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记录整理:  冯昌扬  单思远  肖海清  李梓奇  

朱泽  胡春  梁远亮  刁斐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43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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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内核与应用场景，如何凸显情报本质，全面引领我国情报学科的发展，促进情报工作的进步，在重大科学发现与国家战略实施中发挥更大作用，是每一位情报学人和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2019年11月8日至10日，“中国情报学年会暨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2019）”在武汉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和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共同主办，并得到了《图书情报工作》《图书情报知识》《情报学报》《情报科学》《情报理论与实践》《信息资源管理学报》《情报工程》《情报杂志》《现代情报》《知识管理论坛》《农业图书情报》《情报资料工作》《图书与情报》《科技情报研究》《文献与数据学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智库理论与实践》等期刊编辑部的大力支持。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李玉海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夏立新教授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马费成教授、吉林大学管理学院靖继鹏教授、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赖茂生教授、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胡昌平教授、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孙建军教授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我国科技情报学界、社会科学情报学界、军事安全情报学界、医学情报学界的三百余名专家代表、行业代表、学生代表以及学术期刊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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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特邀报告

会议邀请五位不同情报学领域的专家做特邀报告，分别是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戴国强所长、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李纲教授、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苏新宁教授、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栗琳研究员和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夏立新教授。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朱庆华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初景利教授、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曹树金教授、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陆伟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周晓英教授分别主持五场特邀报告。

2.1 竞跑阶段的创新情报研究

戴国强所长指出，六十多年来中国的科技情报事业无论在情报工作还是情报研究上都已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近年来在多领域创新引领和支撑国家经济及社会发展方面也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如今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我国科技创新发展进入了竞跑新阶段，新时期的科技情报工作将如何发展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情报工作过去更多关注于物理世界，随着信息社会向智能社会的演进，虚拟世界连接起了物理世界与社会空间，形成了三世界交融的“新场景”。新场景给情报行业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情报行业进入门槛降低，跨界竞争加剧；另一方面，大数据时代颠覆了科技情报机构的核心节点作用。基于此，戴国强所长提出了新时期科技情报的工作重点：①由“物”及“理”的深化是应对新场景的关键。科技情报更要关注“物”的形成过程以及社会伦理、规则的变革等，以减少科技创新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偏差和重大失误；②“未知”将是新场景下科技情报工作的优先目标。在追求原始创新的今天，通过情报研究支撑和引领未知领域，找到通往未知的可能路径，发挥情报的先行作用，将越来越成为情报工作者的重任；③新场景下服务对象的拓展带来了服务内容的变化。目标群体、产品时效、情报对象、目标导向和情报内容都需要重新凝炼。随着技术快速迭代和需求端变化，创新情报是我们的新使命，需要我们跳出传统的图情档，做到宏观上趋势正确、中观上方向明确，微观上路径精确，建立基于快速情报感知能力的情报服务；④为应对跨界竞争，需要改变传统的以“需求”为导向的线性业务流模式为以“问题”为导向的协同工作模式和“透明”可询证的模式；⑤伪科学盛行，情报甄别至关重要，如何从大数据中去伪存真，得到可信情报将成为科技情报工作的重要课题；⑥科技情报研究要在把已知的世界中“不知已知”变为“知已知”的同时，把未知的情报世界作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创新驱动、情报先行”对科技信息与情报研究提出挑战，科技情报向创新情报转变，工作方式也随之改变，更重要的是思想的转变。基于新时代的创新情报需求，提出了新时期核心目标：融合协同、自主创新、引领发展、支撑变革。

最后，戴国强所长简要介绍了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一智库两中心”建设在情报智能化、智能工具化、工具业务化、业务自动化上所做的努力。现阶段已构建了为创新情报研究提供数据支撑的大数据平台和支持创新决策分析的虚拟现实可视化决策支持平台，实现了情报智能化和工具业务化。业务自动化是中信所未来的工作方向，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是建立一个国家科技安全情报监测预警平台，为国家科技创新提供科技情报监测、科技“察新”和评价服务，起到“耳目”“尖兵”“参谋”作用。

2.2 科技情报工作的场景延伸

李纲教授指出，科技是面向国家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科技情报事业的使命就是要面向科技创新活动的需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命题，拉伸了科技情报工作的服务场景。

新时代下的科技情报事业场景全面延伸。场景可理解为“活动-场所-人/机构”三元组，场所代表物理空间，活动代表一种业务活动，人/机构则代表一种社会网络，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关系。回顾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80年代前的科技情报工作主要服务于科学技术工程的建设，服务场景稳定，工作成就卓著。80年代改革开放后，受信息化浪潮的冲击，科技情报工作场景的三元组不断丰富和膨胀：物理空间拓展到虚拟空间，科技情报业务活动拓展到服务于全面的经济建设，社会网络自然也得到拓展。

针对科技情报事业场景中的要素拓展问题，李纲教授进行了详细阐述：①服务对象维度：服务从最初的面向科技工作者逐步面向科技创新机构、科技创新产业集群，服务对象的扩大带动了区域科技创新发展和区域经济创新发展；②服务提供者维度：除情报机构之外，专业的服务商、企业、高等院校都是服务提供者，能够提供从基本的文献资源到各种各样的机构资源和智力资源；③服务内容维度：服务内容从科技情报转移到科技服务。总体来看，科技服务是一个以关键节点带动科技创新全过程的以点代面的过程。科技服务既要能够服务于科学研究、公众服务、企业研发、产业发展等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全过程，又要能够解决科技创新全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充分体现科技服务内容深度化和服务形式多样化。

