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 / 朱静宇 栾梅健 | 关于艾伟《镜中》
《南方文坛》
2023年第3期
谢有顺 | 受难者的精神启悟
朱静宇 栾梅健 | 物质丰富时期的爱情及其走向
受难者的精神启悟
文 | 谢有顺
谢有顺
艾伟是一个对写作有自己独特思考的作家。一方面，他以小说的方式书写人类内心的复杂经验；另一方面，又不断地通过创作谈的形式来辨明何为自己所追求的写作。艾伟的很多小说，都有观念先行的痕迹，但他的写作，又不是简单地图解自己的观念，而是在找寻一条日常经验和思想经验相融合的路子，以此探索一种有重量的写作。好的写作，往往是有思想光彩的，也不惧主题先行，重要的是，作家找到自己切入世界的角度，并以自己所创造的形象来有效诠释“主题”。只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多半是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和张扬，作家们主要遵循的是经验主义和感觉主义的写作路径，背后不乏经验崇拜和感觉崇拜的影子，这种叙事中的日常性和细节流，对于救治一种大词化、空洞化的写作是有力的，它在语言中所建立起来的实感，也是塑造个体真实性的重要基础。但是，仅仅由感觉和经验所构成的写作实感，很快就面临着一个根本的困境，那就是构成写作的那些经验有高度同质化的趋向。
直接经验是有限的，它常常是贫乏的代名词，因为以事实为准绳的自然思维，只能创造一个经验的自我，很难创造出那个精神的自我；写作除了自然思维，有时还需有哲学思维，才能在实事、经验之中完成对经验实感的内在超越。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艾伟这种带有哲学思维的写作，在当下中国尤显珍贵。他非常清楚，写作不能只沉迷于经验之中，而是要在驳杂、丰富的经验丛林里提纯出心灵的形状，进而为人类的精神塑形。“中国人的经验世界无疑是庞杂而丰沛的，如何去处理这个无比丰盛的经验世界，并从中找寻出属于中国人的内心语言，是一桩极其艰难的甚至是开拓性的工作，……我们都有责任去探寻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身为今天的中国人我们生命的支柱究竟是什么，中国人的心灵世界究竟有着怎样的密码，我们如何有效地具有信服力地打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找到中国人的‘灵魂’，我觉得这一切还是值得作家们去探险的。”①在经验与灵魂之间往返，写作既不能无视经验的塑形意义，也不能搁置灵魂问题，而是要尽可能地在经验之中建立起一种象征方式，让更多读者意识到生活下面还有一个隐秘的精神地带，那就是文学所要追索的广阔的心灵世界。艾伟很早就声称自己“是有志于‘心灵问题’的”，“我希望在小说里展示世态的多极性，不能老是盯着那所谓的恶，要写出世界的丰富和价值的多极来”②。这种价值省思，使得艾伟的小说从一开始就具有负重的面貌，比如，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越野赛跑》，在叙事艺术是先锋的、探索的，他想突破艺术的常规，但过重的隐喻色彩，又使得他笔下的人物多少有点概念化，人物应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远远不够。
艾伟把自己这种隐喻指向过于清晰的写作称之为“寓言化写作”，并很快对这种写作作出了调整和反思。转折性的作品是《爱人同志》。《爱人同志》更重视人物内心的展开，它执着地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甚至不断深入人物的潜意识世界，这部内心化程度很高的小说，因为人物立住了，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所赋予的“寓言性”也获得了支撑。《爱人有罪》强化了这种写作方式。艾伟把罪与罚、自责与受虐这样的精神性母题，具体安置在鲁建这个人物身上，人物内心的深度就成了他要探讨的人性主题的深度。一直到《敦煌》，艾伟所探究的仍是中国人的罪感和耻感、欲望和道德的微妙关系，那些灵肉合一的故事，隐藏着人物对欲望的深度思考和对自我的艰难辨认。人性斑驳、复杂、多变，受难者的隐秘快感，施虐者的痛苦沦落，爱与恨在极点的交缠转换，人类赖以获得秩序感的安稳日常与赖以证明存在感的官能刺激的剧烈矛盾，给读者带来的是极致而精微、荒诞又逼真、失重且深沉的阅读体验。人的内心深处的许多暗疾，好像都被艾伟打开了。“小说最重要之处是对人的想象。如何有效地打开人物内部，并建立可信的平衡感（其中蕴含有各种价值的混响），或许是构建小说和人物复杂性的方式之一。”③而要实现对人的重新想象，最关键的是要越过生活那些平庸的表面，要善于在那些不经意的细微转折处发现人性的黑洞，从普通的日常性出发，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透过生活的表层，看见那个隐秘的核心，发现生活的不可思议，也惊叹人性的神秘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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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伟在写作中一直扮演的是质疑者和追问者的角色。