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著推荐 |《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傅东华卷》杜兰兰、郭国良导言

“……她那一张脸蛋儿却实在迷人得很，下巴颏儿尖尖的，牙床骨儿方方的。她的眼珠子是一味的淡绿色，不杂一丝儿的茶褐，周围竖着一圈儿粗黑的睫毛，眼角微微有点翘，上面斜竖着两撇墨黑的娥眉，在她那木兰花一般白的皮肤上，画出两条异常惹眼的斜线。”看到这样一段极其流畅、自然的文字，不熟悉的读者准会以为这是出自某位中国现代小说家之手，寥寥数笔，一位俏丽佳人的形象便跃然纸上。其实这段文字的原作者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这位佳人便是米切尔获普利策奖的小说《飘》中的女主人公郝思嘉(后人译斯嘉丽)。而最先将这部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并以平顺优美的语言使其深入人心、风靡全国的人则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傅东华先生。

       傅东华(1893—1971)，原姓黄，幼时过继给舅舅后改姓傅，又名则黄。1893年4月21日出生，浙江金华曹宅镇大黄村人。少年时期，傅东华家境贫困，但他聪敏好学，凭借优秀的成绩考入当时最好的学校之一——上海南洋公学，在那里接受了良好的英文教育。毕业后他考入中华书局做编译员，为其后来的翻译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后，傅东华先后担任过英文教员，《京报》、商务印书馆等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以及多所大学的中文系、英文系教授等。他学养深厚、知识渊博，是新文学运动中重要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 的主要成员，在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文学理论研究、语言文字研究和辞书编纂等方面都颇有造诣，留下多部专著，堪称一代学者。与此同时，他还翻译了多篇西方文学批评文章，如英国剧作家、批评家萧伯纳的《文学的新精神》《理想主义之根源》等，以及大量文学批评著作，如亨特的《文学概论》、克罗齐的《美学原论》和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等。这些著作后来被用作大学教材，为当时的中国文学理论界提供了珍贵的可借鉴材料，推动了中国现代早期的文学批评理论发展。

       然而对于广大的普通中国读者来说，最让他们从中受益的还要数傅东华所翻译的那一部部西方文学经典名著。在傅东华饱含细腻情感和灵动智慧的译笔下，既有荷马史诗中气势恢宏的古希腊战场，也有西班牙乡绅堂吉诃德令人啼笑皆非的游侠之旅;既有魔鬼撒旦率领众天使反抗上帝的悲壮之举，也有郝思嘉、珍妮和琥珀等美丽姑娘令人不胜唏嘘的爱情磨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读者看来，这些作品无异于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又一扇通往新奇世界的大门，使他们得以一睹西方国家的世相百态，领略大洋彼岸的历史人文。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学经典中传达出的誓死保卫民族的决心、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面对困难百折不挠的乐观精神，以及女性正在不断觉醒中的自我意识等与当时中国的进步潮流紧紧联系在一起，以最富感染力的方式向人们发出了时代的召唤，深深影响并带动了无数读者。本书精选了傅东华先生的美妙译文以飨读者，其目的一方面在于使当代读者能够继续品味这些文字的无穷魅力，另一方面也借2021年傅东华先生逝世50 周年之际，纪念他为现代中外文明和文化传播事业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傅东华的主要翻译活动

       早在20世纪初期，傅东华就已经开始发表译作。1914 年，他以笔名 “冻蘤”“冻华”在《中华小说界》上先后刊发数篇短篇小说译文。至20 年代，他的译作数量明显增多，在体裁上也不再限于短篇小说，文学理论、诗歌等类型的译作大量涌现。他在1925年的《小说月报》第16卷第1号和第2号上分别发表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上)和《诗学》(下)，并于1926年结集成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其中正文26 小节，并附有傅东华本人撰写的《读诗学旁札》。傅译《诗学》主要根据布彻的英译本译出，是我国最早的《诗学》译本。这一时期傅东华在文学理论方面的译著还包括勃利司·潘莱的《诗之研究》(1923)、琉威松的《近世文学批评》(1928) 等。同时期，他的另一重要翻译成就是荷马的《奥德赛》。自1926 年1 月开始，傅译韵文体《奥德赛》分四次刊登在《小说月报》上，并于1929 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合订本。该译本主要根据威廉·考珀的无韵诗英译本和亚历山大·蒲伯的英译本译出。这一时期他在文学作品方面的译作还包括梅特林克的《青鸟》(1923)、诗歌合集《参情梦及其他》(1928)、小说合集《两个青年的悲剧》(1929)等。