最后，李纲教授简要介绍了由湖北技术交易所牵头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项目——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科技服务平台研发与应用示范。项目致力于面向武汉的光电子产业、长株潭的高端制造产业和江西的生物医药三大产业的科技创新需求提供科技服务支撑。产业科技服务需求分析与建模、科技资源集聚与资源池构建、科技服务集成与服务链组配和平台运营体系构建与应用推广构成整个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科技服务平台的建设链条。

2.3 新时代情报学教育的使命和定位

苏新宁教授指出，新时代下的情报学教育必须要有新作为：重构或精细设计情报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课题组对国内外情报学教育的课程教学大纲进行调研后发现，情报学教育不论从研究内容还是研究领域方面都在不断扩张，一味扩张恐怕会失去情报本身的魂。

情报学教育的前提要明晰情报学学科性质。一方面，情报学是应用型和交叉性学科，是与时代发展联系非常紧密的学科，同时还具有横断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情报学涉足安全、科技、医学、生态、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决策支持等多种领域。基于此，苏新宁教授指出，培养耳目尖兵参谋是情报学教育的重要使命，情报教育工作者要具有这样的认识和思维：为振兴国家科技培养科学的领航者；为保卫国家安全培养耳目式情报人才；为决策管理领域培养能担当决策的参谋；培养在各行各业具有高度嗅觉的情报学家；培养在社会文化生活科研中的咨询服务人才；培养探索情报理论技术与方法的情报学人。

研究环境的改变、技术的发展、新的国家战略使得情报学教育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苏新宁教授指出，适应新环境与对象的情报学教育应重视从数据到情报的高度情报意识的培养，重视大数据环境下情报理论方法与技术的教育，重视大数据的情报分析方法与技能的培养，重视从大数据中获取、提炼和组织情报能力的培养。站在国家战略角度，紧跟国家战略的情报学教育应重视安全与发展战略下情报价值意识的培育，重视针对国家智库战略的情报能力的培养，让情报学教育培养出的学生能够在国家创新、企业创新战略中显现情报能力，发挥国家科技强国战略情报对科技创新与引领的作用。在技术适用性改造的教学中，要将先进技术与方法和情报关联来探索技术与方法的实用性，培养学生如何通过语义技术产生情报的能力，传授将数据分析工具向情报分析提升的技能。此外，加强针对国际竞争大环境下的情报能力和价值的教育、重视横断技术与方法的教学、加强情报实践课程、重视情报工作者的继续教育等方面。

2.4 情报与智库研究

栗琳研究员指出，信息时代下情报学学科发展的新特点、政府治理模式变化对智库的新需求，让情报与智库的结合研究成为近几年的新趋势。情报和智库有着相似的发展渊源，两者都与“军事、战国、国家安全、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智库和情报在后来的发展中也演变成了社会发展的决策资源和重要来源。

情报与智库的相似性也使得两者存在很多争议，栗琳研究员指出，造成争议的原因是不重视情报分类，情报分类有多种方式，采用情报服务层次的划分方式，将情报划分为战略情报、战役情报和战术情报，将更有助于理解情报与智库的区别。栗琳研究员进一步指出，长期以来，情报机构和智库分别开展相关研究，都可以为决策开展支撑，从科技情报机构的发展脉络看，冷战时期的这些机构以重大科技工程的定题服务以及资料的翻译整理为主要职责，因此不能称之为“智库”。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技情报机构从过去以采集为主向以分析发现、系统研究为主要职责转变，因此被称为智库，只不过大多数情报机构智库的功能不明显。

栗琳研究员表示，情报研究机构类的智库与提出解决方案的智库研究工作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具体区别在于，如果一项决策的情境是情况不清楚的，则主要由情报机构开展研究；如果一项决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拿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或者提出某项战略构想，则这类研究工作一般由智库承担。也有不少重大的战略研究和决策，需要情报分析和方案对策两方面的研究，则需要两类机构共同参与。

综合以上分析，新时代下的各国情报机构在技术变革以及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双重推动下纷纷开始转型。为了更好的理解各类情报机构转型的不同模式，栗琳研究员将情报机构分为“面向安全的情报机构”和“面向发展的情报机构”两大类，并指出虽然这种划分方式有可能存在一定的交叉，但并不影响对不同类型情报机构转型的理解。面向安全的情报机构，如美国中央情报局，这类情报机构不需要通过智库发挥决策支撑作用，其主要发展方向是实现大数据时代情报界的一体化以及加强情报协同分析能力，提升整个情报界的“决策支撑能力”。而面向发展的情报机构，以我国的科技情报研究机构为主要代表，这类机构实际上与智库功能最为相关，是向智库转型的重点机构类型，转型的最终目标还是为更好地发挥决策支撑作用。

2.5 技术与数据双重驱动下的新时代情报学

夏立新教授指出对情报学科发展脉络、路径的梳理和回顾有助于我们思考相关研究问题时不偏移。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文献数量的爆炸性增长使科学家难以适应，由此催生了情报学。1945年7月范内瓦·布什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著名论文《诚如所思》，被认为是情报学诞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随着学界和业界的持续关注和不断推动，情报学也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展，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相关研究成果不断地应用于社会各实践领域。