他怀疑一切貌似合理的事物，尤其在那些生活惯性下作出的抉择，很容易获得人群的认同，但小说家所要反抗的正是思想的陈规，他要清理那些支配着我们生活的僵化看法，从而开辟出一条人性的小径，发现惯常生活下令人惊讶的一面。多数人面对自身的迷茫和生活的繁杂，都渴望找寻到一种已成定论、普遍有效的精神秩序或思想答案来安顿自己，世界正是这样被固化和机械化的。文学写作就是要反抗一切思想的定论，并对任何试图把生活秩序化、机械化的力量保持警觉。“小说是各种各样观念的对立面，是我们这个日益坚固的世界的对立面，是整齐划一的对立面。小说用自己的方法刺破我们习焉不察的、日渐麻木的惯常生活，照见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和生活的某些荒谬一面。当文字在某种程度上刺穿庞大而坚固的观念堡垒时，小说就可以将无限活力和可能性归还给生活，从而将自由归还给人类。”④没有质疑和追问的写作是肤浅的，只相信一种价值就意味着交出人物的灵魂；灵魂的阴影、人性的幽深，都是在怀疑、分析、勘探、拷问下才一点点显形的。
《镜中》就是一部在怀疑和追问中不断向人性深处掘进的长篇小说。
故事发端于一个日常的悲剧事件。庄润生的妻子易蓉开车时发生车祸，车撞向了钱塘江大桥，一对儿女（一铭和一贝）在车祸中丧生，易蓉自己重伤住院并完全毁容。车祸的突然发生，彻底打乱了小说四个核心人物——润生、易蓉、世平、子珊——的生活，原先貌似平静的人生，开始呈现出各种不为人知的部分，生命自身的敏感和脆弱，爱与罪的深度缠绕，恨的滋生与释然，一直贯穿在《镜中》的叙事里。这部长篇的人物关系并不复杂，但艾伟的写作旨趣仍然是在人物的内心，他想探测一个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试图写出宽恕的力量，并探寻一条从受难走向救赎的道路。
最痛苦的是易蓉。她是一个母亲，这个因为自己的过错而失去了两个可爱孩子的母亲，内心的负罪感是可想而知的。孩子没了，自己所珍爱的美（容貌）也毁灭了，易蓉生无可恋，她无法再面对这个世界，也无法再面对自己：“一铭和一贝的离去已把她打入地狱，如同她对润生说的，是她亲手害死了他们，她是个刽子手。她并没有对润生说出‘刽子手’三个字，但在心里她这样对润生承认了无数遍。也许她只配拥有骷髅一般的鬼脸，像鬼一样在人间生活，不配再成为一个人。”⑤这种深重的愧疚和自责，让出院后的易蓉留下一封信后选择了自杀。她自杀前，回到了养母的老宅，那些过往的时光又回来了，纷繁的人世，混杂着污秽和美好，再一次蜂拥而来，她好像又经历了一次闪回的人生，但她在这个世界所得到的终究不过是空无。
负罪感接踵而来的是庄润生。易蓉和孩子们出车祸的时候，他正在酒店和情人子珊幽会，手机关机了。易蓉出事后打不通他的电话，这是润生第一重的负罪感；很快，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查看监控后发现，自己那天和子珊幽会的情形，易蓉和孩子们原来都看到了，他的负罪感更重了。在医院的时候，易蓉直愣愣地看着他，这目光仿佛是在解剖他，里面不仅有哀伤，也有对他的审判。“至此，润生明白他是所有不幸的源头。他意识到自己罪孽深重，不可饶恕。”⑥之前，他因为了解了是易蓉酗酒导致了车祸，有那么一刻，对易蓉的仇恨缓解了他的愧疚感，似乎恨可以转移负罪，但润生发现易蓉的酗酒是在怀疑他和子珊出轨之后，罪恶感又重新淹没了他。他也想到了死，并以打火机烧炙手心的自虐方式，来体会疼痛的感受，“他听到手心的皮肤发出滋滋（嗞嗞）声，好像猪油落在不粘锅里发出的声音。他几乎没有感到疼痛。有一道光进入了他的脑子，好像他的头脑此刻正在燃烧”⑦。他与子珊很快就断开了关系，并送子珊出国，然后在远方的乡村建了两所希望小学（分别用自己死去的孩子来命名这两所小学）。整个过程，润生任由伤痛从他的体内苏醒，无助、悲伤、愤怒、孤寂以及仇恨交织在一起，如影随形，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内心的磨难真正开始了。后来润生在中缅边境被关押在监狱，历尽劫难，以及接受山口洋子的设计任务，苦思超脱之道，其实都是艾伟为润生预设的走向救赎之路。生病，酗酒，精神分裂，在死亡的边缘挣扎，润生正是通过这种自我惩罚来缓解内心的罪感的，而真正让他获得释然和拯救的，主要还是做志愿者、做慈善，通过爱的付出来补偿内心的思念和负疚，以及在工作中不断体悟建筑美学所蕴含的某种神秘的宇宙意志对内心的抚慰。即便后来他读到易蓉自杀前留下的信，知道妻子与好友甘世平有私情，两个孩子也是他俩所生，几次都动了报复甘世平的念头，最终因为看到了一束光而放弃；在宽恕别人的同时，润生也宽恕了自己。
子珊的负罪感是她觉得自己介入了润生和易蓉的婚姻，润生儿女的死，令他们之间无法再续旧情，障碍如此清晰、确定，如同一座大山横亘在他们之间，他们再也回不到从前那种单纯的关系了。“从前中间只有易蓉，他们可以假装忘记，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润生儿女的死亡令他们的关系沉重到难以承受。”⑧子珊后来远赴重洋，在美国有了新的恋人，但内心却从未安宁过；她知道润生遇险的消息后，费尽周折前往缅北监狱救出润生，并帮他完成具有象征意味的动画稿制作，也可视为是她的自我救赎的方式之一。
