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性抑郁了，沙龙和书店是解药吗？
「在边缘生长」年度系列报道 · 第一篇
“群体治疗” 💊
“政治性抑郁了，我该怎么办？”
11月初的某天晚上，在位于成都玉林彩虹街的一苇书坊，正进行着一场沙龙，主题是“从亚里士多德到斯金纳——共和主义的演变”。沙龙最后的互动环节，有观众向主讲人提出这个问题。
现场沉默了数秒。主讲人把幻灯片调回到“如何关心公共生活？”的页面，上面写着“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不要试图说服别人、寻找最大公约数”。紧跟着后一句是：“尽量不说谎话，不做违心事，如果不得不说谎话，做违心事，不要伤害别人。”
“还是要有内心的坚守，做好自己的事情”，主讲人回答道。
提问人略带迟疑地坐下。这是当晚的最后一个问题，相比于其他围绕着政治哲学本身的探讨，这个话题所能激发的讨论相当有限。
活动结束后，人们并未就此散去，而是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书店老板阿俊从正中的环形吧台站起来，向大家预告接下来几天的活动。沙龙进行的大部分时间，他都窝在吧台对着电脑，看上去很是忙碌。
一苇书坊由两部分空间组成，一半是书店主体，三面书墙围绕着吧台和其身后的长桌——活动通常在这举行。右侧的书墙隔开了另一半空间，一个狭长的长方形。这里正在举办一个诗人的创作展，24小时常亮的灯，照在面向街道橱窗上的展览名：问题解决以后。
我在书店门口抽烟，望着这行字有些出神。两个看上去和我年龄相仿的青年，正兴奋地讨论着“制度”与“共和”，我对他们聊的很感兴趣，便加入了进去。其中一位和我同样来自北京，他叫何首龙，在北京生活了六年，期间做了多份不同的工作，最后一份是互联网内容审核。半年前，他从北京搬到了成都。他选择成都的理由很简单：这里有公共生活的氛围，能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除了一苇书坊，何首龙常去的地方还有敦壩，这是位于成都市郊三圣乡的一间酒吧。过去一年，有上百场活动在敦壩展开，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沙龙、放映和辩论。
来书店的前一天晚上，我正好就在敦壩参加《十日谈》，这是个没有明确主题的对谈活动，取名自薄伽丘的同名小说。组织者灵子和风哥会邀请一位朋友作为当期的主要嘉宾，他们中有作家、艺术家、音乐人、译者、建筑师等等。当晚的嘉宾是成都作家洁尘，在互动环节，也有人问到了“政治性抑郁”的问题。
仿佛人人都知道答案，人人又想来无解。和在一苇书坊一样，这个问题首先换来的是现场心照不宣的沉默，随之而来的答案则颇有一种退让式坚守的意味，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宽慰，但却无法解释这个被伪装成心理症候的社会问题。
我也是带着这个问题来到成都的。2022年，现实的剧烈程度让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正常完成工作，通常在早晨起来后就感到胸闷和气短，对着电脑，持续一整天。表达与交流的赛博空间缩减为负数，为了“安全”只好什么也不说；同样，恐惧以“安全”的名义蔓延，限制着人们的流动。
“找不着出路”的感觉持续到9月底，当时我看到这样一篇报道：一群年轻人在成都的书店和酒吧讨论着公共议题，他们和我一样对外部环境感到疑惑与不解，但却能在实体空间内，以肉身来讨论我们的生活所出现的问题，没有什么顾忌。我模糊地感到一种更加实在的链接与表达正在发生。
何首龙正是这篇报道的受访者之一。在成都不同的活动现场，我发现不少人因同样的理由搬来了这座城市，也有人和我一样专程从外地赶来，短暂体验公共生活。大家似乎要将这三年来心中淤积的郁结，在这片四通发达的土地上疏解与流通。
还能去哪？还能做什么？城市的氛围暂时回答了这组“天问”。何首龙告诉我，在北京的时候，他看新闻会产生更多的无力与痛感。“北京太压抑了”，我俩一同感叹道。而在成都，他至少还能找到一些地方和人，去讨论并安慰彼此。
我开玩笑说，我们两个都是“脱北者”。但我的旅程更短，只能在成都呆上不到两周，就得返回北京。
彩虹街 🌈
一苇书坊所在的彩虹街，是一条不太起眼的老街——藏在“网红路”玉林西路的身后。相比起有着各式酒馆、被赵雷一首《成都》唱红的玉林西路，彩虹街更为低调，人流也不密集。这条街最早兴起的业态是按摩店与棋牌室，白天，街上仍传出阵阵搓麻将的声音。
彩虹街的名字可能会让人联想到这座城市在性别文化上的包容，但实际上，这片社区过去隶属于民航局员工宿舍，与它平行的蓝天路和垂直的白云街都取名自天空的景象，三条街也一道构成了社区的基本尺度：安静，邻里感强。
2019年夏天，阿俊看中了这家店面，这里曾是一家租车行办公室，两边是按摩店。吸引他的首先是性价比：同等面积的店铺，彩虹街上的租金只需玉林西路的一半，而且距离全国闻名的小酒馆只有三百米。
之前他和几位朋友聊过，想做一家可以招呼朋友聊天的空间，一开始想的是酒吧或者茶室，但最后选择了“独立书店”这种形式。成都书店林立，但彼时“独立书店”这四个字仿佛自带营销特质，只要选书的品位不太差，总能吸引到人群。