基于以上对情报学科发展的回顾，夏立新教授指出，人、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相互作用和动态演化是把握情报学研究发展的一条主线，情报学研究将随着三者交互关系的发展而有所进展、创新、直至产生研究范式的变迁。那么对“人-信息技术-信息环境”范式的把握需要注意这样几个方面：①信息环境和信息技术的变化，使数据的产生和采集不再仅仅限于科学意义上的实验观察；②为应对人的需求变化，关注底层数据的同时更要关注上层智慧，即要对采集的大量数据进行序化和分析，从中获取丰富的认知，以获得支撑我们决策的知识和智能；③要时刻关注权威机构发布的未来科学技术的预测性报告，并重点关注技术内涵、观点以及创新应用，这些技术都将对情报学领域有革命性的影响；④努力把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的变化赋能于情报的研究。夏立新教授指出新时代的情报学研究要有“顶天立地”的能力，“顶天”即要遵循新时代技术、场景、实际应用发展趋势，“立地”则能够面向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重大需求，提供基于理论支撑的相关政策建议，只有做到“顶天立地”，情报学才能在学科丛林中占有一席之地。

夏立新教授建议未来的情报学研究有以下领域值得关注：①智能技术与智能服务领域，涉及智能技术的开发与评估、智能技术的创新应用、智能技术管理、智能技术的组织与社会影响、新型智能服务平台等研究；②人工智能驱动的信息/知识发现领域，包括结构化数据和分面搜索、会话感知与面向会话的搜索、快速变化环境中的索引与搜索等研究；③对技术的批判性研究，涉及新技术带来的信息沉溺、信息成瘾、信息焦虑、技术恐惧，新技术对各类业务工作的影响，新技术对数字业务治理能力的挑战等研究；④面向领域的大数据分析与发掘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涉及大数据资源治理机制与管理、大数据管理与决策价值分析与发现、大数据分析方法与支撑技术研究；⑤数据创新研究，包括数据创新环境下的社会和组织形态、数字创新如何影响工作性质、数字创新的商业价值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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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专题报告

本次会议共邀请了五位不同情报学领域的专家做专题报告，分别是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王晰巍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副院长闫慧副教授、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化柏林助理教授、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赵宇翔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樊博教授。报告主要围绕“智能+”环境下的人机行为及服务模式创新①、ICT被动采纳行为与正外部性、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情报用户需求探测、在线健康信息的信息源选择与可信度判断、政府应急联动的大数据治理等重点问题展开。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王晓光教授、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邓三鸿教授、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吴鹏教授、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何琳教授和南开大学商学院李月琳教授分别主持了五场专题报告。

3.1 聚焦被动采纳行为:论ICT的正外部性

闫慧副教授从正外部性与被动采纳行为两个维度对ICT使用行为现象做了深入讨论。正外部性概念来自福利经济学领域，指当事者（影响者）通过非市场交易关系对另一个（被影响者）产生的额外的积极影响，影响者得不到相应补偿；而ICT的被动采纳行为则可从结果、过程和方式三方面进行界定：用户采纳了某项信息与通讯技术（结果），但并不在有意识有目的行为范围内（过程），且受到了非主动、被动受影响（方式）的一种行为。

从测量分析发现，ICT被动采纳行为的发生具有下列特征：①数字化设备和服务的数值增加；②数字化能力和心理水平提升；③数字化努力的程度增加；④数字化互动是非支持和非帮助的（开始为被动且无意识）。而数字化个体具有不同的类别，通过研究发现存在物质贫困、数字化文盲、脆弱贫困、孤独贫困、懒惰的贫困者、抵触的贫困者、徒劳无益者和赤贫8个类别①。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发现数字化个体出现了3个新的类别（热心的、潜移默化的和被动的）。

通过对田野调查的271个个案的扎根理论研究发现，被动采纳行为的发生机理是通过数字先行者对数字化个体产生影响，并在ICT的正外部性的作用下产生了不同的数字化个体类型。田野调查个案的正外部性则因群体不同而表现不同：①基于影响者（个体或组织），数字化维度实践活动意图的目标群体是被影响者之外的其他人、目标任务不是ICT采纳任务、目标效果也不是改变被影响者的数字实践，而其实际效果却涵盖了目标人群之外的影响者，这为非目标任务提供了便利，间接提升了被影响者的数字化实践维度特征；此外影响范围（目标时间和目标空间）也发生了变化。②基于被影响者（个体），ICT采纳行为的偶然性表现在影响者数字化实践活动覆盖到的人群范围在被影响者计划和意料之外、任务范围在被影响者行为范围内（ICT的采纳是前提）、实际任务效果无意中改变了被影响者ICT采纳行为；而被影响者的数字化意图亦会被影响者行为的正外部性改变。从干预的角度而言，这是一个从正外部性到被动采纳的过程。

