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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萍萍|人民性的表达——时宜的雕塑艺术创作

《美术》 美术杂志社
202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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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代 美 术

Contemporary Art

人民性的表达

——时宜的雕塑艺术创作

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范萍萍


摘 要:时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院教育培养的第一批雕塑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雕塑事业的开垦者和开拓者之一。她在一生的艺术历程中,始终践行艺术为人民的创作理念,其艺术探索和雕塑创作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在时代共性中又有个体性呈现。她在中国现代雕塑发展的语境中重视观者参与性和空间总体意识的公共艺术理念,在雕塑语言和形式上探寻现代雕塑的民族化道路和意象性表现,并将其对人民生活和情感表现融于对艺术探索、创作之中。


时宜于1949年进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预科,跟随董希文学习素描。1951年转入雕塑系,师从滑田友、王临乙、曾竹韶,毕业后继续深造。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研究生毕业后,参加由苏联雕塑家尼·克林杜霍夫主持、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雕塑训练班。经过在美术学院严格而系统的学习后,时宜用扎实的写实性语言参与并完成多项主题性雕塑创作,这也形成了其创作思维中对创作目的、观者艺术接受的前置思考与重视。


改革开放后,时宜积极参与全国城市雕塑的发展建设,在《七星聚会》棋盘雕塑的创作中显现出重视观者参与性、空间总体意识等公共艺术理念;同时,她着意于在雕塑语言和形式上探寻现代雕塑的民族化道路和意象性表现,如厦门鼓浪屿的《郑成功像》、北京紫竹院公园的《跨海出征》、长春国际雕塑公园的《春雨》等;而《理发》《说唱》《高原之春》《娃仔》等作品,则表现了她对人民群众的真实情感及热情歌颂,其创作主题的表现与雕塑家纯粹的艺术精神相融会。作为在共性中显现个性的独特案例,时宜的雕塑创作映射出中国现代雕塑的发展历程及其时代性。


一、城市雕塑与公共艺术理念的拓展


时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参与承担一系列主题性雕塑的创作,包括集体创作的《辽沈战役纪念碑》、北京十大建筑雕塑、北京工人体育场群雕、毛主席纪念堂外群雕、《抗美援朝》纪念碑浮雕、《彭雪峰纪念像》、《董存瑞像》等,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塑像立碑。这种经历使得这一代雕塑家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基点,那就是先考量创作目的及观众的期许,将创作放在情境中进行分析判断,有着鲜明的艺术与社会交互的意识,强调艺术作品的社会效能。对于大型室外雕塑的特性,时宜认为其“影响范围广、时期长,不但能美化某一处环境,还可能成为一个重要城市的标志,艺术水平高的室外雕塑一经建立,也会获得永久性的艺术价值……大型纪念性和装饰性雕塑和建筑一样,占领空间,呈现出雄伟壮观的景色,给广大群众创造更美的生活环境。进行这种创作,使雕塑家有机会在空间设计中施展自己的才智和技能,不但是使命,也可以说是雕塑家自己最高的劳动享受”。时宜对城市雕塑的公共性、文化内容的表现和传达性,以及对人民群众生活环境、精神氛围的营造特性等核心要义,有着清晰的认识和把握。


刘开渠于1982年提出“城市雕塑”的概念,积极倡导中国城市雕塑的建设与发展。时宜在新的时代需求下,有意识地追求公共艺术观念的更新和拓展,在20世纪90年代她曾明确提出,“当我努力进行创作的间歇时刻,常常不满自己创作的现状,而向往能有一块可以多方面、多角度让人观赏的空间,创作出一组富有中国民族文化内涵,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并在观赏中能参与进去进行丰富的审美活动的群雕”。这段论述,包含着当下仍然适用的优秀公共艺术作品应具备之各项要素。她于1990年创作的《七星聚会》,“直接塑造棋子形象来创作一组园林雕塑群,让观众既可个别就近看雕塑,又能在山坡上像围观象棋对阵那样从坡地上面向下看到全景”。棋子作为雕塑表现的对象,观者则成为观棋人甚至下棋人,从而具有直接参与性。象棋的排布源自著名残局《七星聚会》第廿一变,胜负未分还可继续走棋,能引发观众的兴趣。在形式的处理上也突破了单纯的棋子塑造,“以楚汉之争为依据,还要选出适当的两军对垒场面,才能确定典型的代表人物的动作、感情、互相关系、位置和走向,棋局再不是一盘没有生命的棋子,而有了各个棋子活动的独特形象,有了相互发生关系的情节,有了让人思考的内容,有了让观者与雕塑群体思想情绪交流的天地”。以艺术的形式来表现象棋,使雕塑作品情节化、情境化、拟人化,使观者易于接受和欣赏。时宜在重视形式的趣味性、生动性以及观赏体验丰富性的同时,将文化内涵形象地诠释出来。另外,棋盘作为园林景观的一部分,对草地进行了具有形式感和装饰性的分割,作为棋子的人物就在此之上对峙博弈,作具有装置艺术的意味和大地艺术的属性,与环境高度融合、交会并深度互动。


