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若明｜蓝色郁金香——17世纪上半叶克拉克瓷“外国花卉”的图像交融

Original 《美术》美术杂志社

202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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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美术

Foreign Art

蓝色郁金香

——17世纪上半叶克拉克瓷“外国花卉”的图像交融

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吴若明

摘要：17世纪上半叶，以钴蓝色釉料绘制的“外国花卉”成为外销青花瓷中盛行的图像，特别是克拉克瓷“蓝色郁金香”图案广泛流行于荷兰市场。花卉图像的变迁与17世纪30年代荷兰的“郁金香热潮”有何种关联？17世纪荷兰静物画中频频出现的郁金香、荷兰釉陶砖上的郁金香、中国外销瓷花卉图像中的东方构图与蓝色偏好，共同演绎了东西方花卉绘图传统间的互动与交融。蓝色郁金香，不仅反映了一种花卉纹样的地域传播和图像流动，更发展为一个全球贸易时代背景下的艺术表征。
关键词：克拉克瓷；外国花卉；郁金香；荷兰

17世纪早期中国向荷兰的出口瓷器，在纹饰上基本保留了16世纪以来中国民窑的主要特点，以花鸟为主，兼有山水、人物及几何纹饰，荷兰东印度公司并没有对纹饰直接干预。但1635年之后10年的瓷器贸易中，却出现了以蓝色郁金香为主的“外国花卉”流行样式。“外国花卉”也称“西方花卉”（western-stylized flowers）或“荷兰花卉”（Dutch flowers），主要指在绘画中更换的非中国（un-Chinese）花卉，如郁金香、康乃馨等。与其他常见的中国传统图案不同，“外国花卉”具有非常独特的西方风格，带有装饰性较强的叶子（stiff leaves）和盾型徽章形的花头（armorial flower），在绘画风格与构图中偏向对称性和装饰性，体现了中西图案的交融和互鉴。此外，在17世纪的荷兰静物画和釉陶砖（Dutch tiles）上也出现了郁金香花卉图像。这些跨越地域边界的郁金香，如何在不同的陶瓷重要产地展示自身的美学倾向？从中国抵达欧洲的克拉克瓷“西方花卉”，又如何与当地文化发生共鸣？

一、17世纪上半叶的克拉克瓷器贸易及花卉图像

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约1469—1524）到达了印度西南部的卡利卡特（Calicut），由此打破奥斯曼土耳其在亚欧间贸易的垄断权，开辟了欧洲人前往东方的“新航路”。1513年，葡萄牙人成为最早到达中国的欧洲人，葡萄牙探险家乔治·阿尔瓦蕾斯（Jorge álvares，？—1521）在马六甲华裔商人的指引下，出现在中国南海之滨。随着葡萄牙商人来到大明朝的广州屯门（今深圳域内），贸易全球化时代来临。16世纪中叶以来，葡萄牙人开始非法占据澳门，开启了早期的全球贸易。1602年荷兰公司以进行贸易的东印度群岛地区为据点，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贸易网络的建立控制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不断崛起的荷兰与西班牙争夺政治权力和海上贸易权，在17世纪初曾先后掠夺了两艘葡萄牙商船“圣伊阿古”（San Lago/Tiago）和“圣卡塔琳娜号”（Santa Caterina）。葡萄牙人根据海中怪兽的名称“carraca”命名葡萄牙帆船, 荷兰人后称之“carrack”。由于发音的混淆，即葡萄牙舰队“carrack”和“kraak”的接近，荷兰人将截获的上万件中国瓷器称之为“克拉克瓷”（kraakporselein）, 即“武装帆船瓷器”。1619年荷兰建立巴达维亚（Batavia，今印尼雅加达）贸易总部，又在1624年以中国台湾为贸易据点，数以万计的中国瓷器开始被大规模销往欧洲。

