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著推荐 | 《福尔摩斯来中国》

本文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常方舟

来源：澎湃新闻

《福尔摩斯来中国：侦探小说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魏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348页，59.00元

作者简介  · · · · · ·

魏艳，江苏南京人，本科就读于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前身南京大学强化部），2009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现为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曾在《中国比较文学》《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 发表多篇学术论文，现参与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GRF项目"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的侦探小说与电影”。

目录  · · · · · ·

导论
第一部分晚清时期的侦探小说翻译与创作
第一章林纾、周桂笙与周作人的侦探小说翻译
第二章晚清时期的侦探小说创作
第二部分民国时期的本土侦探小说
第三章民国侦探小说家与科学话语共同体
第四章民国侦探小说中的日常话语
第五章民国侦探小说中的正义观
第六章侦探小说与上海摩登
第三部分狄公案的中西互动
第七章高罗佩与《武则天四大奇案》
第八章高罗佩的狄公案系列
第九章狄公案之后
第十章走向世界的当代中国侦探小说
参考文献
致谢

推荐语：

侦探小说是现代都市社会成形之后才产生的通俗文学类型，它与传统犯罪小说的区别在于，案件的发生与现代都市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取代了乡村熟人社会，闭塞狭隘的社交空间为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所打破，三教九流的职业人群形成专业化的集聚，人口大量流动迁徙带来的陌生化情感体验，制造出都市生活的不确定性——所有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侦探小说登上文学舞台的时代背景。

不同于哥特小说对制造恐怖、阴暗、诡异氛围的执迷，侦探小说更看重形形色色的解谜图式，追求理性取胜和智力激荡的乐趣。只有在现代都市之中，侦探的职业化才成为可能，他们穿越宛若迷宫的城市道路，奔走在争分夺秒的交通干线上，展开一段你追我赶的猫鼠游戏，渴望找出消失在茫茫人海的罪犯。与其相信宗教或超自然的力量，他们更倾向于借助实证科学和经验拨开罪犯设下的层层疑云。个人的堕落也不再是产生犯罪行为的原动力，自我和客体接受商品化的感召，成为都市社会人性异化的根源。因此，不仅侦探小说所描摹的对象是现代都市社会的独有景观，西方侦探小说的出现及其存在本身即是“现代性”的产物。

中国本土传统犯罪文学的主流是公案小说，西方侦探小说最初以翻译文学的形态在清末民初传入国内。伴随商品经济交换原则在近代出版业的确立，现代稿费制度逐渐建立起来，职业作家群体在清末民初不断涌现。近代城市化进程中市民阶层读者群的崛起，为通俗小说的流行奠定了厚实的受众基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旧派小说的类型被简省为英雄、儿女、鬼神三者，所述内容不过诲盗、诲淫、语怪三项。近代小说分类标准的迁转，也从侧面反映了近代文学观念的“西化”。

从西方侦探小说诞生的时代背景和内容来看，在中国近代翻译和原创侦探小说中发现“现代性”，理应成为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研究的重要议题。在晚清民初小说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中，李欧梵《上海摩登》、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等文学文本和城市文化现代性的关系都有过充分的抉发和讨论。但另一方面，在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的翻译者和创作者之中，属于新文学阵营者寥寥无几，鸳鸯蝴蝶派作家却占了绝大多数。就本土原创侦探小说的撰述精神和宗旨而言，其传达的意识形态内容往往也不那么“现代”，甚至反而趋于保守。两者之间存在的这种“现代性的矛盾”，正是魏艳《福尔摩斯来中国》试图通过呈现晚清民国侦探小说横截面所要追问和解决的终极问题。为了找出这些有价值的缝隙，作者进行了大量小说的文本细读，并借由晚清与民国、翻译与创作、中国作家和旅中的外国作家等多个横通视角的比较研究，深度介入中西侦探文学的跨境与互动。

该书是在作者在哈佛大学东亚文学系所撰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未囿于晚清民国侦探小说作家作品论的线性平实框架，力求发见每一部侦探小说和译者、作者之间的独特关系，揭示近代侦探小说在旧道德和现代性拉锯下的细腻肌理。作者指出，在早期侦探小说译介阶段，林纾对福尔摩斯故事的接受仍是基于传统侠士的复仇精神，为侦探小说在中国的跨语境传播埋下了回护旧道德的伏笔。周桂笙翻译、吴趼人点评的《毒舌圈》虽然创新了长篇对话体的翻译，却在译文当中增添了不少传统孝文化的因子。林纾原创的《冤海灵光》沿用托梦等超自然情节，凸显了公案小说的传统影响。对吴趼人《守贞》等的分析，尤能见出侦探小说作者依违在旧道德和新知识之间的逡巡状态。对于民国时期的本土原创侦探小说，作者分别选取了“科学话语共同体”“新型家庭关系”“诗学正义”和“世界主义”等若干关键词展开讨论。当时报纸文艺性附张及期刊上刊载的知识类内容，是市民阶层获取新知识的重要来源，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作者与报刊作者身份高度重合，因此这些职业报人不仅创作侦探小说，而且也经常用轻松有趣的方式推动科学知识的普及，各类家庭常识、工艺常识、卫生常识、医药常识等知识输出也成为他们创作侦探小说的灵感之一。其次，现代都市家庭空间和关系的演化与社会新闻之间存在互文的跨文类关系，体现了危险不可控的城市因素。第三，小说往往故意营造侦探的失败或侠盗的脱逃，以实现道德上的正义，虽然这种“诗学正义”未必出于对法条有限性的认知。第四，侦探小说的“现代性”不仅体现在对精准时刻的把握和重视、线索搜集在科学办案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遵循法律规范的刑讯制度取代严刑拷打等，更在于运用包括物理建筑和印刷共同体在内的公共文化空间营造了“世界主义”的文化想象。全书的第三部分从当代汉学家高罗佩翻译和创作的狄公案系列出发，围绕情节改写、心理刻画、外交冲突和器物文化等，分析传统公案小说转化为当代侦探文学的跨文化旅行实践。多元文本的转换和个性化理论视角的选取，体现了作者非凡的文本感知力和理论架构能力。

林纾、魏易译《歇洛克奇案开场》封面

侦探小说斯人已矣，国际都市历历在目，现代性的疲劳和衰退如何处置？真正不可化约的本土文化和精神价值究竟是什么？澄清民族文化和西化的边界又在哪里？仍然是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在时时刻刻经受拷问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