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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能｜跨越世纪的征程：美国高校博物馆收藏和研究中国艺术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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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search
跨越世纪的征程：美国高校博物馆收藏和研究中国艺术之鉴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杨晓能
在教育和文化中心的美国高校，对中国艺术的海外传播与研究呈现此起彼伏的态势，尤其以美国高校博物馆收藏中国艺术品的发展与演变最具代表性。百余年来，这些博物馆在磕磕绊绊中摸索入门，有的逐步从肤浅认知升华至深入研究，有的由于主管方的更换而停滞不前。美国高校博物馆的中国艺术藏品，既体现了馆方敏锐的审美力成就，校友与藏家捐赠的硕果，又为在院系讲授中国艺术史以及教学相长提供了条件，但同时也难以摆脱一些藏品来历不光彩的阴影。由于当时战乱、经济凋零和盗掘猖獗等各种原因，20世纪中日藏家纷纷出售珍藏，是西方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与书画千载难逢且物美价廉的历史机遇。但自始至终，藏品真伪与年代的鉴定、品相高下的评判，一直是西方博物馆和收藏者棘手的挑战。总体来讲，校方的发展方向与经济实力、馆方专业人员的鉴赏与研究水平、校友及藏家的眼光与财力、画商的档次与货源的质量等因素的差异，决定了美国高校博物馆中中国艺术收藏的不同档次和归宿。美国收藏中国艺术品的高校博物馆众多，藏品数量和质量不等，本文以不同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耶鲁大学艺术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古人类学博物馆、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艺术博物馆为例，分析和归纳美国高校博物馆在跨世纪发展中的挫折与成就、规律与特色。
一、耶鲁大学艺术馆：昙花一现的赞誉与睢阳二老的余韵
美国最早的高校艺术类博物馆为耶鲁大学艺术馆（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创建于1832年，当时仅藏有100多幅描绘美国革命的历史绘画，藏品主体为该校1831年用1000美元购自美国画家特朗布尔（John Trumbull，1756—1843）的88幅作品。历经搬迁与扩展，耶鲁大学艺术馆现已拥有以西方艺术为主的近30万件全球性艺术藏品，其中收藏的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绘画与美国绘画和雕塑名列前茅，收藏最多的则是货币，数量达12万余件。在该馆发展的过程中，中国艺术品的收藏虽可追溯到更早，诸如1928年至1929年校友威廉斯（F. Wells Williams，1857—1928）遗赠的70余件清瓷和1件北齐石碑等，但真正大量的收藏启动则发生于建馆百年后的20世纪中期，这要归功于收藏家摩尔夫人（Mrs. William H. Moore，1858—1955）捐赠和遗赠的近400件中国绘画、青铜器、织物、陶瓷器、玉器等。她的90多件中国古代绘画当时被认为是西方最重要的收藏之一。不过可惜的是，她收藏的阎立本、吴道子、王维、韩滉、周昉、贯休、黄筌、李成、苏轼、李公麟、米芾、宋徽宗、米友仁、刘松年、马远、夏圭、赵孟頫、赵雍、倪瓒、沈周、唐寅、仇英、丁云鹏等人的画作均为赝品或后人的冒名之作。例外的是，摩尔夫人于1953年捐赠的北宋佚名水墨设色绢本册页《睢阳五老：杜衍像》和《睢阳五老：朱贯像》（1056年之前，图1、2）。这2帧册页原为卷装，是朱德润（1294—1365）家族旧藏。北宋名臣朱贯为朱德润九世祖，该卷1707年被改装成册，乾隆时期被朱氏后人卖出，流散民间，多次易主，后被分割卖到海外。1917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入藏购自来远公司（Laiyuan & Company）的《毕世长像》册页及封面、封底和19个题跋，华盛顿弗里尔艺术馆1948年从纽约通运公司（Tonying and Company, New York，来远公司转手）购买《王涣像》和《冯平像》册页，其余的题跋装册由上海藏家孙煜峰（1901—1967）于1965年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收藏。摩尔夫人的这2帧五老图册页为耶鲁大学艺术馆最为重要的中国古画藏品，其货源也应是来远公司，该公司即卢芹斋（C. T. Loo，1880—1957）的早期名号。摩尔夫人的其他绘画收藏多来自通运公司，诸如传元王冕《墨梅》纸本挂轴，该作是庞元济的旧藏，1932年纽约通运公司将其出售给她，摩尔夫人1954年捐赠耶鲁大学艺术馆。摩尔夫人1953年捐赠的明代佚名摹夏圭《山水十二景》水墨绢本卷（15世纪—16世纪），原南宋本现藏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可惜只残存4景，明摹本对复原宋画全貌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此画购自纽约画商诺德勒（M. Knoedler & Co., New York），这家1846年开业的百年老店，后因贩卖上海籍画家钱培琛受委托制作的西方抽象表现主义名家假画而被起诉，并于2011年关闭。
