务国家情报交流和科技发展协作，而对内则侧重服务于国家安全治理等领域。虽然情报学学科发展的问题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但是国家对于情报服务的关注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发生了更为深远和巨大的变化，比如在国家需求层次、民生经济需求层次以及社会发展需求层次方面，只是传统以文献分析为主的科技情报服务需求相对减少。所谓入地，是指情报学科开始广泛的走向社会，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社会经济快速增长带动企业开始逐渐关注市场竞争情报的收集和利用，情报研究的商业价值开始显现。

5 我国情报学研究内容的构建

情报学研究内容的总体划分可以采用很多不同的方案，本文从两个维度来进行设计：

第一个维度是研究层次，情报学可以从理论和应用两个层次分别来进行划分，这种划分类似于常见的二分体系，即一个是情报学基础性知识体系，主要包括情报学基础理论、情报学支撑理论、情报与情报学史、情报方法技术体系；

第二个是情报学分支性知识体系，主要是与特定领域应用的情报问题结合，演化出一组情报学分支学科[30]。第二个维度是服务领域层次，情报学研究内容主要面向国家战略层面和社会应用层面。对于国家战略层面和社会应用层面的这种划分，也有很多学者做出类似的定义。比如有学者提出将现有情报学采用学科并行式发展与交叉式融合路径，形成两种IS学科融合模式[31]。纵观国外的情报学研究内容我们也可以明显的发现这个特点，比如美国情报学教育有两大板块：一块是信息（Information）类，包括信息科学、图书情报专业、管理科学，主要围绕类似于面向社会应用层面的研究内容；另一块是情报（Intelligence）类，包括军事（战略情报、信号情报）、执法情报（安全情报、地理情报）等，主要围绕着面向国家战略层面的研究内容[32]。

这种服务领域层面的广泛化充分体现了情报学的交叉型应用型学科特点，情报学的交叉性不仅体现在各个学科新技术、新方法不断被情报学所借鉴和采纳，更体现在情报学研究的价值目标应该着眼于国家战略和民众福祉。这种认知在2017“南京共识”形成后，逐渐得到了更多情报学学者的广泛认可，并形成了一种“大情报观”[33]。在这个研究内容框架下，情报学不仅超越了传统文献研究的范畴，也超越了科技信息研究，延伸到社科情报、医学情报、国防情报、安全情报等更多领域[34]，将会形成一个涉足军事、国防、安全、科技、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政府决策、历史文化等跨学科的学科体系。相关情报学人才将会在知识储备、情报思维、情报技能、研究方法和职业品质等方面形成一种“全情报能力”[35,36]。以服务领域层次切入也构成了本文对情报学研究内容的主要方法。

5.1 面向国家战略层面的情报学研究方向

5.1.1 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情报的价值

5.1.2 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研究必要性

从历史发展来看，二战后美国情报理论主要目的就在于解决如何对抗苏联共产主义势力的全球扩张，形成了以情报循环和情报流程为主体的国家情报运行体系标准和制度，构建了丰富的情报分析方法论体系和以隐蔽行动为主体的情报行动方法体系，强化了情报监督和制度建设研究，也凭借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优势构建了先进的情报技术体系[40]。

随着国际环境发展的日益复杂化，也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如何适应和塑造以新兴国家为主要变革力量的世界新秩序，使得我国对国家安全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这也迫切要求以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情报学科要在领域国际化、体系网络化、治理一体化等方面做出重大转型[41]。这些也在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得以全面反映[42]。有学者认为国家情报体系在现代情报体系中具有总纲性，强调以对外关系处理为核心，对军事、外宣、经济、公安、反恐、科技等其他国家情报活动具有主导和引领作用[43]。

现阶段，由于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战略对手，中美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中国国家安全活动被动地提高了活动等级，中国国家情报体系正迎来一场深刻的变革。美国政府在2018年发布的《国家情报战略》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提升国家安全、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advance our national security, economic strength, and technological superiority）的指导原则，全面推出以全球经济博弈为核心的新型国家情报政策[44]。这意味着美国将在国家安全治理和国家情报活动中，放弃以文化与政治手段对抗苏联以来的传统方式，将会以包括汇率、关税、投资、贸易等内容的经济操纵手段，以及围绕知识产权为基础的科技限制手段来对抗中国[45]。同时，减少反恐投入，重点瞄准中俄，大幅增加情报预算[46]。国际冲突是国家情报活动的主因，国家情报体系具有与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的周期性战略互动属性，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47]。这种国际发展背景的改变，也必然导致情报学科研究特点的转变，在我国科技发展从传统的“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过程中，情报学研究关注点就需要从描述性与动向性情报（跟跑、并跑）到预测、预警性情报与战略性情报（领跑）。