装满中国瓷器的商船大多经由中国台湾到达巴达维亚（Batavia，今雅加达），再从巴达维亚抵达荷兰中心城镇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或荷兰西南部港口城市米德尔堡（Middelburg）。订购数量最多的是瓷盘，如贸易档案日期记录为1637年10月20日的船只中，共包含订购的2.4190件瓷器，总价在6200荷兰盾，其中有4350件为瓷盘，直径在47厘米—51厘米的大盘（Telyooren/Schootel/Hele Schootel/whole）有210件，直径为25厘米—36厘米的瓷盘（Halve schootel/half）有600件，直径为20厘米—23厘米（Een-derde /one third）的瓷盘为2160件，直径为10厘米—16厘米（Een-kwart/one fourth）的瓷盘为1380件。1638年4月12日荷兰阿姆斯特丹东印度公司负责人的信件中，订单需求“craek com”（kraak bowl），以及“caraek”（porcelain）等相关词汇开始出现“克拉克瓷”（Kraak Porcelain），次年5月再次提及对其的需求。“克拉克瓷”的概念界定多强调其风格化的边饰划分及边饰内容，特别是晚明景德镇等地所产做工精致的外销瓷器，并具备上述装饰特征。广义上的克拉克瓷以多开光装饰为特征，除明代景德镇产外销开光瓷外，同时包括大量的漳州窑瓷器，以及日本伊万里窑和清代景德镇窑多开光装饰风格的外销瓷。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早期贸易中，尽管会根据欧洲市场对瓷器的器型方面有所要求，但同时并不会对纹饰有所干预，中国装饰风格成为贸易中吸引顾客的因素，即刻意保留的中国装饰魅力（charm of Chinese decorative style）——异域性。克拉克瓷器上的主题图案通常出现在盘心等器物主要展示部位，运用大量的中国传统花鸟组合图像，营造一种自然场景下的东方“异域”视觉风景。明代中国外销克拉克瓷器纹饰主要包括带有祥瑞寓意的花鸟、山水和人物等主题图案。

传统花鸟题材中的荷花、菊花和牡丹是常见的主题及边饰花卉，克拉克瓷器的早期画风延续了中国宋元以来的陶瓷装饰传统，同时借鉴了明代版画中大量的传统花鸟绘画题材和构图方式。如葡萄牙国家古代艺术博物馆藏景德镇窑青花克拉克瓷盘，其盘心画面主题部分以淡彩青花色调表现荷花，结合背景处浓淡相间的荷叶与卷草形成对比色调，近景处石上的水禽与天空中盘旋俯视的水禽形成呼应（图1）。画面右侧渲染的荷花水草、远处的山石卷云等，共同形成富有层次感的陶瓷视觉艺术。自宋金以来流传的池塘水禽组合图像，又名“池塘小景”“春水（秋山）”“满池娇”等，其画面构成元素中的莲花（荷花）成为瓷器主题图案中最为常见的表现对象。画面体现了宋代以来全景式花鸟画的构图样式和祥瑞寓意，花卉的表现整体而丰富，同时与明代盛行的《草本花诗谱》等版画中的花卉画风一致。

图1 景德镇窑青花克拉克瓷盘口径46.8cm

1573年至1627年葡萄牙国家古代艺术博物馆

折枝花鸟画的形式在唐代花鸟画中已逐渐形成，除了整体表现的盘心主题花卉外，在边饰内以牡丹、桃子等折枝花果和杂宝等祥瑞图案组合绘画，是克拉克瓷的常见边饰开光图像，并在贸易中逐渐形成风格化趋势。如葡萄牙国家古代艺术博物馆藏景德镇窑青花克拉克瓷盘的边饰，突出了这一时期喜闻乐见的具有长寿寓意的桃纹，形成了风格化特征明显的折枝桃纹，并在之后由“外国花卉”所替代。