       30年代以后，傅东华笔耕不辍，成果累累，可谓进入了翻译生涯的高峰期。他先后完成了弥尔顿的《失乐园》(1930)、杰克· 伦敦的《生火》 (1931)、霍桑的《返老还童》(1931)、但丁的《神曲》(1934)、德莱塞的《真妮姑娘》(1935，后改名为《珍妮姑娘》)、温莎的《虎魄》(1935，后改名为《琥珀》)、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1936)、霍桑的《猩红文》(1937，即《红字》)、塞万提斯的《吉诃德先生传》(1939，后改名为《堂吉诃德》)等作品的翻译，其中《失乐园》和《吉诃德先生传》均属皇皇巨著。《失乐园》原著为无韵诗，而傅译《失乐园》使用了韵文体， 使译文更加明白易懂， 便于口诵。

       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傅译《失乐园》进行再版，受到读者喜爱，然而傅译《失乐园》仅完成原著十二卷中之前六卷，实属遗憾。值得庆幸的是，另一鸿篇巨著———傅译《吉诃德先生传》自1935年5月20日起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第一卷，此后每月20日按时出版一卷，至1936年4月20日完成了全部12卷的出版。1939年商务印书馆分上、下两卷出版了该译本。1959年和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傅译《堂吉诃德》第一部和第二部。傅译《堂吉诃德》虽是由英文转译，但其影响不容小觑。后来从西班牙语直接翻译《堂吉诃德》的翻译家董燕生就曾回忆自己在高中时代读傅译《堂吉诃德》的有趣经历。他认为，傅译《堂吉诃德》“应该说相当传神，常逗得我一边阅读一边情不自禁地笑起来，别人还以为我得了神经病”。2015年，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在傅译《堂吉诃德》的基础上出版了《多雷插图本<堂吉诃德>》，更可见傅译本在《堂吉诃德》众多译本中的独特魅力。回到20世纪30 年代，傅东华在翻译大量文学作品的同时也继续专注于西方文学理论著作的译介，《文学概论》《美学原论》和《比较文学史》三本影响较大的批评专著均由商务印书馆于这一时期出版。除此以外，他还翻译了卡尔佛登的论文集《文学之社会学的批评》(1930)、外国批评家论文合集《诗歌与批评》(1932)等。

       自《吉诃德先生传》之后，傅东华一度感觉“颇倦于译事，以为这种工作究属太机械，于人于己都没有多大好处，不如趁我这无几的余年，多做一点不为他人作嫁的笔墨，或许可以比较心安理得”。然而在朋友的“怂恿”下，1940年6月的一天，他又重新投入到了翻译工作中。这一次，他要翻译的是当时已经在上海滩轰动一时的美国好莱坞电影《乱世佳人》的原著。傅东华将书名译为《飘》。在他看来，这次翻译工作和以往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他更加不会预料到这部新的译作将会在中国的文学翻译史、出版史和阅读史上“飘”起怎样的浪花。1940 年12 月和1941 年4 月，上海国华编译社分别出版了傅译《飘》的上、下两部。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飘》经过多家出版社的10余次再版，历经沉浮，至今仍然能够激起人们巨大的阅读和讨论热情。这样一种热情固然可归因于原著持久不息的生命力，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傅东华那精妙的译文。除此以外，傅东华还继续翻译了其他文学作品。1946 年，傅译英国作家史普林所著《业障》由龙门出版公司出版，1992年改书名为《浪荡逆子》，由上海书店出版。1948年，傅译美国作家嘉里色的《慈母泪》和英国作家达尔的《天下太平》均由龙门出版公司出版。

