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濤 || 1935～1945年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學所交往之中國留學生考——以《季羨林日記：留德歲月》為中心

作者簡介：李雪濤，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哥廷根大學（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是啟蒙時代創建的德國重要大學之一，始建於1734年。大學秉持着學術自由的理念，對歐洲自然科學和法學的發展都曾產生過巨大的影響。19世紀以來，哥廷根大學的數學家們在代數、幾何、數論和分析領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哥廷根大學在數學、物理學、法學、德國文學、印度學等領域都產生了世界級的著名學者，這也是中國留學生願意選擇該校的最根本原因。

中國著名梵文學者季羨林曾於1935～1940年在哥廷根大學學習印度學，並以論文《〈大事〉伽陀部分限定動詞的變化》（Die Konjugation des finiten Verbums in den Gāthās）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季羨林日記：留德歲月》共六卷，約150萬字，詳細記錄了1935年10月31日至1945年10月6日他在哥廷根生活的每一天，包括與他交往的每一位中國留學生。季羨林原本打算在德國學習兩年後即回國，但他萬萬沒想到的是，自己卻因此跨入了一個戲劇性且至關重要的時代。這部日記最大的特點是細緻而坦率。由於他當時僅僅是一名普通的中國留學生，並非像很多名人那樣是為了出版而寫日記，因此季羨林的日記是個人的、可信的。正是由於作為中國人的這一特殊身份，他在日記中還表達了自己對時局的看法，其中不乏對納粹黨乃至希特勒本人的不滿和諷刺。如果是用德文或英文來寫的話，這些日記不可能保存至今天。如此廣度和體量的私人文獻，對於中國人留學德國的歷史來講，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學註冊的時間是從1935年冬季學期至1940年的第二個三個月學期。據哥廷根大學《課程總表》（Vorlesungsverzeichnis），他在該校註冊上學的具體時間為：1935年11月1日至1940年7月31日，共11個學期，之後他在漢學系教授漢語，直到1945年10月6日離開哥廷根。查哥廷根大學檔案，在這十年間，所有與季羨林可能有交集的中國留學生名錄如下：

以上13位中國留學生都與季羨林有交叉的註冊學期，因此從理論上來講，都有與其交往的可能性。季羨林在《留德十年》中對“二年生活”（1935～1937年）充滿着愉快的記憶：“一到星期日，當時住在哥廷根的幾個中國留學生：龍丕炎、田德望、王子昌、黃席棠、盧壽枬等就不約而同地到城外山下一片叫做‘席勒草坪’的綠草地去會面”。日記中記錄較全的中國留學生聚會，如1938年10月10日的“雙十節”聚會：“回家吃過晚飯，到田家去。今天是國慶紀念日，我們也要慶祝一下。在的有王、龍、陸、馬、高、二黃，一共九個中國人，又請上了Frau Pinks，喝茶，吃點心，閒談到十點半”。Pinks女士是季羨林在漢學系的學生，其他的除了季和田德望之外，有王子昌（王）、龍丕炎（龍）、陸秀珍（陸）、馬聳雲（馬）、高世光（高）和黃席棠、黃席椿（二黃）。馬聳雲是季羨林在清華的校友，於1937年6月來到哥廷根，但在大學檔案館中並未查到馬聳雲的註冊信息。而在1939年3月14日，他們也有8人在大學食堂見面：“二點多，同田到Mensa去吃飯，接着去的是曹、龍、陸、張、王、黃，濟濟一堂，飯廳裡幾乎成了中國人的天下了”。其中上次聚會沒有參加的學生有：曹修懋（曹）、張勳洋（張）。曹修懋是龍丕炎的同學，當時在柏林大學讀物理學。

哥廷根是一個很小的城市，面積僅有117平方公里，1939年5月時居民約5.1萬人。在哥廷根的中國留學生，基本上每天都可以碰面。有很多之前在中國許久未曾謀面的同學，來到哥廷根之後重新成為了交往密切的朋友。

二、1935～1945年在哥廷根大學的中國留學生考

1. 葉理殿

葉理殿是江蘇青浦人，曾考入上海同濟大學，於1929年畢業前獲得自費留學資格，但一開始是留法生，後轉入哥廷根大學。回國後被聘為同濟大學文理學院數學系教授。

葉理殿與章用同為數學系學生，兩人關係密切。季羨林是1935年11月23日在章用那裡認識葉理殿的，不過他對葉一直沒有太好的印象。1936年7月28日季羨林第一次在日記中記下了對葉理殿的厭惡之情：“吃完一直走到章伯母家……不久小葉也去了。這位仁兄滿口謬論，天下竟有這樣的渾人！我真想立刻走開，他這樣的謬論真使我頭疼”。究竟是什麼樣的謬論，季羨林並沒有具體說明。同年10月18日在章用家裡：“葉不必說我是討厭他的”。同年11月5日：“剛吃完，章伯母她拿給我小葉替她寫的一封信，她怕小葉寫錯了，所以讓我看看改改，結果果然錯了，而且錯得亂七八糟，到德國七八年，在國內已經學過七八年德文，然而德文竟寫成這個樣子，真不知他的腦筋是什麼作的。同章伯母回到我家，又替她寫了一遍，弄到了三點才完。頭暈眼花”。葉理殿從1931年夏季學期入學，到1936年冬季學期，實際只有不到六年時間，並非像日記中所稱的七八年。此外，他是學數學的，德文不一定要很好。季羨林1937年11月21日日記：“不久葉也去了。但這位仁兄總無多大意味，看見就令人不高興”。葉理殿究竟在什麼地方令季羨林不高興，季在1936年8月22日的日記也可能說明了一些問題：“吃完仍是閒談，但大半都談的是小葉，這樣的怪人在中國還真不容易找到。不過中國在德國的留學生也都同小葉大同小異，來德六七年德文一句說不通，但跳舞、照像卻都會，甚至還有更壞的事情。從留學生身上就可以看出，中國大概非亡國不行了”。實際上，季羨林有着他自己對中國留學生在國外的價值觀，這是他從不喜歡葉，到厭惡葉的原因所在。