二、荷兰郁金香热潮与克拉克瓷“外国花卉”的兴起

郁金香（Tulipa gesneriana L.），鳞茎皮纸质，内面顶端和基部有少数伏毛，叶3枚至5枚，条状披针形至卵状披针形，花单朵顶生，大型而艳丽。郁金香的拉丁语属名“Tulipa”源自波斯语，意为“帽子”和“伊斯兰头巾”（花形），盛产于16世纪的土耳其等小亚细亚地区，后流传到欧洲各国。1559年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ner）最先从君士坦丁堡带回郁金香球茎到荷兰。1573年至1587年间郁金香又从土耳其经过维也纳被带到荷兰。到1634年，风靡一时的郁金香已经蔓延到荷兰社会，并成为17世纪上半叶荷兰绘画、建筑和服饰中的流行图像。

17世纪上半叶的荷兰曾出现一场郁金香的热潮（Tulpenmanie），也称郁金香泡沫（Tulip Bubble），曾一度将郁金香的球茎价格推向巅峰，数十亿个郁金香球茎被运销到荷兰，品种多达2000种。在1635年郁金香狂热的高峰期，各种郁金香球茎的价格达到1260荷兰盾至5500荷兰盾/弗罗林（florins，荷兰货币单位），10万荷兰盾约可购买40个郁金香球茎。对比同年荷兰市场的商品均价，郁金香球茎的价格几乎等同于十几头肥牛甚至上百头肥羊的价格。1637年郁金香的价格已经涨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与上一年相比，郁金香总涨幅高达5900%。1637年2月郁金香市场崩溃，价格跌落，成为一场泡沫经济的典型案例。但郁金香在荷兰仍具有重要影响，至今仍是荷兰的国花，也是荷兰种植面积最广的花卉。

在荷兰逐步建立的亚欧贸易航线中，由于葡萄牙和荷兰之间的商业矛盾，最初荷兰商人并没有与景德镇为主的瓷器供应方取得直接联系，17世纪初期荷兰在与亚洲的早期贸易中没有对瓷器纹饰进行直接干预。来自中国的瓷器多以转口贸易的方式被收购并转销欧洲。为了实现贸易利益最大化和争夺更多贸易权限，荷兰人发动了数次海战，并在1634年战事平息后有机会参与定制和获得新式瓷器。随后一些新的、在中国不曾出现的花卉类型开始出现在克拉克瓷器的装饰上，即通常被称作西方花卉的图案。

郁金香纹样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西方花卉，在这一时期盛行于各种转变期的克拉克瓷盘上，通常被认为随着17世纪30年代后定制方的需求改变而流行。1639年来自巴达维亚（Batavia，今印尼雅加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商人到达中国台湾的泽兰迪亚堡（Fort Zeeland）后有可能提供并促进了这种典型荷兰花卉纹样的使用。但在1639年荷兰人参与的定制要求中，并没有出现关于这些花卉的明确记载，定制要求中更多强调了对精细、罕见的高品质青花装饰瓷器的偏好。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录显示荷兰人希望获得更高质量的瓷器。由于“荷兰花卉”与1635年荷兰商人要求的中国人物形象组合在一起出现，这种花卉形式的转变被认为第一次出现在1635年，并在1636年后出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所谓在过渡期瓷器上盛行的“外国花卉”图像不仅来自荷兰盛行的郁金香，也包括如康乃馨等其他外国花卉，对花卉的再现往往带有一种模糊且相似的构图。尽管“外国花卉”的嵌入手法主要流行于转变期的瓷器，但同样在转变期前的外销瓷器上已经存在，甚至早期葡萄牙主导的亚洲瓷器贸易中，就曾出现过这种“外国花卉”形式，比如早期葡萄牙贸易中定制的带有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执政时间1556年至1598年）的纹章，图像本身来自西班牙银元上的王室徽章，环绕的花卉与传统中国花卉不同。