摩尔夫人1954年捐赠的中国青铜器中品相较好的有一件商代枭尊和一件商代带盖爵，还有一件比较罕见的车马器柱头青铜饰件，一面人首，另一面兽头，该件藏品是1930年购自德国古玩商布恰德（Otto Burchard and Co., Inc., New York）。其中，最著称的是她购自卢芹斋的西周五年琱生青铜簋（公元前854年，图3），器内铸有104字铭文。考古学家陈梦家（1911—1966）等曾考证为两簋，另一件西周六年琱生青铜簋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2006年，陕西扶风五郡西村青铜器窖藏出土的器物中有2件西周琱生尊，均有长铭，与琱生簋铭文互补，记录了召族分家之事。1952年，有耶鲁校友捐赠西周青铜礼器颂簋，器和盖均有152字铭文（图4）。此簋原属于一组列簋，现已流散，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和山东博物馆各藏一件套，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各仅有一盖。
耶鲁大学艺术馆的中国书画收藏近800件，真假混杂，特别是古画部分难以恭维，颇费心机的赝品可见张大千绘制的髡残《水墨设色山水》轴及弘仁《水墨山水》轴，前者1978年由馆方购自王方宇（1913—1997）夫妇，后者2014年由美籍日本艺术大藏家伯克（Mary Griggs Burke，1916—2012）女士遗赠。摩尔夫人之后陆续入藏的也多为捐赠。例如，翁万戈（1918—2020）在1956年至1965年间捐赠的清奚冈《水墨观音》纸本轴和翁同龢书法册页等；1992年，由校友捐赠查士标《仿倪瓒山水图》水墨纸本轴（17世纪后期）；2005年和2013年鲁斯（H. Christopher Luce）先后捐赠王铎《草书五唐诗》墨笔纸本长卷（1642）和隋佚名《大般涅盘经》墨笔楷书纸本卷；2000年起，原籍香港的胡应洲（Clyde and Helen Wu，1933—2015）夫妇及后人陆续捐赠一批近现代书画，包括钱沣、赵之琛、何绍基、胡碧山、戴熙、赵之谦、任颐、任预、蒲华、杨锐、梁启超、苏六朋、梁于渭、吴昌硕、高奇峰、陈师曾、陈半丁、徐悲鸿、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李苦禅、石鲁、陆俨少、吕寿琨、关良、关山月、赵少昂、溥儒、黄君璧、 江兆申、王雪涛、丁衍庸、钱松嵒、唐云、朱屺瞻、娄师白、吴冠中、程十发、黄胄、李华生、陈子庄、饶宗颐、聂欧等人的作品，几乎囊括19世纪至20世纪的多数名家；2010年，一个美国基金会捐赠30多幅来自乌镇木心的画作；伯克女士2014年遗赠20余幅原籍北京、长期居住中国台湾省的陈其宽画作，及启功的八屏纸本青绿山水屏风画。这些捐赠使得该馆现当代书画收藏初具规模，但整理和鉴定等工作至今没能跟上。
在该馆总数9000多件的中国藏品中，钱币类就占了5800件，除一件金代鎏金彩绘木雕水月观音（1168）外，馆藏缺乏大型雕塑和佛教石刻，大件的石刻仅见2000年入藏的北朝石棺床彩绘浮雕构件，疑为国内盗掘之风盛行时流出海外之物。该馆的陶瓷收藏也是大宗，品质参差不齐，较精的有校友1971年捐赠的南宋吉州窑剪纸贴花玳瑁斑纹瓷碗、2016年捐赠的北宋青白瓷执壶（图5）。校友考克斯（John Hadley Cox，1913—2005）1935年毕业后曾在长沙教书，他于1940年至1950年间捐赠200多件战国至宋陶瓷器和残片，种类繁多，以考古标本为主，精品则很少，基本来自长沙和周边地区，长沙窑和衡山窑的陶瓷是其特色。耶鲁大学艺术馆的中国艺术收藏，精品有限，故并未形成有特色的收藏体系，也始终未能成为该馆收藏的强项，在非西方艺术门类藏品中的影响力甚至逊色于该馆的非洲艺术收藏。
二、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佛教艺术的魅力与昭陵二骏的悲剧
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简称宾大博物馆（Penn Museum），建于1887年（原名Free Museum of Art and Science），1913年改名为大学博物馆（University Museum），其间还有名字更改，但自此定位为考古和人类学博物馆，在其100多万件藏品中，有许多来自300多次的中东、亚洲、非洲、美洲的考古发掘和田野工作。该校和大英博物馆在1922年至1934年间联合发掘乌尔王朝遗址，在王室墓葬群中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宾大博物馆拥有部分乌尔王朝遗址和古埃及文物精品，尤其以苏美尔早期王朝皇后普阿比（Queen Puabi）的黄金宝石冠饰、耳饰、项链、胸饰（约公元前2600—前2450年），以及从另一埋葬坑出土的吃树叶状的金银青金石挺立山羊（约公元前2450年）而闻名于世。
该馆归类中国的收藏约7000件，其中铜钱币2600多件，500多件西藏服饰、器皿、宗教用具和唐卡，400多件鄂尔多斯青铜兵器和小饰件，100多件补子，中药样品200多件，彩票70多件及大量的人类学标本（诸如少数民族服饰和织物，部分为实地考察收集），甚至还有几件甲骨文残片；虽然真正的艺术品数量不太多，但因拥有一些独特艺术和历史价值的藏品而得名。与乌尔王朝遗址出土藏品的来源不同，这些中国文物精华不是考古发掘或远征探险的结果，而主要是20世纪早期从古玩商处购买的。宾大博物馆所藏中国文物及艺术品的核心为古代佛教雕塑、陕西唐代陵墓石浮雕、山西广胜寺明代壁画，现在都展示在该馆的高和直径均为27.43米的“中国圆厅”（Chinese Rotunda）内， 观众基本可以一目了然。
