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著推荐 | 杨莉馨、白薇臻《“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研究》

语言学通讯

2024-09-03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北大外文学堂 Author 杨莉馨

本期推荐专著：

杨莉馨白薇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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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回望中西文化交流史，我们发现，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传”，中西文学—文化的发展均离不开从对方那里汲取滋养。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西方美学思潮与文学艺术正经历着从以模仿论为基础的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传统中脱胎换骨的重大变革，中国文化为欧美现代主义美学与文艺思潮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助推作用。本书将现代主义视为具有跨国特征与多元文化渊源的美学运动，以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与中国文化的关联及对中国道德价值、美学思想的阐发为个案，深入考察了中国文学—文化如何经由转换与变形而助推了英国现代主义的生成；同时在西方中国观念与中国形象演变的大背景下，认真分析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英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态度转变的内外部因素，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示了中国文学—文化参与世界文明现代性构建的突出贡献。

作者简介

杨莉馨

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从事中外文学—文化关系、英语文学、女性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与视觉艺术关系研究”“‘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现代主义运动中的中国文化元素研究”和“《伯灵顿杂志》与中国艺术美学的西传研究”三项。已出版《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伍尔夫小说美学与视觉艺术》等专著8部、译著6部。

白薇臻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工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外文学—文化关系、英语文学、对外汉语的教学与研究，在《中国比较文学》《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刊发表论文多篇。

章节试读：斯特拉齐剧本《天子》中的中国想象

作为“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中最著名的传记艺术大师，斯特拉齐以《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枢机主教曼宁，弗罗伦丝·南丁格尔，阿诺德博士，戈登将军》（Eminent Victorians: Cardinal Manning, Florence Nightingale, Dr. Arnold, General Gordon, 1918，以下简称《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而成名，其他两部著名的长篇传记作品分别为《维多利亚女王传》（Queen Victoria, 1921）和《伊丽莎白女王与埃塞克斯伯爵》（Elizabeth and Essex: A Tragic History, 1928）。在成名之前，斯特拉齐还写过十多年的文学评论，评论对象包括莎士比亚、塞缪尔·约翰生、鲍斯威尔、卡莱尔、大卫·休谟、爱德华·吉本等英国历史上的著名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还有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法国作家拉伯雷、拉辛和伏尔泰，甚至还评论过一部英国人写的《李鸿章传》。他对中国悠久而灿烂的古代文明充满了敬意，对中国的现实政治状况也十分关心。阿瑟·韦利曾谈到，1908年，斯特拉齐在评论翟理斯翻译的中国古诗集《古今诗选》（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 1898）时，曾毫无保留地表达了自己的欣赏之情，并建议韦利找来看看：“该书值得一读，如果你能找得到的话，它不仅能满足你的好奇心，而且它美丽迷人。它已经出版十年了，你会忍不住说其中的诗是我们这一代所知的最好的作品。”和其他“布鲁姆斯伯里人”一样，斯特拉齐对欧洲列强恃强凌弱的帝国主义行径亦充满了义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完成的《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中对戈登将军的讽刺性描写，即毫不留情地影射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暴行，谴责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对中国圆明园的破坏是“在欧洲文明的名义下，报复野蛮的东方”。

斯特拉齐

就在中华民国成立、清朝覆亡的1912年，斯特拉齐开始创作直接以中国晚清宫廷生活为题材的剧本《天子：一部悲情的情节剧》（A Son of Heaven: A Tragic Melodrama，以下简称《天子》），这部斯特拉齐创作的唯一的剧本于1918年面世，既表达了他对中国的“他者”想象，又表现出了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在艺术上集多种风格与元素于一身，“是由悲喜剧、罗曼司、情节剧、讽刺、怜悯、洞察力，以及某些风格化的年代误植混合而成的生动的历史鸡尾酒”。斯特拉齐的兄弟詹姆斯·斯特拉齐认为，《天子》还借鉴了斯特拉齐热爱的法国剧作家拉辛的心理分析手法。

