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因为爱读诗，留心寻觅诗集、诗刊。一次，在公共图书馆阅览室看到一本《诗帆》，二十四开本，连封面封底二十四页，米色道林纸，正文用七号字，每篇自行起讫，不接排，天地留得特别宽，从形式上看就给人以非常高雅的感觉。更为吸引人的是：这是个严格意义上的同人刊物，他们一共只六个人：汪铭竹、程千帆、绛燕（程千帆夫人沈祖棻）、孙望、章铁昭、滕刚（滕刚是我国最早介绍波特莱尔的译者之一）。每期每人发表诗作一至两首，另外有三、四首译诗，还有三、四首“友人寄稿”，和高雅的外表完全相称，他们的诗都写得精致，优美，很严肃的一群。

那时，文化中心在上海。上海戴望舒主持的《新诗》和左翼的《新诗歌》影响最大。《诗帆》是在南京出版的，只能算是小地方的小刊物，然而却能给人以难忘的好印象，长留在我的记忆里。

千帆先生，我只知道他是个新诗人。直到一九四五年逃难到重庆时，在一本《文史杂志》上读到他的《少陵先生诗心论》，惊喜之下，才知道他还是个不折不扣的真正的学者，和那些总是在丁当作响的“半瓶水”完全不同。接着，又读到《文论要诠》，千帆先生在我心里已是最敬重的学者之一了。

认识千帆先生，已是一九五〇年秋天。那时，各大学都在多方网罗教师。王西彦先生原来是要去武汉大学任教的，人在湖南，却被湖南大学留下来了，时任武大中文系主任的千帆先生为此特地从武汉来长沙劝驾。第一次见到他，给我的印象，可以用“风流儒雅”四个字形容，以前也曾有幸见过一些名家，像他这种学者风度的，却很少。

后来，在一次接一次的运动中，精英中之精英的千帆先生，自然在劫难逃，硕学鸿儒，居然做了多年放牛娃，岂止煮鹤焚琴，简直是佛头着粪，正常人无法想像的政治恶作剧！

拨乱反正之初，压抑多年的出版事业蓬勃发展。当时我有个想法：重印“五四”以来重要诗刊，徐志摩编的《诗刊》，戴望舒编的《现代诗风》、《新诗》，中国诗歌会的《新诗歌》，汪铭竹编的《诗帆》，戴望舒、艾青编的《顶点》，邹获帆、姚奔编的《诗垦地》等。我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千帆先生，很快得到回信，而且把他珍藏的全套《诗帆》合订本寄给我，他的热情支持，极大地鼓舞了我。遗憾的是，人谋不臧，计划终究未能实现，最后只好十分痛惜地把合订本璧还。后来在通信中，他还不时提起这件事，直到去年在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还告诉我《诗帆》合订本国内还有两个地方可以找到。当然，如有可能，我是一定要实现重印老诗刊的理想的。

这封信让我感动的，不只是他对诗，对诗友，对美好往事的深情，更让我感动的是他在健康情况十分不好的情况下，还奋力写这封对我慰勉有加的信，那歪歪斜斜的笔迹，叫人看了，不能不热泪盈眶！他那秀逸的笔迹，到哪里去了！他怎么写出这么歪歪斜斜的字来了！人们不是常说，年纪大的人，饱经风霜，然而也应该“发挥余热”，受了那么多磨难，还能有多少余热？于是有人慨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风华正茂之年都消磨在“运动”之中了，黄昏是短促的，无可挽回的损失！我们能不记住这太残酷的教训吗？

重印老诗刊的设想，希望能有一天终得实现。至少至少，这些前辈留下的遗产在怎样办诗刊这件事上，应该还能给我们有益的参照。现在年青朋友办民间诗刊，往往很厚一大本，作者几十上百，这当然也表现新诗的兴旺势头，也是对“新诗走进低谷”之类流言蜚语的严正回答，对只顾大登特登无聊的“八卦”的报刊的抗辩。在今天，前辈们当年的踏实作风，还是应该好好效法的。但愿有一天能实现我这重印老诗刊的梦想，以此告慰千帆先生和新诗前辈们在天之灵。

>原载《开卷》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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