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I“最具影响力学术文献”40篇 |【30】借鉴“紧凑城市”理念，实现我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过去的几十年间以通讯和交通为代表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促使社会和经济生活空间范围扩张，从而不但使资源能够在更大范围内以更有效的方式进行优化配置成为可能，而且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个人的生活水平。然而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如何解决环绕于每个现代人周围无处不在的工业污染、交通污染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日益稀少（包括矿产资源、生态资源、土地资源等等）等各种环境问题成为各国学者以及政府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为此，以保证下一代的利益不受侵害为核心原则，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成为全球各国政要的共同抉择。简单地说，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下一代的发展前景”，注重生产力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使得社会当前的经济发展不仅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且不至危害子孙后代，给未来人类留下足够满足他们需求的发展空间。

过去5年，全球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了2.6个百分点，从而达到48%。这意味着世界上已经有大约29亿人居住在城市之中（中国国家统计局, 2003）。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不难理解有关城市的相关议题成为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重要方面。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WCED: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特别强调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指出城市发展的目标为健康、安全、公平以及可持续性（WCED, 1987）。

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的城市人口为4.6亿，几乎占了全世界城市人口的1/6。在改革开放后的23年里，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了43%，几乎每年提高1.8个百分点，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6倍。从1978年到2001年，我国的城市人口增加了2.6倍。按此增长速度，再过20年，将有一半以上的国人居住在城市中。勿庸置疑，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是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追溯历史，对环境的关注始终贯穿于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从霍华德的花园城市、赖特（Wright）的广亩城市、佩里（Perry）的邻里小区，还是戈登斯（Geddes）的生态城镇规划，我们都可以体会到早期城市规划大师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理论，使环境因素成为规划决策中的决定性力量之一。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如此。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那些为了保护环境不惜停滞发展的激进环境主义者。理性的城市规划师给予环境更大的权重，但他们并不给予发展或环境绝对的优先权。

在可持续发展的指导下，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出现三个较为明显的变化（Selman, 2000）。

第一，规划的指导思想从力争达到“平衡点”转变为尊重“环境容量”。之前的规划思想往往提倡找到发展和环境破坏之间的“平衡点”。以在一定的环境容量中谋求最大程度的发展（Selman, 2000）。虽然环境容量和平衡点都是无法精确定量状态，但现在尊重“环境容量”意味着给予环境更多的考虑，留下更多的余地以防止紧绷的“平衡点”无法适应未来变化而导致环境恶化。

第二，规划的设计原则从单纯强调更多的“绿地”转变为提高整体“生活质量”（Jenkset al., 1999）。可持续发展不仅仅只是包括环境的可持续性，而且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可持续。传统文化、非正规经济活动（informal sector）、社区文脉等非传统环境因素也是城市规划所要关注的问题。

第三，划的分析方法从机械保护环境资源转变为视环境资源为环境资产，结合经济分析的方法和市场经济的原则更为实际地保护环境。通常认为有三种环境资产（lowers, 1993）：濒危资产（critical natural capital）、常量资产（constant natural capital）与易折现资产（tradable natural capital）。濒危资产包括不可替代的环境资源，原则上禁止动用和破坏，通常所引用的例子是臭氧层以及其他直接影响生物化学循环的自然资源。常量资产为可以替换但极为重要的环境资源，除非以等量的环境资源加以补偿否则也不允许动用。这种资产包括城市绿地、湖泊、海岸、滩涂等。易折现资产为其他一般性的环境资源相对容易开发，但也必须以环境资产或者经济资产给予补偿。其例子包括城市中的废弃用地等。

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赋予了创造不同城市空间形态更多可能性，但也因此而引发了关于何者最优的大量争议。时至今日，城市规划师和城市决策者日益相信城市的空间规划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Breheny, 1992），但以何种空间发展模式才能最大程度上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却一直没有定论。

1980年代末与1990年代初期，部分美国的新锐规划师提出了“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其目的是“创造亲切的邻里环境，坚决反对由不宜步行的街道所简单连接的大型单功能的钢筋水泥体的做法，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住房选择，并保证日常生活设施的易通达性”（www.cnu.org, 新城市主义委员会的官方网站）。新城市主义特别针对城市无序蔓延（urban sprawl）而提出改变陈旧的城市、城镇以及小区的规划思想，及加强对生活居住空间形态生态责任的认识，推动了社会各界对城市无序蔓延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反思。与此同时，有一些学者批评“新城市主义”虽然在设计和规划方法上注重可持续发展，但在实际运用中却恰恰占用了城市郊区的“绿色用地”。在总体的规划理念上，新城市主义也并没有对减少生态影响、提倡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进行深入的思考（Beatley, 2000）。

