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雁 || 誰是中共一大的翻譯

作者簡介：陳雁，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眾所周知，1921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李公館”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除了代表全國50餘名黨員的12名中國黨代表外（包惠僧是以陳獨秀代表身份參加會議，未被計入正式的一大代表，還有兩名外國代表，一位是代表第三國際的荷蘭人馬林，另一位是赤色職工國際代表俄國人尼科爾斯基。有關中共一大的歷史敘事主要依靠回憶建構起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七十餘年來對於黨的一大的研究在不斷地豐富與推進，但有一個問題此前尚未有人系統研究，那就是有外國人參加的中共一大有翻譯嗎？如果有的話，是誰呢？在一大親歷者的回憶中略有提及這一問題，劉仁靜稱馬林“如發言我就給他翻譯”；包惠僧則回憶說馬林“是用英語作報告，李漢俊、劉仁靜、周佛海作翻譯”；王會悟在20世紀80年代的回憶則說楊明齋是馬林的翻譯。面對矛盾的回憶史料，吸引筆者想要探究到底誰是中共一大的翻譯，或者究竟哪幾位承擔了中共一大的翻譯工作？

中共“一大”會址

13名參加中共一大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批黨員1921年時的年齡、主要學歷和掌握外語情況如下：

陳潭秋，25歲，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英語部，英語

陳公博，29歲，北京大學哲學系，英語

鄧恩銘，20歲，山東省立第一中學，英語

董必武，35歲，東京私立日本大學法律專科，英語、日語

何叔衡，45歲，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不詳

李達，31歲，北京京師優級師範學堂、日本第一高等學堂，日語、英語

李漢俊，31歲，東京帝國大學，日語、英語、法語、德語

劉仁靜，19歲，北京大學英語系，英語

毛澤東，28歲，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英語

王盡美，23歲，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英語

張國燾，24歲，北京大學理學院，英語

周佛海，24歲，日本第七高等學校，日語、英語

包惠僧，27歲，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北京大學旁聽生，英語

由上可見，他們都至少接受了中學或中等師範以上教育，其中不乏英語專業的畢業生（如陳潭秋）和在讀學生（如劉仁靜），更有長期從事多語種翻譯工作的留學生（如李漢俊、李達等），他們當時的外語水平大致如何，哪些人能夠勝任翻譯工作，哪些人能夠與馬林和尼科爾斯基直接交流？

一、一大代表中的北大學生

在一大代表中有3名北京大學學生（或畢業生），分別是當時在讀的張國燾、劉仁靜和已經畢業的陳公博。

張國燾1916年考入北大理工預科，1919年轉入理學院本科，1921年時，他是本科二年級的學生。富家子張國燾兒時在家中私塾發蒙，1908年進入萍鄉縣立小學堂，1912年升入縣立中學校。1914年因與舍監鬥爭被開除出校，遂轉到南昌心遠中學就讀。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描述初到南昌讀書時，“我這個初由萍鄉中學轉來的學生，最初是忙着補習英文和科學的課程，受了學校風氣的影響，興趣偏向於科學的課程，準備將來投考大學工科”。1916年秋，張國燾考入北大，“那時北大採取‘預科三年、本科三年制’”，張被編入理工預科一年級第三班。進入北大以後，張國燾很快成為北京學運的領袖，但他自己在回憶錄裡稱，響應蔡元培先生提出的“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之口號，“五四”運動以後，大體恢復正常上課狀態，一門心思去上課，“杜威、羅素幾位著名學者到京講學，更引起我的興趣，我是一個熱心的聽講者”。1919年，張國燾升入本科，雖因成為職業革命家，未能在北大完成本科學業，但從這些求學經歷來看，張國燾是有一定英文基礎的。

1921年初，張國燾在北大接觸了俄共遠東局派來的代表維經斯基（中文名吳廷康）：

從這段回憶可以看出，張國燾雖然稱維經斯基的英語遠比他好，但他是有能力用英語討論政治問題的。根據李達在1955年的回憶，一大結束後，馬林和尼科爾斯基都曾約陳獨秀、李達和張國燾三人開會，聽取工作報告，“張國燾把每星期所接觸的兩三個工人的經過，用斷續而佶屈的英語，作冗長的報告”。雖然李達對張國燾英語口語評價不高，但也證明了張國燾有能力用英語與馬林交流，並討論問題。