甘世平的悔悟似乎是最迟到来的。这其实是叙事制造的错觉，甘世平早就和易蓉有了私情，易蓉主动迎向他，他也很快就爱上了她。因为中间有一个润生在，他俩在欢悦的同时，内心也充满矛盾，尤其是甘世平，既迷恋易蓉的身体，又害怕伤害好兄弟润生，心里一直是冲突的、挣扎的。“世平自己都感到不可理解，他对易蓉抱有如此强烈的执念和热情，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像一只寻找某种幻觉的赴火的飞蛾。这世上有些事没有道理可讲，道理是一回事，但身体比道理更顽固。他和易蓉的约会成了世平情感生活的全部，那些曾经折磨着他的对润生的内疚感随着时光的流逝变得日渐淡漠。”⑨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车祸的惨剧发生了，甘世平一边照顾情绪低落的润生，一边忍受着愧疚感的暗中折磨。待他看到易蓉的邮件，再面对润生，他知道自己接受命运审判的时候到了。他没有逃离，而是以一种死的决绝来面对过去，他比任何人都更想救赎自己。而知道真相后的庄润生，有两次都想杀死甘世平，一次是在青岛潜水，脚抽筋的润生缠紧世平的脖子，想在海底掐死他；另一次是在日本打猎的时候，润生拿着猎枪对准了世平的脑袋，但世平不仅没有回头，还体会到了一种轻松感，“闭着眼睛等待润生给他致命的一击。他觉得这是他应得的，他松了一口气，也许从此后可以得到彻底的解脱”⑩。最终，润生选择了原谅，尽管他的内心并没有完全放下仇恨，但他把那道光看作是神对他的启悟，他隐约觉得，该和这个世界和解了，这也是自我救赎的唯一通途。可是，甘世平的自我救赎还没有完成，为此，《镜中》专门设计了一次地震，润生的房间因蜡烛晃倒发生火灾，而长期服用安眠药的润生一直在昏睡之中，是甘世平冒死冲进大火中救出了润生，而他自己却因伤势过重，并在住院时自行拔管而死。世平在肉身上救了润生的命，也在精神上救赎了自己。
死者已逝，但生者仍在精神的磨难之中。子珊在美国怀孕之后，陷入了更深的焦虑；去云南支教的冯臻臻被强奸而致怀孕，被迫落户当地，她当初怀着理想而来，收获的却是家暴和悲伤；润生看似在与神秘力量的会意中，获得了某种抚慰，内心其实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疗愈和解脱。尽管艾伟在《镜中》让润生设计禅院，并与释慧泽方丈谈论佛学；让润生遇见光，并在建筑美学中体悟一种宇宙意志，这个科学主义者，也开始相信命运和最高存在者；让润生把《给世界的遗书》改成《给世界的情书》，表明他不再是一个望断一切的绝望的灵魂，而是又一次开始对世界用情。一种绝望从哪里开始，一种希望也从哪里准备出来，但润生的这种希望，是个体对宇宙意志的体悟，更是对人世的一种重新想象。
这并不是解脱，很可能是新一轮受难的开始。
▲艾伟：《镜中》，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
《镜中》最可贵之处正在于此，它没有轻易消解苦难，而是充分肯定了受难的意义。没有经历内心的磨难，易蓉、子珊、世平、润生等人，都只是一个在情欲中沉浮的轻浅的个体；是苦难的逼视、内心的负罪，让他们开始意识到有一个内在的我，这个“我”，从静默无声到日益不安，从自我审判到寻求解脱，最后到了以死来救赎自己的境地——个体的完整性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小说家总是要质疑这种看似正确的观念，要反思这种概念下的人，进入到个人的地带，当我们进入个人地带时，我们才能发现人之为人的一切。”⑪在黑暗中发现光亮，在深渊里看见希望，既直面个体的破败，也积攒人性的暖意，正如润生历经九死一生之后，伤痕犹在，不同的是，多了苦难所馈赠的悲悯和智慧。现实和精神就这样互为镜像，在现实中失去的，在精神里了悟，这是个体的心灵历程，也是一种生命的循环，是命运，也是一种带着绝望的希望。
所以，《镜中》反复提及“镜子”这个意象。“山口洋子的家庭悲剧像是润生的一面镜子”，“司机就是一面镜子”，“润生像一面镜子一样矗立在子珊面前”，镜子照见各种事物，但更多的是照见自己；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自我其实都是一种镜像关系，所谓的他者，都可以成为自我的镜像，既真实，又虚无。通过养母，易蓉看见了自己；通过易蓉，世平看见了自己；通过世平，润生看见了自己；通过润生，子珊看见了自己。易蓉的死，让润生埋葬了过去的自己；世平的死，却让润生获得了新生。镜子的特点是一而多的，从自己身上看见他者，从他者身上又看见不同的自己，生与死，光与暗，美与寂灭，堕落与救赎，不断互为镜像，又不断逆转，精神正是在这种螺旋式的结构中上升，但它最终会去往哪里，艾伟却拒绝给出答案。尽管小说里的省思，指向了佛禅的宁静，但又不是简单的对佛禅的皈依，而更像是对这样一种精神旅程的自我确证。在润生关于长崎项目的设计图中，就可看出他对自己所走过的人生的回望：“在青年的野心部分，润生保留了巢穴主义时期令人骚动不安的、混乱的、和宗教秩序相悖的光线；到了那个至暗时刻，光线变得幽暗，暗示这个人（未来的参拜者）怀着未能解脱的苦和恨，怀着生命的无解，怀着对至高的怀疑，以及自我的无助感；然后这个人来到佛前，光线变得明亮而平和，佛在光线下，沉静慈祥，无悲无喜，而这个人得到了大欢喜。”这是为日本的山口洋子所设计建造的道场，润生希望更多人由此能“领悟到建筑其实和个人生命体验息息相关”⑫。作为著名建筑师的润生，是想通过建筑来探寻精神的解脱之道，而建筑所暗合的宇宙意志对他的启悟，让润生有了重生的感觉，这种自我救赎的完成，意味着他开始接受和理解来自人世的一切污秽与高尚、黑暗与光明，就像他设想在长崎道场里摆放的那尊四面佛像，当人们穿过海水底下或黑暗或色彩斑驳的隧道后，“突然站在光之下，看到这样一尊既有天真相，又有温柔相，又有恐怖相，又有自在相，一尊既人间又圣洁，既复杂又单纯的佛像”⑬——佛像的多面，喻示人世的纷繁与复杂，只有重生的人，才能平静地打量这一切，并宽恕一切，超越一切。
《镜中》所写的大量关于建筑的构思、想象与喻指，也是这种精神省悟的引申。光影，潮汐，风向，所有的细节都在影响建筑的设计风格，而那些伟大的建筑，不仅在模仿世界的美，更是在呈现令人震惊的宇宙意志。润生的内心，从波澜起伏到平静如水，与其说受了佛的启悟，还不如说是被这种宇宙意志所征服。从这个意义上说，《镜中》既是对人与宇宙意志相遇合的深情期盼，也是对受难与救赎这一人类精神母题的中国式探寻。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