但是，在国家情报项目建设、力量部署、资源调度、组织变革、系统升级等方面，我们仍然缺乏标准化和系统化的体系设计，缺乏有效的链接宏观目标与具体行动的方法论体系。这也构成了我们情报学在新时代发展的重要任务和使命，有学者认为我国情报学界已经到了必须将国家情报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阶段，应开辟现代情报体系[48]。所谓的情报体系，是指由与情报认识活动和情报实践活动相关的一切事物所组成的整体。通过引入军事领域的冲突理论、物理领域的场理论、数学领域的运筹学，以传统国家情报体系转型为系统工程化的现代管控体系为契机，将情报学研究在方法论、价值定位和研究导向方面进一步完善和取得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通过运筹优化、模拟预测、指挥控制等新手段满足国家安全战略管理的宏观和中观现实需求。

5.1.3 面向国家战略层面的情报学研究内容设计

有学者认为作为应用型学科，只有情报学界认识到自身责任和功能的变化，情报学科定位始终与国家需要、社会发展紧密联系，才能谋求情报学发展的新机遇[49]。同时，这也是情报学自身健康快速发展的需要[50]。也有学者认为情报学创建之初就是做情报搜集、加工整理、分析研究，然后提供给军事部门、政府部门等有关部门来使用。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情报学创建之初最本源的职能在新形势下将有新的发展，这体现出历史的必然，既是一种回归，同时又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51]。在现阶段重提和强化面向国家战略层面的情报学研究内容设计将有助于我国在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保持军事、外宣、经济、公安、反恐、科技等领域的竞争优势。

我们认为面向国家战略层面的情报学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智库服务

有学者认为面向国家层面的情报学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智库战略、科技强国战略和社会治理等方面。智库战略需求延展了DIKW（Data-Information-Knowledge Wisdom）链，推动了情报机构和相应人才培养的智库转型；科技强国战略需求要求重新谋划情报功能，重拾钱学森情报学作为科学技术的思想，开展以“价值”为导向的科学评价研究；社会治理需求需要情报工作高度重视网络社会治理，将“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深化为“基于信息资源的管理”研究，将“支持型情报服务”推向“支援型情报服务”。

一直以来，支持智库决策的情报不是给决策者提供“唯一”的答案，也不是决策代理，而是提出尽可能多的问题，并评估其可行性，由决策者做出最后判断[52]。显然这越来越不能满足智库情报服务的现实要求。

在智库方面，我国也需要进一步加大建设力度。智库是参与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并且对国内外焦点问题出具政策导向的研究、分析、建议报告的机构[53]。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所面临的国内外情况复杂多变，中国政府需要更多合理有效的政策建议，这就需要加强智库建设以提供强大的决策支持[54]。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强调了破解改革发展稳定难题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迫切需要健全中国特色决策支撑体系。这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智库的重要地位没有受到普遍重视，缺乏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提供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不够多[55]。智库建设和情报学应用目标一致，就是提供高质量的情报产品，服务组织决策[56]。尤其是从单一领域情报研究转向全领域情报研究，需要围绕情报任务与需求，综合利用多种数据源，广泛搜集各类相关信息，运用多种工具与方法进行内容分析，监测其中的新现象、新情况、新异常，发现其中的规律、本质、战略意图等，并进行科学分析，形成情报分析报告[57]。有学者认为现代智库研究要强调“信息解决方案链（Data-Information-Intelligence-Solution，DIIS），将情报研究的“谋”与智库研究的“断”相融合[58]。

具体在服务内容上，传统的科技支撑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事实上，科技发展离不开情报服务的支撑，情报服务需要在提供科技情报和科技评价等方面发展新的形式。在科技情报服务方面，现代情报服务的具体内容应以预测性决策支持为基本目标，围绕事实型情报服务、动向型情报服务、预测型情报服务和策略型情报服务为基本逻辑层次提供综合性情报功能。在科技情报评价方面，评价工作应侧重于考察学术成果对学术研究规律的探索、对学科研究特征的汲取、关注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更应该考查对社会应用产生的真实积极影响[59]。

（2）国家安全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具体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在内的11种安全[60]。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61]。

2015年我国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制定并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纲要；2017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明确了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情报机构和军队情报机构为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强化了国家情报的保障机制。面向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担负“耳目、尖兵、参谋”作用的情报工作需求将更为迫切，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也为情报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和增长点[62]。但是，中国国家情报力量的国际化尚未完成，国家情报体系的网络化尚在摸索当中，国家情报治理的一体化还在推进当中，具体表现在情报服务机构的全局性设计、情报服务工作的标准化等。国家情报学就是一门以国家情报活动、情报运作规律、国家情报治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其研究内容包括国家情报与国际冲突的规律、国家情报与国家安全的互动关系、国家情报机构应该具有的职能与属性、国家情报力量的发育、国家情报体系的运筹、国际格局塑造等。