另一个与可持续发展紧密相连的空间发展模式是“城市村庄”（urban village，并非国内常用的由于城市土地问题而产生的“都市村庄”）。与新城市主义相比，城市村庄更为强调规划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的重要性。如果居住在理想的“城市村庄”，你会认识其中的每一个居民，而且每一个居民都以自己的后花园以及城市村庄而自豪，并情愿为此付出辛勤的劳动以保证它们的安全和美丽。城市村庄的关键点在于特别强调居民之间深入的社会联系和积极的参与意识。在美国不少城市，规划师运用城市村庄的理念同样取得了不少的成功（Aldous, 1992）。

同样也有理想的生态主义者（Schumacher, 1974），提出让城市退回到类似于“小国寡民”的自然状态，以小规模、自给自足的小区尽量减低对生态系统的危害。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些小区可以通过因特网、传真以及可视电话与全球其他的小区进行联系。这种模式虽然最大程度地考虑了对生态系统的保护，但忽视了城市的规模经济效益，在实际操作中多为概念性的实验。

本文所要介绍的则是由欧洲社区委员会（CEC: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所提出的“紧凑城市（Compact City）”（CEC, 1990），其基本原理是：相对较高的密度更能减少交通、能源需求以及环境污染从而更好地保证生活质量和环境状况（Breheny, 1992）。相对目前不少西方城市分散的空间发展模式，“紧凑城市”是更有效地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策略（Jenks, 1996）。澳洲学者Peter Newman指出，类似于欧洲城市的“紧凑型”城市形态更应该被提倡，而不是像美国和澳大利亚式的分散城市形态。众所周知，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土地资源和各种其他的环境资源可以说是相当丰富，但由于优先发展私人交通和郊区新城等政策而造成了分散型的城市空间模式。这给澳大利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不可承受之重（Newman P., 1995）。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城市空间规划无定式，上述所提到的各种以城市可持续发展为指针的空间规划战略并无高下之分。事实上，不同战略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的正常现象，只不过各自有不同的针对性和侧重点罢了。任何一种空间战略，即便是发达国家的先进规划理论，都并非不加分析就可以随意四处应用。有鉴于此，本文探讨起源于欧洲发达国家的“紧凑城市”理念对我国快速经济发展背景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借鉴意义。

1990年欧洲社区委员会（CEC）于布鲁塞尔发布绿皮书，首次公开提出回归“紧凑城市”的城市形态，其最基本的事实依据就是许多欧洲历史城镇保持了紧凑而高密度的形态，并被普遍认为是居住和工作的理想环境。至此之后，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试图给出“紧凑城市”的定义并勾勒出它与城市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但至今并没有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

提倡紧凑城市的重要人物Breheny在1997年对紧凑城市的定义是：促进城市的重新发展．中心区的再次兴旺，保护农地限制农村地区的大量开发；更高的城市密度功能混合的用地布局，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并在其节点处集中城市开发（Breheny, 1997）。对于笔者而言，我们无须纠缠紧凑城市的准确定义，因为紧凑城市与其说是一种概念、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手段。所以，紧凑城市即运用城市紧凑的空间发展战略，比如说增加建筑面积和居住人口密度，加大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活动强度，从而实现城市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迄今为止，大量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模型证明了紧凑的城市形态有助于提高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但我们也不否认，一定数量的研究对紧凑城市提出了质疑（Jenkset al., 1996; Jenks and Burgess, 2002）。

总的来看，支持紧凑城市的相关论据可以大致分为7个方面。

（1）对于其他以可持续发展为指针的空间规划模式，紧凑城市因为本身固有的高密度高强度特点，能够容纳更多的城市发展活动，不致违背最基本的规模经济原则，这点与我国需要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国情相适应。

（2）高密度高强度也同时意味着可以在更为方便的通勤距离内提供更多的工作、日需品、服务以及休闲娱乐的选择和与周边朋友进行更多社会交流的机会。通过对数个小区的出行统计进行分析，Handy证明了混合和高密度的土地使用能够激励更多的出行欲望，从而加强社区联系形成社区文化（Handy, 1992）。

（3）更为合理地利用公共交通设施。一方面，紧凑城市以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为原则，减少因为私人交通而引起的空气污染、石油能源消耗以及城市土地资源消耗；另一方面，紧凑的城市形态更能够保证所修建的公共交通设施的利用效率。

（4）保持已有城市地区的活力，遏止无序的城市蔓延。出现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依赖方便的小汽车和通达的高速公路而造成的低密度郊区化是和紧凑城市完全不能相容的空间模式，更是人口众多土地相对不足的我国城市完全不能接受的。

（5）造就更有活力的城市生活。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就是印证这一点的最佳例证，高密度城市中的居民和高强度的经济活动造就了香港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在国际上，东京是另外一个成功的例证。

