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爽、周绚隆：在《文献》编委扩大会上的发言

陈爽研究员

主持人：下面是陈爽老师的报告。

陈爽：我的文章，只是一个提纲。题目中有“数字化时代”的字样，但并不是谈所谓技术手段，而是说数字化时代来临之后，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和一些尝试的解决方案。

另外，之所以把这个题目限定在“中古文献”，是因为时代不同，材料的来源是不一样的。中古文献，就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中古史之难，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确证，但有时足以反证，往往不能确断。”与其他时段相比，中古文史研究由于基础文献相对匮乏，研究者对于文献辑佚也更为倚重。

清末民初，中古典籍的辑佚成为一时之显学，著述甚多。一个世纪以来，随着诸多域外汉籍和稀见古籍的刊布，新佚文时有发现，辑佚之学不绝如缕。但是自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数十年间，由于计算机的使用和网络的普及，使得古籍的载体和介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也使古典文献的研究手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

数字化为文献辑佚提供了利器，大家都已经享受到了其中的便利，这个不必深谈。我觉得，这也同时使得传统的辑佚之学面临危机和挑战。所谓危机，一是数字化检索极大提高了检索效率，但同时也降低了所谓的学术门槛。学人对纯辑佚类著述的需求降低和减少了，因为它似乎变成人人都可信手拈来做到的事。而且由于存世的佚书和佚文数量有限，不能保证充足的资料来源，限制了学科的稳定增长和输出，辑佚作为文献学分支学科的地位面临着下降的趋势。我们开历史文献学的课，讲辑佚学，方法讲了很多，例证也讲了不少，但是同学往往问我们：学这些现在还有什么可为的呢？往往是有屠龙之术的感觉。

表现之二，就是在数字化时代怎么样对待前人往圣的辑佚成果。因为数字化的检索结果和前人手工翻检的辑佚成果相比，可以看到质量相差很大。前人辑佚成果大多与现代学术规范的要求相去甚远，越来越从所谓宝贵的学术遗产变为沉重的历史包袱。这就让当代学人面临选择：到底是尊崇旧著、勉力订补，还是另起炉灶、重回原典。

举个例子，南朝的顾野王写过一部《符瑞图》，《陈书》中有记载。元陶宗仪《说郛》有个辑本，只辑了区区的7条，而经我们数字化检索之后所得佚文可以达到47条。陶宗仪缺乏相关的知识储备，他把顾野王属为晋人，把书名抄成了《玉符瑞图》，而这些错误被清黄奭《黄氏佚书考》全盘照抄。这类质量较为低劣的辑佚成果俯拾可见，完全不达到我们现在学术规范。我们怎么样对待这样一些成果，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我个人觉得，在数字化时代，辑佚应该定义为为文史研究者提供线索和导引的辅助手段，而不是画地为牢的专门之学。相信大家都已经注意到，现在很少有所谓专门的辑佚学家，绝大部分都是由从事文史研究的一线学者完成，对他们来说，辑佚不再是研究的目的，辑佚只是研究的基础和前导。

就中古文献辑佚而言,可以尝试在辑佚对象、辑佚规范、佚文的编次与考辨等方面做出改变，以适应新的学术环境和新的研究需求：

其一，拓展辑佚的视野，将辑佚的对象由整部佚书的辑录转向零散佚文的搜求。传统辑佚的主要关注对象，是古代著录中的已亡之书，而对完整传世文献中的脱漏，并未予以足够重视。就中古文献而言，在最终形成版刻之前，大多经历长达数个世纪的手工传抄过程，写本时代除产生大量异文和错讹之外，文本的散佚也成为不可避免的普遍现象。通过中古类书等文献的征引，尚可见一些逸出传世今本的文字，以我对《太平御览》所引南北朝正史与今本比对来看，几乎每部正史都有相当数量的不见于今本的佚文或“准佚文”，少则数字数句，多则有数百字的完整段落,数量可观，都是学人罕有征引的“史料死角”。在学术研究日益专门化和精密化的当下，无论是史传中的记述史实的逸文，还是文集中失落的零散残句佚篇，都弥足珍贵。数字化检索使得全面而系统的资料清理成为可能，以辑佚与校勘相互配合，相互印证，让诸多“无版本依据”却“有文献可征”的佚文由隐而显，真正发挥其史料价值，应是辑佚工作的职责之一。

