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指的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关心人的利益，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孔子的“仁者爱人”。当今中国大学具有人文精神的院系中，南京大学中文系当名列前茅。1978年入学、毕业留校任教的张伯伟教授，四十余年念兹在兹，堪称资深“南大中文人”。他的大作《读南大中文系的人》一版再版（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初版、2020年增订版），充分彰显着南大中文系的人文精神，突出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中文系师生以学问为目标，名利只是学有所成的自然回报，而非治学的初衷。作者的博导程千帆先生毕生致力于学问，哪怕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也不废读书思考。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很难指望做学问换来名利，这份坚持就是出自对学问本身的热爱和追求。政治运动可以禁锢人的身体，但不能困囚思想，他对古代文史的研思屡经颠仆而未断。晚年移砚南大，治学环境大有改善，程先生下决心“争分夺秒，把在政治错案中损失了十八年的时间抢夺回来”（第26页，引文均据增订版）。多年的积淀化作一篇篇文章、一本本著作，如水到渠成、瓜熟自落，给学界带来惊喜，也丰富了学者的晚年。程先生对学生有八字赠言：敬业、乐群、勤奋、谦虚。其中“敬业”、“勤奋”和“谦虚”都是强调治学要认真、踏实。他非常重视给学生改作业，要求文中不许出现错别字，引文必须注明出处，以细致的学术规范培养学生的虔敬精神。经他修改的作业，朱墨灿然，浸透了心血，让学生受益匪浅。作者有一次引用恩格斯的话而未查明出处，受到了老师的批评，因此铭记终身。针对评职称、争名利影响论文论著质量的现象，程先生在日记中写道：“文风之变，皆急于成名所致，恐非少年文士之福。”还谆谆叮嘱学生：“君子之道，仍必闇然日章，我行我素，终必为今日后世所承认接受。……愿坚持勿懈。”（第31页）在这些恳切的话语中，我们能看到老一辈学者治学态度的纯粹。作者谈人论事，洋洋洒洒几十万字，也“罕言利”，唯一写到稿费的事，重点也在“衣钵相传”，化俗为雅（《一件化俗为雅的小事》）。他多次谈到当今学界的急功近利和学风问题，其大书特书前贤之认真、淡泊，亦不乏警示今人之意。作者曾在中文系发起“素心会”，旨在推进不同年龄的读书人真诚平等地研讨学术。治学的纯粹和为人的纯真，其内涵是相通的。作者饱含真情地说：“只要是素心人，对于学术就必然拥有一种单纯的信仰。因为单纯，所以始终保持着童真；……因为单纯，所以形成了一种有魅力有魔力的神秘的力量。”（第98页）作者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并因此得以结成令人羡慕的学者伉俪。其夫人曹虹教授说：“我和张老师在本科时相逢，因为他为人的纯粹、天性的率真、为学的执着等方面让我感到是一种人生的方向，所以才走到一起。”（第112页）看来，纯粹、率真、执着真是“有魅力有魔力”的呀！
书中人物大多具有这种美德，从文题即可看出，如“天真的浪漫诗人——赵瑞蕻先生”、“有思想的顽童——许志英先生”、“痴雁——严迪昌先生”等，作者非常看重的学生张晖也是如此。之所以写他们，还特意收到《读南大中文系的人》中，就是因为作者从他们身上“读”出了天真、童心、痴情、素心，同声相应。《老师，我舍不得您！》和《晖弟已矣，虽万人何赎》等怀人文章深沉感人，是感情的直接喷发，真性情显露无遗。而在“三国志曼陀罗”工作坊上，作者以姓氏引出话题，说这次会议缺少姓曹的学者，大概是因为曹家人一来，徐兴无院长只能效仿“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了，他自己“作为张飞的后人，恐怕也很难说出动人的欢迎辞”。在《莫砺锋文集》发布会上，作者以对师兄莫砺锋的亲切称呼“老莫”开始讲话，以改称“莫老”结束，“莫老，就是永不老”，表达了美好的祝愿。如此机智幽默，妙语连珠，仿佛有趣的灵魂在文字间跃动。悲哀喜乐，发自内心；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样有真情实感的文章才具有人文精神，才能真正吸引人、感染人。反之，枯燥无文者，行之亦不远。作者于程先生等为弟子，于张晖等又为老师，一种师生互相珍重、互相关爱的精神代代相传，充满了人情味。作者说：“我和千帆师之间的感情极为融洽，师弟相处，犹若父子，几乎无话不谈。”（第36页）听说作者的孩子病了，程先生特地带着饼干和麦乳精来看望（第233页）。对学生的关怀不限于学业，还包含家庭生活，师生真如父子。直到弥留之际，程先生还是难以割舍作为他学术生命延续的学生，握着作者的手说“我舍不得你”，实在令人动容。程先生一贯强调大学教师不仅要做学问，更要注重教学，在遗嘱中说自己的著述“微不足道，但所精心培养学生数人，极为优秀，乃国家之宝贵财富”（第27页）。这种对人的关爱、对人的价值的重视正是人文精神的核心。