2. 章用

章用，字俊之，湖南長沙人，係章士釗與吳若男的第二個兒子，在英格蘭出生，曾一度被委託給李大釗照顧。章用曾留學英國，後赴哥廷根大學數學系修讀數學，這期間母親一直陪伴着他。

季羨林剛到哥廷根時，完全不瞭解德國大學的各種程序，所有入學手續都是在章用幫助下辦理的。1935年11月9日是一個星期六，“早上只寫了一封信就到Aula去，章俊之在那裡等我。他要陪我辦理lmmatrikulation，地點是在Student haus。一進去，先有許多人在等着，我們於是也挨次排上去，一等等了有一點鐘才把學生證和Studienbuch領出來。這是新生入學必要經的階段，以後就不必了。出了Student haus到秘書處去，又是等了半天，才蓋了印，於是到Quästur去付錢，但是出了問題，他又領我們回到秘書處，要一個證件，但秘書處又要我們找Lauterbach要證件，我們只好找Lauterbach去，他打了一個電話，於是我們又回到秘書處，他答應我們過幾天去取Studienbuch——就這樣走來走去，已經到了十二點。章又陪我到圖書館去看了看，看的是借書處、閱覽室”。這些事情看似簡單，但對於初來乍到、並且是第一次出國的季羨林來講並不容易。章用的幫助是非常及時和必要的。後來兩人成為了心心相繫的好朋友：“晚上章俊之來訪，他把他作的詩拿給我看。我們談話的範圍是表現的工具和要表現的東西的問題”。（1935年11月30日）其後，由於經濟原因，章用只好中斷學業回國。季羨林後來寫道：“（章用）時常有信給我，有時附上自己的詩。我現在還能記住一些他的詩，比如‘常歌建德非吾土，豈意祁門來看山’等等。不記得是在哪一年了，他把自己生平寫的不算太多的詩全部寄給了我。我不知道，他是怎樣考慮的。難道他已經預感到自己肺病纏身，將不久於人世，因而儘早把自己心血的結晶寄給可靠的朋友，傳之其人嗎？他的預感是正確的，不久他就在流離播遷中離開人世，只剩下我這個受他重托的人還活在人間”。章用1936年回國後，在山東大學和浙江大學任教。1939年12月16日病逝於香港。一直到了1940年4月17日，依然在哥廷根的季羨林才從房東那裡知道他的這位年輕朋友去世的消息：“房東說，章用死了，聽了心裡一驚，自己又少了一個能談話的朋友，同時又警告自己：以後不要這樣拼命用功，自己的身體也要注意”。後來季羨林在《留德十年》中專門寫了一篇《章用一家》講述在哥廷根時他與章用和吳若男（季羨林一直稱她作“章伯母”）一家的交往。

季羨林在哥廷根的住所

3. 陳運煌

陳運煌，字康白，湖南長沙人。1927年畢業於廈門大學，1931年任北京大學理學院研究員。陳運煌1934年夏季學期至1936年冬季學期在哥廷根大學註冊。季羨林日記1936年1月13日第一次提到陳運煌，地點是在章用家裡：“飯後又隨他同他母親到他家去，吃了點點心同茶，談了半天話。不久陳康白同他的太太去了，我坐了一會就回來……”之後他們的接觸，也都跟章家有關。

陳運煌實際出生於1902年，比季羨林大將近十歲，因此對時局的認識比季更加成熟。1937年抗戰爆發後回國，經其從前的老師徐特立推薦前往延安，在那裡建立了第一個科學技術團體——邊區國防科學社，之後籌建了自然科學研究院，這是北京理工大學的前身。

4. 樂森璕

樂森璕，祖籍江西吉安，1899年生於貴陽，後成為著名的地質學、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家，地質教育家。他僅在哥廷根大學學習了一年半，之後便轉到了馬堡大學。1934年11月至1936年2月間，他只是在哥廷根大學的最後一個學期與季羨林同學。早在柏林的時候（1935年10月9日），季羨林通過當時在柏林大學藥學系的清華校友汪殿華認識了這位樂先生：“十一點訪汪殿華，同他談了談，說到我要到Göttingen，他說他隔壁一位樂先生就要到Göttingen去，他已經在那裡住了一年。我聽了真出乎意料之外，大喜，請他介紹我們談一談。他拿給我一冊課程表看，裡面東西真多，有古代文學系，俄國、英國、東方各種語言系”。這位“樂先生”就是兩天後季羨林又提到的“樂季純”（同年10月12日）：“同訪汪殿華，不在，同樂季純談了談。關於Göttingen的事情，他預備後天走”。