維經斯基

另一位北大學生是劉仁靜，長期以來一直被稱為是一大的翻譯，並認為他俄文、英文俱佳。劉仁靜1902年出生於湖北應城，在家中私塾發蒙，於縣立高等小學畢業後，在14歲時進入武昌博文書院就讀，該校“是英國教會辦的Wesley College，是學好英文的理想學校……劉仁靜在此求學也確實為他其後掌握英語打下很好的基礎。但因無力每年籌足昂貴的學費，他在此堅持了兩年後，不得不轉到武昌私立中華大學附中去讀三年級。”

根據1979年8月10日魏清澄、廖鑫初對劉仁靜所作訪談的記錄，劉“於1918年夏在武昌中華大學中學部畢業，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預科，學滿二年轉哲學系，後又轉英文系”。劉在北大“參加了華俄研究社，主要是從國內主要報紙上找出重要消息翻譯成英文，再由同社懂俄文的翻譯成俄文送到蘇聯。待遇是不少的，每月80元。這是民國九年（1920年）的時候。”

在關於一大的回憶文章中，有關兩位外國與會者的情況屬劉仁靜的回憶較為詳細：

從上引回憶可知，1920年的劉仁靜並不懂俄文，但經過教會中學和北大的英文訓練，他的外語水平擔任英文翻譯應該不成問題。劉仁靜後來在國民黨的“戰幹四團”擔任過俄語教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也擔任過人民出版社的特約翻譯，那是因為1922～1929年間，他曾有多次、長期在蘇聯工作學習的經歷。

馬林與尼科爾斯基

一大代表中第三位北大校友是陳公博。陳公博1917年畢業於廣州法政專科學校，同年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1920年畢業。1921年發表於《新青年》雜誌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記載的就是他從廣東到上海參加中共一大的旅行經歷和時論觀感：

陳公博記載的就是會議在上海召開的最後一日，會場被法租界巡捕衝擊搜查的場景，這裡所稱的“兩名外國教授”就是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在法國巡捕闖入會場後會議立即解散，其他人迅速離開了會場，只留下了李漢俊和陳公博，“走後不到十分鐘，有法華捕探等共九人來李漢俊家查抄”。[12]陳公博後來在回憶錄裡還提到，法國巡捕是用法文與李漢俊交談的，“那位法國先生便用法語向漢俊演說一番，後來漢俊告訴我，法國人所說的話，大意說知道我們是知識分子，大概想有某種的企圖，但中國教育還未普及，什麼都談不到，希望我們以後專在教育上用功，今天既然找不到證據，只好便宜我們了”。[13]陳公博告訴巡捕自己只是略懂英文顯得有點過於謙虛了，兩年後他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研究生，1924年畢業時提交的碩士論文是用英文寫成的關於中共早期活動的研究，可見其英文能力是相當強的。