3.2 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情报用户需求探测

化柏林助理教授从用户画像方法的来龙去脉、数据环境下的情报任务、多源数据融合三个视角对情报用户需求探测方法进行了探讨，并展示了科技情报用户需求探测的实例。

首先，他从数据来源、数据规模、数据特征、数据分析维度和分析目标对公安情报用户画像、电商领域用户画像和情报需求用户画像进行了对比分析，总结出用户画像方法在不同领域应用的共性以及各自领域的特点，为情报领域引入用户画像方法进行了论证。化柏林助理教授认为对情报任务的理解是探测情报用户需求的基础。而情报任务包括识别、跟踪、比较、评价和预测，在具体的情报实践中，情报任务并非一直单个出现，而往往以组合的形式出现，例如监测（识别+跟踪）、态势分析（识别+比较+评价）、情报研判（识别+跟踪+比较+评价+预测）等。然后，他提到多源数据融合具有交叉印证、多路支撑、虚假错误信息判别、跨域互补、全景扫描、关联递推等作用。而融合的信息主要来源于同型异源信息、异质异构信息和多语种信息，数据融合的数据来源以线上/线下数据、历史/实时数据、外部/内部数据为主。其中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专利等不同结构的信息以及政府网站、社会新闻、社交媒体等互联网信息是情报的主要来源。最后，他提到可以通过领导简历、岗位职责描述、领导调研活动、领导讲话等多源信息分析领导的学科背景、管理侧重、工作关系、对大环境的敏感性等方面的特征与偏好；通过机构简介、政府规划文本、会议动态、网民互动等多源信息分析机构与领导等情报用户的社会需求；通过论文、专利、科技新闻等多源数据分析科技前沿与技术变革。将这些静态信息与动态信息融合起来，从用户特征、社会需求与技术变革三个视角描述情报用户的需求特征。通过情报任务类型判别、情报需求主题识别、情报需求情景感知以及情报用户分析建模等方法探测情报用户的需求。

化柏林助理教授指出大数据情报分析具有需求敏感性、数据多源性、分析智能性和服务嵌入性的新特点，同时对大数据时代情报人员的特质进行了归纳：①对信息高度敏感；②具有专业检索技能；③善于综合运用多种分析方法；④掌握系统的情报工作流程与方法；⑤知其情、报其告、防止对手先知道。

3.3 在线健康信息的信息源选择与可信度研究

赵宇翔教授从传统渠道和互联网渠道对健康信息的搜寻渠道进行了梳理，发现Web2.0场景下的社交媒体和社交化问答平台的健康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质量普遍堪忧，进而提出信息赋能的概念并指出准确的信息有利健康知情决策，而误导性信息则会带来严重健康后果。因此，用户如何在异质化的信息源中判断健康信息可信度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可信度的学理起源于说服技巧，包含信誉、情感和逻辑三个要素。可信度判断可在此基础上引入两阶段模型、MAIN模型以及启发-分析式模型作为理论基础。其中，两阶段模型认为阶段一是用户基于启发式快速浏览，阶段二是系统性评估内容；从人机交互的角度看，MAIN模型从形式（Modality）、代理（Agency）、交互（Interactivity）、导航（Navigabil-ity）分析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内容及其呈现对信息可信度的影响机理；而启发-分析式模型认为在启发式过程中用户具有“经验法则”“思考捷径”倾向，具备较少认知资源和信息处理的能力，但在系统式过程（精细加工模型）中，则具有详尽性处理倾向、大量认知资源和信息处理的能力。

可信度的判断主要受到信息源特征和信息内容特征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根据上述理论模型对这两方面影响因素进行探讨。①信息源特征方面。以启发—分析式模型为基础构建基于启发式信息线索的信息源可信度判断模型。以三类不同健康话题的四则健康信息文本为实验素材，对数字青年（数字原住民）进行实验。研究发现，严格控制了个体特征、话题类型、论证强度等影响因素后，信息来源对于可信度的影响依然显著，信息源差异会影响启发式线索进而影响可信度判断。②信息内容特征方面。信息表征框架分为积极型框架和消极型框架两类。通过对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的8则失真健康信息分析发现，信息表征框架的调节效应可能与话题涉入度有关，癌症类话题中的消极型框架比积极型框架具有更强的说服力，而在营养健康话题上，积极型框架比消极型框架传递更高的可信度；而个体特征与可信度判断的关系则表现为男性比女性具有更高感知可信度水平，年龄对感知可信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素养对失真健康信息的甄别作用同样较为显著。

3.4 政府应急联动的大数据治理

樊博教授认为灾害的应急联动存在条块分割问题，因而导致信息孤岛和平台孤岛现象。因此，政府大数据治理要解决面向政府数据的共享和开放问题，探索机制、体制和法制层面的影响因素及其机理。

权变理论认为，绩效取决于其结构和业务处理过程以及外部环境的“适应”，外部联动整合应与较高的环境不确定性相适应；而组织信息加工理论则为上述的“适应”进一步做了概念性的铺垫和基础，并指出在高度不确定情况下，组织存在提升信息处理能力和信息共享能力的必要性。结构嵌入性理论强调网络参与者之间的总体性结构与网络的功能，而网络中由于节点的分布和它们之间联系的紧密不同会造成应急协同绩效差异。从顶层设计理论解释，全网络无缝隙的政府信息共享，可助益政府整体信息共享体系和交换体系的构建，进而提升政府整体绩效。基于此，本研究以业务关系网络的信息获取能力、信息关联程度以及业务链整合程度为自变量，协同应急绩效（效率和灵活性）作为因变量，牵头部门信息吸收能力作为调节变量构建理论模型，并以某市区110份应急预案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①信息关联程度对应急效率和灵活性的影响不显著。在中国国情背景下，条块分割的政府结构很难产生高关联程度的网络连接，且高关联程度的网络复杂性也很高。在应急情景中，简单直接的网络协调更便捷有效。②信息获取能力对应急效率的影响显著。当牵头部门嵌入于一个信息获取能力较强的网络时，即使关联程度不复杂，亦能显著地提高获取信息的准确性和速度，从而提高应急联动的效率。③信息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显著，拥有较好的信息协同平台的牵头部门建立长期合作培训和应急演练制度，对于其它部门的信息有着较好的吸收能力。由此可见，以牵头部门为中心进行嵌入式获取信息，无需复杂关联的顶层设计，就可以实现应急协同绩效的提升。