出生于加拿大的美籍考古学家戈登（George Byron Gordon，1870—1927），1903年到宾大博物馆工作，1910年被任命为该馆馆长。他的专长虽然是美洲考古学，但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的天赋，对中国雕塑感知敏锐，注重收藏适合公共场所展出的高质量、醒目的大型文物，他可能也下意识地想以中国古代雕塑与该馆的古埃及人面狮身石雕像等硕大石雕相呼应。他在任职期间构建了该馆的中国文物核心收藏，其文物精华来自两位古玩商，一位是德国人沃尔西（Edgar Worch，1880—1972），另一位是卢芹斋，两人均在巴黎营业，后在纽约开设分行。戈登经手的第一件精品是1913年6月从巴黎沃尔西处购买的、发现于河北易县的辽三彩罗汉 （1914年入藏，图6），沃尔西自1906年至1914年间每年都去中国购买文物，1914年在纽约开设分店。此后，他又出售给该馆原藏河南沁阳栖贤寺的东魏释迦牟尼造像碑（546），响堂山石窟北齐石雕坐狮和高84厘米的菩萨头像，以及高246.38厘米的唐石雕观音立像（706）等。卢芹斋自1915年售给该馆5件（套）北齐大理石坐佛、2件菩萨、2件阿难陀弟子造像起，戈登从他那购买的有现在陈列在展厅中心、高279.4厘米的北魏鎏金彩绘弥勒佛石像（516），东魏鎏金青铜弥勒佛造像（536），这两件均来自河北定州，端方（1861—1911）旧藏；南响堂山石窟2号窟的3件北齐彩绘石雕立佛像，北响堂山石窟的一对菩萨头像， 一对汉末双翼石兽，辽鎏金青铜观音立像（10世纪），元鎏金干漆坐佛像（14世纪）等。众人皆知的双方交易是1920年该馆支付12.5万美元入藏唐昭陵六骏中的拳毛䯄石浮雕和飒露紫石浮雕（649，图7、8）。卢芹斋对此极具耐心，借展多年，降低要价，终于获得留声机和唱片业大亨约翰逊（Eldridge R. Johnson，1867—1945）的资助而成交。20世纪初，不法之徒将六骏打碎后贩运，导致2件流失美国，还有4件被截获，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张光直（1931—2001）生前面告，鉴于昭陵二骏的意义，他曾建议宾大博物馆用二骏交换几件秦兵马俑，让六骏团圆。此后，卢芹斋又卖给宾大博物馆山西广胜寺下寺前殿2幅明代壁画《药师佛佛会图》（图9）和东壁《炽盛光佛佛会图》，广胜寺下寺后殿的2幅巨大的元代壁画现分别藏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916年，购自卢芹斋的战国嵌孔雀石陈璋青铜方壶，器身与足相接的空白处刻铭29字，记齐国将军陈璋齐宣王五年（公元前315年）攻打燕国所得，是该馆最重要的青铜器收藏。该馆1922年至1925年间还入藏一批来自卢芹斋的唐三彩骆驼、马、武士和文官俑等。
古代中国大型石刻和佛教艺术融贯中西审美趣味，容易被戈登理解。当时的不法之徒到石窟、寺庙和遗址破坏性劫取，货源充足，赝品也较少，使他在这方面的收藏质量很高。不过，戈登未能逃脱与美国同行一样的厄运，照样在中国古代绘画上栽了跟头。他自1915年至1916年起，从卢芹斋和纽约画商诺德勒等处购买了几十幅古画（大多购自后者），除了几幅佚名明清画外，基本是名家赝品和清末仿古画，卢芹斋的画可能来自庞元济，庞氏1915年借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之机，请其堂弟庞赞臣（1881—1951）和卢芹斋帮他运送古画到美国，卢芹斋借机转卖了一些庞氏绘画；诺德勒的画来自长期在中国的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福开森为此还出版了图录。当时不仅西方“专家”福开森，即使像卢芹斋这样的中国古玩商对中国古代绘画的鉴定能力也相当浅薄，普遍人云亦云。毕安祺（Carl W. Bishop，1881—1942）1914年被雇为宾大博物馆的东方部副主任，曾于1915年至1917年到中国旅行，带回明代鎏金青铜佛像等。1922年到华盛顿弗里尔艺术馆工作至死，任职期间发表了不少宾大博物馆当时收藏中国文物的文章。
1927年1月29日，戈登出席晚宴后到二楼去取外衣，突然仰身跌倒摔到一楼地面，意外身亡，这个悲剧预示宾大博物馆收藏中国艺术鼎盛时期的结束，从此一蹶不振。为了纪念戈登的不幸去世，由约翰逊出资为该馆从费城商店购买了一个重49磅、直径25.4厘米，是世界第四大的水晶球，其波浪形银支座为日本造，据说曾属于慈禧太后，现在成为该馆的亮点之一（图10），不过水晶球是中国造还是日本造仍然是个谜。此后像样的新收藏屈指可数，较突出的有1940年该馆与山中商会交换的一对相传来自天龙山的唐鎏金彩绘天王武士石雕，1944年购入的辽银面具，1954年购买的宋彩绘木雕观音，1963年获赠的一对高2米多的清景泰蓝狮子。宾大博物馆长期以来展厅陈旧落伍，安于现状。不过，近年来馆方耗资数千万美元为其增装了空调、洗手间和电梯等设施，装修和扩建了主入口和庞大的古埃及新王国时期人面狮身花岗石雕像（长362厘米、宽145厘米，约公元前1293—前1185年）的展览空间，以及中东、美洲、非洲的展厅，“中国圆厅”的陈列也略有改善，目前正在装修古埃及和努比亚展厅。该馆藏品研究出版的文档记录做得较好，发扬了考古学的优良传统。
三、哈佛艺术博物馆：青铜器、古玉和钧瓷的辉煌与敦煌菩萨的阴影