三、转变期克拉克瓷“外国花卉”的图像流动与风格转向

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转变期克拉克瓷器装饰上广为流行的中国传统图案发生了转变，促成一种审美趣味的转变。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档案整理和相关讨论曾提到1635年在中国台湾的荷兰商人的瓷器贸易中出现了特别的器物模型（special models），“绘有各种中国人物纹样的木制器物模型，以供生产者复制”。在装饰主题纹样中，具有异域风情的东方人物形象，如穿有东方官服的天官图、“渔樵耕读”等不同社会职业的男性形象、“庭院纺织”等日常劳作的女性形象，以及日益增多的叙事性戏剧人物场景开始取代此前盛行的“池塘水禽”“林间瑞兽”等动物和植物主题，成为明末清初流行的主题纹饰。与外销瓷主题纹饰相衬托的杂宝、暗八仙、八宝等宗教祥瑞图案也随之改变，一些不同于传统中国折枝瓜果花卉的“外国花卉”成为流行的边饰纹样，流入欧洲市场。

“外国花卉”的花叶形式主要分“垂直对称”和“非垂直对称”两类。莫拉·瑞纳尔迪（Maura Rinaldi）引用福尔克（T. Volker）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相关论述，提到这组带有“荷兰花卉”的转变期瓷器风格产生于1635年，当时的传播路径是通过木制的模型（painted wooden models）由中国人在荷兰人的监督下在中国台湾生产，又被中国市场所仿制。这里的郁金香纹饰在16世纪下半叶的土耳其伊兹尼克已经流行，17世纪后这种郁金香开始出现在荷兰釉陶砖上。也正是这个时期，荷兰人来到中国台湾参与定制装饰绘画的主题。瑞纳尔迪根据图案的典型差异将其分为两类，即茎叶直立式的荷兰花卉（Dutch flowers）和茎叶摇曳型伊兹尼克花卉（Iznik-like flowers）。

根据目前整理的17世纪中国外销瓷绘画装饰中的相关材料，以17世纪克拉克瓷为主的外销瓷上出现的“外国花卉”可进行如下分类（图2）。最早在葡萄牙抵达澳门后的贸易定制中，出现了对称式组合外国花卉I型（1573—1620），主要借鉴欧洲传统花卉装饰的对称形式。1634年至1644年间，荷兰商人对装饰干预后的“外国花卉”在绘制中均受到伊兹尼克花卉的绘制影响，同时又体现了欧洲对称性装饰花卉纹饰的传统审美，青花绘制的蓝色郁金香是其最主要的类型，具体可分为适应较大区域绘画花叶舒展开的对称式独立外国花卉II型；非对称式多组合外国花卉I型（1634—1644）；以及在狭长区间相对凸显花头、叶脉收敛的对称式独立外国花卉III 型和非对称式双组合外国花卉II型。

图2 17世纪转变期瓷器“外国花卉”的主要类型

此外，在明末崇祯后期（约1640）流行的外销瓷瓶、执壶等汲水器中也有出现外国花卉，主要为独立描绘的风格化郁金香，并影响到清初顺治、康熙时期的外销瓷。如德国法兰克福应用艺术博物馆藏景德镇转变期青花执壶（图3）的腹部主题纹饰刻画了明末清初常见的文人形象，壶颈部则以青花钴料绘有突出羽叶式的蓝色郁金香，不仅显示出郁金香纹饰在“外国花卉”中的重要性，也体现了“外国花卉”与中国传统纹饰相结合的发展（对称式独立外国花卉IV型）。装饰于盘（碗）心圆形主题纹饰与边饰之间，边饰开光边框中的辅助纹饰空间多采用滕蔓式对称花卉装饰，即对称式组合外国花卉V型。这种用于辅助装饰的连蔓式图案在中国最早用于装饰佛教建筑，且受到印度笈多王朝风格影响，公元6世纪至7世纪的中国工匠已经在使用云纹和涡卷叶饰。但在中国作为辅助纹饰的连蔓式花卉更强调连续花茎的表现，而转变期克拉克瓷上的藤蔓式多为连续且重复的独立花卉，也可视作“外国花卉”对西方花卉传统的挪用和演绎。