1935年10月31日，季羨林到哥廷根之後，樂森璕到火車站接他：“六點多到□□□，下車後萬家燈火，幸虧樂季純來接，他陪我找到一個旅館，又陪我去看他以前住過的房子，還沒賃出去，房子問題解決了，心裡高興得很，同到他住的地方，吃了點麵包，又把我送到旅館”。這裡無法辨認的三個字可能是“葛廷恩”（當時Göttingen的譯名）。季羨林初到哥廷根時，樂森璕在很多方面都給予了他幫助，除幫他找房子外，還介紹中國同學，最早介紹季羨林認識的就是後來成為好朋友的章用：“樂季純來約我去找章士釗的兒子，他在這裡讀哲學。結果是不在家，又去訪湯爾和的兒子，稍談即回”。章用在哥廷根學數學，數學當時是屬哲學學院的專業，所以他們認為章用是讀哲學的。作為民國時期的著名政客，湯爾和曾於清朝滅亡之前獲得柏林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由於他的長子湯堅沒有在大學註冊，因此很難知道湯堅在哥廷根留學的詳情。季羨林第一次見到章用也是樂森璕引見的：“同樂先生去訪章士釗的兒子，見到他的母親，老太婆因為愛兒子，不遠萬里來陪她兒子同住，我想到自己的母親！章人非常好，說話非常痛快，他把哲學院的情況告訴我，他勸我只讀希臘文，因為再讀拉丁文，時間來不及，他又把《希臘文法》同A Short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借給我”。實際上不僅僅是在人際關係方面，季羨林剛到哥廷根的時候，樂森璕也曾借錢給他。儘管只有20帝國馬克，但這對初到異國他鄉的季羨林來講，無疑解決了燃眉之急。

樂森璕回國後，先在中山大學任教，直到抗戰爆發。之後他在貴州和重慶進行地質勘探、調查，並在大學裡擔任教職。1955年北京大學恢復地質學專業，樂森璕調到北大，並於同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地學部委員。樂森璕在地質學、古生物學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5. 龍丕炎

龍丕炎差不多是季羨林在哥廷根最親近的朋友了，在他的日記中，“龍”的名字出現的次數可能是最高的。龍丕炎籍貫湖南常德，畢業於北京大學。

季羨林最初跟龍丕炎認識，是他剛到哥廷根不久的1935年12月19日：“晚上章俊之的母親請客，七時我到他家去，同到市政府下的餐廳。同坐有龍范禹（丕炎）先生。飯非常好。談話也非常痛快，大半都談的是中國情形，覺得無論從哪方面看，中國前途也沒有希望”。就這樣，季羨林算是跟龍丕炎正式認識了。在選擇主專業方面，龍丕炎也給季羨林很好的建議，因為之前他在哥廷根學過梵文：“五點去訪龍先生，談了半天話，他把Sanskrit的文法借給我。他學了一學期，說，難得一塌糊塗，但無論怎樣我決意非念不行”。（1936年1月2日）龍丕炎借給季羨林的這部梵文文法書，是德國著名梵文學者施騰茨勒（Adolf Friedrich Stenzler）的教材《初級梵文讀本》（Elementarbuch der Sanskrit-Sprache, Erste Auflage, Breslau 1868）。這部書包括了語法、課文和詞典三個部分，是一部非常系統的梵文入門讀物，至2003年已經出版了第19版。

1936年4月9日季羨林上了第一次的梵文課，瓦爾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教授只有他一個學生，但雙方都很滿意。這便增強了季羨林繼續學習梵文的信心。第二天晚上他去章用家吃飯，跟他談到了梵文與中國文化的關係，龍丕炎也在：“五點到章家去，因為章伯母約吃晚飯，龍先生同葉先生已先在。於是就東扯西拉地談起來。同章俊之談到梵文，我忽然想到，梵文入中國以前的中國文法同以後的中國文法一定有很大的變遷。佛經的翻譯在中國文學史上一定有極大的影響。因為有許多人很顯然就受到了佛經體的影響，這是一件極有趣味的工作，回國後要作一作。此外，從前人們都認為中國文同Indogerman文字截然兩系毫無發生關係，現在Sanskrit是lndogerman同時對中國文又有影響，不啻是兩個文字系間的橋樑了。這也是個有趣的問題”。令人沒有想到的是，龍丕炎學了一個學期後覺得太難而放棄的梵文，卻決定了季羨林之後的命運。由於龍丕炎是學冶金學的，在很多方面跟學習語言和文學的季羨林不同，因此季對他有一些看法：“我早就覺得龍這人一身濁氣，毫無腦筋，同他談話簡直談不進去，真如對牛彈琴，無怪章用離開哥廷根後就不再理他，世界上難得有腦筋的人！”（1939年8月29日）

龍丕炎在戰爭期間毅然回到了祖國。1942～1945年間曾發表多篇有關煉鋁方面的學術論文，對中國的冶金工業發展做出過巨大的貢獻。他還因此於1945年6月獲得國民政府經濟部頒發的“仿造工業原料及器械”獎勵4萬元。