【注释】
①艾伟：《中国经验及其精神性》，《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②艾伟、何言宏：《重新回到文学的根本——艾伟访谈录》，《小说评论》2014年第1期。
③艾伟：《光亮与阴影以及平衡感》，《文艺报》2021年3月31日。
④⑪艾伟：《文学的内在逻辑》，《花城》2021年第4期。
⑤⑥⑦⑧⑨⑩⑫⑬艾伟：《镜中》，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第39、87、25、29、330、368、290、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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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丰富时期的爱情及其走向
文 | 朱静宇 栾梅健
朱静宇
栾梅健
延续着八年前在长篇小说《南方》中欲望、罪恶和忏悔的主题，小说家艾伟最近推出了又一部长篇小说《镜中》。他自述，2017年时就开始构筑这个故事，2020年下半年进行创作，其间三易其稿，最后终于2022年3月正式出版。
反复的酝酿与斟酌，正表明了作者对这部作品的用心与重视。而在仔细研读这部近28万字的长篇新作以后，我们觉得，它不仅是作家自身的一次跨越与突破，小说中对人性、欲望与救赎的思考，其实还触碰到了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些复杂的文学潮流与创作难题，应该引起高度的关注，并予以深入的解析。
2008年，笔者在《艾伟的小说创作》一文中，曾经指出其长篇小说《爱人有罪》堪称是中国版的《罪与罚》：“鲁迅先生在评论俄国这位大作家时认为，这位天才的灵魂拷问师的写作特点是：‘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而且还要拷问出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地）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对照艾伟的《爱人有罪》，作者不仅拷问了罪恶，而且是在罪恶之下拷问出了‘洁白’，这确实是作者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胜人一筹的地方。”①十几年过去，《镜中》继续在灵魂拷问师的路径上前行。只不过，题材更为复杂，着墨也更为集中，通篇几乎都是在沉沦与救赎之中进行。
▲艾伟：《南方》，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
《镜中》描绘了一幅在情欲驱使下的人物众生相。
著名建筑设计师庄润生不满足于平庸的婚姻生活，与小十五岁的电视台记者子珊婚内出轨；妻子易蓉也并非善类，未婚前就与名伶养母共享情夫；好兄弟甘世平与庄润生亲如手足，然而却经受不住易蓉的诱惑，勾搭成奸，并生下两个小孩；“小三”子珊在上大学时就抛弃了传统的处女情结，视贞洁为耻辱……
如果将时间拉长一点，这几位人物的长辈都似乎有“作风问题”：庄润生的父亲，那位安徽某大学的副校长在润生小时就和一个女人发生了婚外情；易蓉的养母、著名的昆剧演员，不断地变换着男人，却从未告诉易蓉的生父是谁；而甘世平则好像是道貌岸然的庄校长的私生子……
这是一个被情欲缠绕的世界。几乎每个人都不安分守己，没有一个人像现实伦理道德所要求的那样只有一个固定的异性伴侣。他们如飞蛾投火般，前赴后继、奋不顾身，一个个都扎进了情欲的泥沼中难以自拔。不过，《镜中》并不是一部滥爱的情色小说。它只是将陷入情欲泥沼中男女的尴尬、痛苦、死亡、崩溃，触目惊心地展示了出来，以期达到救赎的目的。情欲是痛苦之源，而清醒后的失悔、惩戒、领悟才是作品所要表达的主要内容。
这是一串救赎的心路历程——
庄润生，当他与情人子珊在宾馆缱绻缠绵时，他的妻子易蓉载着两个小孩醉驾撞上大桥，二死一伤。他误以为是易蓉发现了奸情才以如此剧烈的手段毁家报复。他去飞来寺禅修、捐助修建希望小学、到缅北战地当志愿者……他冀望能由此获得心灵的宁静，并赎回自己所造成的罪恶。
甘世平，这位庄副校长的秘书，本来是安排他来辅助庄润生的建筑设计院行政工作的；为了照顾他在杭州的单身生活，才让他住进了润生家中。在易蓉自尽以后，他不敢直视曾经情同手足的润生的目光，无尽的后悔折磨着他的良心。最后，在日本的那场地震加火灾中，他从火海中把润生救了出来，而自己却在废墟中受伤而死。他用自己的性命偿付了曾经的背叛与放纵。
易蓉，这位不清楚自己身世的美丽女子，是她主动引诱了丈夫的好友，又是她，因为酗酒、冲动葬送了两个小孩。车祸毁容是她无脸见人的外因，而行为的肮脏才是她决定离开人世的根本内因。她在写给子珊的绝笔信中说道：“……我不知道自己会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我自知罪孽深重，亲手害死了一铭和一贝。我将心甘情愿领受上天的惩罚。”②
子珊，在义无反顾地爱上有妇之夫润生之前，她并没有存在多少的心理障碍，然而，当失魂落魄的润生站在她面前说出“我们不能继续了”时，她后退了。她似乎在这时终于明白，是她夺走了一位妻子的丈夫，是她毁坏了这个家庭。后来，她到了纽约，找到了新的情人舍尔曼。当她与润生一起到缅甸仰光的大金塔朝拜时，她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预订了两个房间，似乎在向过去的泛爱主义告别。