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Harvard University Art Museums）于2008年正式命名为哈佛艺术博物馆（Harvard Art Museums），其历史与1895年建立的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1903年建立的布什博物馆（Busch-Reisinger Museum）和1985年开馆的赛克勒博物馆（Arthur M. Sackler Museum）密切相关。1927年，福格艺术博物馆搬迁到哈佛艺术博物馆的如今所在地（32 Quincy Street）——北美第一个为培训美术学者、艺术品保护专家、博物馆专业人士而设计的集教学和收藏陈列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该馆起始的藏品仅仅是石膏复制品、照片，现在藏品包括了从中世纪到当代的西方绘画、雕塑、素描、版画、装饰艺术、摄影等。布什博物馆收藏中北欧德语系国家的艺术，几经搬迁。由赛克勒（Arthur M. Sackler，1913—1987）资助修建的赛克勒博物馆，是作为福格艺术博物馆扩建的一个独立建筑，集中展示哈佛大学（主要是福格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亚洲、中东、地中海地区的藏品。福格艺术博物馆建筑历经6年的装修和扩建于2014年重新开馆，增加了40%的展厅及文物修复室、教室和艺术学习中心，自此三馆真正融为一体，合称哈佛艺术博物馆，藏品近25万件，由同一个团队管理运营。原在赛克勒博物馆的展品搬回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建筑，物归原主，三馆的收藏均在扩建后的福格艺术博物馆原址展出，而赛克勒艺术馆的建筑现在为该校艺术和建筑史系及图像资料室所在。
目前，哈佛艺术博物馆的中国收藏品有6000多件，主要来自藏家与校友的捐赠和遗赠。例如，福格夫人（Mrs. William Hayes Fogg）1895年的遗赠就包括1幅西式绘画《上海港》和几件晚清外销瓷。华盛顿弗里尔艺术馆的创建者大藏家弗里尔（Charles L. Freer，1854—1919）1918年捐赠《仿李成古树图》水墨绢本轴。曾任教哈佛大学的收藏家罗斯（Denman W. Ross，1853—1935）1917年捐赠的十几件景德镇清瓷，以及1919年和1922年分别捐赠《仿苏轼墨竹图》绢本册页和《仿夏圭山景渔舟图》墨笔绢本册页。罗斯长期担任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董事，捐赠该馆众多重要的中国古代艺术品，包括传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彩墨绢本手卷等。不过，他捐赠时称，福格艺术博物馆的瓷器和绘画则相形见绌。哈佛艺术博物馆收到的第一批重要的器物捐赠为麻省银行家丹恩夫妇（Ernest B. Dane，1868—1942，Helen Pratt Dane，1867—1949）收藏的近600件汉代至清代陶瓷器，近百件晚期（主要清代）翡翠器、水晶器、玻璃器、玉器，以及几件周代青铜器等。这批收藏是分几次完成的，1941年捐赠一对唐彩绘陶罐，1942年捐赠400多件，剩余藏品为1950年的遗赠。其中，最系统的是丹恩夫妇购于20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的钧窑瓷器，包括原在清宫使用的60件“编号的钧瓷”（Numbered Jun Ware），在一至十的编号中一号最大，十号最小，每号之间的差别为6.5厘米（高）和7厘米（宽），入窑烧制前已经刻号，通常成对，同样编号的瓷器颜色、尺寸、形状一致，编号的目的则在于使用时方便查找。根据一些花盆器底使用时的刻铭，诸如养心殿长春书房用、养心殿东暖阁楼下用、养心殿自强不息用、重华宫随安室用、重华宫淑芳斋用、重华宫静憩轩用、重华宫翠云馆用、建福宫三友轩用、福建宫敬胜斋楼下用等，表明至迟从乾隆时期起，这批编号的钧瓷已在清宫用作栽养花草及装饰环境。以往对“编号的钧瓷”的年代有宋、明、清等不同推测，现在多数专家认为这批钧瓷为15世纪的明初生产。在这批海外最大的古钧瓷收藏中，难能可贵的有几套完整的原装盆托组合（图11）。丹恩夫妇捐赠的几十件宋金时期磁州窑、耀州窑、吉州窑、建窑、淄博窑的黑瓷和棕色瓷器多来自日本藏家，品相好，曾有专题展览图录收录。丹恩夫妇还捐赠了基金用于收购亚洲艺术品，该馆已经用此基金购买了数百件藏品。
1943年，哈佛大学校友温索珀（Grenville L. Winthrop，1864—1943）的遗赠，不仅与丹恩夫妇的捐赠形成互补，而且填补了该馆藏品的几个弱项，使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收藏品的数量、种类、质量得到全面飞跃。温索珀出生于官商世家，就读哈佛大学时，曾上过美国讲授美术史先驱若顿（Charles Eliot Norton，1827—1908）的课，对其影响深远。他毕业后在纽约合创律师事务所，然而并未成功，32岁退休专心收藏。温索珀注重隐私，生前不外借藏品给其他博物馆展出，为数不多的人看过他的收藏，据说他曾装作男管家向参观者出示收藏。他和福格艺术博物馆副馆长萨科思（Paul J. Sachs，1878—1965）保持了30年的友谊，允许他带上“博物馆工作及其问题”（Museum Work and Museum Problems）课程中的学生前往纽约观看他的收藏。温索珀在选一个永久保存他收藏的地方时，不仅排除了近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谢绝了美国国家美术馆，在让大学年轻一代接触美的动机驱使下，遗赠给福格艺术博物馆4300多件包罗万象的艺术品，包含了欧美绘画、雕塑和素描，中美洲、埃及和亚洲文物等。温索珀遗赠的1200多件中国藏品的主体为古代玉石器、青铜器、佛教石刻，其中玉石器近800件。这800件其实包括了他1941年捐赠给福格艺术博物馆的100多件，不过这些不是他的玉石器精华，也含有一些赝品。他1943年遗赠的600多件，基本是史前时期至汉代的玉石雕刻，门类齐全，计有红山文化的玉发箍和玉护腕、良渚文化玉琮、龙山文化的人面兽首玉饰，史前至商周的璋、璧、镯、戈、戚、钺、刀、柄形器等礼玉，商周汉时期人形雕刻、动物形雕刻、龙凤佩饰、珩、韘、带钩、调色器、容器，其中一些玉器精品出土于洛阳金村东周王墓，此外还有几十件嵌玉的青铜兵器和带钩，以及几件清代玛瑙杯等。代表性的玉器可见商贵族立人玉雕、商带柄刀形玉斧、战国龙鸟（凤）合体玉佩、战国虎形玉佩（一对）、西汉鎏金青铜立鸟盖饰玉杯等（图12）。温索珀一反西方收藏明清玉器的时尚，展现了与中国文人藏家相似的审美意识。哈佛大学中国美术史教授罗樾（Max Loehr，1903—1988）从中选出600多件，并列举了一些时代未定的玉器和赝品，于1975年出版了研究图录。罗樾以讲授和研究博物馆藏品著称，其学生也多以研究和出版公私中国艺术收藏见长。