04

圆桌论坛

来自全国情报学各个领域的50余位专家代表针对中国情报学学科发展、情报学教育及人才培养、情报学学术期刊、情报学与情报工作、情报学与情报社会服务等论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圆桌论坛分为三个会场共六项议题，每项议题分别由两位专家教授主持和总结。针对不同议题，各领域内的情报学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4.1 圆桌论坛一

圆桌论坛一聚焦我国情报学在新时代背景下学科建设与发展和学科专业教育与高端人才培养的基础性问题，分为两个议题：“新时代中国情报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议题由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申静教授主持，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处处长黄水清教授作总结发言；“新时代情报学教育及人才培养”议题由湖南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周斌主持，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臧国全教授作总结发言。各专家的意见和观点整理如下：

如今我国情报学发展正面临着未知的、新兴的挑战和接踵而至的历史拐点，如何实现学科特色化、成熟化建设和跨越式发展，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情报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是学界的头等大事，在转折与挑战并存的时期，学科重新定位势在必行（王学东）；新时代背景下，理解情报本质，从情报本质出发定位情报学学科值得学界业界深入思考（马自坤）。新时代背景下学科的自省、自新和改革是明确的出路。学科交叉融合为情报学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学科发展思路，跨界整合、集成创新值得关注。同时诸如专利情报分析+知识产权管理、网络空间治理等将情报学与其他学科跨界整合的特色实践项目，都是情报学跨界的有效应用实践。情报学与邻居学科“抱团取暖”式发展也将推动情报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龚蛟腾）。无论是情报教学还是情报工作实践，不应一味强调情报服务，更要强调情报的引领和预见作用；除重视用户和受众分析，更要注重情报本身分析能力培养；不能一味强调情报的竞争性，要凸现情报供应或者融合与共赢；另外，区块链的发展应该得到情报学研究人员的注意和重视，这或许能成为极具研究潜力的方向（许明金）。变革是必然的，但过程可能是曲折的。无论是夯实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发展学科特色，都在推动学科变革的同时为学科平稳发展保驾护航（黄水清）。

新时代我国情报学学科建设也面临许多实际问题。第一，近年来情报学研究生去企事业单位而非情报研究所就业的情况很多。情报学教学科目设置和内容安排与研究生实际就业需求接洽不紧密。能否通过改造或者拓宽学科体系知识结构，以促使学生更加适应社会的需要呢？第二，目前我国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比较薄弱，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现状，对此进一步加强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包括情报学史基础理论研究，增强学科理论自信，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第三，探索情报学研究如何体现学科特色以及提高情报学学科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情报学人今后努力的方向（黄晓斌）。

情报学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关系到整个情报学的未来能不能再进一步。在情报学人才培养过程中仍存在大部分研究生寻找科学问题迷茫的情况，学生的研究成果未能够深入挖掘情报在生产、组织、传播及利用过程中的规律性内容，研究问题仍未上升到科学问题层面。情报学教育工作者应努力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能力，一方面可围绕“信息-技术-人”三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去寻找科研问题，发现其中的规律；另一方面可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入手，发现探索新的研究命题（查先进）。情报学专业在学生培养方面经常面临缺乏核心竞争力的问题，学生面对高专业度的情报工作时，甚至不如其他专业的学生。情报学研究生就业竞争力的提升主要在于情报学学科建设竞争力的提升，同时要突出学科特色，加强情报学核心课程的建设，课程设置上要重点培养学生的情报检索和分析能力（阮建海）。优质情报学人才培养的根本在于情报学教育工作者对情报学本质的认知和理解程度，要能够从整体上把握和设计情报学教学内容的“变与不变”。在课程设置上，既要将情报学核心课程的标准化建设提上日程，同时又要注重基于不同知识背景的情报学课程内容设计，以培养出个性化情报学人才（段宇锋）。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看，情报学教育培养出的学生应该具备过硬的情报素养、数据信息的处理分析能力、数字资源管理利用能力以及对用户决策需求和心理方面研究的基本能力。因此，情报学教育要瞄准情报应用研究，找准情报的定位，要避免与数据、信息、知识等的混淆；培养学生探索面向各类“场景”的研究范式（李勇）。要将领域数据集同情报研究紧密结合， 培养“横断型” 情报学人才（ 王东波）。情报理论教学和情报工作应有机地结合；高校和科研院所应协作进行情报学人才培养（李伟超）。构建政府就业单位和高校对接的情报学学科人才培养平台，减轻高校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压力，加强对学生图情实践能力的培养；同时，情报人员的继续教育和知识更新问题同样值得关注（夏晓玲）。当前的情报学专业教育或许与人才需求之间存在着一些不平衡、不完全适用的问题，在思考如何求新、求变的同时，要保留教育的核心内容，并且情报学基础教育也不能放松（臧国全）。