二、外語能力突出的三名留日學生

中共一大代表中有三位有長期留學日本的經歷，分別是李漢俊、李達和周佛海。

有關李漢俊的多本傳記都稱他精通日、英、德、法四國文字，能夠直接閱讀和翻譯外文原著，但未見明確依據。李漢俊的外語水平究竟怎樣呢？在一大代表中，李漢俊是在海外留學時間最長的一位。1904年，年僅14歲（有的傳記寫12歲）的李漢俊在哥哥李書城的好友吳祿貞的資助下，赴日本讀書，經緯學堂肄業後入天主教會在東京辦的曉星中學就讀，該校“課程包括：數學、物理、化學、植物學、動物學、幾何學、歷史、體育等。在語言學習上除日語外，法語為第一外語、英語為第二外語。各科課本大多為法文”。在曉星學校的五年學習，為李漢俊打下了扎實的法語、日語和英語基礎。1912年，李漢俊考入日本第八高等學校工學部，“日本的高等學校理工科一般……要求在英、德、法三國外語中選修兩門。這些課程拓寬了李漢俊的知識面，並使他進一步掌握更多外語工具。”1915年，25歲的李漢俊又考入東京帝國大學土木科學習，“1918年7月19日畢業。從他在該校的成績單看，他的學習成績很一般，三年各科的平均成績分別為69.8、69.1、67.8，畢業論文評點是65分。由此看來，他的心事不完全用在學習上。”但是李漢俊的翻譯能力與速度在同代人中確屬翹楚，據不完全統計，從1919年到1921年間，“僅在上海一地，李漢俊就以李溯石、李人傑、人傑、漢俊、汗、海鏡、海晶、先進、廠晶等筆名，在《新青年》、上海《星期評論》、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和《婦女評論》、《建設》、《勞動界》、《共產黨》、《小說月報》等報刊上，發表了90餘篇譯文和文章”。1920年陳望道根據日譯本和英譯本完成的《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也經過李漢俊的校對。曾經負責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陳望道在回憶該會的活動經費時稱都來自於他們的翻譯工作，“李漢俊譯得最快，但文字並不好。一千字四五元，大家動手，可以搞到不少錢。”從這些記載來看，李漢俊“精通日、英、德、法四國文字”應是所言不虛，但因為從少年時代起就出國留學，他的中文寫作水平並不很好。

李達

李達也是早期中國共產主義陣營中一名優秀的理論家和翻譯家，能寫擅譯。根據1956年撰寫的自傳記載，1909年從蘋州中學畢業後，他考入“京師優級師範”（今北京師範大學前身），接受了兩年師範教育。1911年，因學校停辦，回到故鄉，後來又就讀於湖南工業專門學校和湖南高等師範，直到1913年考取湖南省政府獎學金赴日留學，但因病於1914年輟學回家。1917年，二度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學校，攻讀理科。留日期間，李達開始讀到一些介紹蘇俄十月革命的新聞與論文，並開始翻譯馬克思主義的書刊。1920年，李達翻譯完成了《唯物史觀解說》，他在該書的“譯者附言”中說“我有一句話要聲明的，譯者現在德文程度不高，上面所說的那些補遺的地方，大得了我的朋友李漢俊君的援助”。李達的這次漢譯是基於日本人堺利彥的日譯本，但“日譯本缺字的地方太多，還有柯祖基的序文和藝術一章、結論一章，都未曾譯出”，於是在精通德文的李漢俊的大力幫助下，李達“用德文本和日文本兩書對照，缺的地方都補上了”。

1920年的暑假，李達回到上海，與陳獨秀接觸，加入《新青年》編輯部，並直接參與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和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活動。前後有四五年在日本求學的經歷，又翻譯過不少日文論著，都證明了李達的日語能力是很強的，但英文、德文應誠如他自己所言，“程度不高”。按照張國燾的自傳《我的回憶》記載，代表共產國際來指導中共建黨工作的馬林到上海後就與當時負責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李漢俊和李達交惡，等張國燾到上海後關係才得以改善。在張國燾的表述中，二李與馬林會面交流是有翻譯的，那就是張太雷，“他的英語說得相當流利，故李漢俊派他做馬林的助手。馬林與李漢俊、李達會面時，都由他在場任翻譯”。