温索珀遗赠的200多件青铜器以商周青铜礼乐器、兵器、带钩、车马器、青铜镜为主，其中不乏精品。例如，商虎鸮合体青铜觥、商兽首桶形足青铜调色器、西周小臣象纹青铜提梁卣、西周庚赢凤纹青铜提梁卣、战国青铜透雕蟠螭纹瓿、汉青铜鎏金镶口沿蚌耳杯。而常被称道和引用传洛阳金村出土的战国嵌玉和蜻蜓眼玻璃青铜镜，实为民国时期使用战国材料仿制拼造的。其他还有3件保存完好的二里头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饰（图13），几件战国至汉代鎏金银器，以及数十件鎏金青铜佛像等。他1940年购自山中商会的青铜鎏金释迦牟尼坐佛像，面部特征、发饰、衣服为明显的犍陀罗风格，一对狮子和两侧的供养人像则是中国风，该佛像由古代中国传统的模铸法制作，为早期中外合璧的结晶。他遗赠的佛教石刻约60余件，其中来自天龙山石窟20余件，以1936年购自山中商会的唐天龙山21窟彩绘石雕坐佛像最精；其他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北齐定州大理石佛头像，北齐彩绘大理石大势至菩萨立像，1930年购自卢芹斋的一对北齐彩绘石雕和尚立像，1931年购自山中商会的隋彩绘石雕观音立像。温索珀仅藏2张敦煌五代至北宋绢画，北宋《十一首观音像》（图14）水墨设色绢本轴于1937年购自山中商会，色彩保存较好。根据可查的记录显示，中国文物的最主要供货商为山中商会、卢芹斋和通运公司。1944年，福格艺术博物馆收到匿名捐赠的20多件商周青铜器，突出的有商代至西周出戟夔龙纹青铜大方彝、西周青铜鸟足鬲式方鼎、春秋镂空楞双耳兽面纹青铜簋、战国鸭形青铜盉等，为该馆同类收藏锦上添花。在美国收藏的重要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占据一席之地。
哈佛艺术博物馆收藏古今书画800余件，其中现当代藏品杂乱无章，古代部分主要得益于1923年的捐赠和1985年的遗赠，不过多为仿古画、晚清画和赝品。值得一提的有1923年入藏的元李士行《古树山水图》水墨绢本轴（14世纪早期），明王绂《墨竹图》纸本册页装（原手卷局部，项元汴、乾隆帝旧藏），明刘世儒《梅花图》水墨绢本轴（16世纪），清改琦《酴醾春去图》水墨淡彩绢本轴（19世纪早期），清黄均《春草堂图书图》水墨淡彩纸本卷（1840）；1931年入藏的传明宣宗《萱花双犬图》水墨设色纸本册页（1427）；1945年入藏的宋仿周文矩《宫中图》水墨淡彩绢本卷（12世纪），此画是原画的一部分，其他三部分分藏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以及位于佛罗伦萨附近的贝伦森收藏（Bernard Berenson，1865—1959）。书法收藏中有校友1984年捐赠的20多件宋纸本经卷残片，其余乏善可陈。该馆还藏有1924年华纳（Langdon Warner，1881—1955）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用特制胶揭取的一批壁画残片，以及从328窟搬走的唐彩绘涂金泥塑菩萨，他的这些行为一直存在争议，备受谴责。1926年，该馆还入藏了几件新疆克孜尔石窟的壁画残片。华纳1912年在哈佛大学开设亚洲艺术课程，为北美大学首创，在当时是冷门课程。不过，在各个博物馆逐渐建立起中国艺术收藏时，越来越多的美国高校也开设了中国艺术史的课程（规模小的院系将中国艺术放在亚洲艺术史中讲授）。华纳曾任费城艺术博物馆馆长和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顾问等职，他的职业生涯充满了两面性，陈列在哈佛艺术博物馆展厅的唐代泥塑菩萨（图15），默默地提醒着观众去追忆华纳及雇工将其搬离敦煌328窟时的不光彩情景。
四、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古代书法的遗珍与前人信札的聚英
创立于1882年的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始终与该校的艺术和考古系（Department of Art and Archaeology）密切相关，首任博物馆馆长兼任新设的该系首位讲师，艺术史教育必须立足于艺术品研究、博物馆为教学提供一线服务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教学和建馆的宗旨。1890年完工的第一个博物馆建筑，长22.86米、宽7.62米，3层楼高，耗资49061美元，馆身面积虽然不大但体现了收藏与教学一体化的理念，博物馆、艺术和考古系、艺术图书馆、建筑学院皆在其中，从侧面也可见当时藏品和人员多么有限。百余年来，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历经数次扩建，现在仍在扩建中，预计2025年重新开馆，博物馆的规模今非昔比。该馆现有11万多件中东、西欧、美国、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的藏品，上起古埃及、希腊、罗马时期的艺术品，下至当代艺术，以及一些欧美名家的作品，其校园室外雕塑、摄影和中国古代书法显著出众。除书画外，该馆中国藏品的大宗是500多件清鼻烟壶，为校友1936年遗赠。馆藏的中国陶瓷器有400余件，其中1997年购买的东汉绿釉陶马、1996年购买的北齐至早唐釉陶怪兽方砖、2001年购买的一对彩绘涂金银陶镇墓兽、2002年购买的北宋青白茶盏和托座，比较突出。该馆的150多件中国青铜器大多质量平庸，精品有1965年购进的西周文父丁凤纹青铜觥（藤田男爵旧藏，图16）、1953年校友捐赠的战国嵌金绿松石青铜兽形尊、2003年购自纽约文物商蓝理捷（J. J. Lally & Co.）的战国青铜立人灯。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的佛教艺术收藏较弱，个体较大的有一尊南宋彩绘木雕观音坐像，品相一般。