在1635年和1637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中，这种中国本土装饰图案传统的设计元素仍然被强调，即按照中国的装饰方式和习惯生产瓷器。但在装饰的局部纹样中，西方的图案已经开始渗透，体现出对中国外销瓷定制的干预，并出现了装饰转向，强调在中国方式的装饰中融入荷兰式的花卉和叶子图案，不过中式装饰的原始韵律（rhythm）仍没有受到干扰。在传播媒介方面，欧洲的铜版画等印刷品提供了参考，特别是欧洲的风景构图形式，即在建筑风景中强调水平线和三角墙体的建筑式样（gabled building），这些图案试图依照中国晚明瓷器传统的山水图式进行杂糅，并与边饰的郁金香等外国花卉相互组合，形成1635年至1645年间瓷器装饰中西交融的图像交融。如德国法兰克福应用艺术博物馆藏景德镇转变期青花瓷盘（图4）的边饰开光将伊兹尼克式的外国花卉与中国文人图像相结合，然而与该时期内销市场流行的文人形象组合风景不同，画面上的建筑、塔楼和树木都在严谨的水平线构图中呈现，盘心的主题纹饰尽管传承了明末清初盛行的“赤壁赋”泛舟纹饰，但在画面近景和远景的房屋绘制中，也依照水平线构图，并融入了“荷兰式”的房屋造型。

图3 景德镇转变期青花执壶 23.5cm×13.4cm

约1640年法兰克福应用艺术博物馆

图4 景德镇转变期青花瓷盘口径36cm

1635年至1644年法兰克福应用艺术博物馆

四、静物画与釉陶砖：
17世纪荷兰郁金香图像的多元再现

在17世纪外销瓷上频繁出现的郁金香图像，不仅源自荷兰商人在海外货物定制中的偏好性选择，也成为这一时期荷兰艺术装饰中的重要元素，广泛流行于荷兰的静物画、釉陶砖以及其他艺术媒介，体现出郁金香图案在荷兰的多元再现。在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郁金香（球茎）花园——荷兰库肯霍夫公园（Keukenhof）中，仍然可以看到流行至今的不同种类、色彩缤纷的郁金香花卉。

17世纪荷兰地区逐渐发展起与日常生活主题紧密相关的绘画派别，即荷兰风俗画或荷兰小画派，带有异域风和拟真性的四时花卉图案是17世纪荷兰静物画的常见主题。安布罗修斯·博斯查尔特（Ambrosius Bosschaert the Elder，1573—1621）是一位出生于弗兰德斯的静物画家和艺术品经销商，也被公认为最早将花卉静物画发展为独立画派的画家之一，并影响了之后荷兰花卉静物画的发展。博斯查尔特米在1587年至1613年间主要活跃于荷兰的德尔堡（Middelburg）地区，该地发展成荷兰领先的花卉绘画中心。博斯查尔特的花卉画以组合的鲜花为主，其中郁金香是最常见的花卉种类。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绘画中，花卉经常与万历时期的青花瓷器相组合，如荷兰国立博物馆藏绘制于1619年的《静物与万历瓶中的花卉》（Still Life with Flowers in a Wan-li Vase），又如英国伦敦国立画廊的画作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郁金香与万历青花瓶物的组合，画面绘有不同颜色的盛开花卉，郁金香在画面上占据了构图中心位置。

