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坤 | 从长安到西安：唐代之后长安城垣格局的变迁

王瑞坤

今日西安老城的城垣形制直接承袭自明清西安府城，其源头隋大兴—唐长安城（图1）是西安地区历史上最为浓墨重彩的篇章，也是今日西安建设创制之滥觞。在此之间，唐末五代“新城”、宋金元京兆府城发挥了上承国都时代、下启区域中心时代的转型和奠基作用。

图1 唐长安皇城平面图

1 崩解与收缩：唐末五代“新城”

唐长安城的毁灭由唐朝末年的四次重大事件叠加造成：（1）僖宗中和三年（883），黄巢兵败退出长安城，唐兵入城烧杀，致使“宫庙寺署焚荡殆尽”。（2）昭宗乾宁三年（896），李茂贞兵犯京师，宫室再度被毁，“自中和已来葺构之功，扫地尽矣。”（3）天复元年（901），韩全诲胁持昭宗至凤翔，焚毁长安宫室。（4）天祐元年（904），朱温（朱全忠）强迫昭宗迁都洛阳。

《旧唐书•卷二十上》载：“全忠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连甍号哭，月余不息。”《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四》载：“壬戌，车驾发长安，全忠以其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历经唐末20余年的持续破坏，隋大兴—唐长安城连同被划入禁苑的西汉—隋初长安故城一并被废弃。自开皇三年（583）隋文帝由汉长安故城正式迁入新都大兴城以来，历经320余载的京华名都自此几乎被彻底摧毁。

昭宗迁都洛阳的当年（904），留守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京兆尹韩建放弃宫城、外郭城，仅以皇城为基础，以之缩建改建为“新城”。缩建的原因是由于长安城破坏严重，无法完全恢复；全城规模过于庞大，难以防守；城中人口骤降，中央衙署亦随之东迁，因此继续维持外郭城、皇城、宫城三重城垣规模建制的必要性、可行性都不存在。

《长安志图》对唐末“新城”的经典记载在历代史志中被反复引用：“建遂去宫城，又去外郭城，重修子城，即皇城也。南闭朱雀门，又闭延喜、安福门，北开玄武门，是为新城，即今奉元路府治也。城之制内外二重、四门，门各三重，今存者惟二重，内重其址尚在。东西又有小城二，以为长安咸宁县治所。”《类编长安志》亦载：“许公韩建去宫城，又去外郭城，重修子城，城外古迹移于内。南闭朱雀门，又北闭延喜门、安福门，北开真武门，为今之安西府也。”

哀宗天祐四年（907）唐帝国灭亡，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缩建后的“新城”不再是国家首都，降为地方都会，先后成为五代后梁（907—923）大安府城、永平军城，后唐（923—937）复称西京长安、京兆府城，又为后晋（936—947）晋昌军城，后汉（947—951）、后周（951—960）永兴军城。辖域范围与名称虽有所变动，但治所始终沿用唐末所筑“新城”。

结合分析历史文献与当今遗存，笔者认为唐末至五代时期缩建改建“新城”的内容主要包括6个层面，为后世格局初步奠定了基础：

（1）缩小城区范围。考古发掘表明：隋唐外郭城整体轮廓为矩形，东西9721 m，南北8651.7 m，外郭城、宫城、皇城总面积约84 km2。隋唐皇城暨唐末五代新城城垣轮廓为矩形，东西2820.3 m，南北1843.6 m，含城墙厚度在内的面积约5.2 km2，仅及此前的1/16。

（2）封闭原皇城诸多城门。《长安志图》所谓“城之制四门”有误，实际应为五门，南墙开两个侧门，其余方向均仅留中门。南墙封闭正中的朱雀门，两侧含光门、安上门仍保留；北墙仅保留原宫城正南门承天门，并改称玄武门，其它诸门皆封闭；东墙封闭偏北的延喜门，保留中间的景风门；西墙封闭偏北的安福门，保留中间的顺义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南北城垣城门不相对位。《长安志图》“门各三重，今存者惟二重”之语意指唐末新城的城门筑有瓮城、月城，形成三重城门。这一表述也存在明显问题。其一，隋唐时代长安外郭城、皇城、宫城和宋金元时代京兆府城的诸多城门在历史文献和考古勘探中均未发现有瓮城、月城，唐末五代时期应当不可能骤然出现瓮城形制。目前确知西安地区历代城垣建筑首次出现瓮城是在明初，首次出现月城是在明末（见后文）。其二，唐末五代对唐长安城的改造大多是部分弃守、封堵城门等收缩型措施，兵燹离乱中大费周章建起瓮城、月城的可能性不大。