6. 石磊

石磊出生於1906年，1935年從清華大學畢業後，受聘於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病害組。早在清華時，石磊就曾在《清華週刊》和《科學月刊》上發表過一些譯作和論文，因此他到哥廷根之前就已經是一位很成熟的生物學家了。石磊是在1936年冬季學期在哥廷根大學註冊的，此時季羨林已經在那邊生活了一年的時間，因此對大學的制度相對熟悉，也樂於幫助新來的同學們，特別是清華校友：“吃完同龍到Gosslerstr去找找看Institut für landwirtschaftliche Bakteriologie在什麼地方，因為清華同學石磊要來哥廷根研究害蟲學，結果是沒有找到”。（1936年10月12日）儘管這次沒有找到，但他和龍丕炎還是很熱情地幫助新來哥廷根的中國留學生張羅各種事情。14日季羨林和龍丕炎到火車站將石磊接到了大學：“五點去訪龍，同到車站去接石磊。等到七點車才來。以前天天在清華碰到他，但沒有說過話。想不到他是浙江人，人似乎很老實，但腦筋也不甚清楚，說話再也說不明白。替他在Gebhard's Hotel找了一間房子”。之後，領行李，幫忙找房子等，都是季羨林和其他在哥廷根的同學幫忙解決的。之後他們經常見面。

由於石磊是學生物學的，又是浙江人，因此他與季羨林的性情並非總是相合。1937年5月6日季羨林在日記中寫道：“十一點石，談到十二點才走，這位君總是滿臉倒黴的神氣，看了令人不起快感”。這裡的“石”就是石磊，他們經常在一起討論中國的未來，這些問題也總是讓大家不太愉快。七七事變之後，7月11日季羨林寫道：“一點到Ratskeller去吃飯。吃完就同到石家，葉也去了，不久馬也去了。每個人都記掛着北平的戰爭，從各人的臉面上，我看到，大概每個人心頭，都有一層暗雲，我們的談話也自然而然地轉到中國的戰爭，同將來的出路。每個人的論點當然不一樣，但有一點是一致的，就是中國惟一的出路，就是平民教育”。教育救國是這些留學生的共同主張。

儘管他們人在德國，但心情卻隨着中日戰事的變化時而高興，時而悲傷：“三點我們去找石，仍然談國事。每個人都相信，打日本最後的勝利總是我們的，談到高興處，每個人心上都仿佛開出一朵快樂的花。於是打起撲克來。一直到快七點才出來，又順路到Prinzen Str看了看電報。然而，又變了：宛平附近中國軍隊撤退。這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消息，打得我們一陣眼花，帶了一顆沉重的心走回家”。（1937年7月21日）

1938年石磊還在德國著名的《微生物學檔案：植物微生物研究雜誌》（Archiv für Mikrobiologie: Zeitschr. für d. Erforschung d. pflanzl. Mikroorganismen）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有關黑穗病的雌雄異株以及高粱的散黑穗病》（Über den Heterothallismus des Staubbrandes, Sphacelotheca cruenta (Kühn) Potter, der Mohrenhirse, Andropogon sorghum Brot）的論文，這應當是他的博士論文的一部分。

1938年春，石磊回國，繼續在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工作，當時植物病理組已經遷到了昆明。可惜他之後的情況不甚清楚。

7. 高光世

高光世應為福建長樂人，出生於1909年。1934年7月畢業於中央大學心理學系，之後進入為期兩年的教育實驗所研究班。季羨林是在1938年4月3日認識他的：“馬又同兩位中國同學來，一位在Hannover念書，叫盛彤笙，一位預備在哥廷根住下去，叫高光世，一直談到快七點，他們才走”。7月5日的時候，季羨林專門到高世光家中看他，可惜他不在家。

高光世後來並沒有畢業。1965年6～8月，張壽平所做的《西德各大學的漢學研究》報告，在講到海德堡大學漢學研究所時寫道：“所內有特別講師高光世，中國籍老留學生，讀教育未獲學位，曾以演講為生，宣揚中國文化極有功勞，在德國已三十餘年”。當時高光世在海德堡大學開設的課程有：夏季學期講授《楚辭》與《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閱讀》；冬季學期講授《左傳》與《史學名著選讀》。地方誌記載他在海德堡大學做教授，也有記載他在旅德華僑學校擔任校長，都是不確切的。

8. 黃席棠

黃席棠係江西九江人，1913年出生於北平。上海交通大學物理系畢業後入讀清華大學研究院，並以優異成績獲得第一批“量才獎學金”資助。赴德後於1938年夏季學期在哥廷根大學註冊。

季羨林跟黃席棠的初次見面是在1938年3月26日：“五點新到哥廷根的一位黃席棠先生來找我。談了半天，他邀我一同出去散步……在山下走了一轉，回家的路上，終於又讓雪撲了一陣。吃過晚飯，休息了一會，隨便看了點書又念黃席棠。十點多睡”。可見，季羨林對黃席棠的印象是相當好的。後來他們之間的交往極為密切。季羨林從黃席棠那裡借來《黃遠生遺著》，“遠生就是他的父親，書裡記的事情極有趣，惟文字不佳”。（1938年4月2日）黃遠生係民國初年知名的記者，曾留學日本中央大學學習法律，回國後主編《少年中國》及《庸言》等著名刊物。