       50年代后，傅东华逐渐减少了翻译活动，转而投身于写作，著述颇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傅译本《伊利亚特》。著名学者陈中梅肯定了傅译本的历史价值，认为“傅东华先生的散文体译本《伊利亚特》完成了前辈学人全译这部宏伟史诗的夙愿。尽管傅本转译自里尤的英译本，但译者的文笔功力仍然给读者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荷马史诗雄浑、苍劲的古典风范”。可以说，《伊利亚特》在傅东华翻译生涯的结尾处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傅东华的主要翻译思想

       在长期的、大量的翻译活动中，傅东华的译文逐渐形成了一种个性化的风格。这种风格以通达晓畅的白话为标志，同时又兼顾优美和谐，伴以些许古韵的雅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傅东华极为深厚的汉语语言文学素养。这种风格的形成还源于傅东华本人在翻译实践中所秉承的宗旨和原则，可谓其翻译思想的直观体现。关于傅东华的翻译思想，我们可以从他和梁实秋的一次论争说起。

       1933年，商务印书馆对傅译《失乐园》进行再版。同年10 月，梁实秋在《图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傅东华译的<失乐园>》，对傅译《失乐园》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梁实秋的批评分为两点:“诗体商榷”和“文字商榷”。在“诗体商榷”方面，梁实秋认为傅东华用韵体形式来翻译弥尔顿的无韵体诗，其结果是译文失去了原有的风味，变成了“中国话”，虽然“很有趣，读起来很顺口，像弹词，像大鼓书，像莲花落，但不像米尔顿”。而在“文字商榷”上，梁实秋列出了傅译《失乐园》中的“九项错谬”，并称“其实傅译中的错误大致是都不难避免的，只要稍微细心一点多参考几种注释便可”。傅东华随即在11月11日出版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失乐园>的翻译》一文予以回应。在他看来，一方面，“所谓译什么人要像什么人的企图，岂非是痴人的妄想? 若不是妄想，那便是批评家用以抨击别人的一种便利的藉口”。他自称“本没有野心要‘学像’米尔顿，因为我根本就不承认这种‘学像’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直言翻译《失乐园》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人读起来觉得‘有趣’，觉得‘顺口’，觉得如弹词，大鼓书，莲花落一般容易读”。对于那“九项错谬”，傅东华认为自己不得不认错的只有一条。梁实秋随后在12月1日出版的《图书评论》第2卷第4期上刊登了自己写给该刊编辑刘英士的信，再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称“米尔顿写《失乐园》用‘无韵诗体’是有用意的，是有历史的背景的，而傅君译文偏偏押韵，和米尔顿的原意似乎不符”，并对“九项错谬”中的其余八项进行了重申。

       在这场论争中，傅东华显示出对文学翻译“信”“达”“雅”的独特见解。在“信”的标准上，傅东华显然倾向于不可译论，他认为译者和作者、译文和原文之间不可能达到完全“像”或者说“信”的境界。因此，有学者将傅东华看作一个文学翻译上的“现实主义者”，并将他与梁实秋之间的论争比作“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角力。与他对“信”的“不信”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傅东华非常看重“达”，即以易于接受的方式将作者的意图、原文的精神传达给读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舍“信”而求“达”。他将这种原则贯彻到了之后的翻译实践中，例如他在翻译《飘》时就舍去了大段的景物和心理描写，但这并不妨碍他用自然流利的语言向读者呈现出一个鲜活的郝思嘉来。在《飘》的译序中，他这样写道:

关于这书的译法，我得向读者诸君请求一点自由权。因为译这样的书，与译classics究竟两样，如果一定要字真句确地译，恐怕读起来反要沉闷。即如人名地名，我现在都把它们中国化了，无非要替读者省一点气力。对话方面也力求译得像中国话，有许多幽默的、尖刻的、下流的成语，都用我们自己的成语代替进去，以期阅读时可获如闻其声的效果。还有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的分析，觉得它跟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并且要使读者厌倦的，那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将它整段删节了。但是这样的地方并不多。总之，我的目的是在求忠实于全书的趣味精神，不在求忠实于一枝一节。