（3）挖掘城壕。原隋大兴—唐长安城仅环绕外郭城之外设立城壕，内部的皇城、宫城皆无城壕。唐末缩建之后，原皇城城垣成为第一道防线，因而有必要在“新城”城垣之外设立城壕。史籍对唐末的记载未有言及挖掘城壕之事，但城壕的创建应不晚于五代后汉隐帝乾祐元年（948）永兴军城时期。《旧五代史•刘传第六•赵思绾》记载：“思绾劫库兵以授之，遂据其城，时乾祐元年三月二十四日也。翌日，集城中丁壮得四千余人，浚池隍，修楼橹，旬浃之间，战守皆备。”笔者认为，五代时期的城壕是今日西安城壕（护城河）肇建之始。

（4）放弃封闭坊市制度，改为开放街市制度。原隋唐皇城内部衙署分布“以坊里准之”，如同外郭里坊，外围筑墙分隔。皇城内街道宽百步以上，极为疏阔。唐末缩建“新城”后，居住区外围无坊墙限制，民居长期侵街，街道尺度逐渐变小；工商店铺不再限定于固定区域，而是散布于民居街巷之间，并且交易时间不再受限。隋大兴—唐长安城的严格里坊制在唐代中后期就已经出现松动，战乱仓皇之后降为地方都会的“新城”既无能力也无必要坚持这一严格的城市管理制度。

（5）设立东、西两小城。唐末以后，长安故地仍沿袭隋唐旧制，由咸宁、长安两县东西分治。隋唐时代的咸宁、长安两县署分别在外郭城中的宣阳坊与长寿坊，距“新城”较远。唐末在“新城”东西两侧各筑一座小城以为两县治所，东为咸宁县治，西为长安县治。笔者推测，东小城应当系由永兴坊、崇仁坊部分改筑，西小城应当系由颁政坊、布政坊部分改筑。三城并置，协同防卫。

（6）外郭城中的部分佛寺、道观、祠庙以及其它古迹被迁至“新城”内部。今日西安老城中所谓肇建于隋唐的寺观祠庙之址应当自此而始。

至于《长安志图》所谓新城“城之制内外二重”，学界对此有不同解读：

（1）隋唐皇城为夹城复壁两重，唐末新城仍沿其旧制。然而历史文献和考古勘探目前皆未发现隋唐皇城的夹城复壁，即使存在类似外郭东壁的夹城，也不大可能环绕皇城全部，因此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缺少事实依据。

（2）唐末宫城、外郭城虽被废弃，但仍可作为新城的外围，使其成为城中之城。笔者认为，原文“城之制”所指就是新城本身，而被废弃的宫城、外郭城与新城相去遥远，无法有效发挥防御功能，应当并不在“城之制”的范畴之内，否则“废弃”之说便无从谈起，因此这种观点也有待商榷。

（3）唐末新城的城门外皆筑瓮城，是为二重城之制。然而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唐末新城的城门极有可能并无瓮城（见前文），即使城门处设两道墙垣（瓮城），也不足以用来概括全城形制。

（4）笔者提出设想：所谓“城之制内外二重”，外重即由隋唐皇城改建而来的“新城”墙垣，内重指内部的子城墙垣。有观点认为，唐末子城的形制是南北长、东西窄的矩形，大致位于今日西大街以北、鼓楼与钟楼之间的区域。笔者认为：《长安志图》成书于元代，此前宋金京兆府城的子城（厢）设有独立的墙垣，全城确实是“内外二重之制”。《长安志图》的作者李好文有可能认为唐末与宋金时期的城邑结构相同。但子城墙垣是否确实始筑于唐末及其规模形制仍然需要事实依据加以明确。笔者推测：唐末五代战乱频仍，《旧五代史》记载韩建任佑国军节度使仅数月，因而子城城垣或许并非这一时期建成，但至迟在宋金时代已发展成熟。