4.2 圆桌论坛二

圆桌论坛二的与会代表均为情报学重要期刊的代表，主要针对“世界一流情报学期刊培育”“学术期刊引领学科发展”两个议题进行讨论，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张海涛教授和《情报理论与实践》王忠军主编分别主持两个议题，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潘云涛主任和吉林大学管理学院马捷教授进行总结发言，各位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总结如下。

目前，SSCI没有收录任何中文类的情报学期刊，语言是主要原因（杜杏叶）。可以创立英文情报学期刊，挑选好的情报学中文文章翻译成英文，向国外学者推广（俞立平）。也可以长文摘的形式刊登中国的研究、支持中国人办的英文期刊（俞立平、潘云涛）。

中文期刊要多进行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尝试，加强期刊国际学术交流（张海涛、宋恩梅等）。要走向国际化，在中文期刊投稿写作中，要规范英文标题、英文摘要和英文关键词（宋恩梅）。世界一流期刊与国内一流期刊是有相似性的，且目前的差距不大（杜杏叶、潘云涛等）。中文期刊想要发展成为世界一流期刊，不能简单关注评价机构对期刊的排名（宋恩梅）。

针对世界一流情报学期刊培育，各位期刊代表提出如下建议：首先，期刊要能够引领全球基础创新发展方向，能够发表高水平、高质量、高端、学科奠基性、基础性以及基础理论体系建设的原创性成果（孔晔晗、于媛等），审稿用稿时需考虑文章的新意与深度（徐亚男）；第二，期刊要有社会责任，要引领学术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为学科的发展报道创新成果，提升学科能见度（苗蕾、王莉军等）；第三，期刊要有自己的定位、特色、侧重点，避免期刊同质化、驱同化，实现差异化发展（张连峰、杨思洛等）；第四，期刊的编辑部团队，尤其是主编和编辑部主任，要有能够把学科顶尖的科研人员及其研究成果聚拢起来的能力，要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实现办刊专业化、专业化办刊（宋恩梅、潘云涛等）；第五，期刊要有规范的出版流程、良好的网络审稿投稿平台、优秀的传播能力（杜杏叶、车尧等）；第六，期刊要有培育人才的责任（魏志鹏、杨思洛等）；第七，期刊的发展需要编辑同仁全身心投入，要重视期刊编辑出版人员（王莉军、潘云涛）。潘云涛主任在总结时鼓励情报学期刊踊跃申报七部委联合实施的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并指出世界一流期刊与中国一流期刊是两个轨道，其目标不一样，定位也不一样，在进行期刊评价的时候，中文期刊如果做到了业内同仁认同的最好刊物，那么可以等同于SCI中Q1期刊。期刊人需要坚持下去，把期刊办为中国一流期刊，未来中国一流期刊就是世界一流期刊。

学术期刊对学科建设发展有着天然的职能职责，在学科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白燕琼、陈仕吉等）。学术期刊是不断更新的教科书（白燕琼），也服务于学科发展（张连峰），与学科发展相辅相成，互相呼应（车尧、王忠军等）。学术期刊推动学科发展的方式有很多：首先，学术期刊应紧盯国家重要发展战略，聚焦社会重大问题，立足社会发展，发表一批引起社会关注的高质量成果。坚持以价值、应用、问题为导向，完善情报科学学术体系，使情报学服务于国家和社会（魏志鹏）。引领学科的发展和方向是学术期刊的重要使命和目标，是更高层次的要求。专业期刊应是科研全过程的协助者、学术交流的支持者、宣传推广与应用转换的推动者、学术新人的发现与培养者、研究选题和方向的引导者以及学术学风的监督者（杨思洛）。学术期刊是服务于学科发展，是共同体；期刊要有特色引领、包容性引领，可以接纳不同的观点、采纳新的事物，要坚持文化自信（张连峰）。期刊为学者提供良好的情报学术交流平台，期刊也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学术交流中去（宋恩梅、白燕琼等）。其次，编辑部要具备社交功能，加速宣传速度和传播质量，利用先进网络做好宣传工作，将作者打造成学术界的明星；杜绝同质化、趋同化，同时也要有差异化，要作为作者与作者之间的桥梁，集中力量办大事（车尧）。学术期刊要注重培养学术编辑的学术视野和学术洞察力，形成编辑团队与编委、专家和作者的学术共同体，把握学科发展的重点、热点、学术增长点，注重建设有学科视野的栏目和专题（马卓、陈仕吉等）。期刊主编要有大学问、大眼界、大胸怀、大格局、大理想，使期刊具有超越性引领的作用（张连峰）。而期刊编辑应该学者化，要有发现问题、发现有价值研究的能力，并要养成约稿的习惯，和作者互动。最后，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可以反映学科的发展，通过论文的发表，形成综合的学术交流载体（白燕琼、杨思洛）。马捷教授作了总结发言：学术期刊一定要引领学科的发展，期刊和学科是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期刊代表了文献所承载的知识生态；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期刊应聚焦于国家复杂发展的问题，并与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相结合，引领科研人员做重要的研究，引领学科更好地发展，最终应形成学科向双一流学科发展、期刊向国际一流期刊迈进，科研人员成为国际一流科研工作者的生态环境。