一大代表中還有一位日本留學生就是周佛海。周佛海在家鄉湖南沅陵接受了中小學教育之後，20歲時東渡日本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他學習刻苦用功，“早上六點半鐘起，晚上十一點鐘睡，每日的十六七個鐘頭之中，休息的時間至多不過二小時。因為要學的東西太多了，學校的功課，已經忙得不亦樂乎，單只外國語一科，有英文，有德文，有日本的古文”。預科學習結束後，周佛海來到位於鹿兒島的第七高等學校繼續學業。很快他就顯露出有足夠的能力勝任中、日、英三語翻譯。在七高的第一年，周佛海出版了第一本譯著，約有六七萬字的《社會問題概觀》（生田長江、本間久雄合著），譯稿“賣給中華書局，得稿費一百二十元”。之後，他又翻譯了美國人希爾葵（M. Hilquit）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一書，從該書的翻譯例言可知，周佛海是以英文原著為底本翻譯的，但“譯文不是照原文全譯的，因為原文有許多地方過於煩瑣，若全譯出來，對於譯者及讀者底時間，殊不經濟，所以擷其精華，去其糟粕，只把他底重要地方譯出來，但是原文底本意，沒有絲毫失掉。”近代這種翻譯方法頗為流行，能夠在短期內完成長篇的翻譯，周佛海很快就成為高產的作家和譯者，常有文章在《解放與改造》半月刊發表，“稿費非常豐富。這種稿費，大部分寄回家養母，一部分拿來買書。”一大召開的1921年，周佛海雖然還只是在偏僻的鹿兒島留學的一名大學生，但其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寫作水平和外語能力在一大代表中都是出眾的。

從上述信息來看，李漢俊、李達和周佛海三位留日學生的外語能力均十分出色，有大量優秀的譯作為證，但能否用英語與馬林順暢無誤地口語交流，從筆者所見的材料來分析，仍然存疑。

三、來自內地的代表也有外語高手

一大正式代表來自湖南、湖北的共有4人，佔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分別是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和何叔衡；作為陳獨秀代表參會的包惠僧也是湖北人，所以來自兩湖的共5人。這5人的英語水平差別比較大，其中至少有兩人的英文水平不錯，一位是董必武，一位是陳潭秋，他們分別有在中學和大學擔任英語教師的經歷。

董必武

董必武考過科舉，有秀才功名，成年後才逐漸接受西學教育。1905年，20歲的董必武考入湖北文普通中學堂（辛亥革命後改為省立第一中學堂），在這裡開始學習英文和數理學科。1911年，入讀湖北文高等學堂，但因經濟原因輟學，“應黃州府中學校長陳逵九邀請，到該校教英文。”1913年，董必武還“應聘到湖北省立第一師範教英文”。次年，已經29歲的董必武東渡日本，考入東京私立日本大學法科，攻讀法律。1915年，受孫中山派遣中斷學業回到湖北，參與反袁鬥爭。1916年出任湖北省議會秘書長。1917年2月，回到日本繼續學業，並在當年3月31日通過考試，在該校正式結業。從這些經歷可以看出，董必武應該是英文、日文俱佳。

1919年8月，董必武在武漢創辦私立武漢中學，親自教授國文，聘請的英文教員則是陳潭秋。陳潭秋從小生活在湖北黃岡鄉村陳策樓，耕讀世家經濟狀況雖每況愈下，但仍支持他們兄弟求學。五兄陳樹三早就加入同盟會，每次休假回家都會為陳潭秋和弟弟“補習外文，而且要求非常嚴格，他認為多懂得一種外國文字就多打通一面溝通世界文化的窗子”。陳潭秋與董必武是湖北省立第一中學堂的校友，只是1912年陳潭秋考入省立一中時，董必武已經畢業。中學畢業後，陳潭秋考入當時武漢的最高學府——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英文部，1919年畢業後成為湖北人民通訊社記者，並在董必武主持的私立武漢中學兼任英語教員。陳潭秋是大學英文專業科班畢業，有多年擔任英文教員的經歷，英文水平自是不低。

何叔衡

來自兩湖的5人中另外3人均畢業於師範學校，毛澤東和何叔衡雖然年紀相差17歲，但卻是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同學，包惠僧則畢業於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毛澤東在接受斯諾訪問談及自己少年時代的求學經歷時，就講到16歲進入湘鄉的一所新式學堂東山小學堂開始學習自然科學和新西學的課程，教員中有位日本留學生“教音樂和英文”，可見毛澤東在少年時代就已開始學習英文。辛亥前後，毛澤東曾在長沙的一所商業學校就讀，但僅一月即退學，因為“發現在這新學校中的困難，就是一大半課程都是英文教的”。他說自己“和一般同學一樣，英文程度很壞，簡直只認識字母”。當然，1921年時毛澤東的英文水平肯定不是“只認識字母”，他已經又在湖南省第一中學學習1年，在省四師預科和省一師本科學習5年，根據“湖南省立一中學則”記載，該校高中部高一學年每學期須完成6學分的外國語課程，是所有必修科目中學分數要求最高的。而第一師範對外國語教育也未放鬆，從預科至本部的第4學年共需修讀18個學分。從上述這些材料來看，1910～1918年間毛澤東在學校持續接受過外國語言訓練，英語是有相當基礎的。