2 沿袭与营缮：宋金元京兆府城与安西王宫城

北宋（960—1127）、辽、西夏对立之际，长安故城为北宋京兆府城和永兴军城。南宋、金（1115—1234）、西夏鼎立之际，城址复为金京兆府城。这一时段的京兆府城位于国境边缘、临近战争前线、被反复争夺，军事意味浓厚但人口规模有限。

元世祖至元九年（南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年）封嫡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以京兆为封地；至元十年（1273）忙哥剌进秦王，营建宫室；至元十五年（南宋少帝祥兴元年，1278年）忙哥剌密谋篡位失败，暴毙；至元十六年（1279）南宋灭亡，安西王辖域作为对宋战争前线及军事基地的使命结束，世祖立即削藩，改京兆府为安西路总管府，京兆府城亦改称安西路城。大德十一年（1307）成宗崩，无嗣，二世安西王阿难答与武宗海山、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争位失败，被赐死。仁宗皇庆元年（1312）改安西路为奉元路，城池改称奉元路城以示臣服之意。

宋金元时代，城址建制与名称虽不断变动，但城垣整体规模轮廓始终沿用唐末“新城”和东西两小城。元代对于城池建筑进行过大规模的整修改筑，包括废除前代子城（厢）、添筑安西王宫城等，虽尚未见到史籍直接记载其过程和细节，但从其它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报告中可以获取线索：

（1）作为巩固城防体系的组成部分，宋金元时期持续沿用并疏浚前代城壕。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前后两次引龙首渠水灌注城壕。元代先后于世祖至元元年（1264）、至元十年（1273）、成宗大德四年（1300）三次修复龙首渠，为奉元路城、安西王宫城、兴庆池供水，灌注城壕。

（2）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张礼所撰《游城南记》有“出京兆之东南门（唐皇城之安上门也——原注）。入含光门而归焉”之句。可见北宋时期，京兆府城南面仍有安上与含光两座城门。然而元代《奉元城图》（图2）中，城垣南面只有偏东的一座城门，即安上门。1986年对含光门遗址的考古发掘证实，元代整修城垣时将含光门以夯土彻底封闭。辛德勇先生认为，含光门的完全封闭是在元惠宗至正元年到二年（1341—1342）之内。

（3）清代刘献廷编撰的《广阳杂记•卷二》谓之“长安故城，汉唐之所都，皆在高阜。今省城，元至正中建也，移于洼下矣。若壅八水，则西安之人可使为鱼鳖。”这一论述虽然并不完全客观，比如汉长安城并不在高阜，壅八水可灌城之语过于夸大，但却点明了元代至正年间修建城垣之事，以及明清陕西省城暨西安府城直接继承元代城垣的历史事实。

（4）根据1960年的考古勘察报告可知，安西王宫城城垣四角平面为向外突出的圆形。今日所见西安城墙的西南城角平面亦为圆形（图3）。在瑞典汉学家喜仁龙（Osvald Sirén）所摄历史影像中可以看到西南城角上原有一座精巧的重檐八角攒尖顶楼阁（图4）。1984年发现了元代修筑的西北城角台基，这一角台向外突出呈圆形，与今存西南城角相同，与安西王宫城如出一辙。以上发现直接证实西南城角的独特形制确实是元代的遗存，也从侧面证实元代整修改筑城垣建筑的历史事实。

图2《长安志图•奉元城图》

图3 西南城角现状

图4 西南城角历史影像

3 扩张与恢复：明代西安府城与秦王宫城

明太祖洪武二年（北元惠宗至正二十九年，1369年），大将徐达攻占奉元路城，太祖诏改奉元路为西安府，城池亦改称西安府城。洪武三年（1370年，北元惠宗崩），太祖封嫡次子朱樉为秦王以坐镇西北、屏藩帝室，诏命长兴侯耿炳文、都督濮英、宋国公冯胜扩建增修西安府城，兴建秦王宫城。洪武四年（1371）工程开始，洪武九年（1376）秦王宫城营建完毕，洪武十一年（1378）西安府城城垣增修工程完毕，秦王之国就藩。洪武十二年（1379），曹国公李文忠主持修复龙首渠，引水灌注秦王宫城城壕与西安府城城壕。

