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大猛于2021年3月8日入职上海某公司工作，与公司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期限为2021年3月8日至2024年3月31日。

公司《员工手册》第八章第二条C类处分条款第3条规定连续三天旷工，或三十天内累积旷工二次；第15条规定触犯刑律，被公安机关拘留者。《员工手册》第八章第三条违纪处理规定第2条针对C类处分即时解除劳动合同，不予任何经济补偿并责令即时离开公司。宋大猛确认签收了《员工手册》。

2023年3月17日至2023年3月27日期间，宋大猛因嫖娼被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车墩派出所行政拘留10日，并出具了沪公松（车）行罚决字（2023）00219号决定书。

3月27日，宋大猛拘留期限届满回到公司时，公司出具了一份落款为2023年3月27日的《离职证明》，内容为“兹证明宋大猛，男，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于2021年03月08日至2023年03月27日在我司任操作工一职。因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离职。”

2023年4月18日，宋大猛向上海市松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2,990元，仲裁委经审理后对宋大猛该请求不予支持。

宋大猛不服仲裁裁决结果，提起诉讼，理由如下：

2023年3月17日，我因违反治安管理被处罚拘留10日。我被拘留后，通过他人已告知公司被拘留的事实。2023年3月27日，我被解除拘留，回到单位上班。公司以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开除我。我不是无故旷工，公司的规章制度亦未明确约定我的违纪行为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不应做有利于公司的无理扩大解释。现为了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恳请法庭能支持我的诉讼请求。

公司答辩认为，宋大猛违反劳动纪律，旷工期间，公司多次向宋大猛索要旷工证明，但宋大猛拒绝提供，故公司根据员工手册依法解除双方劳动合同。

庭审中，宋大猛自认于2023年3月27日之后才将解除拘留证明书告知公司。

诉讼中，宋大猛陈述，在2023年3月18日，已由派出所办案民警告知公司处领班他被拘留的事实，但不清楚领班是否告知公司；3月27日曾告诉公司他缺勤系因被行政拘留，确实未告知拘留原因。

公司则辩称其从未收到过民警的通知，也不清楚宋大猛在3月17日至3月27日期间缺勤的原因，公司多次给宋大猛打电话、发微信，均未取得联系，也进行上门拜访，但未找到宋大猛，还给宋大猛的紧急联系人打过电话，也无人接听。在3月27日宋大猛至公司处上班时，公司询问未到岗原因，宋大猛告知公司因赌博被拘留，不同意出示拘留证明，其也无法在派出所调取拘留证明，故公司认定宋大猛旷工，依据《员工手册》第八章第二条C类处分条款第3、15条、第三条第2条，对宋大猛作出解除处理。直至2023年3月28日在松江区经开区XX中心，公司才知道宋大猛是因嫖娼被拘留，但仍旧未收到拘留证明。

公司向法院院提交宋大猛旷工记录（系统截屏）、公司在其旷工期间多次微信，电话及上门联系公司记录，并予以通知旷工3天起，予以解除其劳动关系，证明宋大猛旷工事实存在。宋大猛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不能证明他存在无故旷工的情形。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在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否违法。

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根据在案证据显示，宋大猛于2023年3月17日至3月27日期间因嫖娼被行政拘留，即便其并非因触犯刑事法律规定而被采取强制措施，但其客观上确实存在连续旷工超过3天之情形。在公司已通过微信、电话等其所能穷尽的方式联系宋大猛未果的情况下，公司依据《员工手册》第八章第二条C类处分条款第3条以及第八章第三条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即便如宋大猛所称，公司在《员工奖惩申报单》上的解除时间为2023年3月21日，但宋大猛确于2023年3月17日、3月20日、3月21日未出勤，公司作出该处理亦符合《员工手册》相关规定。

本案中，需要指出的是，嫖娼属于严重背离社会道德价值观的违法违规行为，宋大猛作为成年人理应知晓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无论宋大猛是否将嫖娼被拘留一事通过民警告知公司，都不能作为其旷工能否免责的依据。若宋大猛在拒绝向单位出示被拘留的原因导致旷工还能获得赔偿，既不符合相关法治精神，也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综上，法院认为公司不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无须向宋大猛支付赔偿金。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四条之规定，法院判决驳回宋大猛宋大猛的诉讼请求。

案号：（2023）沪0117民初15873号（当事人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