以上创作理念体现出时宜在城市雕塑创作中的空间总体性意识,充分考虑具体环境的适应性,“能否以主观力量把有限的条件约束变成自由施展的场所,是对作者的考验。因此,对一件任务,首先要理解建筑设计意图,体会总体要求,多角度地观察环境和建筑雕塑位置关系,并参与共同设计,然后才能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时宜在城市雕塑创作的实践和观念上对环境、观者等因素的观照,拓展了在公共空间中雕塑叙事的展开方式,及特定场域的营造与建构方法。为改革开放后雕塑摆脱单一性,向着多元性、丰富性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现代雕塑民族性与意象性的探索


在中国现代雕塑的发展进程中,民族化是重要议题之一。在题材上展开对中国历史人物及事件的现代表达,在民族化的人物形象中呈现出历史的大气象,摆脱苏式语言的局限,将中国传统雕塑的语言及特质与写实性语言相结合,在雕塑表现中探寻民族气派,是时宜在城市雕塑创作中努力的方向。对于艺术作品的形式而言,她说,“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作品中浓厚的民族形式和地方特点。艺术是继承和积累的学问,继承不是照搬,是吸收和融合创立新的形式,这是一条艰苦的路”。时宜注重对中国传统雕塑资源的考察和学习,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她陆续展开对云岗、龙门、麦积山、大足宝顶、敦煌、太原、西安、杭州、成都等地古寺庙、古陵园的考察,并感叹“每到一处都是常看常新,越看越好。离不开祖先的遗迹”,1980年她还临摹了杭州飞来峰的《布袋和尚》。


昂立于福建鼓浪屿覆鼎岩上的《郑成功像》,可视为时宜探索民族化表现方式的起点,也是其代表作。时宜从1982年开始走访史学家和兵器专家,考察明代服饰及头盔等,以把握明代历史特点,初步设计出多种变体稿,并发表在报纸上,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她从各种形象中找寻明代英雄的样貌,在佛像脸部塑造转折的处理中吸收营养,探讨中国人雕塑的合理比例,同时吸收京剧里戏曲人物的形象表现手法,最终选定了郑成功披甲顶盔、手按宝剑、威武挺拔的武将形象。继而通过考察云岗、龙门、大足宝顶的大型佛像,提炼出简括、明确、大气的大像塑造原则。时宜甚至在自然造化景观中获得雕塑语言的启示,“高山雄伟气氛,石块如被大斧劈开的走势,对郑成功像的塑造得到重大启示……山形、日出、云飞,让人感受到的是雕塑大块大面的塑造……完成《郑成功像》除了请教老师专家,向古代雕塑及向祖国的山河请教是这次任务的重点”。
时宜《郑成功像》花岗岩 920cm×720cm×1630cm 1985年 厦门鼓浪屿
在同样表现中国古代历史的棋盘雕塑中,造型语言也采取简单、概括的手法,注重大的块面结构及以线造型。在《跨海出征》中,时宜直接采取线刻形式表现车、炮车轴上的车夫,更具民族趣味。用象征性的人物来表现棋子,人物又以棋局中的棋子来规定,具体性的实在空间与历史事件发生的空间在棋盘上交错,从而形成双重场域。其间,历史故事的叙述、历史人物精神的表达与具象的艺术形象虚实穿插又并置,给观者以丰富而独特的审美体验。


时宜《跨海出征》花岗石、人造石、黑石条 1994年北京紫竹院公园
作品《春雨》(封二)对主题的表现通过人物姿态和表情所形成的暗示和所产生的联想来实现。丰富的信息表述及气氛传达,自雕塑实体向外散发,进入更大的外部空间,从而实现对特定情境和情感状态的表现。时宜以写实手法塑造的江南女子,抬头看向空中及以手接雨水的姿态,让观者能感受到喜人的春雨丝丝落下,并由此引发的人物内心的欢愉之情。江南女子曼妙的身姿传递出江南特定的地域情愫,儿童以手护头的动态传递出春天的生机与蓬勃。时宜曾创作过两件《春雨》,其中1999年的创作较之1980年的作品在形体和比例上更具民族化特质,从中可见一个雕塑家持续探索的印记。2013年她为中华世纪坛创作的《李清照像》亦是这种造型方式的延续,人物形象更具古典意味。