…………
在小说《镜中》的扉页上，作者一反常态地写下了三段话：
我把它们都看作古旧契约的
永恒的根本的执行者，
使世界繁殖，仿佛生殖的行为，
无法睡眠，带来劫数。
——博尔赫斯《镜子》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金刚经》第三十二品
对称有着无与伦比的美感。
——作者
这三段话可以视为理解这部长篇小说的钥匙。
《镜子》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一首著名诗歌。你看着镜子中自己的脸，而自己的脸也在镜中看着你，互相印证，无法逃脱，就如人类的生殖繁衍，一代一代，周而复始。繁殖因情欲而生，“带来劫数”，然而却似“古旧契约”，成为永恒。这仿佛应该是艾伟《镜中》所有人物放纵情欲、铤而走险的宿命。不过，作者并不认为情欲的放纵与生殖的本能应该成为人类的“有为”法则，如梦如幻，如影如露，恰似过眼云烟，应在摒弃的挂碍之列。于是，艾伟的主张是，既然情欲的泥沼无法跳脱，那么，忏悔与救赎便是唯一的路径。“对称有着无与伦比的美感”，是建筑学上的定义，也是人性在沉沦后经超度、提振、净化而散发出来的光芒，荡气回肠，沁人心脾。
细究《镜中》这种思想的来源，作品给人们显示的是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建筑的启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艾伟大学毕业于建筑学院，他深知人与建筑是双向的教导，任何艺术家都可以从建筑中获取创作的灵感。他发现光线的色彩、光线投射的角度以及光线所形成的图案，都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比如，黑暗的迷宫，常用被斑驳暴戾的光线切割；而象征解脱的佛殿，则是光线从上方投射。而优秀的建筑正是不同光线与色彩的有机组合。他在小说中引用建筑大师安藤先生的话说：“肉身是不自由的，思想则可以遨游八极。后来我认识到思想也是不自由的，所谓的遨游八极是虚幻意义上的。同样，建筑也是不自由的，不自由或某种意义上的秩序感是建筑的精髓。重要的是建筑要有雄心探索世界和人心的模式。”③建筑可以表达生死，可以抵达人类精神的谜面。他从许多不朽的著名建筑物那里获得感悟，堕落与救赎，恰巧构成了一组难得的对称关系与秩序感。它有着无与伦比的美感，同时还是一种可以借镜的美学手法。
其次，是对于佛教的信仰。当庄润生突遭人生的变故之后，有一阵，他来到飞来寺禅修。释慧泽方丈对他的开示、解劝、断喝，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小说中的人物话语，但另一方面也似乎可看作是作者本人的思想活动。“如果你坚信生命有来处和归处，特别是归处，那么你会看开一切，因为有朝一日，我们都会走向那个尽头，我们会在那个尽头相遇。生或死只是这个秩序的一部分。永生或轮回，再次的相逢，无常和缘分，都非偶然。我们为什么要烦恼呢？……”④释方丈的这段话令庄润生若有所悟，他感受到古人的智慧以及想象的深邃。他承认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唯物论者，但在无法逃脱的灾难与孽障面前，佛教的智慧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他的“科学”观念。
在《镜中·后记》中，作者说这部小说的缘起，最先是听到了一位生活在国外的朋友遭遇了无妄之灾的惨剧，但动笔以后就“变成了另一个故事，变成了一个关于慈悲、爱以及宽恕的故事，一个关于如何在破碎的生活中安顿我们心灵的故事”⑤。小说从把控不住的情欲入手，最后在“慈悲、爱以及宽恕”中结束，自洽地形成了一个闭环。
我们想说，这个闭环有着现实、历史与文化的坚实支撑，从而使它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具有了一定的重要地位。但同时，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破环”似乎也应该是作家面对时代大潮挑战时的选择。
《镜中》走到了哪一步？它“破环”了吗？
梳理一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关于爱情、婚姻与家庭的描写，我们发现，《镜中》是该链条中一个值得认真关注与探讨的节点。
在这长达四十余年的文学演进中，“经济”因素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水岭角色。物质贫困时期的爱情与脱离了物质利益考量时期的爱情，呈现出不同的婚姻择偶观念和情欲表现特征。这是40余年来的社会状况使然，也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断的正确。
▲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花城出版社，2010
