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 | 论现代知识分子岗位的超越性和民间性
《南方文坛》
2023年第3期
陈思和
论现代知识分子岗位的超越性和民间性
文 | 陈思和
章太炎晚年失望于国民党以南京政权取代民国政府，他毅然退出政治活动，归隐民间讲学，弘扬学术，转而成为一个岗位型知识分子。这是1927年以后的事。其实像章太炎这样一位公众人物，是不可能完全归隐民间的。在他身上，庙堂意识、广场意识和岗位意识作为价值取向同时在起作用，只是在某个时段，某一种或两种价值取向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晚年章太炎在苏州讲学期间，一再发布通电、发表言论，关心国事，呼吁抗战，对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也表示赞同，这不能不说是他在政治上的进步。如果从价值取向而言，晚年章太炎仍然是以广场、岗位双重标准为言行旨向，但以岗位取向为重。不过在1927年以前，章太炎一度在孙传芳时代也确实热衷政治活动，这连一向温和冲淡的周作人也看不过去了，发表《谢本师》批评老师。周作人在东京与鲁迅一起受业于章氏，此刻体现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意思。周作人用的是当年章太炎批评老师俞曲园时写的同名文章《谢本师》的题目，认为：“先生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我也知道先生太轻学问而重经济（经济特科之经济，非Economics之谓），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这种意见固然不对，但这是出于中国谬见之遗传，有好些学者都是如此，也不能单怪先生。总之先生回国以来不再讲学，这实在是很可惜的，因为先生倘若肯移了在上海发电报的工夫与心思来著书，一定可以完成一两部大著，嘉惠中国的后学。”①章太炎在孙传芳时代的政治活动的动机与价值取向均与广场、岗位无关，属于庙堂意识在作怪，周作人所说“出于中国谬见之遗传”，指的就是传统文人的价值取向。但很快随着北伐胜利，军阀垮台，章太炎又回到了弘扬国学的专业岗位。这且不去说它了，我现在感兴趣的是：周作人是站在知识分子岗位意识上批评章太炎，与鲁迅站在广场意识上批评章太炎，正好体现相反的价值取向。
鲁迅批评章太炎是“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②，不再随时代前进；周作人批评章太炎与其热衷政治表态，还不如回到专业岗位，继续讲学或者著书立说，嘉慧后学。周氏兄弟的不同立场反映了当时知识精英的两种价值取向，即鲁迅坚持的广场意识和周作人坚持的岗位意识。周作人后来在沦陷时期出任过伪职（教育督办），影响后人对其历史功过评价。研究者难免以偏概全，不能辩证把握，连同他在五四时期的业绩也一并抹杀。这是不公平的。周作人于现代文学史和现代知识分子史的贡献，不止于散文小品的创作，也不止于希腊文和日文的翻译，他的存在提供一种价值取向的范式。这种范式的利弊我还会做进一步辨析，但因为他的理论倡导和自觉实践，使得严复、张元济、章太炎以来的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实践道路得以真正成型。为什么这么说？严复、张元济、章太炎等人（包括稍后的王国维）都是从传统士人阶层转型而来，他们在转型过程中功在确立了民间的专业岗位，无论学术翻译、现代出版还是民间讲学，都推动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的形成。但他们本人却属于传统士人阶层，无法与庙堂完全隔断关系，政治上还留有保守的、迎合庙堂的一面。而包括周作人在内的《新青年》同仁是属于广场型知识分子，他们与废黜的清政府没有感情，对北洋军阀政府深感厌恶，甚至对马上夺天下的国民党政权也不屑一顾，他们与庙堂是对峙的。所以，晚清时期他们是激进的革命派，共和初期他们都是以言论争自由的广场型知识分子，反对尊孔也反对复辟；到了北洋军阀的后期以及国民党政权初期，国家的民主体制已经遭到破坏，北洋军阀靠武力镇压来维持统治，国民党新政权更是在战争与大屠杀中建立起来的，连没有丝毫奴颜媚骨的鲁迅都承认：“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州的。”③遑论一大批从广场上撤退下来的知识人群。这个时候，流浪型和岗位型的知识人群再次分化，大批流浪型知识人群在坚持广场斗争中逐步走向了现实政治斗争；而一批在专业上已经做出成绩的学者、专家和文人，最后归宿就是留守在自己的专业岗位上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对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表述得最完整、最自觉的是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周作人也是广场型的知识分子，但是与《新青年》同仁相比，他与鲁迅都属于比较外围的圈子，鲁迅偏重小说与杂文创作，周作人更偏重理论建树和翻译。“人的文学”之提出，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学的纲领性的理论主张。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别的五四健将还沉浸在光荣与梦想的胜利喜悦中，周作人却已经在反省知识分子的广场型价值取向了。寥寥数言的短文《胜业》里，他自称是“野和尚登高座妄谈般若，还不如在僧房里译述几章法句，更为有益”。接着，他提出了要各人“自修胜业”。所谓“胜业”是佛教用语，周作人把它借用过来，指的是每个人自己须有的专业。他宣布说：“我的胜业，是在于停止制造（高谈阔论的话）而实做行贩。别人的思想，总比我的高明；别人的文章，总比我的美妙：我如弃暗投明，岂不是最胜的胜业么（吗）？”④他所说的“行贩”指的是翻译。周作人精通多种语言，对古希腊语、拉丁语、英语、日语都有很深的造诣，由语言通向欧洲古典文化和日本古典文化，以及东西方的民俗学。他随随便便地说出自己能够胜任的工作是“行贩”即翻译的时候，在其背后已经梳理了好几个知识体系。与刘半农成为中国实验语音学学科的奠基人一样，周作人是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先驱者、欧洲古典学的研究专家。他与刘半农不一样的地方，刘半农做了大量工作并没有陈述自己的价值取向，而周作人则在他刚刚确定自己的“胜业”并付诸实践的时候，就公开竖起旗帜，宣布自己可以做什么，不可以（或者不想）做什么。周作人对于自己一生所追求的专业，早在20年代初就规划好了的，是有充分自觉的。
同时，周作人又是一流的散文家，他的大部分学术成果，除翻译外，都是通过他的散文创作表述出来的。这也是他事先规划好的。《胜业》之前，他连续发表了两篇短文：《个性的文学》和《美文》，强调现代小品文的特性。“美文”指英国式的随笔，早已有爱默生、兰姆、霍桑等人树立了榜样，他说：“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⑤他把“个性的文学”界定为：“（1）创作不宜完全没（抹）煞自己去模仿别人，（2）个性的表现是自然的，（3）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上的共通点，（4）个性就是在可以保存范围内的国粹，有个性的新文学便是这国民所有的真的国粹的文学。”⑥这与他之前鼓吹平民文学、模仿文学有很大的不同。五四初期，周作人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等文章中，按着新文化运动的步调，强调文学的人性、平民性以及学习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模仿西方的文学，为的是配合文学革命的主张，批判封建的传统文化。这一立场后来周作人没有改变，但是在《个性的文学》《美文》中，他有意强调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某些抒发性灵的因素，强调中国作家的个性是唯一值得保存的国粹，强调作家要有个性，不能抹杀自己一味去模仿别人，甚至强调要将英国式的随笔文体与中国古文中的小品文体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散文特色。很显然，周作人后来一生坚持的写作，都是与这样一些自我设置的写作目标有关系。周作人是一个成熟的岗位意识者，他对自己追求的知识专业和表达专业成果的形态都有明确的目标。