以唐长安皇城为基础改建的唐末五代新城，历经宋金元时代至明初已显得拥挤狭小、残破不堪，无法直接容纳庞大的秦王宫城、众多大型宗室府邸和诸司衙署新增置入。秦王宫城沿用元代陕西诸道行御史台旧址，位于原奉元路城东北隅，亦即隋唐皇城东北隅，为护卫秦王宫城，势必要将西安府城墙垣向东、北两面拓展。

当代实测：明初扩展后的城垣平面接近矩形，东西4262 m，向东延伸约1442 m，约占原长的1/2；南北2886 m，向北延伸1042 m，超过原长1/2；含城墙厚度在内的全城面积约为12.3 km2，总面积扩展了1倍有余。

明初修筑城垣对整体格局规制的调整包括：（1）除西、南两面仍部分沿用自唐末改筑直至明初的隋唐皇城旧址以外，东、北两面皆向外大幅扩展，自此基本奠定了明清西安府城城垣的规模。（2）将故隋唐皇城西墙正中的顺义门位置略向南移动，改建为安定门；沿用故隋唐皇城南墙偏东的安上门，改称永宁门；东墙新辟长乐门；北墙新辟安远门；将隋唐时代排叉柱平过梁式三门洞改为砖砌拱券式单门洞。（3）在四座城门外增建瓮城，分别在内城门、瓮城门上建设正楼、箭楼，形成“门二重楼二重”形制。（4）东小城（原咸宁县城）的一部分被纳入大城之内，另一部分仍在大城之外，称为“东关城”；西小城（原长安县城）保留在大城之外，称为“西关城”。（图5，图6）

世宗嘉靖三十四年（1556）陕西华县发生特大地震，史称“关中大地震”，西安城垣损毁严重，城外小雁塔崩裂。穆宗隆庆二年至四年（1568—1570），陕西巡抚张祉主持在城墙外壁和顶面砌筑青砖以加固，并恢复城垣建筑、挖深城壕。是为西安城墙在明代的第一次大规模修缮，沿袭自隋唐的夯土城墙由此首次转变为青砖包砌的面貌。

思宗崇祯九年（1636），陕西巡抚孙传庭为防备李自成农民军进攻，主持于四门瓮城外加筑月城，月城上筑闸楼，城壕上固定桥梁改为可起落的吊桥。还修葺东关城墙垣，又在西、南、北城门之外皆新建土筑关城以守护城门。此次增修后的城垣防御建筑体系，规模形制更为严密完备，是为西安城墙在明代的第二次大规模缮治，“门三重楼三重”的形制至此成为定式，四关城齐备。

图5 秦王宫城东墙残部

图6《嘉靖陕西通志•陕西省城图》

4 颠覆与割裂：清代西安府城与满城、南城

清世祖顺治二年（大顺永昌二年，1645年）李自成农民军败走，清军进驻。顺治六年（1649）在西安府城内东北部建立“满洲八旗驻防城”，简称“满城”，专供八旗驻防军和满人居住。满城将明秦王宫城包含在内，并拆除其外重的“萧墙”。

圣祖康熙二十二年（1683）添驻左翼满洲八旗、汉军八旗，满城不敷居住，遂于西安府城内东南隅、满城之南，建立“汉军八旗驻防城”，简称“南城”或“汉军城”，专供汉军八旗居住。

高宗乾隆七年（1742）颁旨令汉军出旗自行谋生；乾隆二十二年（1757）西安将军都赍会同陕甘总督黄廷桂奏明以明秦王故宫“砖城”改筑为“八旗教场”；乾隆四十五年（1780）南城复归汉城，仍隶于咸宁县。

为防备回民叛乱，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一年（1781—1786）陕西巡抚毕沅主持对西安府城城墙城壕体系的全面缮治调整，是为清代规模最大的整修工程，自此西安城池体系臻于定型完备，奠定今日所见风貌。工程主要内容包括：（1）统一处理城墙宽窄，窄处加筑，宽处削切。（2）以砖石包砌、加固墙体，但不包括内壁。（3）改建品字形垛墙为矩形，增设宇墙。（4）改造城墙排水系统，改建海墁，添置排水槽。（5）改建、增建登城马道。（6）修缮城楼、角楼、魁星楼。（7）将二层的敌楼改建为一层的卡房、官厅，以避火器。（8）疏浚、淘深城壕，修浚龙首渠、通济渠，引水灌注城壕。（9）修葺满城城垣，增设城楼、敌台、敌楼。（图7，图8）