尽管存在不同地区、阶层在经济状况上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但总体而言，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整体呈现出物质贫困时期爱情的特点。爱情的纯粹性与主体性，常常被金钱、物质与利益所挤压。张弦发表于1980年第1期《上海文学》的短篇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似乎是一个文学源头的最好证明。小说开头写道：“尽管已经跨入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在天堂公社的青年人心目中，爱情，还是个陌生的、神秘的、羞于出口的字眼。所以，在公社礼堂召开的‘反对买卖婚姻’大会上，当报告人——新来的团委书记大声地说出这个名词的时候，听众都不约而同地一愣。……”⑥婚姻是可以买卖的，爱情常被用作交换的，其本质在于，当时的物质是贫乏的，人是被经济所控制的。
最让人神伤的是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底层青年高加林，一心想逃离那片令人绝望的黄土地。他决绝地抛弃了善良的农村姑娘巧珍，试图借着黄亚萍的爱情纽带走向外面的世界，最后，仍旧跳不出的“人生”宿命，既受人谴责，又让人怜悯。在《平凡的世界》中，同为底层青年的孙少平，胆怯地爱上了市委书记的女儿田晓霞。田的主动、执着、鼓励，某种程度上打消了孙少平的自卑，但她在抗洪抢险中的不幸牺牲，又仿佛是个象征，是个喻示。爱情，在有阶级的社会，在私有化尚未消除的世界，它注定烙上了经济的印痕。这曾令无数的“落难才子”黯然嗟叹。
张洁的短篇名作《爱，是不能忘记的》，表面是对纯粹爱情的追求与向往，具有永恒的价值与意义，但显然带有了柏拉图式的抽象与幻想。钟雨那种对老干部有情人难成眷属的遗憾，抽离了柴米油盐与生理欲求，把爱情看成了静止状态的符号，自然也限制了作品对婚姻与人性的开掘。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和张抗抗的《北极光》倒是具有过渡意义，值得关注。前者中的妻子“她”，从内心底里不愿意依附于男人。她试图努力成为丈夫理想中温顺、体贴的贤妻，但仍奋力报考电影学院，最后两人不欢而散。后者中的女主人公岑岑，有一个在世俗的眼光中条件优越的男友，但在临近婚期时却害怕、动摇起来。她说不清楚爱情中还需要什么，但在结婚后还会有虚无缥缈却美丽无比的北极光吗？在这里，女性意识的萌动与对婚姻形式的怀疑，最早显示出文学创作中关于爱情、家庭和婚姻观念裂变与转型的先声。
真正的转变发生在90年代以后。
这是一个商品经济大潮高涨的时期，也是一个穷困了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实现了绝大多数人温饱的时期。温饱思淫欲。物质的丰富助推了情欲的亢奋，传统的金钱关系的买卖婚姻一下子失去了不小的市场。情为何物？欲望又该如何安放？急剧变化的时代，为我们的作家提供了新的土壤与新的思考空间。
王朔的《过把瘾就死》（《小说界》1992年第4期），以决绝的姿态嘲讽着婚姻的荒谬。“我”向往婚后外面的世界，但妻子杜梅却处心积虑让他围在身边，矛盾随之而起。婚姻成了枷锁，家庭变成了战场，所有关于爱情的美好神话都已荡然无存。这与《在同一地平线上》《北极光》中的犹豫、彷徨大相径庭。王朔对家庭、婚姻的幻灭，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顽主》等作品中就有表露。主人公张明说：“拼命吃拼命玩拼命乐，活着总得什么都尝尝是不是？每道菜都夹一筷子。”⑦只是当时被称为“痞子”的他，全方位进行着对主流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的背叛，“性”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王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
2000年，青年女作家卫慧的长篇小说《上海宝贝》所引起的强烈旋风，将物质丰富时期情欲的描写推向了高峰。小说以无所顾忌的内容展示出现代都市女性在性方面的随意、滥交与放纵。作品主人公到处宣称着所谓前卫的思想：“在很多思想解放了的女人眼里，找一个倾心相爱的人和一个能给她性高潮的男人是私人生活最完美的格局。”“她们比50年前的女性多了自由，比30年前的女性多了美貌，比10年前的女性多了不同类型的性高潮。”⑧将多种性高潮的体验，作为她们与“10年前”即20世纪80年代女性的区别，也正好符合我们对物质丰富时期爱情的判断。作者在该书的“后记”中说：“这是一本可以说是半自传体的书，在字里行间我总想把自己隐藏得好一点，更好一点，可我发觉那很困难，我无法背叛我简单真实的生活哲学，无法掩饰那种从脚底心升起的战栗、疼痛和激情……我是那么宿命那么矛盾那么不可理喻的一个年轻女人。”⑨卫慧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发表这部惊世骇俗的小说时年纪二十六七岁。《上海宝贝》的出现，不仅是对男权主义的闪击，而且似乎是第一次以如此饱满的激情与酣畅的笔墨将女性的情欲呈现在当代文学史上。
2004年木子美的作品再一次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作者声称是用身体写作，内容有着比《上海宝贝》更加肆无忌惮的暴露。至于爱情观，真的是逢场作戏。这是一个时代女性解放的声音，但这声音又是如此刺耳、如此令人胆寒。