1925年，斯特拉齐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朋友们将之搬上舞台，在伦敦妇女服务会进行了演出。场景和服饰由“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画家邓肯·格兰特与文尼莎·贝尔设计。1928年，“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朋友们又在斯卡拉夜总会演出了该剧。其后到1949年间，剧本又在伦敦舞台上演出了好几次，1950年、1951年又分别在BBC电台广播过。该剧以J .O. P. 布兰德（J. O. P. Bland）和埃德蒙·拜克豪斯（Edmund Backhouse）合著的《皇太后统治下的中国》（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1910）为蓝本，但做了很大的变动，以义和团兴起和八国联军侵入紫禁城前夕清王室准备西逃的种种冲突为题材，是一部四幕宫廷传奇剧，出场人物包括皇太后、皇帝、王子、太监、将军、满人、宫女和刽子手。剧本在1900年8月义和团拳民在京城围捕洋人、火烧洋人教堂、围攻北京外国使领馆，欧洲军队进逼京城的大背景下，虚构了一个紫禁城内未遂的政变的故事。斯特拉齐将慈禧太后描述为一个可怕的篡位者，操纵着软弱的皇帝“天子”，并长期把他软禁在皇宫之内，造成了他性情的怯懦和心理的变态，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的哈姆莱特气质的悲剧人物。

……

剧本在中国近代史上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以洋人的教堂被烧、洋人被杀、使馆被围困为借口，举兵侵华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下，在清王室内部主战与主和派意见不一、天子成为傀儡、太后专权、洋人即将攻陷北京的严峻历史关口，虚构了流亡欧洲的改革家康裹挟孱弱无能的天子，试图争取荣禄的支持，发动政变取太后权力而代之，但阴差阳错，政变最终在李鸿章与太后的联合反扑下失败，太后携天子仓皇西逃的故事。其中，天真无知、愚昧轻信的宫女她荷出于对天子的忠诚与爱，杀死手握重兵的荣禄，给了李鸿章以反扑的机会，成为政变失败的关键。这中间，有虚构的人物她荷，也有真实的历史人物如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大太监李莲英、宫廷大臣荣禄与李鸿章等，还有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原型或作为影子存在的虚构人物，如流亡而西化的改革家康，在一定程度上影射了康有为，她荷身上则有着光绪皇帝的爱妃珍妃的影子等。

作品真实地呈现了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时期中国社会的紧张氛围，但作为情节主体的清王室西逃前夕在康主导下的一场失败的宫廷政变则是虚构的，晚清重臣李鸿章、荣禄在剧中的行为与真实的历史记载多有不符，康的过于西化的政治倾向亦是斯特拉齐一厢情愿的产物。同时，将天子与她荷之间的浪漫爱情置于推进与扭转情节发展的重要地位，也体现出西方戏剧在情节设置上的基本特点，爱情在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一点上和伏尔泰《中国孤儿》对纪君祥《赵氏孤儿》的改编颇有类似。剧本中的情节展开时间始自当天早晨、延至深夜结束，地点基本在紫禁城之内，围绕天子政变失败的核心线索展开的特点，也基本上遵从了欧洲戏剧的“三一律”传统。

