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与张伯伟

我与千帆师之间的感情极为融洽，师弟相处，犹若父子，几乎无话不谈。我们谈学问，谈人生，谈历史，谈现实，有时还谈家庭，谈爱情。先生有快乐的事情，总愿与学生分享；学生有失意的心绪，也愿向先生倾诉。我总觉得，这样的师生关系，大概也就是古代鹅湖、鹿洞之遗风吧。海阔天空的漫谈，时时迸发机智和幽默的火花，学生从中受到的教益，较之于课堂讲授有时甚至更多。然而在我们众多的话题中，有一个问题则很少涉及，那就是——钱。

不知是什么缘故，我给很多人留下了从来也不缺钱的印象，而哭穷告贫，叹老嗟悲似亦与我的性格不合。所以，尽管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正是国内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读书人日暮途穷之际（社会上流行着“穷得像个教授，傻得像个博士”的俗语），但我们这“穷教授”和“傻博士”之间却很少论及“经济基础”，只是沉迷于“意识形态”的讨论中。然而现代社会与钱的关系千丝万缕，终于有一次，钱的问题摆到了我和千帆师的面前。 

1989年10月，我应千帆师之命，编了一册《程千帆诗论选集》，并撰写了一篇后记，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先生的诗学研究方法，交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出版社寄来几千元稿费，让我们自行分配。按照我的初衷，编校先生的诗论选集，是对社会、对学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先生命我编选此书，不仅是师生间的深厚感情的纪念，也是对我的浅薄能力的充分信赖。至于稿费，我实在不愿支取。我将此意向千帆师说明后，先生说：“我们师弟间在钱的分配上，宜粗不宜细”。究竟怎样“宜粗不宜细”，我也不甚明了。那天下午，我从邮局将稿费取出后来到先生的寓所，带着几分疑惑和好奇。先生从桌上拿起宋人邵伯温撰写的《邵氏闻见录》，翻到一处让我阅读： 

范鲁公质举进士，和凝为主文，爱其文赋。凝自以第十三人登第，谓鲁公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居第十三者，欲君传老夫衣钵耳。”鲁公以为荣至。先后为相，有献诗者云：“从此庙堂添故事，登庸衣钵亦相传。” 

千帆师接着说：“我给先师汪辟疆先生编《文集》，出版社给了我陆佰叁拾元稿酬，我现在也想给你这么多稿酬，欲衣钵相传耳。”又戏仿上诗为句云：“从此学林添故事，编书稿费亦相传。”言罢，师弟相视，嗢噱不止。 

自从孔子“罕言利”，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传统的读书人总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理想，而以谈钱言利为耻。或者反之，以哭“穷”为癖，如黄庭坚所谓“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孔、孟圣人，固然令人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叹，但我总是更喜欢王弼标举的魏晋“新圣人”的理想人格形态：“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钱本是“俗物”，而千帆师在处理此“俗物”时，却能“化俗为雅”，这不正是“应物而无累于物”吗？记得有一次与先生谈到钱宾四（穆）的学问人品，先生喟然而叹曰：“钱先生的学问就是他的为人，两者是统一的。”是的，读古圣先贤的著作，岂只是在于积累学问，更重要的不是在“变化气质”吗？现实社会里的俗人，俗事正多，能够在生活中“化俗为雅”，而不仅仅是“避俗趋雅”，这样的学问也许才算没有白做。否则，对学问恐怕也只是一个“知解宗徒”而已。我常常这样问自己：“你能够把学问融入自己的生命中吗？你能够把古老的美德在现实生活中加以实践吗？”从这件“化俗为雅”的小事上，我似乎依稀看到自己在学问上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原载《文教资料》1982年第4期

>收入张伯伟《读南大中文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