       傅东华在这段话中对“趣味精神”的追求和对“中国化”“中国话”的强调，分别彰显出他对“信”的本质的理解和他对“达”的方法的探索。除此以外，我们还能感受到他对译文的美学效果的重视，这折射出他对翻译语言之“雅”的深刻认识。傅东华本人饱读诗书，对中国古典诗词颇有研究，著有《李白与杜甫》《李白诗》《杜甫诗》《白居易诗》《陶渊明诗》《孟浩然诗》《王维诗》《李清照》等，受中国传统文人美学的熏陶可谓久矣深矣。然而在翻译《飘》《珍妮姑娘》《琥珀》这样的流行小说时，傅东华却力求获得中国民间艺术形式如弹词、大鼓书、莲花落那样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效果。这样做一方面是考虑到了普通读者的接受程度，“要替读者省一点气力”;另一方面也与小说本身的风格和主人公的气质更加贴合。他没有让从小就喜欢和黑人男孩一起玩的郝思嘉、贫民窟出身的珍妮和乡村里的“野丫头”琥珀出口即是“文雅”之语，而是用更加口语化的朴实语言来凸显她们各自的鲜明性格。在傅东华看来，“雅”并不意味着只存在唯一的标准，而是由译文所面向的读者群体来决定的，“俗”也是另一种“雅”。他和梁实秋关于《失乐园》的论争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俗”与“雅”之争。他用韵将“大雅”的《失乐园》进行“俗化”，固然损失了原作的庄严雄壮之风，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傅译《失乐园》因其明白简洁、朗朗上口而易于推广，从跨文化传播和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在当时中国读者普遍对英诗和西方宗教题材感觉陌生的情况下确有其可取之处。同样，在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也不乏有翻译家采用比较灵活的翻译策略，在保持原作趣味精神的前提下，不拘泥于一枝一节的“信”，而是凭借通达晓畅、符合译入语国家文化和习惯的语言使译文更易为外国读者所接受，这种做法也不失为对促进中外文学、文化交流的有效途径的探索之举。

三、傅译本《飘》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傅东华译著等身，但是无论从受众者规模还是译作本身具有的影响力来看，《飘》毫无疑问都是其中之佼佼者。《飘》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以南方种植园中成长起来的郝思嘉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描绘了一幅小人物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命运跌宕起伏的画卷，再现了南北战争时期和战后重建时期南方社会的历史。然而《飘》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却经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曲折过程。

       1936年，该小说在美国出版之后，很快在读者中引发轰动效应，成为当年最热门的畅销书，并斩获1937年普利策文学奖。根据它改编的电影于1940年一举摘得第12 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彩色片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剪辑等八项大奖，成为美国电影史上的传奇之作。同一年，这部电影被引进中国，片名最初译为《随风而去》，后来改为《乱世佳人》，在上海上映40多天，一时间成为街头巷尾人们争相讨论的话题。然而在收获大批中国观众的喜爱的同时，该影片及其原著也招来不少非议。小说作者玛格丽特· 米切尔是成长于美国南方亚特兰大的白人女性，她采用的是当时南方白人的视角，用大量笔墨描写了战争爆发之前迷人的南方景色、闲适安逸的田园生活，以及战争之后人们在重重困难之下为生活而做出的努力，以此缅怀那随风逝去的旧南方，寄希望于重建后的新南方。站在这样的一种立场上，作者在小说中表露出了比较明显的保守思想和历史局限性。例如她笔下的黑人奴隶或是对白人奴隶主俯首帖耳、忠心耿耿，或是囿于愚笨顽劣的刻板形象，而白人奴隶主则被刻画为一副慈善心肠。因此，有批评者认为作者仅仅谴责了战争对家园造成的破坏，却没有看到南北战争的进步性和战争之前“和平”状态下黑人奴隶所受到的残酷迫害。