其二，改变辑佚的操作规范，由选择一本、“择善而从”转为保留众本、广列异文。古籍引文有很大随意性，一条佚文往往有多书征引，无意的错讹和脱漏，有意的改写和补缀俯拾皆是。传统辑佚录文的通则，是主其一条，“择善而从”，即由辑佚者认定年代较早或内容较为完整的引文作为底本，以他书引文作为参校，这实际上使用的是校勘学中最危险的“理校”。无论是“底本”的选取，还是异文的取舍，都有相当的主观性和随意性，经过“辑校”后形成的录文（现今很多的新辑本仍以“辑校”为名），虽文字较为通顺，内容相对完整，却是一个非甲非乙的新本，按照时下通行的学术规范，在研究论著中甚至无法直接征引；或者是后来的使用者从这类“辑本”中找到了线索，真正需要称引时，人家还是去看原书、引原文。有鉴于此，在数字化时代刊布成本大大降低的当下，可以尝试减少“择善而从”的主观按断，逐书、逐条地完整排比不同古籍中引用的佚文，使之最大限度保持文本原始状态，让使用者根据研究的需要自行判断取舍。

这里也只举一例，就是南朝纪义《宣城记》，有一条“临城舒氏女坐泉化鲤”。《文选注》《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凡六见，详略不同，文字互异，仅首句便无一条文字完全相同。如此大的文本差异，我们能够说哪个更准确、哪个应为底本吗？显然很难做选择。如果是主观地选择一个，不光增加了辑佚者的校勘成本，而且给读者的阅读感受也不好。

陈爽老师会议PPT

我认为比较理想的辑佚新范式，就是徐冲老师在他的《〈献帝起居注〉辑考》中所展示的那样，虽然这五六条几乎说的是同一个内容，但是其中详略不同，而且上下文的史料环境也不一样，把它们全都列出来，不加入主观的态度，不对佚文本身做主观的判断，而是在后面的案语中做一些具体的考辨。我认为在当下的学术环境里，我们作为研究者，可能更需要这样的辑佚方式。

其三，改变佚文的编次与考辨方式，由补缀文字、恢复旧貌转为分析文本，定位史源。传统辑佚每每以恢复佚书原貌为己任，旧辑本往往补缀文字，甚至改动原文，以呈现看似完整的历史叙述，却往往给使用者带来极大的干扰和误导。对于所辑录的佚文，传统辑佚的考辨方式通常止步于校订真伪，剔除窜乱。而在数字化时代，可以尝试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对数种同源文本或“平行史料”进行细致对勘，梳理有承继关系的史料群中的相关文本，尽可能追根溯源。通过文本来源的精准定位，将辑佚引入研究层面。

这里也举一个小例子，就是《太平御览》中《隋书·南蛮传》的佚文。《隋书·南蛮传》的结构很特殊，虽然名为《隋书·南蛮传》，但它里面只记载了南海诸国里面的四国，与前代的蛮夷传有很大的不同。为什么记载得这么简略？《隋书》里说是由于史料无闻。但是在《太平御览》里看到引出的《隋书·南蛮传》，除了四国之外又出现了多个国家，而且都有大段的记录，且出处都说是出自《隋书》。这是不是说明《隋书》文本发生了散逸？《太平御览》里的引文可能是《隋书》的佚文，我的初步推断是这样。

但是也有一些反证，比如说《北史》的结构和《隋书》基本是相同的，而且也只有四五国而已。那么就说明在《隋书》编撰之后不久，它的模样就是现在这样，可以基本断定《太平御览》里的这些可能不是《隋书》的佚文。如果仅仅做辑佚的话，就可以到此为止了，就是说虽然《太平御览》引了，但这些不是《隋书》的佚文。

如果我们要再进一步做比对，就会发现《太平御览》这样引，其实和《通典·边防典》的文字、结构有很大的相同或相似性。这样就以《通典·边防典》为线索迁出一个“史料群”来，我们就容易理解《太平御览》为什么要这么抄。我们看到，《通典·边防典》里面很多都是写的“某某国，隋时闻焉”，所以宋代馆臣就想当然的把它编入了《隋书》。再以这个为线索看到，《通典·边防典》里面“隋时闻焉”的南海诸国还有五六个国家都是不见于他书记载的，这就更加难怪《太平御览》要称引自《隋书》了。进一步再看，《太平御览》说这一条出自《唐书》，另外一条出自《梁书》，但是基本文本都是和《通典》高度雷同的。通过这样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就会知道，《御览》所引《隋书》的内容并不一定出自《隋书》原文，几乎所有的南海诸国的文字，都与《通典·边防典》的文字高度雷同，文本同源。