同时随着中美贸易战的不断升级，传统商业领域的竞争情报服务也开始成为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服务内容，比如中美贸易摩擦与谈判、中兴事件中的竞争情报产品分析[63]、301调查的竞争情报产品分析[64]、进出口管制的竞争情报分析[65]等。情报研究应将竞争情报实务推向规模化、品牌化和常规化，特别是在经贸摩擦中提供实务性以及策略型的决策指导。

安全情报是国家情报的主导活动，是由国家安全机关组织实施的认知对抗活动，目的在于确保国家政权稳定[66]。面向国家安全层面的学科研究主要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突出政府在情报活动中的参与，更注重整个体系的协同作用为国家和地区取得竞争优势做出战略决策而服务，以国家、中间机构、企业和各类团体为组织体系进行运作[67]。同时，更强调知识流动的重要性，系统方法的重要性，重在解决“系统失效”与“市场失效”[68]。

情报工作应具有面向国家安全与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和大情报意识，并提升服务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情报服务的能力，应在国家决策支持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69]。这里具体表现在需要加快军民情报实质性融合的推进速度和深度。有学者认为安全情报已成为情报学科与安全学科交叉领域的新的学科生长点和延伸点[70]。安全情报学是情报学和安全科学直接进行交叉融合而形成的一门新学科，是一门情报学和安全科学的共同分支学科[71]。

（3）国家竞争

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从资源和成本竞争优势为主转向以技术竞争优势为主[72]，竞争的形态正在从产品竞争转向产业链竞争[73]。因此，传统商业竞争情报研究将逐渐上升到国家产业竞争情报层面，面向产业链进行全链条的竞争情报研究，尤其重视面向重点产业和新兴产业开展持续性国家竞争情报研究。比如在金融安全领域，P2P网贷屡屡拉响金融风险的警报，从情报学的角度切入，研究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金融的影响，研究预警金融风险、防范金融危机、维护金融安全可以探索基于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的金融信息基本设施架构和金融安全情报分析[74]。

相关研究主要表现为“国家竞争情报（National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75]、“政府竞争情报（Government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76]和“社会情报（Social Intelligence）”[77]等。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国家竞争情报内涵、国家竞争情报战略、国家竞争情报体系构建、特定领域国家竞争情报研究等内容[78]。

从学科的角度来考察，国家竞争情报可以被认为是情报学在特殊领域的分支，因此国家竞争情报具有情报的基本属性，即知识性、对抗性、谋略性、合法性、时效性、针对性、保密性等。同时，它还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性，即生产力属性、生产关系调节作用的特性、民族性、历史性和相关性[79]。

但是国家竞争情报所包涵的内容与国家或政府在竞争情报当中的定位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不同的国家在具体实施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比如加拿大政府在国家竞争情报方面主要扮演着观念建立者、发展者、创造者、参与者和指导者等角色[80]，而我国政府的国家竞争情报工作主要关注于科技竞争、经济竞争、资源竞争、文化竞争、产业竞争和人才竞争等[81]。从这些角度来看，军事情报也可以被纳入到国家竞争情报的内容体系之中[82]。

5.1.4 问题与思考

当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面向国家战略服务层面的情报学学科建设也面临着很多问题，如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学科边界有待厘清、研究主题缺乏学理化提升、研究局限于英语世界、相关学科的融合不够、地方学者缺乏参与等[87]。有学者认为目前国内外对国家战略层面的情报学学科研究仍然主要集中于情报历史、制度建设、立法监督、国家政策、安全治理、国家情报模式、国家竞争情报等传统领域，而对国家情报的环境态势感知、整体力量部署、体系动态运筹、标准规范建设、技术系统集成等亟需研究的内容涉及较少[88]。

相对于以情报组织与检索为特点的美国模式、以客观知识与体外大脑为特点的欧洲范式、以科学知识交流为特点的前苏联模式，中国情报学模式应该更体现战略性情报研究的特点[89]。由《情报杂志》主办的“华山情报论坛”在2017年和2018年连续两年召开了面向国家情报服务的情报学学科发展会议，主题分别是“《国家情报法》与中国情报学发展”和“新时代开启中国情报研究新征程”。2018年起，《情报理论与实践》也连续跟踪报道了北京地区情报学者自发组织的情报科学读书会[90,91]。在2017年10月，中国科技情报学学会与中国社科情报学会共同主办的“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2017）”发表的《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南京共识）》再次总结了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内、在国家创新发展进程中更有效地发挥情报引领作用，主张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框架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学，突出为国家战略需求服务。具体表现为要将科技情报、社科情报、军事情报和安全情报等连为一体，形成新的大情报观，实现军民情报学融合，将情报学发展成具有智库功能。这种学科研究最终还需表现为国家在制度上采取措施以加速现代情报学的发展，如国防大学于2015年7月9日宣布设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中心。