虽然众多美国高校博物馆收藏中国古代绘画，遗憾的是几乎所有成规模的藏品中都充斥着仿古画和赝品，名家真迹寥寥无几，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亦是如此。该馆有批量的收藏中国古画始于1942年，当时慈善家宾厄姆（William Bingham II，1879—1955）捐赠了皮特森（Frederick Peterson Collection）的100多幅藏画，含黄筌、倪瓒、周臣、唐寅、王翚画作，皆赝品，其余基本为品相低劣的晚清至民国绘画。曾在安徽为长老会传教的校友明慕理（DuBois Schanck Morris，1873—1956）在1946年至1949年期间捐赠的400余幅绘画，计有张僧繇、阎立本、吴道子、王维、荆浩、周文矩、董源、李成、范宽、郭熙、苏轼、李公麟、米芾、米友仁、李唐、宋徽宗、刘松年、梁楷、李嵩、马远、夏圭、马麟、陈容、钱选、高克恭、赵孟頫、任仁发、吴镇、倪瓒、王蒙、戴进、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吕纪、徐渭、董其昌、王时敏、王鉴、王翚、朱耷、恽寿平、高凤翰、黄慎、郑燮等众多名家画，几乎再现了中国绘画史，然而名副其实的几乎没有。例外的是，《雾冬山水图》水墨淡彩绢本轴（约1120），应出自宋李公年之手，画面右下角岩石边有“公年”落款和“李公年”方印，画风类范宽、郭熙、李成，笔墨简约，虽技逊一筹但注重留白，自有特色。此外，《冬景山水图》水墨淡彩绢本轴（1510年后），上有明王谔签名，尺幅较大；《山路送客图》水墨淡彩绢本轴，题签“宋李晞古《溪山行旅图》真迹”，不确。有学者根据书法风格推定为唐寅（约1505—1510）的作品，但也缺乏证据。
此后，该馆陆续入藏一些古代绘画，弥补了以前的部分欠缺。1967年，赛克勒基金会捐赠清石涛《罗浮山书画》水墨设色纸本册页（约1701—1705年）。1975年，入藏元倪瓒《岸南双树图》水墨纸本轴（1353），文徵明、张大千题跋，梁清标、卞永誉、张大千、陈仁涛等旧藏。1984年，购自艾略特家族（Edward L. Elliott Family Collection）的南宋王洪《潇湘八景图》水墨淡彩绢本卷（约1150年），分前后2卷，一景一图，钤内府藏印，画面间有隔水，黄宾虹题跋及引首，为存世最早的潇湘八景图；元赵孟頫《幼舆丘壑图》青绿山水绢本卷（约1287年，图17），赵雍、倪瓒、董其昌等题跋，王季迁旧藏。同年，艾略特夫人捐赠南宋佚名《仿范宽山水图》水墨淡彩绢本扇面（轴装），似来自日本藏家。2001年，该馆购藏明丁云鹏《白描罗汉图》水墨纸本卷（1580），郭尚先题引首，褚德彝题跋。2010年，又购藏传元王振鹏《滕王阁图》水墨绢本卷（1312），画面左上方有王振鹏书王勃《滕王阁序》，不过书画作者及时代待考。2014年，余英时（1930—2021）夫妇捐赠清严宏滋《竹林七贤图》水墨纸本轴（18世纪），为清宫旧藏。该馆1995年收购一批辽墓棺板画，2020年又有校友捐赠1件，有一定研究价值。整体而言，该馆的中国古画藏品多而不精，代表作屈指可数。
在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4000余件中国藏品中，书画、书札约占一半，其中书法收藏独树一帜。这些系统又不乏精品的中国书法收藏来自校友艾略特（John B. Elliott，1928—1997）的捐赠和遗赠。1985年，艾略特捐赠元康里巎巎《柳宗元梓人传》墨笔行草书纸本卷（1331），安歧、伍元蕙旧藏。1992年，艾略特捐赠北宋黄庭坚抱病为外甥书写的《赠张大同古文题记》墨笔行书纸本卷（1100），此卷是为张大同书写《韩愈赠孟郊序》的后记，但书写的韩愈文部分早已遗失，吴宽、李东阳、王铎、张大千等题跋，内府、杨一清、张大千等钤印；时为该校研究生的傅申为此卷撰写了博士论文。这些捐赠使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书法收藏的起点明显超越其他高校。1998年，艾略特遗赠南宋张即之《金刚经》墨笔楷书纸本册页（1246），笔墨厚重纤细交织、别具一格；元赵孟頫《湖州妙严寺记》墨笔楷书纸本卷（约1309—1310），姚绶、张震、张謇、王同愈题跋，为赵体大楷的范本；元柯九思《上京宫词》墨笔行楷书纸本卷（14世纪30年代中期），刘墉、翁方纲、铁保、王文治等题跋，项元汴等旧藏；明唐寅《落花诗》墨笔行楷书纸本卷（约1505年），钤松江李氏的藏印；明王宠《九歌》墨笔行草书纸本卷（1527），陈淳、周天球等题跋，谭敬等旧藏；明祝允明《李白蜀道难、怀仙歌》墨笔草书纸本卷，溥儒题引首，祝氏的狂草与李白的诗意交相辉映；明董其昌《仿苏黄米蔡行书》墨笔纸本卷，曹溶、高士奇、清宫旧藏；明傅山《左传集锦》18帧墨笔（红墨圈点）草书纸本册页，曹溶等旧藏。
艾略特1998年遗赠中最有特色的是670余帧宋元明清书札和一些诗抄，以及传东晋王羲之《行穰帖》墨笔行草书硬黄纸本卷（图18），此帖仅存帖文片段2行，应为唐代勾摹本，董其昌释文并题跋，孙承泽、乾隆、张大千题跋，乾隆旧藏，张大千1957年收购后出售。艾略特遗赠的宋代书札中最为著名的是米芾《岁丰帖》《逃署帖》《对客草草帖》3札（约1093—1094），墨笔行书（前2帖）和行草（后1帖）纸本册页，3札融晋唐书风但各具特色，均为娴熟随兴之作，其封面题签为“宋米海嶽五帖”，叶恭绰（1881—1968）在包封题记曰曾见5札，2帖已经遗失。艾略特遗赠的元代书札包括赵孟頫至束季博信（1310年后），墨笔纸本行书卷装，项元汴旧藏；赵孟頫代妻子管道昇书至亲家太夫人信（1310年后），墨笔纸本行书卷装，项元汴、宣统帝旧藏；赵孟頫至中峰明本信（1321），墨笔纸本行书卷装，项元汴、乾隆帝、嘉庆帝旧藏；赵氏（赵孟頫、赵由皙）一门合札（约1310—1330），共6封信，墨笔纸本行书卷装，项元汴、乾隆帝、嘉庆帝旧藏；赵雍至郜肃信（1330年后），墨笔纸本行书卷装，宣统帝旧藏；赵孟頫及儿子的信札如此集中于一家收藏，并流传有序，实属难得。