黃席棠的哥哥黃席椿，當時在德累斯頓工業大學留學，有時會到哥廷根看望弟弟，季羨林在日記中所記“黃氏兄弟”，“大黃”即指黃席椿，“二黃”即指黃席棠。黃席椿後來成為中國著名的無線電工程學家。

黃席棠在1940年對橡膠彈性的各種參數做了測定，這在當時世界力學界屬非常重要的成果。1941年，黃席棠獲數理博士學位。回國後，先後擔任同濟大學（時在四川李莊）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1943～1944），重慶交通大學物理系教授（1944～1946）。抗戰勝利後任上海交通大學物理系主任，代理理學院院長（1946～1952）。1949年後，歷任廈門大學教授、福州大學教授。他在譯介德國物理學界的成果方面做出了極大貢獻。1956年將德國物理學家洪德（Friedrich Hund）1944～1951年出版的5卷本《理論物理學引論》的第四卷《熱學理論》（Einführung in die theoretische Physik. Vierter Band. Theorie der Wärme）譯成中文。這本名著包括熱力學和統計物理學兩部分。該譯本反映了在熱力學和統計物理學方面，當時中國的水平基本上是跟國際接軌的。

9. 陸秀珍

陸秀珍，字士嘉，生於1911年，浙江蕭山人。1933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後赴德國，1938年冬季學期開始在哥廷根大學物理學系學習流體力學。她差不多是季羨林在哥廷根所交往的中國留學生中唯一的女性。

季羨林第一次見到陸秀珍是1938年10月6日：“王同高領了新到哥廷根城來念書的陸秀珍小姐來，稍坐就走，王又坐了會才走”。也就是說，是王子昌和高光世將陸秀珍介紹給季羨林的，不過一開始他對這位來讀物理學的女生並沒有太多的印象。不過在其後的幾年中，陸秀珍也是季羨林在哥廷根經常相見的少數中國留學生之一。除了經常在一起散步、吃飯、聊天外，讓季羨林倍感溫馨的是，陸小姐是一位特別有情調的女生。1938年12月25日的聖誕節季羨林是在王子昌家度過的：“五點陸小姐去。六點龍去。我們就把鵝拿出來，大吃一通。吃完，點了陸小姐帶來的小洋蠟。把電燈關掉。在搖曳的燭光中，談起鬼的故事來。十一點才出來，分手回家。雪在下着，我們也過了一個很美的節”。在這個德國傳統的節日裡，這些身在異鄉的中國留學生們，由於陸小姐的小洋蠟，感受到特別的溫馨。

季羨林在日記中很少讚揚別人，但他卻認為陸秀珍是女中豪傑：“吃完，又作起上下古今談來。陸小姐總算是女中英雄。女人大都頭腦簡單，像這樣有毅力的真不多見”。（1939年7月23日）

除了這些日常的吃喝之外，由於1937年秋季羨林開始在漢學系工作，因此他在1939年2月27日帶着陸小姐參觀了漢學系的中文藏書：“十一點多陸小姐去，領她看了看Seminar的藏書”。到了3月5日，季羨林也認識了陸小姐的未婚夫張維：“今天陸小姐在龍家請我們吃飯。一直到十二點她才同她的新從柏林來的未婚夫去……這位張維，她的未婚夫，人還不壞。頗能談一氣”。張維當時在柏林高等工業大學土木工程系學習，經常到哥廷根探望未婚妻。他後來成為著名的土木工程學家。

1941年7月1日，納粹德國、意大利王國與汪精衛國民政府建交，以此希望日本能夠北上進攻蘇聯。在此之前的6月29日，陸秀珍已經從中國駐德使館得到了消息：“九點陸來，說德國要承認偽汪，大使館全體撤退。我們惟一的希望同安慰就是這裡還有大使館，這樣一來，身處仇國插翅也難飛回故國去了。真是欲哭無淚”。到了同年12月10日，陸秀珍又帶來消息說：中國政府已經對德宣戰了：“十一點陸去，說中國政府已經對德宣戰。看來我們非被監禁不行了。即便不被監禁，在大戰結束前回國也可以說是無望了。誰又知道，大戰什麼時候結束？但我心裡一點也不驚惶，一切都付之命運去吧！”實際上，從7月1日德國承認汪精衛政權之後，德國與重慶政府已經不存在繼續對話的可能了，隨着日本偷襲珍珠港及對美國宣戰，12月9日，中國也正式加入盟國陣營，並且對德宣戰。後來陸秀珍有一段時間在柏林，但依然與季羨林保持着聯繫。

陸秀珍於1946年回國後，任北洋大學、清華大學航空系教授，1952年轉入新成立的北京航空學院。她參與翻譯了著名物理學家普朗特（Ludwig Prandtl）的《流體力學概論》（Führer durch die Strümungslehre, 1942）——這是她在哥廷根大學的導師的巨著，它奠定了現代流體力學的基礎，一直到今天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流體力學的基礎性著作。