（6）更为合理地利用公共基础设施和能源。除了公共交通设施，McLaren证明，城市的紧凑能够在维持城市原有生活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减少城市制冷和供暖的能源消耗并提高各种社会软性基础设施（基层政府机关）的效率（McLaren, 1992）。

（7）促进社会融合。以紧凑城市的理念严格控制土地使用，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可以在空间形态上避免大规模的贫富两极分化，而形成小面积的富人区和平民区混杂的空间形态。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平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源投入，也可以减少富人区的铺张浪费和奢靡之风。

然而，城市是一个宏观、复杂的巨系统，紧凑城市的思想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真理。Barton在2000年指出，“紧凑城市值得推广，但必须小心翼翼地推广，并在每一处小心观察”（Barton, 2000）。

总体上看，反对紧凑城市的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以下3个方面。

（1）过高的密度往往引起堵塞。无论是交通堵塞、资讯堵塞，还是废弃物堵塞，都会给现代社会带来巨大的麻烦。无可否认，在相同的规划设计条件下，更高的密度意味着更大的堵塞几率。所以，运用紧凑城市战略对规划师和设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造成高昂的城市生活费用，尤其是居住成本。从香港、东京和欧洲一些紧凑城市来看，土地使用的高强度势必造成地价攀升，从而引起一系列生活费用上升。但从时间轴看，采取紧凑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可以把更多的土地、更多的空间、更多的环境资源留给后代，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紧凑城市理念中，现在市民高昂的生活费用相当于是为了后代的储蓄，存储越多，为后代所留下的财富就越多，可持续发展也就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3）现代化的通讯设备能够最大程度上减少出勤，从而支持市民迁往郊区，根本没有必要提倡紧凑城市的空间形态。事实上，这种说法只是一厢情愿的推论。各个国家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都并没有因为互联网络的出现和无线通讯的推广而停滞发展的脚步，反而因为通讯设备的改善进一步刺激了面对面交流的需求，促使了城市中各种要素的进一步集聚。

紧凑城市理念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其思想可以追溯到Jane Jacobs（1961, 1969）的开创性工作，她是第一个对以雅典宪章为标志的城市功能主义展开全面批判的学者。在其名著《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Jacobs对当时规划界占统治地位的功能分区思想提出质疑，并提出土地功能混合使用，保护街区等等直接启发紧凑城市理念的规划原则。再往前，紧凑城市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不无关系。田园城市提倡社区层次的功能整合，与紧凑城市不谋而合，但它同时提倡区域内的分散布局以及较低的密度，这就和紧凑城市恰恰相反。总的来看，紧凑城市可以看作是对“现代城市发展”进行全面回顾和总结的产物，其中不仅包含着赖特广亩城市所提倡的功能融合的想法，同样包含着柯布西埃辐射城（Ville Radieuse）的城市高密度高强度的主张，从中也能找到其他一些规划研究成果。

正是由于正反两方面持续而深入的研究，紧凑城市理念的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对城市进一步的认识而不断扩展和调整。如今，人们认识到紧凑城市并非提倡不顾城市大小的盲目集中发展。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研究者发现了许多过高的强度和密度对城市发展的不利之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东亚国家（Barton, 2000）。

有鉴于此，近年来“分散化的集中”成为紧凑城市理念的热点和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图1所示，所谓的“分散化的集中”即发展相互之间通过完善的公共有轨交通系统相联系、易通达的城市中心群，并以这些城市中心为核心高密度高强度进行发展的城市空间组织形态。“分散化的集中”在保留紧凑城市所倡导的高密度高强度特点的前提下，跳出单中心结构，特别为特大城市和人口已经非常稠密的城市提供切实可行的空间规划途径。

在我国快速城市化的现阶段，不少特大城市由于规模太大和单中心结构而导致巨大的效率损失，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但由于单中心城市结构的巨大惯性和城市人口的进一步快速增长，这些特大城市的“大饼”依然在势不可挡地继续往外“摊”。如何有效遏止无序的城市蔓延、优化空间配置是萦绕在规划师头脑中的难题，以紧凑城市为基础的“分散化的集中”无疑是解决难题的选择之一。

紧凑城市毕竟是一个诞生于欧洲的城市空间发展思想，而我国的城市在文化、政治以及城市实体等各方面都与之有着极大不同，下文中我们将重点讨论城市无序蔓延对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危害。以及紧凑城市在我国城市规划，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规划中的适用性。 

城市蔓延集中表现在城市建成区的边缘部分，这种无序发展导致了许许多多的环境问题，包括交通污染、乱占农业用地等等，严重削弱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而紧凑城市的空间发展战略可以是说一种有效抑制城市无序蔓延的规划工具，可以保护耕地，减少不必要的开发成本，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在城市建成区边缘城市无序蔓延的危害至少包括以下两点。