1913年，37歲的何叔衡與毛澤東同時進入省四師學習，次年再轉省一師，但與毛澤東不同，何叔衡編入的是教師講習班，只在一師學習了一個學期就結業離開了；大概可以推斷秀才出身的何叔衡是不通外文的。與何叔衡不同，包惠僧畢業於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並曾在北京大學旁聽學習，應該還是有一定外語能力的。

代表山東共產主義小組參會的王盡美也是一名師範生。出身貧寒的王盡美斷斷續續在家鄉山東莒縣枳溝鎮大北杏村的私塾發蒙，1912年進入北杏村初級小學，1913年升入枳溝鎮高等小學，高小畢業後輟學，直到1918年考入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預科。“在校期間，他學習認真，課外博覽群籍，於學無所不窺，尤精通文史，為同學中的佼佼者，他善寫文章，為當時師生所共欣賞”。在這篇同學的回憶文章裡，還提到了王盡美精書法、善繪畫，擅長三弦等樂器，多才多藝，唯獨對他的外語水平未有介紹。從王盡美的學習經歷來看，應該不擅外語。

王盡美

同樣來自山東的鄧恩銘是一大代表中唯一的中學生。貴州荔波人鄧恩銘1917年到山東投親，1918年考入山東省立第一中學，1922年畢業。根據1921年《教育叢刊》所登載的“山東省立第一中學校學則”，該校非常重視“外國文”的教學，在學生入學考試時規定“新生入學無論是否高小畢業生一律試以英文國文數學，意在喚起小學校注意英文之教授”。英文是該校必修課程，學生從第一學期就要修讀，四年均必修，共需修讀462學時。由此可以推測，1921年夏已在省立一中結束三年級學習的鄧恩銘，受過較為系統的英語訓練。

四、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如何參會？

那麼，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在中共一大的參與度到底有多少呢？在幾位代表的回憶中對此的記憶也是有矛盾的。一直被認為是兩名外國代表翻譯的劉仁靜回憶稱，馬林在一大的作用並不突出，“有人回憶他曾在會上作過大報告，甚至操縱會議，我覺得這是不確的。那時他並不是每次會議都參加。他如發言我就給他翻譯。”但張國燾的回憶卻稱“馬林和尼科羅夫斯基未列席過大會，但獲知大會進行的情形”。因為李漢俊和李達對馬林印象不佳，不願意讓他干預大會，直到大會要討論黨章的時候，馬林向擔任大會主席的張國燾提出了參與的要求，“馬林的要求為大會所接受。我們決定在討論黨章結束時，即請他出席演說。為便於馬林與尼科羅夫斯基出席起見，大會並改在李漢俊家裡舉行。”這天的會議，就是前文已經提到過的遭到法租界巡捕房衝擊和搜查的那一次，“馬林十分機警，從座位上一躍而起，以手擊桌說，‘我建議會議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離開。’說完後，就同尼科羅夫斯基首先走了。”張國燾的回憶刻意弱化了馬林和尼科羅夫斯基在一大的作用，因此有研究者認為張國燾“以重構記憶的方式壓低馬林歷史作用、弱化他者的實際影響，目的是突出與拔高其個人在中共創建史上的實際作用，塑造自身在無產階級政黨內部的正統地位與先驅形象，進而為其後來‘脫黨者’的歷史形象實施自我辯護。”