图18 传王羲之《行穰帖》 纸本
30cm×372cm 唐 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
明清信札占据艾略特遗赠的主体，从下面列举的大多数作者，可知其收藏的广度和深度。明代包括吴云、徐有贞、张弼、李应祯、吴宽、李东阳、王鏊、杨循吉、都穆、祝允明、文徵明、吕柟、寇天叙、陈淳、王宠、文彭、文嘉、黄姬水、李春芳、俞允文、许闰，詹景凤、王穉登、莫是龙、王汝训、许维新、娄坚、董其昌、陈继儒、黄汝亨、米万钟、朱之蕃、李流芳、宋珏、陈盟、黄道周、文震亨、王铎、倪元璐、侯岐曾、倪元璐、史可法、程正揆、曹溶、祝渊、姜垓等。清代包括程遂、李渔、宋琬、查士标、史大成、笪重光、魏禧、费密、朱耷、王士禄、吕留良、恽寿平、宋荦、李天馥、田雯、吴之振、石涛、姜实节、蒋衡、高凤翰、金农、李世倬、梁诗正、刘墉、姚鼐、翁方纲、吴骞、董诰、宋葆淳、铁保、伊秉绶、刘凤诰、阮元、陈鸿寿、 陈寿祺、吴荣光、汤贻汾、耆英、陈继昌、骆秉章、何绍基、戴熙、曾国藩、陈介祺、彭玉麟、何璟、丁宝桢、沈葆桢、俞樾、曾望颜、赵之谦、潘祖荫、翁同龢、沈景修、吴大澂、刘铭传、张之洞、康有为、梁鼎芬、于右任等。诗抄可见元大《和虞集诗》墨笔纸本行书册页（1342），乾隆帝旧藏；元—明克歧、怀渭《四言诗》墨笔纸本行楷册页（1389）；明道衍《寄东林社主西绪大法师诗》墨笔纸本行书册页（1389），安歧、谭敬旧藏等。艾略特收藏信札和诗抄的作者涉及各行各业，诸如文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散文家、诗文家、戏剧家、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金石学家、园林设计师、政治家、学者、文人、官吏、重臣、帝师、忠烈、僧人、书法家、画家、篆刻家、藏书家、收藏家等。这些藏品不仅仅是真性情的文字交流与表达，展现了书者的思绪、情操与生活，也蕴含了丰富的亲朋挚友同僚的交往信息。艾略特的书法收藏，既有精心的艺术创作，又有日常的文书通信，除拥有一些宋元名家外，几乎囊括了明清时期的主要书法家，为研究者提供了宋元明清时期从日常书法、文字传媒、沟通交流到人情世故等触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多层次、立体的原生态资料。
余 论
美国高校艺术博物馆起初收藏西方艺术，随后逐渐开始收藏中国艺术，经过多年努力，有些博物馆的中国艺术收藏后来居上，与馆内其他重要的西方艺术收藏并驾齐驱，这些博物馆收藏中国艺术的进程此起彼伏，并不同步。美国高校博物馆前仆后继的发展轨迹与美国公私立博物馆的历程相似。与此同时，建馆的悠久历史和昔日的辉煌难以成为今日的招牌，如现在很少有人专程到耶鲁大学艺术馆观赏中国艺术收藏，因为该馆的代表性收藏已不是中国艺术，而是以西方和非洲艺术而著称。斯坦福大学艺术博物馆在1894年建成后，规模大于当时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悲哀的是1906年第一次旧金山大地震毁于一旦。震后，校方集中复建学校，博物馆却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直至1989年第二次旧金山大地震后才开始修缮与扩建。该馆如今虽然有数千件百科全书式中国藏品，并以陶瓷、明清玉器、绘画和装饰艺术为特色，但错失了收藏经典名作的历史机遇，到此馆访问的观众印象最深的是馆内外陈列的近百件法国艺术家罗丹的雕塑。从藏品质量与全面性的角度观察，美国高校艺术博物馆的中国艺术收藏与弗利尔艺术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五大收藏中国文物、书画的重镇相比还有一定距离。不过，个别的藏品或种类，诸如1920年入藏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唐昭陵两骏石雕的独特历史和艺术价值令人刮目相看，可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所藏的洛阳龙门石窟北魏《帝后礼佛图》浮雕争辉；20世纪40年代校友捐赠给哈佛艺术博物馆的古代玉器和钧窑瓷器，在数量和质量上均超越上述五大重镇的大多数同类收藏；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古代书法收藏亦为佼佼者，可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同类收藏品相比、互补。
美国大学建设艺术博物馆兴起于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20世纪则为中国古代艺术收藏的繁荣时期，在自发的进程中，校友的捐赠是馆藏的最重要来源。即使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20世纪早期以馆方购买为主，其财源也是来自捐赠。宾大博物馆在佛教艺术和石雕收藏方面建树最早，后虽停滞不前却仍然保持领先于其他高校的同类收藏；哈佛艺术博物馆在古代玉器、陶瓷器和青铜器方面自成一局，此后小河流水，未见大起大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的中国艺术收藏长期不见经传，忽然异军突起，成为收藏中国书法的重镇之一，还一度培养了一些专攻书画的学生。20世纪末期以来，西方博物馆面对中国藏家的激烈竞争，财力、人力和货源已今非昔比，不占优势，而且普遍呈后继乏力之态。虽然一些美国高校博物馆陆续或零星的收藏现当代中国艺术品，不过各行其是，量力而为，仍在摸索中，尚未形成像样的体系和规模。其中涉及经费问题，也涉及如何界定当代中国艺术品？对于收藏哪类当代中国艺术品则还没有公认的清晰概念和认知。美国博物馆收藏中国艺术品的经历，也是研究和认知中国文化艺术的过程，不少有关各馆中国收藏的研究图录还成为西方学习不同门类中国艺术的必读之物。这些通过经手无数赝品、付出巨额“学费”而得到的知识积累，奠定了美国的中国艺术鉴赏与艺术史教学实践和理论的基础。美国高校博物馆以研究与教学为宗旨，中国艺术收藏品和展览为师生员工提供了研学实物的机会，培养了不少专攻中国艺术的人才，社会各界和公众也得以在高校博物馆中欣赏中国艺术，从而增进了西方民众对中国文化艺术的了解、兴趣和好感。