时宜《春雨》铸铜  高220cm 

1999年 长春市国际雕塑公园


时宜对民族造型养分的吸收,不局限于传统雕塑,还将工笔人物画的诸多元素挪用到雕塑表现中。《忆江南》面部造型不重体积,五官以线勾勒为主,头发的处理简洁、整齐,富有装饰性。身体表现亦显概括,细眉、薄唇、丹凤眼则是典型的工笔画里的仕女,在这个轻灵、秀美的女子矜持的表情中,人们仿佛能看到整个江南并体会到烟雨中的神韵。时宜在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以来的创作,都未脱离写实性语言的基础,但开始探索由雕塑物质性的实体向外生发,形而上的精神性情味溢出,使得雕塑表现虚实相映,形成诗意的萦绕和意象性的表达。


三、人民情感与艺术精神的融会


时宜的雕塑创作强调真实的感受和“对生活的感性知识”,她一生习惯以速写的方式记录对生活的发现和体会,广泛地深入生活。时宜曾谈道:“生活中的自我特殊感受是很宝贵的,要善于发现个人对生活中特别感兴趣的方面,或生活中各种角度、侧面,特殊感觉会直接影响作品的形式,个人特殊感觉可能就是创作风格的开始”。自1973年至1975年,时宜在西藏参与集体创作《农奴愤》时,连续几年的高原生活体验让她积淀深厚,对藏区人民的形象把握深入,并能对形象背后所蕴含的精神进行刻画。《阿妈》紧闭的双唇,显现出其执着与坚韧,而她的目光中又充满着温和慈爱,雕塑家再现了岁月风霜在她脸上的镌刻,传达出在藏区感受到的人民精神世界之丰富。《高原之春》则表现了一位藏族母亲陪伴小儿学步的情形,母亲穿着厚厚的藏袍而孩子却身无寸缕,这种对比给观者以惊诧,事实上这是藏区锻炼孩子气候适应能力的普遍做法,孩子身处的凛冽之寒与母亲目光的温柔形成一种对比,时宜将自己在生活体验中所获得的真切触动和感受转换为作品中的张力,表现出特殊而深沉的母爱。作品《娃仔》则和缓而抒情地娓娓道来,以另一种雕塑语言和情感语法来言说永恒之爱和新生的力量。


时宜相信“生活是会给人启发的”,正是受到在街头下象棋的人群热烈情绪的感染而引发了创作棋盘雕塑的冲动,尝试以雕塑语言表现人民的生活热情。李青说,母亲的雕塑一大特点就是“接地气儿”,除了《社里老会计》《老农》等表现群众形象的作品,还有立于王府井新东安市场、表现老北京风俗的《说唱》《理发》,以写实的语言将百姓日常的生活场景复刻出来,成为众多往来人群的北京印象和历史记忆。


时宜的雕塑作品并不限于大型的地标性城市雕塑,1980年她在宜兴还创作了诸多挂盘、烟灰缸以及各种小摆件,以满足观众装点生活环境的日常审美需要。在这些作品形式风格的处理上,时宜采取了简洁概括的手法,单纯洗练,更具抽象意味和趣味性,呈现出其雕塑创作的另一个面向。时宜的雕塑是对人民情感和鲜活生活的反映与回应,而支持她创作和探索的则是对艺术的纯粹之爱与投入,是执着的艺术精神。雕塑这门手艺要靠大量的训练,“所以要勤习多做,多少年来惯于此。到了老年仍是一天不摸泥巴做点什么,好似白活了一日。这是我能不停地雕塑的根本”。 


时宜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创作研究所的女雕塑家一道,开拓雕塑的表现力,探索硬质材料如木、石、铜等的应用,“使雕塑真正发挥材质内涵和空间艺术的作用”。时宜在艺术的本体上不做中西、古今、南北的分辨,而广泛吸收营养,创作也不局限于特定的题材、形式与表现手法,只是真诚而热烈地倾情于雕塑,创作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寄寓文化内容,营造精神氛围,拓展情感空间,书写国家记忆,传递最普遍永恒的情感。雕塑成为生命与世界的互动方式和媒介,时宜的作品和她的孩子一样“都是她血肉生命的外延”。


时宜先生70余年的创作生涯,始终向着雕塑、向着人民、向着生活,她的一生是耕耘不辍创作雕塑的一生,也是被雕塑充实的一生。(注释从略 详参纸媒)




People-oriented Creation: 

Sculptures of Shi Yi


Fan Pingping, Lecturer of the Academy of Fine Art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Shi Yi was among the first group of sculptors foster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lso a pioneer of the country’s sculptural cause. Throughout her lifetime, she followed a people-oriented creation thought and carried out artistic exploration and creation that wa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showcasing uniqueness within commonality. Sh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public art concept that valued the participation of visitors and overall spa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ulptures, explored a Chinese way of demonstrating images through sculptural language and form, and integrated the expression of people’s daily life and emotions into her artistic exploration and creation.


Keywords:Shi Yi; modern sculptures in China; people-oriented creation; urban sculp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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