图7《康熙咸宁县志•会城图》

图8《雍正陕西通志•会城图》

笔者认为，清代增建满城、南城使得西安府城的空间格局相较于明代产生了显著变化，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被重新塑造（图9-图14）：

（1）沿袭自隋唐皇城景风门内大街的东门大街，大部分被压占，唯余一条小巷称为“顺城巷”，其作为城市主干道的交通功能完全丧失。沿袭自隋唐皇城安上门内大街北段的北门大街，半幅被压占，交通功能被削弱。

（2）钟楼成为满城的西南角楼，长乐门（东门）城楼成为满城的东南角楼兼南城的东北角楼，安远门（北门）城楼成为满城的西北角楼，大城东北角楼变为满城专属，大城东南角楼变为南城专属。满城和南城形成了一个完备的共同防御体系并且相对于大城独立，对外可与大城协防互援，对内可防备镇压大城内汉人。

（3）满城和南城所在区域由明代的百姓市井转变为清代的军事禁区，成为西安府大城内异质性的存在。相较于城内其它板块，这两片区域沿袭自隋唐时代的路网格局在很大程度上被完全抹除，取而代之的是兵营式的矩阵状（满城）和鱼骨状（南城）路网并延续至今。空间的性质和格局发生了颠覆性改变。

（4）清代省城皆设立八旗驻防城，是为满人用以控制军事重镇的关键统治手段。但像西安城这样同时建立满洲八旗和汉军八旗两座驻防城，并且总共占据全城面积比例接近一半的情况则十分罕见，这反映出清代西安城拥有极高的政治军事地位。

（5）除满城与南城之外，西安府大城内西北部相当大的一部分区域是回民穆斯林聚居区，因此大城内实际只有1/4左右的面积是汉人聚居区。因东门大街、长乐门为满城所专有，所以从大城进出东关城必须要经过满城，这导致同为汉人聚居区的东关城与大城内部的联系被削弱甚至打断。笔者认为：直到清末之前，因民族分异而导致西安府城大城与东关城之间的联系长期处于几乎撕裂和隔绝的状态，汉人的主要生活空间被严重压缩和分割，这种现象在西安城市史中前所未有，反映出清代长期存在的不平等民族关系和汉人低下的被统治地位。

（6）从权力空间层面而言，满城和南城的性质是统治民族进行军事防御和政治统治的堡垒，而非此前时代同一民族内部作为政治中枢存在的内城。清代西安府城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内城。

图9 民国时期长乐门闸楼、箭楼、正楼南面，敌楼（卡房）为清乾隆年间改建后的样式

图10 今日长乐门箭楼、正楼南面，敌楼系20世纪80年代按照明代样式复建

图11 民国时期永宁门闸楼、箭楼、正楼西南，月城完全包络瓮城，弧线转角，侧墙与大城相接，闸楼为悬山顶

图12 今日永宁门闸楼、箭楼、正楼西南，月城、闸楼系20世纪90年代复建，月城仅包络瓮城正门，折线转角，侧墙与瓮城正墙的东西两端相接，闸楼为歇山顶，与历史形制差异明显

图13 辛亥革命后的满城

图14 满城、南城对城市空间格局的重塑

5 空间类型的演化

5.1 城垣格局的演化

隋大兴—唐长安城在创立之初由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前两者偏于城址北部，三者几何中心分离，外郭城对前两者异心包含。皇城和宫城皆为内城，性质分别是中央官署所在的衙城和皇室宫廷。

唐末五代新城—宋金京兆府城，在大城东西两侧还有咸宁县城、长安县城两座小城，三城之间为并置关系，既在军事防御上相互呼应，又各有驻防城垣，彼此拥有独立的辖区。大城自身由外城（罗城）和内城（子城）组成，二者几何中心同一，前者对后者同心包含。内城的性质是地方官署集中分布的衙城。

蒙元入主中原以来，废弃汉地城邑旧制，子城之制大多自此断绝。唐末至宋金京兆府城的子城（厢）自元代湮灭。奉元路城外东北部安西王宫城建成后，形成了一大三小的“四城联合体”。紧邻奉元路大城东西两侧的仍然是咸宁县城、长安县城，三者形成组团。安西王宫城则远离于大城之外，与其它三城疏离并置，既互为防御，又相互监视。安西王宫城实质是大城之外一座独立的小城，对大城的格局基本没有产生影响。