那么《通典·边防典》这些文字来自什么地方？经过分析，应该是来自《赤土国记》等隋人编纂的南海诸国行记。这样我们就顺藤摸瓜地找到了疑似《赤土国记》的一批佚文。虽然文献的脉络还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并不影响我们作出基本判断：《隋书·南蛮传》对南海诸国的记述有重大脱漏。这一疏漏在杜佑编纂的《通典》中得到弥补，相关文本可视为隋代南海诸国的第一手史料。

以上这个例子是我的一个尝试，以辑佚为手段、为线索，发现更多沉睡在史料中的死角，并激活它们，让它们发挥应有的学术价值。

主持人：陈爽老师的报告提到一点，在数字化时代，辑佚的门槛似乎是降低了，但是对辑佚成果的评价标准实则却升高了；而且我们也注意到了陈老师说到的类似情况，即如今的作者并不是以某项辑佚成果为基础展开研究，而是会回到辑佚源文献上去。

借着这个话题，我也顺便回应一下吴格老师上午讲到的年轻学者对我们的批评。从《文献》杂志来说，这几年发表的辑佚文章确实少了。主要是这类发现的重要性，在全部来稿的序列里并不靠前。用刊物的来稿量和发稿量做简单计算的话，只有排序在前10～12%的文章才有发表的机会。如果重要性没有进入这个区间，就没有发表的机会。希望吴格老师也能帮我们做些解释。

下一位请周绚隆老师发言。

周绚隆教授

周绚隆：接到这个题目，我有想法，但没来得及写文章。最近实在是忙：我刚刚转岗，夏天忙着搬家、备课。上周接了古籍保护中心的任务，讲了一次古籍整理。但是交流一下粗浅的想法。

会议题目是“文献学的未来”。文献学的未来现在还不好判断，但大的方向是数字化，现在看得很清楚。这里面有个问题，我跟好几个人交流过，不管数字技术怎么发展，基础的整理和研究都离不开学术参与。

我到中华书局的时候，古联公司做了基本古籍库，他们的专利技术自动化标点识别率已经超过了90%。过去整理的纸本文献，古联公司跟一些出版社合作，用了他们的电子文本。我发现原来纸书整理的一些错误，电子版并未纠正。后来了解到，大家怕改了电子版，跟图像对比时，就会把纸书本身的质量问题暴露出来。基于这样的考虑，只能维持原来的样子。所以说，技术的进步得跟学术的进步、认识的进步同步，才会有更大的发展。

上下午听了很多专家发表的意见，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些问题，关于文献学的理论问题，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当然要重视理论的总结，但是也不能仅限于理论的讨论，或者把主要精力放在理论上。我有个感觉，这么多年在古籍整理的实践过程中，你会发现很难有统一的标准，把所有的文献都通纳在里面。因为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文献类型，要面对不同的问题，如果不立足于学科来谈此问题，谁也说不服谁，各自有各自的特殊需求。简单地想用“文献”这个大盘子全部托起来，是不现实的。理论和方法的讨论要以实践推动，而且不能靠小案例推动，必须通过对每个类型的深入整理和总结，才能真正有所推动。

从队伍培养的角度来看，北大古文献专业的设立，对于推动文献整理的发展起到过很大作用。但是现在，从实际工作情况来看，出版社每年新招的学生，上手普遍都比较慢。其实，没有哪个学校能够培养出完全合格的古籍整理人才或者编辑，这种能力要在实践中反复锻炼提高。因为你永远无法知道下一部稿子会碰见什么样的实际情况，在我们看起来很规范的文献里面，经常会遇到特殊问题，需要特殊处理。我在出版社工作多年，经常能看到学术界看不到的风景。即使有名的出版社，名家整理的作品，也有因质量问题而下架的，这都暴露了整理者和编辑存在着问题，有不专业的成分参与在其中。

在具体文献处理实践中，我这几年一直呼吁要深度整理，有人对此存有疑问，今天借机解释一下。

首先，要分别对待，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一视同仁处理，但是对于文献的基础盘子来讲，还是要立足于收全，因为数据化是大方向，这个过程中，人工参与一开始把基础盘子做好，以后返工的过程会少。当然在整理的过程中，为了收全，就难免繁琐，你做研究看着烦，做整理的人其实看着更烦。中华书局有个编辑讲，当年他们编《全清词》，《全清词》的“顺康卷”是中华出的，编的过程真烦，有些作品实在意义不大，甚至有些无聊。但从文献整理的角度来讲你得收全，收全了才能看到词学在顺康时期发展的真实面貌，大家在模仿、创造、实践的过程中，是用什么方式推动清词在往前发展。尽管工作很无聊，但是对学术界了解词体在某个阶段的发展过程起了作用。