石川禎浩教授對一大代表的回憶錄有深入考證，並分析了錯訛發生的原因，不獨張國燾，李達的回憶也有錯訛。對於馬林等參會的場景，李達的回憶是：“代表們交換了一些意見之後，馬林即席講話，大意是說，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世界上有很重大的意義……他在演說中強調着要致電第三國際，報告中共的成立。並希望中國共產黨的同志努力革命工作，接受第三國際的指導。他講話的時間約十多分鐘。”李達懷疑正是因為馬林講話聲音過於宏大，“馬路上的人都可聽到”，再加上又“夾雜着說了好幾次中國共產黨”，才招來法國巡捕上門搜查。李達的這份回憶是1955年完成的對他的訪談整理稿，今天回頭去考證李達對中共早期建黨歷史的回憶，確能發現多處錯誤，比如在這裡他就將法租界巡捕衝擊會議的情節放在了大會的第一天，當然除了事隔多年記憶模糊之外，李達在表述上的錯誤也有其他因素，石川禎浩教授對這一問題已有深入研究，此處不贅。

1953年，包惠僧在回憶文章中對兩名外國人參會情形提及較詳：“在第一次代表會議中，馬林和李克諾斯基只到過兩次會。第一次馬林作了一個政治報告，時間比較長，李克諾斯基談了一點赤色職工國際的情況。馬林口若懸河，詞令甚好；李克諾斯基好像是個工人出身，說話很簡短，也沒有討論到黨與第三國際的關係問題。”在馬林和尼科羅夫斯基參加了第一天的會議這一點上，包惠僧與李達的回憶是一致的，“首先由馬林作了一個報告，大意是：（1）國際形勢；（2）第三國際的工作狀況及其使命；（3）中國共產黨的任務。馬林很善於詞匯，報告的時間很長。李克諾斯基也報告了赤色職工國際的工作及其任務，他的報告很簡短。報告完畢時間就不早了，即宣告散會。第二、三兩天的會，馬林、李克諾斯基都沒有出席。”

1979年6月，已經86歲的包惠僧專門撰文回憶馬林，“我們在上海開了四天會，第一天是馬林作報告，題目是《第三國際的歷史使命與中國共產黨》。馬林當時是四五十歲的年紀，高大身材，聯鬢鬍子，他對馬克思、列寧的學說有精深的素養，他聲如洪鐘，口若懸河，有縱橫捭闔的辯才，從下午八時講到夜一時結束。他是用英語作報告，李漢俊、劉仁靜、周佛海作翻譯，我們在他的詞鋒下開了眼界。”與張國燾不同，包惠僧的回憶對馬林的評價就正面得多。當然“他們的回憶，尤其是1949年以後的回憶，可以說都有相應的參照‘課本’。不同時期的回憶有不同內容，應該說是他們的參照‘課本’與自身回憶相互佐證調和的產物。”因為參照的“課本”——中國共產黨掌握的關於一大的信息——發生了變化，所以包惠僧在不同時期的回憶表述會有一定調整。

李達夫人王會悟當時承擔會議籌備安排等工作，被稱為一大的“幕後功臣”、“服務員”和“放哨人”等，20世紀80年代她在接受全國婦聯訪問時這樣描述：“有一天，李達要我把馬林和他的翻譯楊明齋護送到會場，然後我在樓下照看門戶、觀察動靜。突然，我看到一個陌生人，從廂房出來往樓上走，我立即叫住他，問他是誰，李家的廚師答話說，他是侄少爺的同學。我捉摸這事有些蹊蹺，就上樓告訴了楊明齋。”從我目前看到的一大親歷者的回憶文字來看，王會悟是唯一一個提到楊明齋作為馬林的翻譯出席了一大，沒有其他人的旁證。但是王會悟的回憶為我們打開了新的思路，除了馬林的英文發言需要譯成中文讓全體代表聽懂之外，中國黨代表們用中文發表意見、討論問題時也需要譯成外文讓馬林和尼科爾斯基瞭解，而這樣的工作顯然不適合由某位或某幾位大會代表來擔任，需要像楊明齋這樣的專業人才來翻譯。山東農家出身的楊明齋雖然沒有受過正規新式學校的學歷教育，但自1908年到西伯利亞地區一邊工作一邊讀書後，在蘇聯生活戰鬥了近12年，1921年前，中國共產主義陣營內公認俄語最好的就是楊明齋。