王朔、卫慧和木子美等一批作家的作品，里面的主人公都是经济上独立的人，都不用为生计犯愁，然而，传统的爱情、婚姻和家庭观念却在这里裂开了一个大的缺口。从爱情的本质属性判断，当依附于金钱的婚姻关系被个体的本能欲望所取代时，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进步。在物质财富的保护之下，人性获得了解放，情欲，尤其是女性的生理欲求，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正面的书写与肯定。这自然是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有益创新和尝试。但是，人性的发展并不可能超越特定的现实条件。当社会依然需要群体性的合作与团结时，人的社会属性就不可能完全让渡给人的自然属性。本能必须在社会限定的范围中才有施展的空间。在这个阶段，家庭、婚姻的存在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而情欲，也只有在特定的关系人那里才能得以实施。从这角度看来，当《上海宝贝》《过把瘾就死》等作品呼啸着刮过文坛后不久，便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口诛笔伐。情欲需要得到满足，但随便的遗情却是社会混乱的孽障。
梳理至此，我们便能清楚地发现艾伟在《镜中》这部长篇小说中的用心与对当代文学的贡献。
《镜中》的庄润生、甘世平、易蓉和子珊等人，均有着生活无虞的物质财富，他们也都曾为情欲所折磨、所迷恋过。然而，作者的处理并没有让他们的情欲继续泛滥成灾，一发而不可收。而是就此“打住”，就此忏悔，就此回头是岸。艾伟在此无疑是现实的，也是深刻的。他精准地反映出了物质丰富时期男女主人公情欲的骚动，又非常及时地将情欲拉回到现实社会伦理道德的轨道。《镜中》是个有力的注解。它对《上海宝贝》等作品是一次迟来的矫正。
《镜中》的成功，是现实主义的。
对于木子美的作品，艾伟是熟悉的。他在小说中通过子珊的口写道：“她想起早些年木子美以亲身经历写的《遗情书》，笑了。关于木子美，子珊是相当佩服的，如此赤裸，如此坦白，倒是这些男作家，哪一个敢写这种文字呢。”⑩作为男作家的艾伟，其实，不是他“不敢”写，而是他不愿写，不认同这样写。
然而问题的吊诡是：如此赤裸、坦白的情欲是否真实？如果承认，那么《镜中》人物情欲的收敛、折返是否符合人物的性格？这不仅是《镜中》这部小说，而且是当代文学中一个急需解决的普遍问题。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这样论述爱情、婚姻与家庭问题：“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了自然的本质，他的人的本性在何种程度上对他说来成了自然界。”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脱离了金钱、地位和等级的纯生物意义上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这是真正的男女爱情产生的基础。但他又认为在私有财产长期存在的社会阶段，无法实现。他寄希望于自我异化、积极扬弃后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⑪简言之，马克思认为爱情、婚姻和家庭，它们发生与存在的所有理由应该是自然的、合乎天性的。这也相同于恩格斯对于婚姻道德问题的主张。没有爱情的婚姻，当然是不道德的。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
基于对“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理想，马克思对于宗教在人性方面的束缚展开了批判。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明确指出：“物的异化就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实践。一个受着宗教束缚的人，只有把他的本质转化为外来的幻想的本质，才能把这种本质客体化。”⑫宗教，作为一个“外来的幻想”的本质，如果将它作为情欲的逃路，作为抵御孽缘的手段，显然，远离了应该是得到肯定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
情欲，自然也是佛教或者某种建筑的启示所难以阻挡的。
在《镜中》，易蓉在遗书中这样感叹着情欲的难以控制：“亲爱的子珊，我知道你爱润生，这人间，关于爱真的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把控的。”⑬人永远都是情欲的奴隶。当年仅十几岁的易蓉与母亲的情人、男导演上床后，“她的内心充满了罪恶感，对这个男人的厌恶日增，曾动过念头杀掉他。念头总归只是念头，她不但没有杀了他，还变本加厉，频繁和他在一起。”⑭理性总是被情欲一而再地突破，无可救药。又如子珊，在纽约孤独的日子里，她与犹太男人舍尔曼同居在一起，她喜欢和他一起，但又常常怀疑这可能不是爱情。“在他面前她甚至感到某种程度上的新奇和放松，一种全新的体验。但她同时意识到她对舍尔曼的情感类似一个孩子得到新玩具时的那种感觉，既新奇又开心。”显然，情欲在此占了上风。而当有一天因为是犹太教安息日，舍尔曼保持了传统的性禁忌习俗，子珊陡然感到此教义的滑稽。她觉得：“在两性关系上，所谓的‘文明’是多么虚伪。”⑮
宗教、文明、戒律、规矩等，其实都是自然主义、人道主义的绊脚石。但是，如果顺其本性、野蛮生长，则又会滑入纵欲主义、虚无主义的泥潭。其间的适用性原则，根本在于不同特点的社会阶段。由此看来，适应着我国现阶段法律、道德、文化传统的《镜中》，它将如脱缰野马般的情欲拉回到现今正常的生活轨道中来，它的现实警示意义与它对现今价值评估标准的准确把握，都使它成为一部饱满的现实力作。而反过来，由于《过把瘾就死》《上海宝贝》《遗情书》等一批作品尖锐地挑战了现今正常的价值秩序和文化传统，而被许多人视为不顾廉耻的伤风败俗之作。如此的评价，自然是合理和公正的。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现行公共秩序之间却也有着复杂的表现形式。