博斯查尔特同样绘制了大量花篮中的花卉及欧洲陶瓶中的花卉，如美国洛杉矶保罗·盖蒂博物馆的《花卉静物》（Flower Still Life，图5），画面上主要表现了橘黄色和粉白色郁金香，不仅与其他同期静物花卉图中的郁金香色彩一致，也与今天荷兰库肯霍夫公园常见的郁金香相近。这种花园的培养方式于17世纪的荷兰兴起，当时富裕阶层开始流行收集和培育开花植物，尤其是那些奇异、稀有和美丽的植物。根据特定花园编撰的花卉手稿也同时出现，约翰·雅各布·沃尔瑟（Johann Jakob Walther）曾在1650年至1670年间编绘了装饰性花卉手稿，其中也包括上述博斯查尔特绘画中的橘黄色和粉白色郁金香，其不仅是真实花卉的再现，也为装饰艺术中的花卉图案提供了参考（图6）。除了常见的郁金香颜色，画面所描绘的郁金香还突出了17世纪上半叶荷兰地区出现的新品种——杂色郁金香，即因一种名为花叶病的碎色病毒（Mosaic virus）感染出现的杂色郁金香，此类花卉的花瓣形成了色彩对比鲜明的“火焰”状条纹。尽管博斯查尔特画面上的郁金香可以与真实的花卉或花卉手稿比拟，但他的静物画并不是真实的写生再现。画家选择了备受推崇的郁金香品种，同时将原本不会在同一季节开花的品种组合在一起，如郁金香、玫瑰、勿忘我、山谷百合、仙客来、紫罗兰、风信子等。在博斯查尔特的影响下，17世纪上半叶至18世纪下半叶的大量荷兰及佛兰德斯画家，如老奥萨亚斯·比尔特（Osaias Beert the Elder，1580—1624）、扬·范·胡苏姆（Jan van Huysum，1682—1749）、保卢斯·西奥多鲁斯·范·布鲁塞尔（Paulus Theodorus van Brussel，1754—1795）等人仍然在绘制各种繁花锦簇的瓶花图像，郁金香图像在其中频繁出现。

图5 博斯查尔特《花卉静物》布上油画

47cm×55.2cm 1614年保罗·盖蒂博物馆

图6 约翰·雅各布·沃尔瑟《郁金香花卉手稿》水彩画

60cm×46.2cm 约1650年至1670年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随着郁金香在荷兰的盛行，17世纪荷兰以郁金香为主题的图案也越来越多地流行于建筑、服饰中。如荷兰阿姆斯特丹工匠威廉·范登·赫维尔（Willem Van Den Heuvel）在大约1650年至1670年间制作的浮雕镀金皮革面板，上面也有突出表现的6朵郁金香及石榴等水果。尤其是荷兰建筑中广为流传的釉陶砖（Tile），这种在锡釉陶器上加以白色化妆土，并在白色底色上进行多种釉彩装饰的方式是17世纪以来荷兰流行的工艺。荷兰釉陶砖装饰主题多样，与该时期荷兰小画派贴近日常生活的主题相近，陶砖装饰图案不仅包括常见的荷兰风景、建筑和人物等纹饰，也有流行的风格化郁金香纹，后者的釉面以垂直或对角线表现花茎，装饰性的花叶呈对称分布，与外销瓷绘的郁金香（对称式独立外国花卉III型/IV型）具有相近性。17世纪初期的荷兰郁金香纹饰在早期多以组合图案出现，且花卉呈斜角状分布。17世纪上半叶荷兰鹿特丹（Rotterdam）或乌得勒支（Utrecht）的釉陶砖中，郁金香纹饰更突出了郁金香花卉的主体性，且在绘画中以垂直花茎表现。

在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16块釉陶砖组成的平板中，郁金香图案成为画面的主题纹饰，并展示了多种颜色、不同姿态的郁金香，通过砖块边框的百合花卉相连统一（图7）。尽管这组荷兰釉陶砖上不乏橙色、紫色花卉和绿色花叶来表现接近自然中真实花叶的色彩，但也包括了4块以向上姿态盛开的蓝色郁金香，蓝色不仅是花卉的外形勾勒，更体现了整体色调的风格转向。这类蓝色郁金香的描绘不再以再现真实花卉色彩为目的，而是接近荷兰代尔夫特陶盛行的“蓝陶”单色釉彩装饰，与颇具东方异域风格的外销瓷青花色调一致，甚至还辅以同期克拉克瓷常见的开光作为郁金香的边框装饰。