       傅东华在《飘》的译者序中也提及，“有人给它加上‘和平主义’四字的考语”，但他对此并不赞同，“极不愿意给这本书戴上这样一个帽子，更不愿意读这书的人先有这一句考语横梗在胸中”。傅东华认为，衡量艺术品的标准不是看其情节，而是看其是否具备复杂精微的结构和既“面熟”又陌生的人物。他将只从情节里断章取义就贸然给作品定性的做法称为 “杀风景”：

从前我们的诗人李义山指出“杀风景”的事情一共十二件，如“花间喝道”、“月下把火”之类(见《杂纂》)。我现在要给他补上一件，就是“给艺术品戴帽子”。譬如我们从前的老先生们不许年轻人看《红楼梦》、《水浒》(虽然他们自己都是看过的，并且也喜欢看的，不然的话，他们怎么知道应该不许人看呢)，说它们是“诲淫诲盗之书”，便是 “给艺术品戴帽子”的一种方式。现在这种方式的帽子已经没有人戴了，但是红红绿绿的新式帽子仍旧是层出不穷。虽则凡是好的艺术品总一定是真金不怕火炼，决不是一顶帽子所掩没得了的;但是，譬如是一块纯净无瑕的白璧，凭空给它涂上了一笔颜色，那也不是大杀风景吗?

       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傅东华肯定了《飘》的艺术价值，认为“它虽不能和古代名家的杰作等量齐观，却也断不是那种低级趣味的时髦小说可比———它的风行不是没有理由的，它确实还值得一译”。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傅译《飘》一经问世，马上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数次重印和再版。

       然而在随后的近30年里，《飘》几乎销声匿迹。1979 年9 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决定重新出版傅译版《飘》，一方面是为了缓解10年“文革”后出现的严重“书荒”问题，满足人民群众的阅读需求;另一方面仍是在于《飘》本身所具有的经久不衰的艺术感染力。据当时《飘》的责任编辑汪逸芳回忆，她在最初选择该书的时候，“一读起来就停不下来。因为那时一般文学读物只有《红楼梦》、‘文革’时期的作品以及苏联的内部出版物，没见过这样以女性视角描写一场战争的小说，所以被深深吸引住了”。1979年12月，《飘》上册出版，首次印刷60万册很快售罄。与此同时，质疑声也开始传来。1980年1 月，《解放日报》先后刊登了李阳和林放的批评文章。前者认为《飘》攻击黑奴和北部废奴主义者，是在为南方的奴隶主辩解、为奴隶制度翻案;而后者写道:“总觉得这部小说把那些实行种族歧视的奴隶主当作英雄来描写，女主人翁则是一个‘人妖’式的美人。从思想的角度来说，比起斯陀夫人的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来是一个反动、一个倒退。希望我们的出版者，不要‘飘’得太远呀!”《飘》由此引发了一场社会和批评界的大讨论，各方意见纷至沓来。1980 年6 月13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代表团时说:“你们有一本小说叫《飘》，是写南北战争的。小说写得不错，中国现在对这本书有争论，有人说这本书的观点是支持南方庄园主的。我们翻译出版了这本书。出版了也没有关系嘛，大家看一看，评论一下。”这番话对《飘》的出版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关于《飘》的激烈辩论逐渐平息下去，越来越多的读者和批评者开始以更加辩证的、开放的眼光来看待《飘》，在认识和理解其历史局限性的同时仍然表达出对它的艺术价值的欣赏和喜爱。而这些珍贵的艺术价值，正是由傅东华的生动译笔传递出来，给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带来了感动和启迪。

       傅东华作为我国老一辈文学翻译家，为我们奉献了丰富的文学宝藏。遗憾的是，本书的容量有限，我们只能选取最能代表傅东华翻译思想、最能体现其翻译才华的作品来呈现给读者。在选本时，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种考虑:

       （1）内容保持丰富性。虽然傅东华的翻译成就主要存在于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上，但是他在外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的翻译上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本书虽然以文学作品的译本为主，但也加入了文学理论译著《文学概论》中的篇章，以使当代读者能够了解我国现代早期外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译介工作。

       （2）形式力求多样化。本书在傅东华的众多译著中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七部，其中既有庄严的史诗如《伊利亚特》和《失乐园》，也有20 世纪早期的畅销小说如《飘》和《琥珀》，既有欧洲浪漫主义的经典巨作《堂吉诃德》，也有美国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珍妮姑娘》，借以展示其在翻译不同材料、面向不同受众时所采取的灵活应对方法。译本也参考了来自人民文学、上海译文、浙江文艺、时代华文等国内多家出版社的经典版本，以保证权威性。

       （3）尽量避免片段化，保持作品的相对完整性和可读性。傅东华所译作品数量众多，且大部分是长篇小说，甚至是像《堂吉诃德》这样的鸿篇巨制，因此本书必须进行节选。但是在编选的过程中，我们力求不破坏原作叙事的连贯性，在一定范围内保持故事情节的相对完整。比如在《伊利亚特》中，我们向读者展示了著名的“阿喀琉斯的愤怒”中的第一次愤怒，即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结怨、不愿再为希腊联军出战的情景;在《堂吉诃德》中，我们节选了前六章，描述了堂吉诃德第一次出征大败回乡的情景;在《失乐园》中，我们节选了整个第一卷;在《飘》中，我们则节选了前六章的大部分内容，呈现了郝思嘉对卫希礼由爱生恨、出于报复心理而嫁给韩察理的来龙去脉。这样，读者就不会因为情节的支离破碎而减少阅读的兴趣，从而能够更加领会到傅东华的译艺之精与译文之美。

       除此以外，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傅东华译文多产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前，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和现有的规范、标准存在诸多不同之处，如将 “身份”写作“身分”、将“好像”写作“好象”、“的” 与“地” 混用于动词之前等;一些人名和地名等专有名词和现代通行的译法也有较大差异，如在《文学概论》一书中将“哥特民族”译作“歌德民族”、将英国诗人柯勒律治译作“哥尔利治”、将美国诗人朗费罗译作“郎匪罗”等;部分标点符号的用法也和现今不同，如在并列的名词之间使用逗号。考虑到这些用法和译法或是反映那一时代的语言文字用法，或是带有鲜明的译者个人风格，且并不会给生活在当今社会的读者带来大的阅读困难，我们本着忠实于原文的原则，将它们基本保留了下来，仅对部分繁体字和异体字、外文作品名的标注格式、当时的排印错误等根据现有的规范做了修改。谨此说明。

       最后，就让我们跟随傅东华先生的生花妙笔，踏上激动人心的阅读之旅吧！

图书信息

书名：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傅东华卷

编者：杜兰兰、郭国良

丛书名：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

总主编：许钧、郭国良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2月

定价：88元

ISBN：978730821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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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中国翻译家研究》（历代卷、民国卷、当代卷）

图书简介

本书为“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之一，收录了著名翻译家傅东华的代表性译文。全书包括三大部分：导言、代表性译文和译事年表。导言包括傅东华生平介绍、傅东华翻译概况和翻译思想、编选说明等。第二部分为傅东华代表性译文，包括《伊利亚特》《堂吉诃德》《失乐园》《珍妮姑娘》《飘》《琥珀》《文学概论》，展现了其在翻译不同体裁的作品、面向不同受众时所采取的灵活翻译方法，以及通达晓畅、生动优美的文笔。

图书目录

导  言

上  编

一、伊利亚特

二、堂吉诃德

三、失乐园

下  编

一、珍妮姑娘

二、飘

三、琥珀

四、文学概论

傅东华译事年表

编者简介

杜兰兰，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英国文学和文学翻译研究。

作者简介

郭国良，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翻译协会理事。研究方向为当代英美小说作品研究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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