周作人这三篇文章发表时间接近，唯视其为一体，有些问题才能解释清楚：从所谓“野和尚登高座妄谈般若，还不如在僧房里译述几章法句更为有益”等意思去琢磨，大致可以感觉到，周作人在1921年初已经有意识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广场”拉开距离了，他似乎意识到，做一个包打天下、舍我其谁的广场型知识分子已经力不从心。在即将开始的20年代前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现代知识分子进入了一个辉煌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费一兵一卒，没有动用庙堂的一份权力，而是靠了一份刊物、三尺讲台，有效地传播了新思想、新文化，改变国运的走向。这是一个创造神话的时代，但这也是一个梦想随时可以破灭的时代，令人振奋的兴盛隐藏着瞬间崩溃的危机。以《新青年》阵营为核心的知识分子，成为社会名流，受到万人瞩目；同时又面临分化：陈独秀、李大钊等已经从新文化的广场迈向政治领域，大有问鼎中原之势；胡适也跃跃欲试，试图参与庙堂进行“好人政府”的实验；鲁迅自言“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独自在思想文化、文学创作、翻译新知、学术研究、社会批判、培养新人等多个领域继续实践知识分子的广场使命；而周作人（还有钱玄同、刘半农等）则明确了自己的专业方向，确定属于自己的工作岗位。周作人在《胜业》中举例：“俗语云：‘虾蟆垫床脚。’夫虾蟆虽丑，尚有蟾酥可取，若垫在床脚下，虾蟆之力更不及一片破瓦。”⑦他自觉把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缩小到自己的专业范围，以抵制把知识分子看作是流量明星的社会导向，这对于在广场上自我膨胀的知识精英不失为一帖清苦良药。学界一般认为周作人提倡美文是转向消极人生的开始，此说并不符合事实。20年代的周作人没有因为设立了专业岗位而放弃知识分子的批判责任，贯穿了《语丝》时期的思想文化斗争中，周作人与鲁迅一直是在场的，其激进程度有时还甚于乃兄。
▲周作人：《谈虎集》，上海书店，1987
▼周作人：《谈龙集》，上海书店，1987
如果说，周作人在20年代初期提出“胜业”是对知识分子自我膨胀的警戒，那么，1928年底发表《闭户读书论》，才是知识分子情绪普遍低迷的状态下提出的自我保护主张。“闭门读书”容易被人们望文生义，理解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消极态度，其实这是一篇激愤之作，是对国民党政权白色恐怖还击、抗议的力作，只是运用了迂回的叙事方式，让人难以把握其复杂的思想感情。周作人是一个历史循环论者，在他看来中国社会难以进步，不断重复以前发生过的悲剧，使得历史上的“群鬼”再生。他由此感到恐怖，同时又感到了一种“快感”——因为他用自己的火眼金睛看出了现实社会的某些现象，只不过是历史上的故伎重演而已。他总结说：“浅学者流妄生分别，或以二十世纪，或以北伐成功，或以农军起事划分时期，以为从此是另一世界，将大有改变，与以前绝对不同，仿佛是旧人霎时死绝，新人自天落下，自地涌出，或从空桑中跳出来，完全是两种生物的样子：此正是不学之过也。”⑧周作人的深刻之处，是看到了历史的延续性和复制性，所谓的“新纪元”都是靠不住的。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多次演出“新纪元”来了，最终发现，“来了”的仍然是历史的群鬼⑨。书读得多的人，思考愈深刻，理性也愈强大，不容易轻信鬼话。当然这也会导致消极的因素，由于对历史和现状之关系看得太明白，容易生出悲观，最后导向虚无。周作人就是这么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闭户读书论》无论从思想批判还是从叙事手法来看，都属于现代文学的上乘名篇，体现了五四新文学的现实战斗精神，叙事手法虽然晦涩一点，但也没有晦涩到读不出他的批判性。由此要紧说的是，坚持岗位价值取向的周作人就如同刘半农、钱玄同一样，并没有真正放弃广场型的价值取向，不过是在岗位意识方面更加突出了自己。
在以往的偏见中，知识分子回到学术岗位，就意味对广场的背叛，态度消沉了，放弃了五四新文化的战斗传统。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周作人30年代以后散文小品创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又透过成熟的语言文字，表述了他研究民俗学的深刻见解，以及翻译古希腊罗马时代和日本古代的文学经典，这是周作人在专业岗位上树起的三大高标。1933年周作人自编《知堂文集》出版，他删去五四时期写的许多时文和直接批判社会的文章，但仍然保留了《闭户读书论》《三礼赞》等反讽的批判文章，更多的是从文化批判的立场来展示他的思想成果。确实，与鲁迅相比，周作人在30年代批判性的杂文写得少了，当然客观上也是有原因的。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以后，确立了反五四传统的文化专制体制，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受到高度钳制。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团体活跃在上海，利用了租界、半租界的复杂地域政治，努力扩大言论自由空间，但即使这样，左翼运动仍然是处于半地下状态，鲁迅的文章还经常被删被禁。周作人是一个生活稳定的岗位型知识分子，他对于流浪型知识人群政治化的活动方式和激愤的表达方式都抱有成见，道不同不相谋。从20世纪30年代（仅限于抗战前）的文化格局来看，京沪两地风格迥异，北京的文化空气沉闷，相对平静，适合于岗位型知识分子的居住和工作；上海租界文化的华洋杂糅，人口流动，则更合适流浪型知识分子的活动。周作人放弃写作战斗性杂文，不说明他放弃广场意识，只是在更高层面上履行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他对国民党政权非常厌恶，对尊孔复辟的逆流坚决回击，对亡友李大钊的遗孤细心呵护，而自己则默默坚持在自己选择的岗位上写作和研究。
从知识分子的两种责任——社会责任与学术责任，到知识分子的双重标准——广场意识与岗位意识，我一直在思考现代知识分子二元价值取向的人生状态，怎样才能既在专业岗位上有所坚持，又能履行知识分子良知的使命。晚清到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价值取向只是一个模型，真正需要解决的，还是我直接面对的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选择。
五四前后的中国与19世纪俄国的情况有点相似，两者都处于社会发生断裂式的急剧变化，如托尔斯泰描绘的“在我们俄国，一切都颠倒了过来，一切都刚刚开始建立”⑩，这是指俄国农奴制度崩溃，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崛起，“一切都刚刚开始建立”的势态为一批接受西方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用武之地，可惜，无论中俄，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历史阶段非常短暂，严酷的现实是社会新形态没有按照历史发展规律的顺序展开，却是连带着社会新形态自身所具有的深刻矛盾，推动了更为激进的社会革命提前到来。历史教科书描写的民主共和制度辉煌的一面——《人权宣言》宣告的人权、法治、自由、分权、平等和保护私有财产等基本原则都没有能完美落地。真正的民主制度不曾到来，现代化步伐进退维谷，社会动荡不能不延宕下去，知识分子继续聚集在广场上，这样的处境刺激着激进主义者急于用暴力来最后解决历史的节点，武器的批判比批判的武器更为管用。如前所说，知识分子广场意识急剧膨胀的情况下，作为知识分子行动依据的另一面，岗位意识必然萎缩，被认为是意志衰退、消极逃避、更为严厉的则被视为背叛。陈独秀呼吁青年知识分子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双重价值取向⑪，在严酷现实中难以为继，更多的例子是出了监狱直接赴刑场（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就是如此命运）；或者反过来，进了研究室再也出不来、也回不到广场⑫。监狱与研究室的分裂，就是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与岗位意识的分裂，理想中的知识分子双重标准无法贯彻下去。这是中国（也包括中国革命的样板俄国）的严酷现实决定的，没有一点浪漫幻想存在的可能性。
▲陈独秀：《独秀文存》，外文出版社，2013
面对这样的现实环境，我们上一节所讨论的知识分子岗位型价值取向，还有必要作些补充。周作人发现知识分子岗位型价值取向是在1921年（以《胜业》为标记），他真正宣布退出广场，自觉坚守民间专业岗位，是在1928年（以《闭户读书论》为标记）。周作人在1921年到1928年期间，认真履行了知识分子双重标准的实践：一方面创立了研究古典学和民俗学，翻译西方经典以及散文小品写作等“胜业”；另一方面用写作尖锐批判形形色色的社会阴暗面。他是在1927年目睹李大钊惨死、国民党建立了独裁政权以后，才祭起“闭户读书”的旗，应被视作知识分子在白色恐怖下的消极反抗。广场斗争应该是理性运动，主要方式是言论和书写；当武器的批判占了绝对上风、理性丧失与狂热泛滥的时候，言论和书写都很难被准确表达和准确理解，因此，知识分子广场型政治热情消退而转移专业岗位，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但这需要前提，首先是选择者有自己的专业岗位，而且能安心于此或者喜欢自己的专业；其次需要有相适应的生态环境。