明代的西安府城将秦王宫城包含其中，二者几何中心不在一处，前者对后者异心包含。明代西安和同期的南京北京以及诸多设藩城邑在一定程度上同构，属于典型的重城结构。笔者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元代以前汉地城邑重城制度的恢复；然而不同之处在于，元代以前的内城墙垣是划分城市不同区域的城墙，内城以集中分布衙署为主，而明代设藩地方城市的内城墙垣大多只是藩王宫城的宫墙，前后二者的性质和围护内容不同。

清代西安府城直接承袭明城而来，虽然看似也是重城（包含）结构，但实际并非如此，其类型和明代相比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满城和南城看似亦为内城，但实际大城（汉城）、满城、南城、东关城、南关城、西关城、北关城这7个组成部分之间互不包含隶属，相互独立，实为紧密并置关系。满城和南城的性质是统治民族的军事堡垒，而非此前时代的政治中枢。

5.2 民族与空间分野

空间边界传达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边界的存在才产生了空间可及性的不平等，它本身就是不同权力控制范围的界限，划分空间中的等级与秩序。通过标志边界及相应的领域，就产生了明显的、可识别的有效提醒和警告。

都城时代的汉长安城和隋唐长安城作为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城市，皆以汉人汉文化作为主体，无论西域胡人还是内部少数民族皆与汉人共居一城，城市内部没有明显的民族与空间分异。

这种多民族混居的局面自元代开始发生显著变化。元代安西王宫城只有安西王宗室和蒙古贵族、官僚居住其中，有重兵驻扎保护；包括安西王相在内的所有非蒙古官僚则全部在奉元路城中工作居住。占据多数的汉人与蒙古贵族别城而居，色目人、穆斯林则与汉人共居一城。

蒙元统治者对待汉民族汉文化刻意疏离、警惕防范、自我孤立的做法，与两百多年后同样是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中原的清朝，在西安府大城内另立高墙复壁以单设满城的做法，在本质上别无二致。笔者认为，元代安西王宫城和清代满城实质都是通过强化边界来标示权力势力控制范围的界限，划分空间等级与秩序。

元朝结束，蒙古贵族北遁，安西王宫城遭毁弃。同治陕甘回乱，西安城外匪寇被平定。清朝覆亡，满洲八旗或战死或逃散，满城被完全摧毁铲除。唯独居于城内的回民穆斯林和汉民长期共处，繁衍延续至今，成为今日西安老城内民族—文化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5.3 分散的空间权力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空间是人类社会中权力关系的投影，空间的生成必然包含了各种冲突的利益和力量的相互作用。在权力和空间之间存在着逻辑关系，权力形式是影响城市空间的结构性元素，权力造就了城市空间。权力的空间表述实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空间控制，即是一种空间等级秩序的建立，是不平等空间关系的强化。

北京与西安在历史上皆属于北方平原的规整型都城，二者多有相似之处。将元大都城—明清北京城与元奉元路城—明清西安府城相比较，笔者认为就权力空间格局而言，北京城集权意味强烈而西安城集权意味薄弱，与都城和地方城邑的身份地位相匹配。

元大都城（北城）由宫城、皇城、都城组成，三者同心，一条南北中轴线纵贯全城，唯一的政治权力中心（宫城）就位于城市的几何中心，二者重合，向心性极强。明清北京继承了元大都的这种结构。

宋金京兆府城—元奉元路城东西城门对位（景风门、顺义门），仍延续了隋唐皇城的东西中轴线；但由于南北城门不对位（安上门、玄武门），所以南北轴线不明确，礼制序列空间薄弱。原隋唐皇城的南北中轴线承天门外大街，在元代其北段被称为广济街，南段被称为药市街。在元《长安志图•奉元城图》中，药市街南部有“此隅巷陌委曲不能详记”之注记，表明隋唐时代的南北中轴线至元代已经被模糊、弱化，这一时期的广济街—药市街轴线不再是贯穿全城南北的重要轴线，其南端因被民居、养济院、屯田府等占据而退化成小巷。在安西王世系有效承继的三十余年间，两处权力中心分处大城内外：作为安西王相府、行省、行御史台驻地的奉元路大城是代表中央朝廷的权力中心；安西王宫城与其它三城相距遥远并相对独立，扮演监视、对抗、篡夺的角色，是大城外的另一军政中心。