10. 田德望

田德望，1909年生，河北定縣人。1931年畢業於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1935年清華研究院畢業後赴佛羅倫薩大學研究意大利文學，1937年獲文學博士學位，1938年又到了哥廷根大學。據季羨林晚年的說法，田德望當時是公費到意大利留學，“後來公費沒用完，就到德國去了”。他是1938年冬季學期註冊的，一直到1939年的夏季學期，都在哥廷根。查季羨林1932年9月13日的日記：“浴時逢田德望，邀來室一談”。也就是說，早在清華的時候，季羨林與田德望就已經認識了。

他們在哥廷根首次見面的時間是1938年3月2日，季羨林當天的日記寫道：“正吃着晚飯的時候，老田忽然來了。想不到會來的這樣快，不見面已經快三年了。吃完，九點，我又陪田到旅館去，回到家已經十點了”。與哥廷根的其他中國留學生不同，田畢業於清華外文系，也讀了研究生，又獲得了意大利文學博士學位，因此他對季羨林所選的主專業——梵文自然有着獨到的理解：“談了許多關於學梵文的話，因為田對這方面也有很大的興趣，也總算是空谷足音，但因為兩日來跑路太多，說話太多，人倦得不成樣子，腦袋裡仿佛充滿了雲霧”。（1938年3月4日）對季羨林來講，這真應驗了《西北有高樓》詩中所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在學業方面，田德望給予季羨林諸多的幫助：“剛吃完，田來。拿給我他新收到替我買的《佛藏子目引得》”。（1939年4月6日）

之後發生的很多大事件季羨林都是跟田德望等一起分享的。1938年3～4月中旬的徐州會戰，日軍兩個師團均遭國軍擊退，這是抗戰爆發後國軍首次取得的勝利。4月9日“台兒莊大捷”的消息已經傳到了哥廷根：“遇到龍、田、王，龍說，魯南三萬殘寇已經全肅清，生擒三千，其中還有General一枚。這真是中國空前的大事，不禁狂喜。李宗仁將軍畢竟偉大！”儘管對台兒莊戰役的報道都不太一致，但這次國軍首次打退日軍的進攻，不僅鼓舞了國內民眾的士氣，也讓遠在哥廷根的中國留學生為之一振。

有時季羨林與田德望也會發一些德國人不敢發的牢騷：“十二點同田到Mensa去吃飯。同他談到前天老希的演講。我真生氣，德國人全像笨牛。老希說日本人替中國趕走共產主義，連老希自己也知道他這話是放屁，但德國人就全信。這樣的民族惟一應得的報酬就是亡國！”（1939年2月1日）此類的談話，在當時納粹極權統治下，只可能用德語之外的語言進行。

漢學系霍古達教授離開哥廷根赴劍橋的前一天晚上，季羨林與他作別，也邀請了自己最好的朋友龍丕炎和田德望作陪：“七點田來，一同到中文研究所去，不久龍也去了。今天我請Prof. Haloun吃晚飯，請他倆作陪”。（1938年11月10日）

1939年8月12日，田德望也決定回國了：“田又已決意回國。心裡更充滿了離愁。我自己太容易動感情了。章用同Prof. Haloun走的時候，我難過了幾天。現在田又走了。我這難過不知會延長多久”。“田走，我總有說不出的難過，在哥廷根只有同他還能談話，龍是好人，但思路與我不同，其他更不必說了”。這些都是季羨林的真心話。

田德望輾轉於1938年底回到了祖國，之後任浙江大學（時在遵義）外文系教授。抗戰勝利後在武漢大學任教，1948～1986年一直在北京大學西語系任教。多年來，他從意大利語和德語翻譯了很多世界名著。

11. 王子昌

王子昌畢業於浙江大學，於1937年4月3日到達哥廷根：“找龍，想叫他出去走走。但他說，哥廷根又來了兩個中國學生，今天說要來找他，於是我們就等。三點多，他們去了。一位是盧壽枬，一位是王子昌。似乎還像有腦筋的。我們就開始閒扯起來，七點才一同出來”。但查哥廷根大學檔案，王子昌是從1938年冬季學期開始註冊的，到1939年夏季學期就結束了。

季羨林跟龍丕炎、盧壽枬和王子昌的關係與其他哥廷根的同學不太一樣，他們在一起會討論將來回中國創辦大學的事情：“不久龍同盧王來，又開始閒談起來。……我們計劃着怎樣回國辦雜誌，辦大學。我並不把這個當一個夢看”。（1937年5月6日）由此可見，王子昌是一個嚴謹認真的朋友，這樣季羨林才不覺得辦雜誌、辦大學是一個夢想。他們四個人後來成為了所謂的“四大金剛”：“九點我就去找龍，稍坐就同去找盧，不久王也去了，於是四大金剛駕齊，出發”。（1937年5月16日）後來有一次季羨林也是與他們三個一起在哥廷根的樹林裡“最放肆最舒服”地“裸奔”了一次：“吃過早點，念了一會阿刺伯文。九點龍盧王在下面按鈴，我也立刻下去。仍然走上山，在樹林子裡亂走了一通。不時坐下休息一下，最後終於走到以前從沒去過的一片大草地上。三面是樹林，草綠而豐美。我們就鋪了報紙躺了下去，簡直沒有人到這兒來，非常靜，遠處只有幾頭牛在吃草。太陽不用說是很好的。我們先是脫掉鞋，又試着脫掉襯衣，又試着脫掉背心，又試着脫掉褲。最後看到真沒人來，索性穿了短褲站起來大跑一陣，在矮樹林裡賽起跑來。到德國以後今天是最放肆最舒服的一天”。（1937年5月23日）