总的看来，知识分子转型期形成的三种价值取向，岗位型价值取向最晚形成。先是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变化中，岗位型价值取向是在传统庙堂型价值取向被废止（这里指的是传统仕途的断裂）的过程中产生的，严复、张元济、蔡元培等为第一代实践者，他们的价值取向在庙堂、岗位两个维度上都是不彻底的；但是在他们的努力和示范下，社会转型过程中涌现出许多民间专业岗位，也就是新兴的社会职业场所，他们实践并培育了第一代民间的职业机构：报社、书店（出版社）、编译所、学校（讲习所）、法律事务所、各种类型的研究所……还有更加接近服务社会的行业，如制造业、建筑业、矿产业、医院、公共卫生以及各类专门性质的行业，这些行业的盛兴和发展，不仅需要有资金投入，更需要有专业知识和技术作为支撑，知识者在那里可以找到合适自己专业的岗位。专业知识者在新兴的行业里从事学术研究、科学实验和著书立说，奠定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最初规模，这也是现代知识分子岗位型价值取向的现实基础和社会导向。其次是知识分子推行现代化进程的实践中，无可回避要面对政治体制的改革，必然会与现存的旧体制发生激烈冲突，既得利益集团会全力以赴摧毁改革。这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当政治环境恶劣到任何言论和书写都无意义，政治理想和政治热情都被瓦解的时候，知识分子唯有三缄其口，转而在专业岗位上投诸所有热情和生命能量。周作人、刘半农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一个环境下形成的岗位型价值取向。这个时候，不仅在社会上拥有相对成熟的专业岗位，知识分子也开始形成相对自觉的价值取向。我们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第一次从庙堂意识分化出来的岗位意识，不可避免地含有庙堂意识的成分；第二次从广场意识分化而来的岗位意识，也同样含有广场意识的内涵：知识分子对专业岗位投诸的热情和生命能量仍然涵盖了潜在的广场意识。知识分子持有的双重标准到了无法坚持的时候，就会转换为一元性的价值标准。但是这种一元性的价值标准依然混合了双重标准的内涵，只是通过更隐蔽的形式，有深度地展示出来。
因此我们在讨论“知识分子岗位意识”或者“岗位型知识分子”这类概念时，前提已经承认了知识分子应具备的专业内外双重标准，只是从价值取向上来区分，他究竟属于哪一类型的知识分子。缺乏专业的广场型知识分子和缺乏社会热情的岗位型知识分子都是不完整的知识分子，已经被排除在我们讨论的问题范围以外。我们现在讨论的岗位型知识分子，主要讨论其究竟是在专业岗位之外、还是之内履行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的使命。但是我想强调的是，知识分子与手工业劳动者或者技术工人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凭专业知识（技术）劳动谋生，但知识分子不仅通过脑力劳动换取生活资料，而且他的劳动本身（即知识本身）先验地包含了人文特质，能够对接受者精神成长方面起到作用，引导他们去关心超越个人性的社会公共事务。这样一种双重叠加的价值取向，比较符合我理想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岗位型价值取向。我在《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中试图对知识分子的“岗位”下过一个类似的定义：我所说的“岗位”包含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知识分子的谋生职业，即可以寄托知识分子理想的专业工作。譬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编辑出版、媒体传播、教育、文学艺术创造、舞台影视形象塑造等。在商品社会里，任何工作都无法摆脱谋生的意义，这无须讳言。但知识分子的岗位之所以不同于一般工作（譬如鞋匠做鞋、司机开车等），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岗位本身寄寓了人文理想。公正理性、道德信念与人格力量，永远是知识分子必须维护的精神传统，这不是抽象的虚幻的，而是融化于普普通通的工作实践之中。
这种超越的形式不再是知识分子脱离专业岗位去介入社会政治，而是在专业岗位之上实现升华，超越岗位的专业范围，进而达到批判社会政治的层面。这里我使用一个关键词：“岗位的超越性。”一般来说，知识分子的身份首先来自拥有专业知识，然后强调除了献身专业岗位外，还要对社会与人类的事业表示关注。这是一分为二的过程。而“超越”则是指知识者坚守在自己专业岗位上，不仅献身专业，成为行业的佼佼者，还要在专业领域里坚持了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履行对权力以及一切社会负面现象的抵制。这样一种以专家身份对权力与社会负面现象的抵制，与他在专业岗位上的创造具有同一性，属于合二为一的过程，我称之“超越性”。具有超越性的岗位才是属于知识分子的岗位。关于这一点，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越来越含有斗争性。
岗位意识包含的超越性，意味着专业岗位上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现实绝不是乡愿，他同样是不妥协的批判者，只是这种批判性并非从广泛的社会层面出发，而是针对了本专业领域的反科学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阴暗面。知识分子既是专家也是批判者。这种超越性与广场意识有相似的地方，两者都有鲜明的原则立场和斗争性，不同的是，它的斗争范围是建立在专业岗位之上的。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尚处萌芽状态，具体实例乏善可陈。胡适在当时发表了一篇极有影响的论文《易卜生主义》⑬，介绍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戏剧《国民公敌》⑭，主人公斯多克芒（一译斯铎曼），正是易卜生塑造的岗位型知识分子，这个艺术典型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产生过深刻影响。斯多克芒是北欧一个南方小城的浴场医生，浴场是在他的建议下修建起来的，给小城带来了经济繁荣，市长正在打算进一步修建新浴场，以谋求提高市民收入。可是有一天，斯多克芒医生发现了浴场的水里有细菌，会带来一种有害于人体健康的流行病毒。经过研究，他又发现是因为水管安装的位置太低，受到了环境的污染。本来这件事很容易处理，医生打报告要求改建水管。但是这样做就会影响浴场收入，还需要花费一大笔资金，更要紧的是，浴场歇业，没有游客，整个小城经济都会受到损失。于是，在市长唆使下市民们（包括医生的朋友、房东、亲戚……几乎所有人）都反对医生的建议。最后的结局是，斯多克芒被解雇、孩子被迫退学、妻儿继承权被剥夺、他的文章没有地方发表，正常的生活全被干扰了，斯多克芒成为“国民公敌”。但他没有屈服，也没有离开小城，坚持孤独一人与整个小城的市民进行斗争。
▲易卜生：《易卜生戏剧四种》，潘家洵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这个作品在启蒙时代被人解读为个人（启蒙者）与众数的斗争。斯多克芒是一个尼采式的个人英雄，一个伟大的启蒙者；但我更愿意从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角度来解读，这部戏剧很好地诠释了知识分子岗位的自我超越。斯多克芒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是一个广场型知识分子。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浴场医生，因为发现病毒，无意之中成为一个吹哨人，接着就遭受到政府与市民的双重反对以及群众暴力的迫害。斯多克芒的主要对立面是他的哥哥彼得，他集市长、警察局长和浴场委员会主席于一身，既代表国家机器和权力，也代表了资本的人格化；另一个对立面是广大普通市民，他们既是广场上被启蒙的“大多数”，也是群众暴力事件的一分子。斯多克芒医生的岗位设置在民间，注定要与这么一批人打交道，既要抗衡来自权力的压迫，还要面对社会人心的阴暗：自私、愚昧、贪婪、懦弱和暴力。斯多克芒医生面临的斗争，难道不是有关社会公共利害事务吗？他进行斗争的意义，不正是在维护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吗？也许在国家板荡变革之际，广场上的英雄能独领时代风骚，但在和平建设的社会环境里，像斯多克芒医生那样战斗在自己岗位上的知识分子更加值得我们的关注和尊敬。易卜生没有在结尾部分把斯多克芒写成心力交瘁的失败者，而是让他在自己的岗位上越战越勇，甚至喊出了：“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⑮易卜生强调的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传统，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斯多克芒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拥有现代科学知识和专业精神，只要他不妥协，最终胜利一定是属于他的。知识就是力量。
这个剧本的主要矛盾是在斯多克芒兄弟之间展开的，兄长身兼数职，他的着眼点就是城市的经济发展、政党权力以及资本利益，综合起来是代表了国家利益，他的行为反映了权力的异化；弟弟却很简单，只是一个忠于职守的医生，他服务于公共卫生，要对自己的专业负责，进而对社会负责。同样面对一份改建水管的建议，兄长顾虑的是方方面面的集团利益（也包括他个人在权力系统中的利益），而弟弟失去的是个人（包括家庭）的利益，挽救的是整个小城民众的健康。如果这个故事能够移植到当代中国的背景之下，则表现为知识分子岗位意识与庙堂权力资本的冲突，近二十年来，数次疫情流行猖獗之际，都有像蒋彦永、李文亮、张文宏等医生挺身而出，充当了保护人民利益的吹哨人。他们都是站在自己的专业立场上仗义执言，体现出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超越性。