随着经济发展与政府支持，百年后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再现兴建博物馆的热潮。近年来，国内高校建立博物馆和美术馆蔚然成风，新馆接连问世，老馆也不断翻修和扩建。一些老馆依托历史积累的收藏，尚可举办馆藏实物展览；然而，不少新馆收藏却显短缺或品质欠佳，使得庞大的展厅中只能靠平庸藏品、临时借展和照片资料填充场馆。20世纪及之前，西方博物馆和藏家利用得天独厚的历史环境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在全球搜罗各个古代文明和各个区域文化的文物、艺术品，博物馆级别的文物和古代艺术品基本上已有归属，还可流动的高档次的古代和近代艺术品除非偶发的历史机遇，很难形成大的气候，故当今在中国建立高水平百科全书式收藏的全球艺术博物馆的可能性甚微。当前市场流通的中国古今艺术品价格不菲，仅靠学校与博物馆预算，难以建成系统的收藏，即使在国内高校博物馆建立有特色的中国艺术收藏，也是极大的挑战。虽然高校艺术博物馆多以教学服务为宗旨，但任何艺术博物馆的核心都是藏品，没有收藏或者藏品薄弱的博物馆吸引力降低，新馆则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即便一些没有收藏或藏品薄弱的博物馆有能力不断组织有影响的外借展品的特展，也至多发挥展览馆的功能，而且高水平展览和经费支撑的可持续性也是个问号。校友捐赠的风气在国内初见苗头，但重要的私家收藏并不多，因此，国内高校需要制定方针、加大力气培养有实力的校友建立专项购藏基金以及有个性的收藏，以丰富各自学校的艺术博物馆馆藏。
美国大学艺术博物馆百余年来面临着相似的挑战，探索出如何收藏、研究、保护、展出和讲授中国艺术的途径：多以校友捐赠钱物为主，学校购买为辅（除非校方资金雄厚）；寻揽高水平的专家主持馆务，追求精华，淘汰伪劣；教学相长，鼓励师生参与研究收藏，策划以藏品为主的展览；杜绝商展，谢绝藏家、艺术家捐赠未达到博物馆水准的作品。美国高校博物馆以高昂代价获得的经验与教训，可供国内博物馆同人参考和研究。（注释从略 详参纸媒）
A Cross-century Legacy:
Collecting and Studying Chinese Art in American University Museums
Yang Xiaonen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Harvard Art Museums, and 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 are major forces of collecting and studying Chinese art among American university museums, they have established their own distinguished but different collections with a more than a century’s effort. Their legacy reflects the collecting and studying patterns of Chinese art in other American university museums.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Chinese art collection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s of the above-mentioned four institutes;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accomplishments, knowledges, and lessons that they have faced, achieved, and learned; points out that such collection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rt history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hopes all of these experiences will be beneficial to Chinese university museums.
Keywords: university museum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rtworks; Chinese art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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