但馬林是荷蘭人，他與中國共產黨人交流首選的語言是英文，可是楊明齋並不懂英文，所以楊明齋一大翻譯的身份也令人生疑，而且關鍵是楊明齋此時並不在上海。如果一大召開期間，張太雷在上海的話，估計至少會以翻譯身份列席大會，但是一大前張太雷和楊明齋離開上海去了蘇俄，1921年6月下旬，他們作為中國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

張太雷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缺少張太雷這樣優秀的翻譯，共產國際的代表與中國共產黨人最初的接觸是不愉快的。張國燾描寫馬林甫到上海就與李達、李漢俊交惡，包惠僧則檢討“第三國際代表馬林、李克諾斯基同我們的接觸太少。張國燾是我們和馬林間的中間人，他包辦一切，把持一切，他對代表們是挾馬林以自重，他對馬林是包圍了馬林而孤立了馬林，我們同馬林開了兩次會可是沒有從馬林那裡得到什麼！馬林也沒有從我們代表中得到什麼！”一大結束後，馬林要求一大選出來的總書記陳獨秀回到上海主持大局，但陳獨秀回滬後並沒有馬上改善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1921年八、九月間，張太雷從蘇聯返回上海後，擔任了馬林的助手，“終日忙於翻譯，並為馬林蒐集和整理資料。陳獨秀同馬林會談，由張太雷任翻譯”。但是張太雷的協調翻譯也沒有改善雙方的關係，經過兩次會談之後，這個新成立的共產主義政黨的第一位總書記與共產國際派來幫助革命的代表之間的矛盾更尖銳了，“尤其是在中共與第三國際的關係問題上，發生了很大的爭執”。

五、中國共產黨人的國際視野

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與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學習、翻譯、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有着密切的關係，當然也受到共產國際的直接推動；所以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之初開始，就是一個胸懷世界、有着廣闊國際視野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人創辦的《共產黨》以及《每週評論》等報刊譯介了大量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包括《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雇傭勞動與資本》、《反杜林論》、《俄國的政黨和無產階級的任務》、《從破壞歷來的舊制度到創造新制度》、《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等。這些譯介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與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其中最著名的譯著當屬《共產黨宣言》。陳望道是《共產黨宣言》中文全本的首譯者，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接受訪問時，他明確表示自己是從日文本轉譯的，書是戴季陶提供的；近年來學界通過對陳譯《共產黨宣言》文本的進一步研究，認為他應是結合1888年由恩格斯指定的賽米爾·穆爾（Samuel Moore）的英譯本，以及由幸德秋水和堺利彥合譯的日譯本，完成了一份優秀的中譯本。陳望道不僅有在日本留學的經歷，而且“英語極好，和日語一樣流利”，他赴日留學前在之江大學專攻英語和數學。

而有類似外語水平和翻譯能力的早期中國共產主義者，並不罕見。1920年，陳望道一度負責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他回憶該會的活動經費都來自於他們的翻譯工作，“李漢俊、沈雁冰、李達和我都搞翻譯，一夜之間可譯萬把字，稿子賣給商務印書館，沈雁冰那時還在該館工作”。李漢俊、李達、陳望道都是留日學生，雖然沒有留學歐美的經歷，但都具備多語種翻譯的能力，這批中國共產黨發起人的國際視野，使得中國共產黨人在一百多年前就能準確地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思想，這是中國共產黨走向成功的重要保障之一。