确立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知识专业及其超越性是必不可少的。关于这一点，我们过去较少注意到。方维规在论文《“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中列举了西方辞书有关“Intellectual”的定义，他是用“智识者”的中译名来取代“知识分子”：
虽然西方对“智识者”（intellectual）概念的定义不完全相同，各有自己的侧重面，但是它基本上指的是一种类型的人（群）。这些人因为他们的“才智”（intellect），亦即他们的“理性”（reason）而产生影响，常常获得超出一般人的社会荣誉。或者说，在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智识者的时候主要不是看他的受教育程度（虽然必要的、全面的或比较高的教育程度往往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尺度）而是取决于他的脑力劳动和精神活动的性质。他具有（不是内行或专家意义上的，而是博学或哲学意义上的）超越现实、给人启迪的开创精神；不管他是积极的参与者还是冷眼旁观者。他的目光是批判性的；或者，他也可以是一个与社会通行的行为方式或观念保持很大距离的人。这种说法来自德国《迈尔百科全书》对智识者的定义，是一种强调智识者主导精神潮流的“精英”观念。在整个定义中，当今那种在论述智识者的时候似乎必然提及的批判精神、对公共领域的关怀和对政治事务的介入显得相当淡薄。这大概是辞书定义的特点：就事论事，就词论词。⑯
方维规在论文里也认同这一点：
西方就概念论概念的辞书中或一般人对智识者的理解很少把那种在一个（人文）学科具有真知灼见、以生产观念和思想为职业的一流学者排除在智识者之外，不管他是否具有公共关怀和政治介入。以《迈尔百科全书》中的“他也可以是一个与社会通行的行为方式或观念保持很大距离的人”为例，我们是很难把陈寅恪那样的大学者排除在智识者之外的，他那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无疑是智识者的典范。⑰
方维规的理解是准确的。在现代中国的文化语境里，如果西方的intellectual连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都不能涵盖，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这个概念了。
既然是从专业岗位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所谓知识分子特征，当然首先是肯定其人在专业领域的博学与权威，“博学”是指主体内在学问的丰富性和人文性，“权威”是指其在社会行业里的公信力；也就是在“博学或哲学意义上”的超越。一个有文化的人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环境里，以知识渊博以及服务他人的热忱，获得周围和行业人群的尊敬，进而获得公众社会的公信力。从传统农耕社会的文化人（乡村教师）到现代国家专业领域的学术权威（大学教授、科学家、社会名流、文化明星等），都是以这样的形式逐渐建立起知识者在周边社会的话语权。这种权威性仅止于行业，但每个行业都不是在真空里发展的，许多行业是直接在社会中生存，为社会人群服务的。诸如教育、出版、司法、医疗与公共卫生等社会服务领域，以及人文学科的许多相关领域，在行业的专业规范上，它拥有自己的行业标准与独立的话语权，以维护知识专业的客观价值。这种价值取向的确立和实践，从严复、张元济的时代就开始了，但直到1928年前后发生的一个著名事件，知识分子的岗位型价值取向才被两位学术大师用生命宣言的形式张扬开来。
1927年6月2日，在北伐军接近北京的时候，国学大师王国维投湖自尽。社会上对其死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王国维也是近代中国从传统士人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早期接触西方现代哲学和美学，并在学习过程中把康德、叔本华哲学思想引进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写出了《〈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等重要论著，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他后期转向史学与古文字学研究，从地下出土的甲骨文献探索殷商政治制度史，以卜辞补正史书记载的错误，成为新史学的“开山”⑱。王国维是一个从思想到方法都接受了西方现代思潮影响的学者，对中国现代学术事业贡献甚巨，真正攀上了“博学”与“权威”两大高峰。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他力陈中国美学不发达之原因，在于政治功利主义导致了艺术独立审美价值的丧失。他深有感情地描述：
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⑲
在“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念下，士人一向认为：个性唯寄植于庙堂政治价值中方能得以高扬，文学创作只是作家政治抱负的宣泄形式。“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方是文学的至善至美境界。从孔子的“诗可以观”至梁启超的“欲新民，先新一国之小说”，是一脉相承的文艺观。然而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大背于此，在他看来，人之个性在外界种种束缚下无以实现，只能通过自己独立的精神活动自娱。这虽然是白日梦，但在毫无个性自由可言的社会环境中，士人唯求诸艺术这块自由意志的领地。所以王国维把真理的发现、独立审美的快乐，都夸张到与人世间的“南面王”相提并论，自觉确立了“以学术为志业”的岗位型价值取向。在这一点上，王国维高于周作人。周作人提倡的“闭户读书”含有独善其身的消极态度，而王国维树立了岗位意识的最高境界（“南面王而不易”），有兼济天下的含义。所以周作人遇到强大的政治压力会屈服，遁入虚无；而王国维则宁可以死抗争。尽管在理性层面上，王国维所选择的，依然是庙堂型价值取向⑳。
▲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上海三联书店，2018
王国维去世两年后，1929年6月2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集资建造“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耸立在清华大学校园，另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慨然书下著名碑铭，宣言如下：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㉑
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上一份不朽的宣言。当时的情况是，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独裁政权，清华学校已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校名由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谭延闿书写），由五四广场走向庙堂的罗家伦任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1928年暑假到任，在大学里推行所谓“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军事化”的改革，其骨子里是推行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新文化运动中高涨的知识分子广场意识受到压制，独立自由的士风被边缘化，就是在这个时刻，身在新文化运动场外的知识分子陈寅恪挺身而出，用宣言的方式，重申王国维不跟风，不媚俗，独立特性的精神立场㉒。陈寅恪从王国维的精神遗产中提炼出来的，不是具体的学术成果，而是“摆脱俗谛、发扬真理、思想自由、精神独立”十六字。这皇皇十六个大字，前八字是知识分子对岗位的坚守，后八字是对岗位的超越；前八字体现了知识分子拒绝俗谛（不仅指世俗的名利诱惑，还有各种社会流行风潮学说）探索真理的学术勇气，后八字是知识分子在思想、精神上对专业岗位的超越，人格上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真正做到了不媚权，不唯上，洞若观火，清浊自分。由十六个字再进而凝聚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个大字，不仅铭刻在清华校园，也铭刻在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道出了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最高境界㉓。