王子昌在哥廷根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做有關地球物理的研究，1939年以論文《一種確定弱場中岩石磁化率的簡單方法》而獲得博士學位，儘管他的論文僅有21頁。季羨林最後一次記載王子昌是在1939年11月18日，他當天下午到王家，但沒有見到王子昌。

1940年王子昌回國後，歷任湖南大學、同濟大學、交通大學、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1956年調任北京大學物理系，並擔任《地球物理學報》副主編，同時也發表了一系列的相關論文。

12. 張勳洋

張勳洋係湖南嘉木人，生於1909年，畢業於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法律系，1938年冬季學期至1944年夏季學期在哥廷根大學註冊。之前他曾在柏林大學註冊，專業是德國法律。

季羨林在日記中第一次提到張勳洋是在1938年11月4日：“在Mensa遇到了龍、王、黃同另外一位才到Göttingen來的張君”。這個時間正是冬季學期的開始，一般來講季羨林在第一次提到某一個同學的時候，會寫下其完整的名字，但他只記下了“張君”，可見季羨林從一開始就希望跟這位黨部派來的學生保持一定的距離。張勳洋跟其他中國留學生不一樣，他有收音機——這是當時在哥廷根的中國留學生們時事信息的重要來源：“十一點多到張家去，現在莫斯科形勢很緊張。北非英國進攻，我很想聽一聽英國無線電的消息，他有收音機可以聽”。（1941年11月30日）當時季羨林獲得的很多前線的信息，都是得益於張勳洋的收音機。

季羨林之所以對張勳洋沒有好感，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他認為國民黨中央直接派遣的黨員留學生根本沒有留學的資格和能力。1941年8月4日他在張家的見聞，更證實了他的推測：“到張家，他正在同一個德國人共同作他的中文博士論文。這種人我最看不起”。張勳洋到德國之前，曾於1934年接受過“司法行政部法官訓練所第三屆”的專門訓練，並以80.27的平均分數結業。1935年被任命為江蘇鎮江地方法院候補檢察官。季羨林在晚年的口述史中對張勳洋依然沒有好印象：“這個人我覺得是個怪人。我始終懷疑他是藍衣社的人，他老是帶着蔣介石、宋美齡的照片”。

張勳洋於1949年獲得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中國土地法：特別從德國法律角度所進行的考察》（Das chinesische Bodenrech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deutschen Rechts）。之後留在德國，曾在馬堡大學任講師。

留德期間的季羨林

13. 周譽侃

周譽侃是江西清江（今樟樹市）人，1908年生於漢口。1931年入武漢大學物理系，畢業後前往德國留學。最初入柏林高等工業學院，後轉入萊比錫大學。查《中國留德同學錄》（1937）以及《留德同學錄》（1939），周譽侃的專業為“理論物理”，大學為“萊城大學”（應當是萊比錫大學的簡稱）。他正是在這裡成為量子力學創始人之一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和以原子、分子物理研究而聞名於世的洪特（Friedrich Hund）的弟子，研究領域為稀土金屬鹽晶體和水溶液吸收光譜。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周譽侃的指導教授施勒（Ludwig Schiller）應徵入伍，他只能轉入哥廷根大學第二物理研究所（das II. Physikalische Institut），這是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原子和核物理研究所。1940年的第一個三個月學期到1942年的夏季學期他在哥廷根註冊。季羨林日記第一次提到周譽侃是在1939年11月18日，季當日到王子昌家中，碰巧王不在：“同他房東女孩、周先生談了會，就出來”。也就是說，當時周譽侃與王子昌住在同一個地方。在季羨林心目中，周譽侃是少有的比較有思想的留學生：“張同周來，作上下古今談。談到中國的教育，我總覺得上至大學研究所，下至小學，方法都應該改良。最顯著的是外國語教法有很大的缺點。為什麼中國學生學一種近代文字四五年還不能看書？……周人很有思想”。這樣的評價在季羨林那裡，已經是很少有的了。

1945年周譽侃在哥廷根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關於氟化釹NdF3的吸收光譜》，1947年發表在德國著名的《物理學雜誌》上。周譽侃在“致謝”中寫道：“我的這一論文是在1941年9月至1943年2月期間在哥廷根大學第二物理研究所進行的。我要衷心地感謝研究所的講師赫爾維格（K. -H. Hellwege）博士對這項工作的建議以及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所給予的持續支持，感謝瓦爾騰堡（V. Wartenberg）為我提供的試劑。我還要感謝柏林亞歷山大·馮·洪堡基金會給我提供的獎學金”。從這個致謝中，可知周譽侃當時獲得了洪堡獎學金。儘管《物理學雜誌》在1944年6月10日就收到了這篇文章，但由於戰爭的原因，一直到1947年1月1日才予以刊發。周譽侃在光譜學理論和實驗方面的成就，可謂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科學家在物理學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

周譽侃在德國的學習和研究涉及理論物理、金屬相變和再結晶以及原子分子光譜三個方向。1946年回國後，在中山大學物理系任教，1949～1966年擔任物理系主任一職，獻身於高等物理學教育，培養出眾多物理學人才，並在半導體研究方面做出過巨大貢獻。