与此同时，戏剧所展现的东方文化景观，鲜明呈现了斯特拉齐作为西方作家对“他者”文化的矛盾立场：

一方面，太监摔碎的青花瓷器、太后老佛爷亲手所绘的水彩风景画、荣禄将军想入非非的“蝴蝶梦”，还有作为人物活动背景的凉亭、人工湖、小桥流水、佛塔，以及体现出浓郁中国元素的丝绸、扇子、历书、迷信等，都表现出作家对中国文化的浪漫主义的理解、兴趣、想象与仰慕，并能唤起读者与观众对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遥远记忆；另一方面，作家也通过上述器具、风物与人物与现代世界的格格不入，对历史变迁中行将就木的封建文化进行了微妙的嘲讽，同时体现出对中国人物的刻板印象，如剧中男性化的太后、女性化的天子、天真幼稚的美姬、阴险纵欲的大臣、盲目西化的改革者，等等，流露出作家在“他者”文化面前不自觉的西方优越感。如荣禄虽身为负责京畿防卫的重臣，却整日魂不守舍、吟风弄月、追逐宫中女子，是个抱残守缺的过时的怪物，代表了欧洲对“他者”中国古老、笨拙的刻板印象。斯特拉齐对东西方文化的矛盾立场尤其鲜明地体现在剧中康的塑造上。康在首次现身时，便自陈“我从西方来”。在简要回顾了在中国宫廷的失败改革之后，康宣称“现在是西方在通过我说话。过去五年我一直住在西方；我开始理解西方，虽然以前并非如此。现在我在这儿，告诉你西方意味着什么”。他悲观地预言：“西方向我们所有人都伸出了利爪；它就像一个无可避免的命运一般笼罩着我们。……中国的丧钟敲响了；西方的判决降临到它的头上。古老的、不可改变的天朝大国的末日到了。”这里，作家的西方文明优越意识是明显的，但与此同时，似乎又以反讽的手法表达了对西方穷兵黩武、践踏他国文明的侵略行径的批判。特别是在康怂恿年轻的天子与外交使团进行谈判，希望借助外部势力谋求复位时，作家借皇帝之口对他进行了怒斥：“这是你的启蒙，你的教化，你的道德！这是你从西方带来的新生活，不是吗？由此希望颠覆与净化我们古老而蒙昧的东方！通过谎言、诡计和淫乱！”，批判了欧洲帝国主义以启蒙、教化为幌子，实则以谎言、诡计和淫乱行不义之举的虚伪本质。对斯特拉齐来说，中国作为遥远的东方文明的代表是欧洲文明的“他者”，亦是可以为欧洲反思自身提供启示的形象。迪金森的《“中国佬”信札》发扬了卢梭“回归自然”的思想，在后浪漫主义的时代通过对现代性的批判，倡导以诗性美德来对抗工业文明，表现出对欧洲文明的批判和忧虑。斯特拉齐剧中对感性与审美的推崇，对康的无情、欺骗与诡诈的嘲讽，和迪金森一样表达了反西方的情绪，“代表布鲁姆斯伯里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了对中国人民抵制外来侵略的同情，也表达了西方利益大难临头的末日感”。

除了杂糅多种艺术风格，运用“三一律”的戏剧原则之外，该剧的艺术特色还体现在以细腻的精神分析手法，通过人物的对白、独白、表情、动作等，塑造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其中，慈禧太后颇像斯特拉齐在传记《伊丽莎白女王与埃塞克斯伯爵》中塑造的老年伊丽莎白女王，工于心计而又野心勃勃，长于在政治上操纵那些孱弱的男人。她冷酷残忍而又精明善变，有着强烈的权力欲，也长于调动女人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剧中对荣禄和李鸿章的隐忍和收买，均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

和太后相比，天子光绪显得孱弱无能而又神经质。他曾经是个锐意进取、渴望革除积弊的青年皇帝，但在变法活动于太后与荣禄的联合政变中失败后，从此如行尸走肉、心怀不满，扮演着傀儡皇帝的角色。他多愁善感，缺乏政治家的杀伐决断，缠绵于与宫女的爱情，没有魄力与雄心，只能空发哈姆莱特式的人生感喟，最终在政变失败后彻底成为被太后玩弄于股掌的阶下囚徒。

荣禄是一位首鼠两端、深藏不露的朝廷重臣。他当年因支持太后扑灭变法而得势，手握重兵，但始终居于观望状态，此时对太后已怀有二心。他同时体现出诗人的梦幻气质，垂涎于美女她荷，利用各种机会挑逗求欢。这一弱点被康利用，愿意支持天子以换得与她荷的欢愉，最后被对天子忠心耿耿的她荷所杀，也因而使康扶持天子复位的计划流产。

在剧中，李鸿章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武将的形象，忠诚于太后的他在危急时刻从南方只身赶回，并利用了荣禄被杀事件接管了军队，由此控制了局势，支持太后重新掌握权力。

李莲英是一个贪财的大太监形象。

除了上述人物之外，最能体现斯特拉齐对中国的矛盾立场的人物形象，是在欧洲流亡五年的改革家康。他冒险回宫密见天子，渴望帮助他夺回权力。在剧本中，他是西方的代言人，崇拜西方文化与武力，希望将天子扶植为西方支持下的傀儡皇帝，而置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于不顾。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冷漠无情，为获得荣禄的支持而不惜诱骗她荷献身，也是一个阴谋家、冒险家的形象。由于《天子》一剧尚未有中译本，作为传记家斯特拉齐唯一的剧作，亦未得到学界的关注，故本书在此对剧情与人物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综上，作为斯特拉齐一生中唯一面世的戏剧作品，又以晚清中国宫廷政变事件为题材，《天子》尝试以一个独特的角度来表现中国紫禁城内最神秘的王室内部的矛盾冲突，对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做出作家自己的阐释，体现出斯特拉齐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高度关注和对中国文化的复杂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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