1993年，我发表了《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我描绘知识分子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庙堂型、广场型和民间岗位型，用的都是文学修辞，具有象征性的含义；并非指具体的空间概念，不能简单理解为庙堂、广场、民间三个平行的价值空间。与庙堂、广场相平行的价值取向是岗位型价值取向。庙堂型是以能否成功获得政治权力来衡量人生价值，广场型是通过社会活动直接推动社会进步来衡量人生价值，而岗位型的人生价值取向则在于置身本行业中能否达到最优秀为标准的。从人生价值的影响范围来说，庙堂型和广场型的站位相对高，鼓励个人直接服务于国家最高权力或者国家的未来前途，而岗位型的范围在本行业，似有局限，常常会被人误以为理想境界不高。但是知识分子专业岗位的多元和超越，决定了它是以多元形态直接连接社会大地，与千百万社会人群正常的、高质量的生活紧密关联。如果我们把三种价值取向勾勒为一个金字塔三角图形，庙堂型旨向在塔尖，广场型旨向在斜线，而岗位型旨向则在底线，它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理想的社会状况是：知识分子以专业知识技术领导各行业的广大从业人员接受培训、教育、指导，通过规划共同来推动行业的发展，进而推动国家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岗位型价值取向实际上是最广泛、也是最具体地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
我们通常是从以下三个标准来考量知识分子岗位型价值观：首先，知识者确立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岗位，岗位型知识人群，具体就是指那些有专业岗位的脑力劳动者，指不仅拥有工作岗位，而且热爱、愿意投入自己所有的人。其次，这个岗位是属于民间的（指属于社会的，服务型的），而不是国家设置的权力机构，岗位上的履职者是专业技术人员而不是官员。最后，专业岗位必须遵从行业（专业）的自身规范，并在行业规范上设定技术岗位等级，每种行业都应该具备顶级标准——用恩格斯的话说，要有“各自领域的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㉔。根据这三条标准，依次出现的关键词是岗位、民间和专业。岗位是主语，民间和专业都是修饰词。岗位的民间性，体现为知识分子的岗位是以社会职业形态独立展开并服务于社会的普遍属性；而岗位的专业性则是指岗位的特殊属性，是以行业规范为标准，而非以官家指令为标准；知识分子岗位的民间性和专业性具有同一性，可以理解为知识分子岗位的精神独立与非庙堂性。岗位、民间与专业是一个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完整概念。
民间是知识分子岗位型价值形态必不可少的一个维度，它保障了知识分子岗位与社会及社会人群的密接联系，保证知识分子的专业工作与民族根本利益的关联。譬如一个小学或者幼儿教育工作者，每天日常工作就是陪伴着孩子成长，看似与国计民生重大决策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一批批的孩子以健康的身体与智力活泼走出学校或幼儿园，在未来三十年以后，他们就自然成为社会主体力量，也就是说，一个小学教师或幼教人员的专业工作（如智力开发是否健全、身体素质是否健康、从小培养的生活习惯是否良好、在孩子心田里有否播下人文精神种子等），可能直接影响到未来三十年后国家民族的面貌与质量，这比那些空喊只有什么东西可以救中国的口号，不是有千百倍的力量吗？这也是知识分子岗位的价值所在。这样的重任，当然不是一般社区、家庭或者老外婆可以任意担当和完成的，它必须由符合行业规范的儿童教育工作者用专业知识来领导社区、小学和幼儿教育单位，与广大从业人员共同来追求崇高的目标。我举这个例子可能微不足道，但它与知识分子从事高端科技工作的意义，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强调岗位的民间性，就是强调岗位在社会的独立地位，这是现代意义上的民间，它与传统社会庙堂—民间二元循环的封闭社会结构有着本质的不同。
我在探讨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取向时，提出了“民间岗位”的概念。起初我引入民间概念，是为了讨论古代士人价值取向的两个维度，民间是对应传统庙堂的另一空间。在古代社会，庙堂以外都是民间，但民间仍然处于庙堂意识形态的覆盖之下。庙堂文化属于大传统的范畴，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联系在一起，归类于统治阶级的精英文化；民间文化属于小传统范畴，它在本质上是与原始生命力联系在一起的、相对粗鄙的自然形态。但在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后，自然形态的民间逐渐被国家意识形态全覆盖；虽然如此，它依然是存在的，仿佛地底下的生命种子，只要有适合的环境气候，它就会以各种生命变形的方式展示出来。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古代社会中民间不是一种与庙堂对峙的价值取向。在传统庙堂—民间的二元循环的封闭社会结构里，士人的价值取向只有一个：庙堂。士人除了进入庙堂为官宦，没有其他能够得到社会尊重的价值标准。所谓隐逸文化，包括更接近民间的江湖帮会等组织，都没有产生新的价值取向，至多在一定程度上对主流的庙堂意识形态发生一点稀释、消解作用。所以我们只能在庙堂价值标准下考量这些现象。而且，在国家体制相对成熟的形态下，民间没有完整独立的空间，民间与庙堂的文化关系不是断然分裂、非此即彼的两大空间。从庙堂立场看，民间是被统治、被渗透的社会形态，是庙堂意愿所折射的社会形态；而从民间立场看，这种被覆盖形态也不是全然被动的，庙堂的覆盖也是一种被民间的接纳与改造。民间生命力蓬蓬勃勃，善于吸收一切外在于它的物质及非物质，有能力把吸收物经过消化转为内在生命的有机部分，这就是我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藏污纳垢。我指出过民间的定义之一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感世界；虽然，在国家权力面前民间总是以弱势形态出现，总是在一定限度内接纳国家权力对它的渗透。‘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㉕，正是这种状况深刻的说明”㉖。
当晚清社会开始进入现代转型之际，最后一代士人毅然转向民间社会，以他们的社会实践来建立专业岗位，建立起各种新的社会职业。这就改变了传统的民间性质，才开始现代意义的民间。从第一代实践者的价值取向看，他们仍然依循古代士人的传统在行事。无论是严复、张元济、蔡元培等自觉建构民间职业岗位，还是像章太炎那样游走在广场议政和民间讲学之间，他们的价值取向都与庙堂保持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依然带有古代士人的庙堂—民间二元循环的痕迹。唯有他们的知识专业增加了新因素，即来自西方的思想学术成果在社会上直接产生作用，从而疏离了为庙堂服务的古老传统。而待到第二代如周作人、陈寅恪等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才明确了民间的岗位意识。周作人提倡的“闭户读书”和陈寅恪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含有拒绝庙堂的自觉立场，知识分子的专业知识具有了“南面王而不易”的独立价值。这才是确立现代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精义所在。
现代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产生与成熟，也折射出另一个问题：古代传统社会庙堂—民间合二为一的结构已被颠覆。首先，旧庙堂被革命推翻，依附在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庙堂—民间二元循环结构崩溃。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军阀政府无力完成民主共和体制建设，导致政局动荡，战争频发，社会出现了“王纲解纽”的形态，政权对社会的制约相对松弛，民间在社会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同时，世界大战又带来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契机，社会上新的职业岗位如春潮般涌现，这可以理解为民间社会在体制松绑以后获得了自主发展，知识分子专业岗位设置在民间社会，直接服务社会，也促使民间自然生命力的蓬勃泛滥。其次，传统庙堂与民间松绑之际，知识分子广场意识便迅速楔入其间。虽然戊戌变法是一场传统庙堂争斗的重现，但维新思想已经掺杂了大量来自西方的新内容，康有为、梁启超都属于庙堂型的士人阶层，他们始终把政治理想建筑在开明君主身上，希望服务于大一统的君主专制；但是他们都接触、学习西学，并能学以致用。在变法前，他们通过民间办报、讲学、组织学会等形式来宣传维新思想，初步形成广场议政的雏形。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海外通过办报大肆宣传新思想，鼓吹新小说等通俗文艺来普及新思想，起到启蒙的“新民”效应，其背后也有广场型价值取向在发生作用。梁启超的启蒙宣传影响了一大批青年才俊，直接推动了后一代知识分子广场意识涌向高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广场意识最辉煌的时期，广场对庙堂的短兵相接的批判，构成了新旧两种势力的新战场，也促使了一大批不屑从政做官、又不愿意参与政治斗争的知识分子回到民间，在职业岗位上从事专业工作。