其实，我提倡的深度整理是比较灵活的策略。首先要分程度、分步骤，按整理的实际情况，基础好的进一步提升，基础不好的先整理出来再说。当然在具体工作中用什么方法来处理文献，要根据对象的情况决定。我一直强调要先定性，先区别性质，确定了是什么性质的文献，才能确定要做什么工作，这些问题不想清楚，做起来会有问题。

深度整理还有个考量，即基于研究的整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古籍整理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愿意整理的人对这个文献没有研究，有研究的人又不愿意做整理。有些地方整理省级地方文献，就存在非专业人士参与的情况，按照工程发包，质量惨不忍睹。长期在一线工作，让我养成了一种习惯，看书的过程中，总要拿个铅笔随手勾错，质量问题确实很严重。我记得某大学古籍所的所长私下跟我聊天，看不起逗号、句号的工作，后来他跟我合作，就是点不好逗号、句号。古籍整理就是这样，由于它的信息密度不一致，初看可能觉得不会很费劲，真遇到难题的时候，没有深入的研究就是解决不了。

我的感觉，现在高校里大家都热衷于讨论理论问题。做学术研究时可以规避很多问题，你只要选取有用的材料，看到大概明白，写论文是没有问题的。但做古籍整理，这样就行不通了，根本没有办法让你藏拙，一旦出了问题就是大问题。这两天大家都注意到《陈衍诗歌选评注》被批得很厉害，就是非常不专业的人干了非常不专业的事。在出版中好多稿子都是靠编辑最后灭错的，否则情况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更严重。

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古典部工作时，推动了明清集部文献的整理。先策划了“明清别集丛刊”，又出了“乾嘉诗文名家丛刊”“清代诗人别集丛刊”，同时修订出版了袁行云的《清人诗集叙录》，签约了柯愈春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柯愈春在自己没到退休年龄前2年主动提出退休，就是为了修订这个书，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四处访书，我无数次碰见他去国图看书，基本上把他能够看到的书都复核了一遍，这比《清人别集总目》又进了一步，后者主要是用图书馆卡片做出来的。这个稿子我盯了十年，我离开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前跟他签了合同，给他定了很高的稿酬标准。我给当时的法人社长说，这本书值这个价钱，即使将来赚不回来也要出。

基础工作大家要耐心做，与其用理论问题把自己框住，不如立足于实践去做点具体工作。等东西做出来以后看学术界的反应，再总结问题比较好。我们研究文献，主要关注里面的信息。比如我有一次参加出版基金结项验收，在法律出版社出的《清代冕宁司法档案全编》中发现，年羹尧被处决以后，朝廷下了个协查通知到地方，要每个县查实报告，本地有没有年羹尧私藏的资产，有没有躲藏的年羹尧直系亲属，有没有更名改姓的年氏妻妾和孩子。这里面有丰富的史料信息。档案当然有意义，但是不是所有的都要整理出版，则要根据需求量来判断。如果需求量不大，眼下不一定非要整理，数字化了就可以公布。

我在出版业做了多年，对《文献》杂志总体情况也比较了解，我同意可斌兄的意见，办到这个程度已经很好了。千万不要有种自己包打天下的心理，谁也解决不了文献学界所有的需求，尤其是发表的需求。我觉得还是要以研究核心文献作为发表的标准。一个杂志要有特色，不要被其他力量牵制，不要为了适应所有人，最后失去了自己。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时候，文献整理就集中在明清。因为明清空间大，同时明清的整理基础薄弱。我就集中在明清，给学界集中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与支持。现在各种媒体平台越来越多，《文献》杂志发布文献的功能要取消，不要浪费版面。我到了清华以后发现，现在年轻教师压力很大，要多关注年轻学者。

学科的问题。现在有人呼吁出版学成为一级学科，我很反对。当时我说，如果我还在出版业做事，我肯定不要这个专业的学生当编辑，而是要文史哲专业的学生，出版学搞成一级学科将来会耽误学生。但是到了清华以后，这次招生的时候发现，由于强基计划，一半的名额要给古文字，保证强基，这才知道学科的重要在这个地方。后期怎么解决，这不是我们能解决的，只是看到这个问题，第一次知道了学科的重要。比方说批评史，现在批评史好多学校缺人，据说这个专业的萎缩和二级学科取消有关系，这个问题当然也不是我们能解决的。

主持人：谢谢周老师扼要地分享了他26年做编辑的经验。文献整理方法，刊物今年以来也在推动这个选题，期待您后续也将您在实践中总结的写出来，提供给年青一代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