還值得一提的是張太雷：作為馬林的翻譯和在蘇俄境內共產國際組織機構工作的第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張太雷的英文水平在黨內十分出眾。張太雷的英語才華嶄露頭角，是從1918年進入天津英文報紙《華北明星報》（North China Star）擔任兼職編輯開始的，當時他是北洋大學法科學生。入讀大學前，張太雷肄業於江蘇省立第五中學（今常州中學），江南名校的英語教育給他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所以在北洋大學時就能閱讀原版書籍、擔任英文報紙編輯，給李大釗當英文翻譯。1923年，國共兩黨統一戰線在廣東建立後，張太雷又成為第三國際代表鮑羅廷的助手和翻譯。“當時在蘇俄代表團任翻譯的人很多，如傅大慶、楊明齋、李仲武、卜士奇等。他們除了翻譯工作之外，還要擔任蘇俄專家與各方面的聯繫和交際工作……張太雷則神龍見首不見尾似的，白天隨着鮑羅廷活動，夜晚為鮑羅廷蒐集和整理資料。鮑羅廷訂閱國內外報紙不下十數種，張太雷每天要摘要翻譯出來，提供鮑羅廷參考，有時鮑羅廷有疑難問題或是有關中國方面的問題，還要被諮詢。當時中共方面要同鮑羅廷會商的問題，也由張太雷負責勾通聯繫，所以他的工作是日以繼夜。”

1920年，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到中國，“成為1920年在北京和上海與中國共產主義者直接聯繫的第一個蘇聯黨員”。1920年夏，維經斯基到上海後建立的第一個工作部門是中俄通訊社，設在新漁陽里六號。中俄通訊社將來自共產國際、蘇俄的革命資料和歐美進步報刊的文章譯成中文，提供給國內報刊發表，“據統計，從1920年7月至1921年7月，華俄通訊社先後在《新青年》、上海《民國日報》等報刊上發表了140多篇報道。《申報》從1921年1月到1922的1月，共刊用華俄通訊社各類稿件近70篇，每月至少二三篇，最多的時候有8篇”。

1920年8月，在維經斯基的參與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同樣設在新漁陽里六號，對外掛“外國語學社”招牌，“當時教的也不止俄文一種，英、法、日文都教，李達教日文，李漢俊教法文，袁震英教英文”。外國語學社甫一成立就在《民國日報》刊發招生啟事：“本學社擬分設英法德俄日本各班，現已成立英俄日本語三班。除星期日外每日每班授課一小時，文法讀本由華人教授，讀音會話由外國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從初步教起。每人選習一班者月納學費銀二元。日內即行開課，名額無多，有志學習外語者請速向法租界霞飛路新漁陽里六號本社報名。”

當陳獨秀從維經斯基那裡得知蘇俄和共產國際將創辦東方大學的決定後，“以最緊急的方式當面或寫信給杭州最有聲望的共產主義者陳望道、任職蕪湖國立中學校長的朋友高語罕、長沙共產主義者召集人賀民範、北京共產主義者領導人李大釗，可能還有其他若干他認識的、多少受其影響的接近馬克思主義者，要求他們以最快的速度讓盡可能多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們停止一切工作到上海來，為留學莫斯科做準備。”劉少奇、俞秀松、任弼時、李啟漢、羅亦農、彭述之、卜士奇、蕭勁光、汪壽華、王一飛等一大批赴蘇俄留學的共產黨員、青年團員都曾在外國語學社接受外語訓練。這樣一所外語訓練學校，成為中國共產黨培養青年幹部的重要基地，“既是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大本營，又在聯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方面起到了橋樑的作用”。這種幹部培養機制，在中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創立時期能有效實現快速集結同志、集中培訓力量、迅速壯大骨幹的作用。

因為中共一大原始檔案的稀缺，回憶資料又有參差，基於現有的回憶文獻無法完全釐清會議期間的翻譯問題，但深入分析研究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人學習、譯介馬克思主義文獻的能力，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在中文語境中創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知識是如何“東來”和“西泊”的。周佛海在回憶錄《往矣集》中提到一個有趣的例子，一大結束後成立了“勞動組合書記部”，以發動指揮上海的勞工運動。“‘勞動組合’是日本名詞。‘書記部’是俄國名詞的翻譯。把一個日本名詞和一個俄國名詞合併起來，做一個勞工運動組織的名詞，是費了許多心思才想出來的，可見得當時的幼稚了。但是苦幹的精神，卻可佩服。”正因為有着傑出的外語能力與廣闊的國際視野，第一批中國共產黨人在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時，有能力“嫁接”東西方，有能力迅速而準確地譯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而這正是中國共產黨不斷壯大的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