我们对照转型时期知识分子三种价值取向的消长变化，大致可以看到：但凡广场意识受到挫败之际，岗位意识就会进入一个新的高涨时期。戊戌变法失败是一次，1927年大屠杀又是一次，现代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与传统庙堂实现了分离，形成独立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庙堂崩坏与广场介入固然是其中的两大原因，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现代知识分子创造了客观环境，可以把专业岗位建立在民间的社会之上，直接为社会人群服务，由此产生自身的价值。岗位意识的民间性特征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充分凸显出来，民间性成为知识分子岗位型价值取向的客观保障。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建立在专业与行业之上，而大部分的专业与行业又是建立在民间的社会之上。知识分子从事的专业岗位都有其自身的技术等级和价值标准；知识分子（即专家）的价值标志与他是否拥有行政权力或者拥有政治身份没有直接的连带关系，两者不能、也不应该混淆起来，彼此随意置换与取代。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的界限原则，现代知识分子转型期间的三种价值取向彼此独立地成为现代社会的三块指路牌，构成了20世纪前半叶知识分子在混乱中的思想分野和实践道路。
对于知识分子岗位的民间性特征，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古代士人的不食周粟，也不能狭隘地理解为现代社会中只有私人化、民营化或者外资企业等非官方组织才可能具备民间性，这种狭义的民间概念，唯有在非常特殊环境下才有绝对的意义㉗。然而在正常的社会生活里，广义的民间不是与庙堂相对抗的概念，而是一种相平行的空间，民间的底线就是非庙堂性，即不在政治权力系统里谋取价值，坚持知识分子岗位独立的专业的价值取向。知识分子岗位的民间性，更多地体现为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指的是知识者忠于专业的独立精神和非庙堂性，知识者的劳动过程自然可以与庙堂、广场发生广泛联系，但不是以服务政治或利益集团。举一个现成的例子：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原有京师大学堂的背景，在民国初期，它具有国家意志是无可讳言的，蔡元培是民国政府任命的北京大学校长。但是在北大任教的教授们，忠于专业知识和职业操守，认真培养学生和研究学问，依然具有民间性特征，能与庙堂保持相对的独立。蔡元培制定的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就是尊重学术自由发展规律，不是一家独大，也不是两家争鸣。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在北大提倡新思想，提倡白话文，其影响的广泛性远在上海时期之上，原因也就是具有了北京大学作为国家最高学府的背景，但这不妨碍《新青年》是民间知识分子办刊，也不妨碍北大教授自由选择人生价值取向。在国家最高学府担任教授职务的学者，依然可以拥有民间岗位型的价值取向，虽然他们领取的是国家薪水，但与旧庙堂的翰林院有本质区别。北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提倡新思想，发起新文化运动，发动学生游行干预国家外交事务，足以产生与国家权力相抗衡的进步力量，成就了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形成知识分子广场型价值取向；同时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各自专业领域埋首学问、整理国故、实验语言文字改革、开拓新学科、建立各类专门学问的研究机构等，形成了岗位型价值取向。事实上，知识分子的广场型、岗位型价值取向都可能发生在具有国家背景的高等学府之中，而不仅仅限于独立的民间社会。工作岗位即使不设在民间，岗位上的专家依然可以选择民间岗位的价值取向。
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专业岗位不可能纯然属于民间，尤其是一些比较高端的科学研究领域。如民国第一个十年中，地质学家丁文江主持地质研究所（1914—1916）和地质调查所（1916—1921），之前他还担任过的民国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这些机构都是国家政府行政部门，丁文江在这些专业岗位上培养了中国第一代优秀的地质学家，对国家地质资源作了全面调查，功在国家，利在民族，为国家现代化矿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显然这些科学工作是无法通过民间来完成的。又如1928年国民党政府组建中央研究院，蔡元培出任院长，傅斯年是研究院的创院元老，他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把一个大学附设的学术机构提升为全国性的学术机构，所聘研究专家都是一时之选。20世纪30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傅斯年领导下，历史组整理清朝内阁大库档案、出版明清史料文献，考古组对安阳殷墟文物的抢救、整理、调查等，做出了极为重大的学术贡献。在人文领域的学术研究，有些方面可以通过学者个人的天才劳动来完成，但有许多人文学科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也是必须依靠学者团队以及国家资源的投入才能完成。正如傅斯年所指出的：
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㉘
傅斯年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现代学术特点很重要。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如果是实行正常的民主体制、从事和平建设的时期，文化学术工作当是建设国家软实力的必要组成部分，必须设置大量的学术机构，投入国家资源从事学术研究，营造出人文学者和科学工作者单靠私人力量无法完成的学术环境和研究条件。现代知识分子的专业岗位虽然是以设置在民间社会，直接服务于社会人群为标志，它可以通过市场需要和社会公益来调节资源流通，但对于高端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包括国家教育事业，主要还是依靠国家的资源投入。除了傅斯年所列举的上述种种方面，最重要的是国家有责任保障科学家和学者的生活质量和尊严，保证科学家和学者在各自研究领域能够树立起真正的权威性，以及他们的正当工作权利。在这些原则的前提下，知识分子岗位型价值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以专家的社会身份服务于社会，他们的专业性体现在自己行业的绝对优秀标准，忠诚学术事业；他们的民间性体现在知识者自觉属于社会人群的一员，他的工作代表了社会最广大人群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或者集团利益。一旦在行业领域发生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局面，受聘于国家学术机构的权威专家的民间立场和专业立场就会变得非常重要。不管是国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不管是国家背景的科研单位还是民间社会形态的职业岗位，知识分子岗位型价值取向中，民间性总是一个内在的指标，民间性和专业性是不变的两大特征。岗位型知识分子的自我超越，也是在民间性和专业性两大立场上才能实现。充分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完整理解像丁文江领导的地质调查所、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工作的价值所在，他们对学术机构的领导工作依然属于知识分子的岗位职责。