明清西安府城总体格局为十字正交结构，虽然具有城市级别的南北中轴线（南大街—北大街）和东西中轴线（东大街—西大街），但城内却分布三处权力中心：东部明代秦王宫城—清代八旗教场自身控制一组南北轴线（端礼门外大街—广智门外大街）和东西轴线（体仁门外大街—遵义门外大街）；西南部总督署（南院衙门）控制一条东西轴线（南院门大街）；西北部巡抚署—庚子行宫（北院衙门）控制一组南北轴线（北院门大街）和东西轴线（西华门外大街）。明清西安城中多处中心空间、多条轴线的分散布局，正是明代藩王与朝廷平分秋色，清代满洲八旗与汉人官吏分庭抗礼，权力之间相互制衡而达于均势的表现。

6 小结与余绪

唐朝末年长安城被摧毁，宫城、外郭城被放弃，以皇城为基础缩建改建的五代时期“新城”为后世格局初步奠定了基础。缩建改建的内容包括：缩小城区范围、封闭原皇城诸多城门、挖掘城壕、改用开放街市制度、设立东西两小城、迁入原外郭城中的部分寺观祠庙等。

宋金京兆府城的城垣整体规模轮廓仍沿用“新城”和东西两小城，三城并置；大城自身由外城和内城组成，外城对内城同心包含。元代奉元路城对城池建筑进行了整修改筑，包括封闭含光门、调整城角形制为圆形、废除前代子城（厢）等；在远离大城之外添筑安西王宫城，与其它三城疏离并置，形成一大三小的“四城联合体”。

明初西安府城城垣向东、北两面大幅拓展，四门相对并增建瓮城，形成“门二重楼二重”形制；大城外在前代两小城的基础上营建东西两关城；大城内营建秦王宫城，大城对秦王宫城异心包含，恢复重城结构。明末在四门外增建月城、吊桥，“门三重楼三重”形制至此成为定式，四关城齐备。

清初在西安府城内部增置“满洲八旗驻防城（满城）”和“汉军八旗驻防城（南城）”。此二者是统治民族的政治军事堡垒，所在空间的性质和格局发生颠覆性改变，使得大城与东关城之间的联系长期处于几乎撕裂和隔绝的状态，汉人的主要生活空间被严重压缩和分割。清中期将故秦王宫城改为“八旗教场”并全面缮治城垣城壕。自此西安城池体系臻于定型完备，奠定今日所见风貌。清代西安城的七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独立，实为紧密并置关系，结构类型和明代相比发生了本质变化。（图15-图17）

民国时期，满城和大城四门闸楼、月城、吊桥被拆除，明代秦王宫城暨清代八旗教场故址成为省政府驻地并沿袭至今。民国至今陆续增设了14座城门，使得与明清时代相比，由城门控制的城市空间轴线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由十字形转变为两横三纵，原本的几何中心（四条大街交汇处）虽仍然是全城核心，但新产生的次级焦点使老城内的功能布局趋于均衡分散。

清朝结束以来，在历次城墙存废之争的浪潮中，西安城墙也经历了从保留改造到破坏拆除再到保护活化的颠簸起伏。幸运的是，当今日的人们终于能够审慎理性地认识到历史建筑遗产的珍贵价值，西安城墙仍得以保全并成为梁思成先生保护北京城墙理想的异地投射。不幸的是，今日老城范围内除零星文物保护单位之外，大量一般历史建筑已经在历次旧城改造中被钢筋混凝土巨构急不可耐地取代，明清乃至宋元时代严整的建筑和空间等级秩序已消逝在距今不久的历史尘埃中。

图15 明清城址对应在隋唐时代的范围

图16 历代城垣相对位置图示

图17 历代城垣格局

本文完整阅读见《建筑遗产》

2021年第2期（总第22期）

本文标准引文格式如下，欢迎参考引用：

王瑞坤.从长安到西安：唐代之后长安城垣格局的变迁[J].建筑遗产,2021(02):89-97.

作者简介：

王瑞坤，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

（上海，20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