5.2 面向社会应用层面的情报学研究方向

5.2.1 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研究必要性

1980年，社会情报学奠基人德迪约（Dedijer）在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上提交研究报告《为了发展的社会情报工程》，并认为社会情报可以帮助一个国家或者机构，通过把信息获得、评价和利用与行动结合起来，来适应迅速变化的外部世界，首次将军事、政治情报活动中秘不可宣的思维方式和信息分析方法引入到经济、社会等领域中,产生了工商情报、经济技术情报等新型情报服务模式[92]。为表彰德迪约创造性地将政治、军事情报的理论方法引入到经济科技等领域，推动情报应用“军转民”，1995年美国菲尼克斯市召开的第十届竞争情报专业人员协会（SCIP）年会授予他该年度荣誉奖。1983年瑞典大学加德纳（Gardner）也提出了情报学的多学科理论设想和相关的理论模式，并提出按照组织行为学观点，社会情报可面向个人、社团、国家三个层次来进行研究和应用[93]。1989年美国学者梅耶（Meyer）在《真实世界的情报》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府层面和社会企业的情报需求和运行方法的相似性[94]。这些观点都对情报学科内涵的扩展和社会服务工作的延伸产生了深远影响。

5.2.2 面向社会应用层面的情报学研究内容设计

社会应用层面的情报学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产业情报、社会洞察力和控制、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技术情报功能性质等内容[96]。后来逐渐发展成了竞争情报[97]。有学者认为竞争情报的本质是为公司预测和战略开发而聚焦于搜集和处理原材料的系统性应用学科[98]，后来我国学者也提出了包含理论、方法、应用、教育和管理的竞争情报学科体系[99]。

5.2.3 问题与思考

由于社会情报的运行机制与传统政治、军事情报相比存在较大差别，而且在理论研究中又一直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使得社会情报实践中对如何运用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两方面的手段，合理协调公开信息搜集与非正式交流信息利用的相互关系和融合集成，以及政府、企业情报能力主体转换等还需进一步探索。

情报工作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经济功能，也就是从效益、效用、功能等方面来看，运用情报调节配置和调动资源，优化决策行动，以实现情报活动的低成本、高收益和高效率。不像国家政府层面的情报活动，社会企业方面的社会情报能力并不容易在管理实践过程中自发地产生出来，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企业缺乏建立和维持情报功能的内在动力。因此，社会企业的情报服务工作也需要通过政府引导，以支持企业构建独立自主的决策情报分析能力，健全完善决策支持体系。

5.3 两个层面的交融发展特点

虽然在实际应用和学科发展上，面向国家战略层面和面向社会应用层面的两个学科研究内容具有各自的特色，但在很多领域，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非此即彼，相反还会呈现出较为密切的联系和交融发展的特点。

比如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治理往往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尤其对于公共安全和反恐等当前热点关注领域，情报分析和研判往往需要综合利用国家竞争情报方法和公安情报方法，以实现突发事件处置，实现对公安情报、情报分析、研判方法、情报内容解码、情报结论评估和学科建设等整体性的内容实施[104]。

再如国家竞争情报和社会企业竞争情报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因为在服务用户、信息源、情报组织结构、竞争情报人才、情报理论技术方法等基础支撑上，两者都存在着高度的关联性[105]。因此有学者还甚至提出促进国家竞争情报与企业竞争情报联动应采取的战略举措，包括政企共建定标比超示范基地，建立政府与企业协作机制，利用竞争情报推进重大工程技术产业化，建立国家信用情报管理体系，建立国家对外贸易竞争情报体系等[106]。还有学者提出了政府、企业和中介机构三位一体的国家竞争情报体系关系模型[107]。在具体实施影响的策略设计上，有学者提出从产业集群的角度探讨国家竞争情报对企业竞争情报活动的影响，指出国家竞争情报可以通过规划和政策的制定来引导产业集群的创导和引导产业集群的升级，最终达到发展区域经济，提升区域竞争力的目的[108]。

6 结语

情报学学科这种跨学科的研究特点往往在理论深度和应用价值方面还需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探索，尤其是研究热点的发掘（如国家安全等）、研究方法的创新（如知识图谱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更是如此。随着情报学学科发展定位思考和实践不断深化，我们更要重新反思和梳理已有的问题，设计出更符合社会需求和发展特点的情报学学科体系和内容。为此，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情报学发展过程，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目前情报学发展的特点及其成因。我们不能孤立的站在一个时间点上来思考问题，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和观察，才能更好的厘清情报学自身研究的特点及其与时代的交互关系，从而更好的理解不同时代背景下情报学自身的建设意义。同时，也更好的帮助我们明晰情报学发展的未来之路。

参考文献

*本文原载于《图书情报知识》2020年第4期5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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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版编辑 | 姚志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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