但是，作为国家学术机构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个人价值取向的选择，是可以二元甚至多元并举的。知识分子民间岗位的价值观，未必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尤其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和1927年国民党建立政权两个特殊时期，新的国家形态总是吸引传统士人转型而来的知识分子重温旧梦，继续向往传统的庙堂型价值取向。丁文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㉙。作为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科学家，一个长期进行田野调查的地质学家，他的专业工作与民间社会有着广泛的联系，他的价值取向本来应该更多地偏向知识分子岗位型的，但是不，丁文江的价值取向宁愿选择庙堂。他与胡适在办《努力周报》时发生过一场争论，起因是丁文江在燕京大学的讲演《少数人的责任》，直接批评胡适㉚。丁文江驳斥胡适在《新青年》时期提出“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指出这是对国家不负责任，他提倡少数知识精英（“好人”）积极参与到政治事务中去，批评政治，干预政治，改革政治。丁文江如果仅仅宣传这些观点，其价值观仍然没有超出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但很快他就有了行动——直接参与到孙传芳麾下去谋求“好人政府”了。1921年丁文江辞去了地质调查所所长之职，当了北票煤矿总经理，据说是因为家累太重，便辞职下海。这真是大专家办实业，短短五年不到，煤矿日产提升到两千吨，足敷开支后有余，成绩斐然。但是丁文江的兴趣始终不在具体的专业岗位，他在这期间四处奔波，办《努力周报》、呼吁“好人政府”，还研究军阀张作霖系的军事组织和军事活动，为自己参政做准备。1925年底前后，盘踞江浙五省的孙传芳军队击败张作霖的奉军，丁文江积极参与到孙传芳的地方政权建设。当时孙传芳在谋划把上海与江苏省分离，他自任上海淞沪商埠督办，任命丁文江为督办总署总办，全权代表他筹划“大上海”规划。淞沪商埠督办权力很大，上海交涉使、上海道尹、警察局长等都归督办公署的领导。丁文江全力以赴，推行这个“大上海”建设计划，不过，才做了八个月便随着孙传芳的军事失败而作鸟兽散，一腔书生热血化作灰烬，为时人所诟病㉛。丁文江从政失败后，不得不回到专业岗位，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当教授，还是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但他的志趣仍然是在庙堂，胡适指出：“他的新志愿好像是要为国家做一个‘科学化的建设’的首领，帮助国家‘判断政策的轻重，鉴别专门的人才’。他放弃了他最心爱的教学生活，接受了蔡元培院长的请求，担任其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正是因为他认清了中央研究院的使命是发展科学的研究，领导全国学术机关的合作，帮助国家设计经营科学化的建设。他在那个时期主张‘新式的独裁’，也是因为他诚心的相信他所谓的‘新式的独裁’是同他生平的宗教信仰和科学训练都不相违背的，是可以领导全国走向‘建设新中国’的路上去的。”㉜胡适语气略带微词，明显不赞同丁文江的价值选择。丁文江是个优秀学者，但是在专业岗位上总是心有旁骛，向往能在庙堂发挥更大作用。1935年底，为了国家备战，他赴湖南粤汉铁路沿线勘察煤矿，不幸煤气中毒，不治身亡。时间是1936年1月5日，才49岁。他最终还是牺牲在自己的专业岗位上。
丁文江是一个现代庙堂型的知识分子人才，可惜生不逢时，没有施展他这方面才能的机会。当然原因也不完全是客观的。丁文江热衷庙堂价值取向，急于在政治上做出政绩，往往对自己缺乏清醒认识㉝；他是一位优秀的地质工作者，可惜在科学研究上没有达到最辉煌的成就㉞；他也是一个在广场上纵横捭阖的活跃分子，发表过大量政论，但也未见得高明㉟。也就是说，丁文江向往的庙堂，没有给他多少实践的机会，而在他本来可以做出许多成绩的专业岗位上，也没有成就他本来可以达到的贡献。根本原因就是在丁文江的价值观里，没有民间这一维度的位置，他向往的始终是庙堂，试图通过政治权力来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他试图创办新式军事学校，鼓吹“新式的独裁”，规划“大上海”建设计划，以专家身份去勘察煤矿，都是把庙堂利益视为最高利益。这是庙堂型价值观所决定的。他自觉为国家献身的精神是值得敬佩的，也不必考究他投靠的是旧军阀还是新军阀，但终究是一个悲剧。与丁文江经历相似却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例子是傅斯年，傅斯年也是一个游走在广场、庙堂间的知识分子，但是他的价值观是坚定不移的，就是一个广场型知识分子，他虽然参与庙堂的各种组织活动，但始终在履行知识分子的民主立场，对军阀政府深恶痛绝，对国民党政府坚持严厉批评，同时他又是一个岗位型知识分子，利用国家资源领导了重大学术研究工程，他有能力转换庙堂资源为知识分子的专业岗位服务，而不是相反的被权力异化。在傅斯年的岗位型价值取向里，那种坚持独立精神、非庙堂性的批评立场，都体现了知识分子岗位型价值观所包含的民间性。民间性能使知识分子在庙堂面前保持清醒的距离和批判性的认识，而不会在权力的腐蚀下与之同流合污。
在现代社会如何完整理解民间的意义，我自己也是在不断探索中。1993年我把民间概念与知识分子的专业岗位的价值取向联系在一起，有意对其进行深入的探索，其中也寄托了自己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期望。我所期待的未来的理想社会，是现代民主制度健全，社会各行各业的运行依靠大量专业人士与普通市民来共同参与决策，政府机构只是承担某种管理和监督功能，同时也必须在民意的认同之下。市民是城市的真正主人，社会各阶层人群共同参与社会的建设，而专业人士是真正的权威。就知识分子的自身建设而言，庙堂的价值取向应逐渐淡化，民间的专业的岗位型价值取向要成为社会认同的主流价值取向。这样的社会才能比较健全地朝着现代、民主、文明的社会形态发展。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
【注释】
①周作人：《谢本师》，初刊于《语丝》1926年8月28日第94期。
②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67页。
③鲁迅：《〈三闲集〉序言》，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页。
④周作人：《胜业》，初载1921年7月30日《晨报副刊》，后收《谈虎集》。此引文引自《谈虎集》，上海书店1987年根据北新书局1936版6月第五版影印本，第73-74页。
⑤周作人：《美文》，初载1921年6月8日《晨报副刊》，后收《谈虎集》，第41页。
⑥周作人：《个性的文学》，初载1921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5号。后收《谈龙集》，此引文引自上海书店1987年根据开明书店1930年第四版影印本，第252-253页。
⑦周作人：《胜业》，载《谈虎集》，第73页。
⑧周作人：《闭户读书论》，载《知堂文集》，天马书店，1933，第30-32页。
⑨周作人的历史循环论在多处文章都有表述。如《历史》里说：“假如有人要演崇弘时代的戏，不必请戏子去扮，许多脚（角）色都可以从社会里去请来，叫他们自己演。我恐怕也是明末什么社里的一个人……”见止庵校订：《永日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134页。又如，《命运（闲话拾遗十八）》里说：“几年前我有过一句不很乐观的话，便是说历史的用处并非如巴枯宁所说，叫我们以前事为鉴戒，不要再这样；乃是在于告诉我们，现在又要这样了。”见《语丝》1927年4月9日，第126期。
⑩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草婴译，译林出版社，2014，第1045页。
⑪陈独秀：《研究室与监狱》，初刊于《每周评论》1919年6月8日随感录专栏。载《独秀文存》第2卷，亚东图书馆，1922，第50页。全文如下：“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⑫从研究室返回广场的例子，在中国很少见。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属于例外，但他很快就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
⑬胡适：《易卜生主义》，初刊《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
⑭易卜生著、陶履恭译：《国民公敌》，最早译本在《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6号的“易卜生专号”开始连载，当时的译名为《国民之敌》。1921年潘家洵（1896—1989）翻译出版的《易卜生集》第2册，也收录了此剧的新译本，译名为《国民公敌》。
⑮本书使用潘家洵译本，载《易卜生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第400页。剧名又改译为《人民公敌》。
⑯方维规依据的是Meyers Enz yklopädisches Lex ikon，9.Auflage，Lexikonverlag：Mannheim/Wien/Zürich1971/1981.
⑰方维规：《“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⑱郭沫若语。原话是：“就和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一样，鲁迅是新文艺的开山。”见《鲁迅与王国维》，载《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301页。
⑲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第36页。