（1）乱占耕地。在我国的农村地区，一亩土地一年的净收入至多在1万元人民币左右，但如果将城市郊区的耕地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一亩地的价格动辄为百万之巨。假设银行利率是5%，卖掉一亩地然后将钱存入银行所得到的利息相当于数倍的种植收入。此外，卖掉土地的钱如果投入房地产开发，那么一年的投资回报也将是一个丰厚的数字。因此，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周边的各个乡镇政府无一例外地发现卖掉耕地远远比从事种植业划算。他们利用农村的集体土地进行各种工业厂房开发或住宅开发，并从中牟取巨大的利润。当前国土资源部、建设部等部委的土地资源清查显示，大量农村耕地为房地产开发或以开发区、大学城为名义的变相房地产开发所占据。须知土地是可持续发展中最为宝贵的资源，耕地资源的浪费是对环境不可逆转的破坏。

（2）乡镇工业化。乡村工业化在中国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相对发达的地区。在“财政分灶”的税费改革后，地方政府按比例向中央政府缴纳相应的收入后，有权使用剩余款项。这种体制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自治和自我发展能力，进一步激励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兴办企业的积极性，许多乡镇企业在农村地区随之孕育成长。这种乡村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农村地区的景观。推动了乡村的城市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这种“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镇工业化违背了规模经济原理，四处分散的工业企业虽然建厂成本低，但起点也低，缺少技术含量，很多根本不具备长远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除了这种经济不可持续发展之外，乡镇工业化也给农村地区的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分灶的财政体制一方面刺激了各地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也挑起了政府之间的过度竞争，并造成土地资源极大的浪费。正是因为地方政府之间的过度竞争，使得投资者们具有比当地政府更强的谈判筹码，从而能够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取得超过实际需要面积的大块土地。以投资工业的名义买来土地，然后将其转手卖给他人，从而短期从中牟取额利润的个案为数不少。

总体而言，城市的无序扩张造成了乱占耕地、破坏农业生产、浪费土地资源等种种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是一种无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形态。

依照先前的经济发展速度，我国许多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快速扩张是无法避免的，但对城市无序蔓延的形态则有必要进行严厉控制，以保护土地资源，达到城市以及大的区域内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空间规划的框架包括经济、行政、社会和文化等四大方面以达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总体平衡。因此我们将从这四个方面考虑紧凑城市在我国实施可能碰到的挑战。

（1）经济和行政：诸侯经济与地方自治

在当前阶段，影响我国城市形态的经济和行政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交织在一起。正如前文所提到，地方自治以及财政分税制度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由和激励以发展经济，这也是我国各级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样的体制也有自身的消极影响容易形成所谓的“诸侯经济”，地方保护主义便是其突出特点。各地政府往往置自身利益于区域利益甚至国家利益之上，相互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竞争的结果之一就是相继放松对环境的保护和管治，因为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加强本地的环境监控意味着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中先失一招。如何协调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地方自治与中央政府管理之间的矛盾是抑制城市无序蔓延、促进紧凑城市发展的重要挑战。

（2）社会：历史风貌区和传统经济活动

没有分散化的集中发展，我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心区飙升的土地价格势必吸引房地产开发商拆除那些传统的街道和建筑，取而代之以所谓的“现代”建筑。这些大规模无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房地产开发行为，不仅造成难以估计的对历史文化建筑的破坏，而且破坏了许多已经成型的社区文脉，致使“社会资本”的流失，重要的传统和“非正规”的服务经营活动和工业生产活动的停顿，以及以此为生的生活模式难以为继。然而根据研究，种种这些并非“现代”的建筑、社区、活动不仅被视为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从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紧凑城市的理念。可见，如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保存历史风貌区和传统的经济活动也将会是对紧凑城市理念的运用所面临的另一大挑战。

（3）文化：师法自然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

不同的文化对空间领域的感受有很大的不同，对紧凑城市的理念也有着不同的响应。我国的传统建筑文化在哲学上讲究“师法自然”、“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美学。古人营造建筑、园林时，无不将山水的自然之美引入其中达到“虽有人作，宛自天开”的效果。再如北方传统民居四合院以中央院落引领四周的房屋，相互渗透，以空间的自然融合促进家人之间的亲情。然而如果不以精心的设计加以避免，以紧凑城市为理念的高密度生活可能会违背这样一些我国的传统建筑文化思想，从而导致一些问题，比如缺乏自我认同、生活紧张以及孤立人格等等。无可否认，紧凑城市的理念与我国的传统建筑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如何协调这种冲突是规划师以及建筑师所将面临的又一个挑战。

排版：徐嘟嘟、张祎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