4.3 圆桌论坛三

圆桌论坛三围绕“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统一与分野”“情报学与情报社会服务”等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郑彦宁研究馆员和南开大学商学院王芳教授分别主持两个议题，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叶鹰教授和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曰芬教授分别做总结发言。各位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汇总如下。

情报学与情报工作两者的关系，从功能上来讲是理论与实践（叶鹰、门玉英）、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随着AI的介入，阶段性理论起伏变化，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在消失，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研究趋于开放（门玉英）；从角色角度而言，情报学与情报工作是情报研究者与情报利用者的关系，前者通过知识转化为后者提供方法和理论，两者是共生和互惠共赢的关系（杨小华），相互促进的关系（彭靖里），互为供给侧，具有相互融合、互动、促进的作用（黄大伟）；两者是一个统一体，和而不同、美美与共（邓君）以及互根共生的关系（叶鹰）。从参与性视角而言，情报学是情报工作的组成部分，情报学方法支撑了情报工作，两者不能隔离，情报工作实践永远走在情报学研究的前面，为情报学的研究提供素材，推进情报学研究（郑彦宁）。然而，情报学与情报工作之间还存在学界与业界相互接触不多、勾连两者的平台较少（彭靖里），重情报学理论研究、轻情报实践工作，理论与实践实有脱节等问题，但该现象也有其客观原因（郑彦宁）。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变化，给情报学和情报工作带来了新变化。大数据时代，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研究范式、方式和方法向数据驱动方向变化，这导致数字转型，从而研究对象也发生变化，因此是否可以把数据的生产也纳入到情报学和情报工作的研究范围？对数据进行重新梳理，是否存在行为数据（胡广伟）？同时，情报学的数据驱动研究范式要明确：①数据源的问题；②分析方法，如AI、数据挖掘等方法的使用；③结果的展示，将基于数据驱动的情报学研究结果更好地展示出来，真正起到“参谋、尖兵和耳目”的作用。此外，要探索出一条适应时代发展的中国特色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共同发展的道路（彭靖里）。

情报学和情报社会服务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王芳），但当前情报学的理论研究较深入而情报社会服务较薄弱，主要体现在重大项目较少、重要领域（如管理咨询领域）缺乏优秀人才等方面，因此情报学院校要在如何培养社会服务的领军人才上下功夫，要让社会基层到高层都认识到情报学的作用（夏南强）。然而目前公众对情报学仍缺乏认识，不知道什么是情报、情报服务是什么、情报学能解决什么社会痛点；而情报学专业的学生也存在困境，不知道自己的定位是什么；要明白情报社会服务只是整个社会服务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链条（韩涛）。要向社会说明情报是什么，其特色在哪，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情报工作中（韩涛）。情报学的研究不仅要有利于社会服务，还要为情报事业的发展输送高质量人才，充分发挥学科的社会效益。在面向科技情报实践领域，高校要出更多的产品（培养优秀人才）（刘月泉）。情报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要面向行业和部门，关注如AR/VR、数据治理等新技术（朱学芳）。情报学的人才培养要最大发挥本学科的社会效益，扩展情报学学科研究的社会认同度（王曰芬）。

情报学研究首先要厘清当前存在的困境，弄清情报“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个基本问题（王曰芬）。一方面，要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中观层面推进学科的交叉（如传播学和情报学），构建具有共识的理论体系，其研究要体现社会属性（社会价值），交叉研究的结果要反哺理论体系（马晓悦）；同时要把过程、服务、场景和技术融入到情报学和情报社会服务中，要发挥数据分析的优势，提升核心竞争力，进而构建服务链的完整范式，并关注场景变化和关键技术的应用（孙雨生）。另一方面，要重视情报的流程（从感知到认知的环节）和深度（理论的普适性）问题。情报学研究要打牢基础，才能更好地与社会服务相融合（王曰芬），同时要联合搭建大项目和国家专项，为未来发展提供思路（韩涛）。

05

青年论坛

青年学者是情报学研究的新生力量，本次情报学年会首次以3个分论坛形式为与会的60多位青年学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各位青年学者结合自身的研究方向，或展示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或抛砖引玉对研究内容进行提问、互动与交流。根据各位青年学者的研究内容、研究观点和意见建议汇总如下。

5.1 情报学的方法创新与应用

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应用与创新需要情报学学者共同参与，当前“五计学”并没有形成一个高度联通的网络，作者合作网络关系图中呈现出各合作团体分散分布的现象（宋艳辉）。基于引文路径叠加网络的主路径分析，有利于从文献大数据中观察和提取科技发展的脉络和路径（刘向）。双聚类分析可用于某学科领域的学科热点结构和近期前沿研究（杨颖）。基于知识关联的金融大数据管理、风险识别、预警构建金融大数据知识管理与服务平台，实现股权“穿透式”监管，协助金融主管部门进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识别、防范与化解（洪亮）。文本分析、共词分析在制造业、企业年报的分析中可揭示企业、行业竞争力与市场的关系（王鑫鑫、章怡）。HLDA和隐马尔可夫模型的学科主题融通和演化分析对隐私研究也有可借鉴之处（朱光）。基于语义和关联数据的研究方法与医学领域结合有利于医学领域信息资源发现（张军亮）。可从文本中挖掘领域知识应用于领域知识库构建、科技情报分析等（陈果）。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可应用于医疗健康社区用户使用行为研究、健康素养研究（刘蕤）。技术交叉结构研究方法有利于隐性知识的挖掘和揭示（吕璐成）。此外，数据挖掘技术在生成对抗网络的人脸年龄图像、磁盘故障预测等方面也有较成功的应用（曾江峰）。