⑳1923年春，王国维经蒙古贵族升允推荐，充任紫禁城内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自此以后，王国维把自己命运与逊帝溥仪捆绑在一起，以维护弱者自居，与民国初期野心家们的政治舞台相对立。以王国维接受西方学术的程度，思想绝不至于保守，但他这么做的主观动机，远较那些奔走于新贵门下谄媚者高尚清白得多。我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溥仪小朝廷在王国维的潜在意识中，很可能作为磨炼自己的操守、德行和意志、证明自我价值的象征体。参见拙作《本世纪初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影响——王国维鲁迅比较论》，初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收编年体文集《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1994，第111-136页。
㉑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18页。
㉒据1927年6月29日吴宓日记记载，王国维去世不到一月，陈寅恪与吴宓同时做出了重要决定：“与寅恪相约不入（国民）党。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艰难固穷，安之而已。”见吴宓：《吴宓日记》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363页。
㉓1949年，陈寅恪拒绝许多友人要他去台湾香港的建议，南下留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同时也拒绝了朋友邀他进京做官。1953年11月21日，他接到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签署的联名信，要他出山担任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口述回信作复，提出两个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政治学习；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向学生汪篯出示他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重申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则，他声明自己决不反对现在政权，但在明知这两个条件不可能兑现的情况下，仍然要强调“为学术争自由”。他私下对学生黄萱说，“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铭时，就持学术自由的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见吴定宇：《学人魂——陈寅恪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第184页。所引材料见中山大学档案馆。
㉔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14页。恩格斯的原话是：“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成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黑格尔和歌德都是德国的伟大知识精英，恩格斯所说的他们各自领域，当然是指黑格尔在哲学、歌德在文学领域所创造的伟大成就，这是他们的专业岗位，而不是指他们在国家政治领域（庙堂）的所作所为，在后者，恩格斯毫不留情地指出他们还是“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
㉕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70页。
㉖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载《陈思和文集》第6卷《新文学整体观》，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第271页。
㉗我这里指的“非常特殊的环境”，如中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任何具有占领者背景的学术机构都不应该成为知识分子的岗位，只有在这样的特殊境遇下，民间才有绝对的非官方的意义。周作人在这个问题上失足，就是与他混淆了狭义与广义的民间岗位意义有关。
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初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10月。参见傅斯年著、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第11-12页。
㉙有关丁文江的传记资料，本书主要参考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载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365-502页。
㉚丁文江在演讲里说：“要认定了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的当，说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他所指的“人家”即是胡适。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里考证说：“在朋友的谈话中，他（指丁文江）常说的是：‘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要先从思想文艺下手！’”丁文江在演讲里强调：“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无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责任的能力。”见《胡适文集》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403-404页。
㉛平心而论，丁文江实施“大上海计划”还是有价值的，只是实施时间太短，来不及看到成效。胡适对此有公正评价：“在三十年后回看过去，有两件事是最值得记载的。第一是他建立了‘大上海’的规模，那个‘大上海’，从吴淞到龙华，从浦东到沪西，在他的总办任内才第一次有统一的行政，统一的财政，现代化的公共卫生。他是后来的‘上海特别市’的创立者。第二是他从外国人手里为国家争回许多重大的权利。傅孟真说，在君争回这些权利，不以势力，不以手段，只以公道。交出这些权利的外国人，反而能够真诚地佩服他。”见《胡适文集》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434页。
㉜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478页。
㉝举一个例子：丁文江曾经在孙传芳面前提议办一所现代军官大学，培养现代军人，并自荐做校长。孙传芳听后哈哈大笑，说：“丁先生，你是个大学问家，我很佩服。但是军事教育，我还懂得一点——我还懂得一点。现在还不敢请教你。”见《胡适文集》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431页。——可见在军阀的眼里，丁文江完全是在书生谈兵。
㉞胡适在丁文江传记里说到丁文江离开后的地质调查所：“在纯粹的科学研究方面，这个机关不但建立了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并且领导了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成为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研究的中心。北京附近周口店一区的系统的发掘，后来在民国十六年（1927）以下，陆续发现‘北京原人’四十多具的遗骨，也是地质调查所领导提倡的科学大成绩……”见《胡适文集》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431页。可惜的是，地质调查所领导这些重大科学发现的那段时期，丁文江却热衷在帮助军阀推行“大上海”计划，徒劳而无功。
㉟丁文江在20世纪30年代初与胡适等办《独立评论》，发表许多政论。他于1933年去苏俄旅行考察，他不赞成苏俄共产主义，但对斯大林式的专制体制却颇有赞赏，认为苏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一种实验，回国后一再鼓吹“新式的独裁”。他宣布他的信仰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宗教，与苏俄推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是相一致的。幸好他的“新式的独裁”理论在国内没有引起很大反响，否则的话，当时很容易被蒋介石独裁政权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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