图7 荷兰代尔夫特釉陶砖组合

13cm×13cm×1.2cm（16片）

1625年至1650年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17世纪上半叶在克拉克瓷上流行的“外国花卉”，与更早出现在16世纪近东土耳其釉陶（Turkish faience）花卉风格颇为相近（图8）。尽管这种交融的图像风格很难被溯源，但是其小叶环绕的花卉和风格表现的茎叶体现了从16世纪中期开始的伊兹尼克釉陶装饰风格传统，有锯齿形式羽状带“芦苇”叶子（Saz Style）也曾是17世纪外销瓷郁金香叶纹的式样之一。伊兹尼克地区的另一类以蓝白色调为主的青花陶瓷被形容为“金角湾”（Golden Horn Ware）风格，同样强调了对蓝色的审美偏好，如淡蓝色釉面、深蓝色装饰等。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代尔夫特，还是伊兹尼克，尽管都出现了大量的蓝色郁金香，但也包括常见的色彩样式，如橙色郁金香纹样。但是在16世纪下半叶中东地区的建筑陶砖中，则更偏向于蓝色郁金香的独立描绘，不仅受到这一地区矿物颜料的影响，同样是区域审美的反映（图9）。

图8 土耳其伊兹尼克釉陶盘尺寸不详

约1570年汉堡艺术与手工业博物馆

图9 叙利亚大马士革釉陶砖组合

47.6cm×19.7cm 1550年至1600年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这种非真实的“泛东方”异域风蓝色郁金香在荷兰影响深远。直至19世纪，由英国新工艺运动的代表艺术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和威廉·德·摩根（William De Morgan，1839—1917）设计、在荷兰制作的“郁金香和格子（Tulip and Trelis）”四方组合釉陶砖也通过蓝色郁金香图案（图10）凸显了其艺术自身所蕴含的价值。

图10 威廉·莫里斯设计、威廉·德·摩根绘制

郁金香和格子纹釉陶砖 15.3cm×15.3cm×0.9cm

1870年至1880年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余论：作为交融图像的蓝色郁金香

17世纪上半叶克拉克瓷器蓝色郁金香图像趣味转向的历史动因，包括荷兰郁金香种植热潮、荷兰航海贸易主导权的提升、荷兰对瓷器定制要求的增加等。郁金香是一种百合科郁金香属植物，原产于土耳其，其寓意美好，包含粉色、红色、橙色、黄色、白色和紫色等丰富花色，但却没有蓝色。从代尔夫特的建筑陶砖，到1634年转变期克拉克瓷的“蓝色郁金香”，见证了从现实花卉的“拟真”，走向蓝色郁金香的“幻视”。对蓝色的偏好，不仅体现了这一时期荷兰市场对中国外销瓷主流青花产品的推崇，也反映了荷兰釉陶对中国瓷器异域风格的模仿，并逐渐发展为颇具特色的“代尔夫特蓝”。有意思的是，元代及明代早期的上乘青花钴料——苏麻离青（Soleimani）正是从中东地区传入中国，用于景德镇元代“浮梁瓷局”和明代御窑厂的青花装饰，并逐渐发展成明清瓷器最主要的装饰技法和“中国风格”的代表。明代克拉克瓷器构图中普遍存在的多开光装饰，其起源因素中也有伊斯兰陶瓷艺术的影响。

非真实再现的蓝色郁金香，曾是伊兹尼克和大马士革釉陶所偏好的花卉和色彩，既有本地区所产花卉的影响，又在构图与色彩上受到中东及中国的影响。荷兰建筑陶砖中的花卉不仅是对伊兹尼克等地花卉风格的挪用，更在当时“郁金香热潮”的影响下突出了蓝色郁金香的主题，最终在远洋贸易中影响了中国外销克拉克瓷绘装饰。这些17世纪上半叶景德镇瓷器上流行的“蓝色郁金香”，与荷兰绘画和建筑，以及土耳其、叙利亚釉陶上的郁金香交相辉映，形成一种跨区域文化间的图像融合，成为特定时代背景下东西方艺术交融的典型。（注释从略详参纸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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