5.2 情报研究与信息行为

与会青年学者从不同应用模式（场景）探索信息用户行为：企业传播模式特征、影响因素和网络结构对企业品牌传播机理有重要影响（杜晓曦）；中外高校学术社交网络参与、影响力和交互网络之间的差异将成为未来该类研究的重点突破口（严炜炜、林鑫）；网络知识社区中知识交互内容要面向用户需求进行知识传播服务的拓展（杨艳妮）；智慧图书馆要解决好数据隐私与数据共享悖论问题，达到用户需求与隐私保护的平衡（陆康）；字符大小、颜色对视频弹幕阅读体验有较大影响（方浩）；健康大数据分析和用户行为研究可用于研究虚拟健康社区用户信息搜寻中的相关性判断（骈文景）；信息用户通常根据认知能力和搜索环境选择搜索行为模式（陈明红）；Mapreduce/Spark化的移动情境推荐算法和移动用户兴趣建模及自适应更新策略，可融合用户搜索习惯等偏好及行为轨迹以适应移动环境下情境推荐的新要求和新特性（龙飞）；IT正念将在网络用户持续性、适应性、消极性、病态性等IT使用行为方面有更多研究（刘坤锋）；在共享经济背景下，多主体匹配过程中存在信任在主体之间转移的问题（王萍）。

5.3 情报服务与信息社会

（1）科技成果转化和扩散。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数量快速增长，科技成果转化质量不断提升，科技创富效应进一步显现（李艾丹）。目前科学创新在科研社群间的迁移存在创新识别、科研社群识别、迁移识别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陈柏彤）。

（2）信息治理。基于“组态”的整体分析视角，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可分析政府开放数据质量因素、社会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并揭示开放数据使用的复杂因果关系（梁乙凯）；信息链治理技术之路要下层做好资源保障，中层做好技术创新，上层做好决策服务，同时要建构数据生态的绿色发展，实现从“情报支持”到“情报引领”的范式变革（李阳）；要培养网络用户应对冲突信息的能力，搭建畅通的网络沟通渠道，监管网络信息的来源质量，制定完善的冲突信息治理机制来加强网络空间冲突信息的治理（齐云飞）。

（3）图书馆建设与服务。我国的公共图书馆应重视信息无障碍建设（郭亚军）。实现图书馆云服务可以将机构图书馆从繁杂的管理系统中解放出来（黎春兰）。

5.4 情报工作与情报事业发展

（1）科学数据管理。我国高校图书馆可联合学校网络与计算中心、二级学院等部门，构建适应本校教学科研背景的能够实现数据抓取、清洗、校对、补充、归档、分析全流程管理的学术成果库平台（郭佳璟）。

（2）情报供给侧改革。情报工作要提升情报层次去产能、推进服务升级去库存、加强技术创新降成本、优化情报生态补短板、防范安全风险去杠杆，以适应国家安全与社会发展的需要（陈雪飞）。

（3）知识服务优化改革。知识服务是情报工作的重要内容，情报工作要重视知识服务的需求和演变（梅岚峤）。

（4）竞争情报服务。情报工作机构要从被动地接受任务扩展到主动积极地提供情报，以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情报分析工具为支撑，用工程化研究模式完成情报分析，为创新主题提供深层次的情报服务，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形成支撑产业链创新的长效机制（夏谦）。同时，情报工作机构要提升自身情报分析与服务能力，主动识别各层面的情报需求，将竞争情报融入科技决策中，提高情报决策的接受度和认可度（李维思）。

5.5 情报学学科建设

情报学学科建设需要科研平台的支持，根据本单位的学科研究优势建设相应科研平台有助于本学科的发展（赵文军）。航空情报智慧分析处理与监测重点实验室可开展航空情报服务需求调查、航空情报数据动态监测和分析处理、智慧情报服务产品等研究（朱红涛）。情报学科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会遇到一些研究方法的适应问题，比如情报学者进入新闻学科，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采用适合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同时，研究数据要通过科学的抽样才能使数据具有代表性，才能使数据源不受质疑（肖璐）。此外，工作单位的学科调整也是青年教师在工作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青年教师要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学科调整所带来的各方面调整和困难（盛东方）。

5.6 情报学青年学者的成长发展

在科研方面，要熟练使用平台和工具追踪学科前沿，要擅于发现现存文献的不足、矛盾、空缺之处，彰显研究的意义，积极申报各级各类研究课题（陈美）。要找准科研方向（叶光辉），跨界合作，注重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重视本土化理论基础研究（支凤稳）。在教学方面，要面向学生，切实关注教育质量和学生体验，将不同研究方向、研究兴趣、技术能力特长的学生分成不同研究小组，构建学生梯队，定期安排组会（洪亮、毛进等）。推动研究性教学，将科研与教学有机融合，避免顾此失彼（张自然、程秀峰）。青年学者要坚守专业，多途径参与交流学习，做大做强本专业（谢守美、王忠义）。

（收稿日期：2020-01-15）

本纪要发言内容已经由发言专家或论坛组委会审核。

*本文原载于《图书情报知识》2020年第2期123-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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