例如列夫·托尔斯泰的不朽巨著《安娜·卡列尼娜》。19世纪后半期的沙皇俄国，正是处于由古老的封建宗法社会向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急剧转型的变革时期，矛盾的人物与心理层出不穷。作为上流社会的贵妇，卡列尼娜有着世俗市民眼中体面的一切。然而，古板无趣的丈夫卡列宁，犹如一架官僚机器，根本满足不了她在心理与生理方面的需求。她出轨于花花公子渥伦斯基，并希望能与卡列宁离婚。这是人物性格的合理发展。但是，托尔斯泰的伟大在于，他没有如此简单地叙述下去，而是极其详细地描写了安娜·卡列尼娜与渥伦斯基的痛苦、动摇、矛盾和忏悔。她在与渥伦斯基生下孩子、患上产褥热后，在病床上真诚地乞求卡列宁的饶恕，希望能够重回原来的生活，努力做一个好妻子。而渥伦斯基也深感卡列宁的崇高和自己的卑劣，掏出手枪试图自杀。不过，当她病好以后再次见到渥伦斯基时，仍然抑制不住本能的生理反应又走到了一起。她挣扎于宗教压抑与情欲满足之间，难以自拔。她有时如一束冲动的野火，勇敢顽强，有时又自感罪孽深重，矛盾重重。她义无反顾地与上流社会的虚伪抗争，同时又难以挣脱法律、宗教、舆论等方面对她的束缚。这是一个时代的典型，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成功形象。难怪列宁会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是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草婴译，译林出版社，2014
以托尔斯泰的标准要求《镜中》显然是苛求。但是，对于我国当代文学中物质丰富时期爱情、婚姻与家庭的描写，时代激荡投射其上的复杂性、矛盾性与丰富性，也理当引起作家们的高度关注和重视。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检视一个作家是否犀利、深刻的关键所在。
贾平凹在一次采访中，曾经这样谈过男人隐秘的、不足与外人道的内心：“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来讲吧，生命力旺盛的、创造力强的人，他一生都在追求女性。当然有些人出于道德价值观念啊或者各种条件的约束，不说出口，但他内心肯定都是这种……每个男人都处于这种焦躁之中，我觉得爱情绝对不是一次完成的，他可以有无数次爱情。”⑯男人如此，女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在物质贫乏的时代，饮食男女为生计所累，可能无暇他顾，甚至可能会为了温饱而出卖着爱情。而在物质丰富的时代，爱情终于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挣脱掉金钱的枷锁而迎来它本身的自然属性。尽管我们离马克思所希望的“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尚有不少的距离，但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使这距离大幅度地拉近了。这次“拉近”如此迅猛，如此猛烈，更主要的是，我们作家在场，我们的当代文学在场。
艾伟是个思考型作家。他深知自己的使命和职责。他曾不止一次表述过对当今社会的看法：“作为今天的中国作家，面对丰润而芜杂的经验世界，他有责任去找寻属于中国人的内心语言，有责任去探寻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身为今天的中国人，我们生命的支柱究竟是什么，中国人的心灵世界究竟有着怎样的密码……”⑰他对现今的中国社会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在努力地把它记录下来。
人们可以期待，他的创作应该有着更为美好的前景。
（朱静宇，同济大学中文系；栾梅健，复旦大学中文系）
【注释】
①栾梅健：《艾伟的小说创作》，《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②③④⑤⑩⑬⑭⑮⑰艾伟：《镜中》，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第356、364、119、414、194、356、52、204-206、414-415页。
⑥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上海文学》1980年第1期。
⑦王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啄木鸟》1986年第2期。
⑧⑨卫慧：《上海宝贝》，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第75、217-218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17-120页。
⑫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451页。
⑯贾平凹、走走：《贾平凹谈人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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