作者对老师的敬爱，最好的体现莫过于传承光大先生的学术和继续培养人才。他不仅开拓了域外汉籍研究的广阔天地，而且桃李遍及中外。这些学生又继承发扬了作者的学术与精神，如此薪火相传。张晖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作者在其学习、工作中给予了温情的指点与支持，他也用学术实绩回报了老师。可惜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过早陨落，作者深情痛挽：“晖弟晖弟，春来君去。谁教你去？为谁而去？”（第105页）感人的追问如声声杜宇，把老师对学生、前辈对后生的赏识、珍重、痛惜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流淌的不正是人文精神吗？孔子叹颜回，大约也如此。可悲的是，时下这样的人文精神正在流失：有些老师忙于自己的研究（大多出于功利目的），忽视对学生的教育，以致有师生之名而无受教之实；还接连出现师生关系紧张的报道，有的学生甚至因此轻生。名利薰心，没了人情味，枉担“师”名，不教不爱，读书至此，得无愧乎？互敬互爱的人情味不仅体现在师生之间，也体现在朋友、同事之间，这就是程先生教导的“乐群”。八十三岁高龄的潘重规先生听闻老友程千帆住院，特地转道来宁探望，二人诗歌酬唱，尽欢而散，堪称桑榆友爱的佳话。作者到日、韩、新加坡等国访学，不仅交流了学问，而且把朋友交到了海外，素心相待，到处都有浓浓的师生情、朋友情。生活在这样真诚的、充满人情味的人文环境中，是多么轻松而幸福啊！这八个字原为国立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之一）教授、学衡派代表吴宓对程千帆、沈祖棻夫妇的评价，作者引来总结程先生的精神遗产，也表明了南大中文人的追求。学者、教授“往往是透过对知识的传承、创造以达其‘行道救世’之目的”（第17页），程先生一生苦心治学、倾力教学正是如此。他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有一种“开放的文化保守观”，“一是立足中国文化传统，二是不断吸取现代新知”（第23页），这与学衡派的宗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一脉相承，都是用现代学术方法保存国粹以行道救世。
作者继承老师的衣钵，先是着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然后放眼东亚文化圈，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国。不仅有“保存国粹”之功，还有发扬整个东亚文明传统的魄力，因而得到东亚甚至欧美学者的积极响应，两届域外汉籍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大成功举办，作者本人也因对韩国学研究的贡献而荣获“卧龙学术奖”。针对现代中国学术深受西方影响的事实，作者提出：“我们的观念和方法，应该独立于而不是孤立于西方的研究和理论，……强调以汉文化圈作为方法，则旨在使我们逐步摆脱百年来受西方学术影响而形成的种种模式和惯性，并有望发现一个东方的、亚洲的、中国的知识生产方式……”（第327页）用方法创新振奋中国学界，在世界学林重掌话语权，让东方文明与西方平等对话，作者的学术追求堪称高远，其取法对象是宋代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这样的人文学者才不拘于章句，而有了境界与情怀。作者说：“这种‘为往圣继绝学’的实践，不仅体现在对学问追求上的虔敬的态度，更多的是在日常生活中所自然流露出的和煦的、温暖的感情，是人文精神的活生生的呈现。”（第245页）这就融通了担当、虔敬和人情，透彻地阐明了南大中文系人文精神的内涵。张伯伟教授抱着求知问学的热望从黄海之滨来到钟山脚下，在南大氤氲四十余载，不仅学术成就蔚为大观，而且结师生缘，交素心人，充分浸染了中文系的人文精神。在攀登学术高峰的同时，师生真诚相待，互敬互爱，关心人、重视人、爱护人、培养人，共同传承文化，创造知识成果，为社会做出贡献。这是真正的人文教育，也是人文精神形成的过程，《读南大中文系的人》就是这个过程及其中人、事的真情写照。读罢这些满溢情怀的文章，掩卷回想，南大中文系的精神传统呼之欲出——人文在兹！
《读南大中文系的人》[增订版]
张伯伟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版
张伯伟：“行道救世，保存国粹”——程千帆先生的精神遗产
张伯伟：说先师闲堂赠潘石禅先生诗兼述往事
张伯伟：一件化俗为雅的小事
张伯伟：绕谿师的“藏”与“默”
张伯伟：有思想的顽童——许志英先生
张伯伟：一个中国学者对韩国学研究的职责
张伯伟：中文系是以“为往圣继绝学”而自任的
文学院院长徐兴无：到南大读书，是一场巅峰体验
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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