查哥廷根大學檔案館的註冊信息，季羨林在哥廷根期間，還有兩位中國留學生註冊：楊慎宜（Chen Young Shunyih）和程其襄（Chen Chi-siang）。但查遍《季羨林日記：留德歲月》也沒有找到任何相關線索。楊慎宜生於1907年，1936年夏季學期至1936年冬季學期在哥廷根大學註冊。程其襄係四川萬縣人，1935年後便在柏林大學讀數學。據1937年《中國留德同學錄》，他在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當時譯作“柏林高等工業專門學校/柏林工業大學”）主修機械專業。他1944年夏季學期在哥廷根大學註冊，同年在柏林大學獲得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論亞純函數的奈望林納-阿爾福斯的理論》（Beiträge zur Nevanlinna-Ahlforsschen Theorie der meromorphen Funktionen），指導教師為丁哈斯（Alexander Dinghas）和施密特（Erhard Schmidt）。

三、結語

留學期間，在國外某一著名大學/城市的中國留學生會形成一個人際關係的網絡。一個良好的人際網絡，對於他們的學習與生活都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哥廷根的十年中，季羨林與其他中國留學生的交往有兩個特點：一是廣泛性，不論是哪個專業、從哪裡來的，他都會與之建立起聯繫；二是動態性，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在哥廷根的交往圈子也不斷地發生着變化。這一點從他的日記中可以比較明顯地感受到。季羨林在哥廷根所認識的中國留學生中，有幾位跟他志同道合的朋友——田德望、王子昌等，他們成為了他一生的朋友。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哥廷根大學依然是德國最優秀的兩所大學之一（另一所是柏林大學），因此前往留學的中國學生均為最優秀的畢業生，只有一位是國民黨黨部培養的幹部（見前表所示）。季羨林與其他中國留學生所建立起的人際關係網絡，在一定程度上基於他在國內大學的同學關係，也就是在國內時所建立的學術關係，因為大部分去德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在國內或者讀過本科，或者讀過研究院，很少有已經工作過的。這一部分的關係有石磊、黃席棠和田德望。此外，在北京的大學中（如北大和清華），同一學科的同學也經常互聽講座，或者在一起參加活動。1938年3月4日田德望從佛羅倫薩到哥廷根來，季羨林還想將他介紹給龍丕炎認識，“豈知他們倆是十年前的同學，只因向不通音問，所以便誰也不知道誰的情形了”。

季羨林留學期間，家中寄給他的全家福

當然，在哥廷根與中國留學生的交往，也使季羨林看到了他們身上的一些陰暗面：“前夜醒來，忽然想到胖子的唯利是圖，老張的騙博士，自己毫不以為恥，想到老王的陰險，覺得人類太卑污苟賤了”。（1941年6月21日）這裡的“胖子”是黃席棠，“老張”是張勳洋，“老王”是王子昌。此後不久，他在跟張維的談話中也特別提及留學生的“種種醜態”：“他剛從柏林回來，談到柏林中國人的種種醜態，令我不由得歎氣。我早就覺得留學生大半都是混蛋，再想到中國的所謂上層階級，更不由得氣短”。（1941年7月11日）但對於季羨林來講，他之後在回顧哥廷根這一段學習生活時不斷指出：“哥廷根大學畢竟是我的學術研究真正發軔的地方……”

在中國現代學科的建立和發展方面，儘管大部分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在清末民初已經得到了創建，但它們依然與西方的大學有着巨大差距，季羨林回國後所致力展開的東方學，實際上接續了哥廷根大學東方學的傳統；而章用、葉理殿在數學方面的成就，陳運煌在化學方面的貢獻，樂森璕在古生物學方面的多項突破，龍丕炎、黃席棠、陸秀珍、王子昌、周譽侃等在物理學方面的建樹，石磊在農業害蟲的防治方面的成績，田德望在德國文學翻譯和研究方面的功績，乃至後來留在德國大學教書的高光世和張勳洋，都得益於他們曾在當時名人輩出、蜚聲世界的哥廷根大學接受系統學術訓練的留學生涯。

中國留學生的身份，使得在哥廷根乃至在德國、歐洲所有的中國留學生之間不僅構成一般的人際關係網絡，更是一種學術網絡。今天基於網絡開發的知識圖譜（Knowledge graph）不僅描述不同領域的相互關聯，而且在不同領域和研究者之間存在着各種潛在的可能性，並且可以從中推導出各種新的知識。這也促成了不同學科之間的對話。季羨林後來在北京大學創立的東方學學科，所進行的比較文學與文化的研究，都是單一學科所無法或無意進行的跨學科成果。特別是他有關《糖史》的專門研究，只有綜合數個學科的知識和研究方法，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如果仔細研究《糖史》，就會發現，這不僅僅是運用多個學科對糖的流傳史、制糖工藝、糖的文化史等進行研究，更重要的是通過打破學科傳統規範的樊籬以取得更有啟發性的成果。通過多學科參與的“糖史”研究，季羨林有意識地主動擯棄了文獻學對研究對象和手段的規範，從而追求更為廣闊的研究視野。而這一切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學中國留學生群體之間曾經進行的“跨學科”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