更重要的是，阿俊从一开始就想将书店打造成思想交流的空间，而不仅仅是卖书和自习的场所。开书店前，他正处在极度焦虑的状态下，以致于染上了急性寻麻疹。他分别去看了内科医生和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告诉他：相比于吃药缓解，他更应该多跟人聊聊天。
书店在深秋开业，开张不久后就赶上了疫情。2020年的春节，阿俊从绵阳回到书店，依靠和朋友们在书店喝酒聊天，他度过了那一个个因为新闻而让人窒息的夜晚。待疫情稍微缓和之后，他便开始筹备电影放映和沙龙等面向公众的活动。
从2020年到如今，一苇书坊每年举办的活动可达百场，彩虹街也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气，一些咖啡馆和青年文化空间相继开在了街上。
启蒙年代 📖
几天后，我和阿俊约在书店见面。高高的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他看上去有些严肃，紧绷，与成都那种悠闲的气质多少有点不太相符。平日，因为工作，他不常在书店，但几乎每场活动都会到场。
已至深夜，他还在和店员整理新到的书，本就不大的书店，除去吧台与长桌，已没有多少可以站立的空间。一进门，他就兴奋地跟我说，刚刚结束的读书会现场视频连线了法国学者潘鸣啸（Michel Bonnin），今晚大家阅读的书目是这位学者的代表作《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
潘鸣啸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随着知青一代跃升为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掌握话语权的人，这个运动对当下的深远影响才会逐渐浮现。
“老潘（潘鸣啸）今天提到一点，我们父母这代人长期生活在军事化和斗争化的话语体系下，他们的知识和语言都是很匮乏的，对子女的教育也成问题。我做书店还是想普及一些常识，带来一些思辨的空间。”阿俊说。
聊到时政和历史，阿俊的语气瞬间高昂起来。小时候起，他就不满足于从课本上获得知识。由于父亲在体制内工作，家里每天都会收到机关派送的报纸，他能第一时间读的是《人民日报》《环球日报》和《参考消息》。上高中后，便和同学一起去学校的阅览室，从《体坛周报》开始，接着是《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和《瞭望》这些报刊。后来他们感觉学校阅览室不够看了，还偶尔约着跑到市图书馆里的报刊阅览室去看。
彼时正是纸质媒体的繁盛时期，阿俊能从报纸和杂志上触摸到一个正在激烈碰撞的观念市场，像张维迎、许小年这样的经济学家给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他也很快接受了诸如“自由市场”和“普世价值”这样的观念。
“到大学的时候，我对从小接收那套主流叙事就脱敏了。08年4月份那会儿，网络上都在抵制家乐福，我就写了篇小短文，大意是中国是全球化和WTO的最大受益者，不应该被极端民族主义绑架。”
虽然对历史和时政感兴趣，但阿俊却去了一所北方的理工院校修读化工专业，因为对文科教材的反感，理工毕业后，也更容易找到工作。
他也有很多同学打算考公务员。大四那年，阿俊参加国考，以笔试第二名的成绩获得了家乡某地级市环境监察大队的面试机会，然而他本人并不知道这个消息。通知面试的网站和公布成绩的网站不在同一个，直到报考了同市法院的同学在网站上看到他的名字。于是他连夜从学校坐火车赶回家乡，终于在第二天上午，赶在截止日期前成功提交资料。然而，阴差阳错再次发生，他始终没有等来任何面试的通知。后来他才知道，他一直盯着之前发布信息的市一级人事网，可信息发布在省一级的人事网。
时至今日，回想起这个没有发生的面试，他感觉自己被系统“耍”了，并认为“有蹊跷，好像就是有人不想让我知道面试信息一样”，停顿了会，他又说：“不过也好，去了估计也跟我爸一个结果，几十年都格格不入，我们的性格就是这样。”
毕业后，阿俊到攀枝花的一个化工厂当了技术员。当同事们在打麻将和玩游戏的时候，他在刷微博和看书。他在微博上关注了一批学者、律师和作家，当时大家在上面针砭时弊，相信“围观改变中国”。
只在攀枝花呆了一年，阿俊便前往成都，相比于他的家乡，成都有美食，松弛闲适，人们似乎有更多的盈余时间去看书和交流，“对权力也不怎么崇拜”。
有一次，他在一个旧货市场认识了一位卖旧书的老人，老人出生于40年代，一直在体制内工作。他的人生伴随着共和国成长的所有曲折和每一次浪潮。老人的藏书质量与数量让阿俊感到惊讶（很遗憾我不能写出那些书的名字），他开始频繁光顾旧书摊，并在成都参加一些文化活动，也慢慢认识了一帮朋友。
事实上，早期来书店做分享的嘉宾，和现在读书会的领读者，大都是阿俊来成都以后认识的朋友。他们中许多人并不是专业学者，本职工作看上去跟思想文化毫无关系，但由于学生时代受过良好的人文通识训练，都有着丰沛的阅读量与成型的知识体系。
比如今晚读书会的领读人，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因为工作原因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可以看书。阿俊说他应该是成都朋友中看书最多的，家里堆的书实在太多，为了避免妻子嫌弃，很多书转移到了办公室。
“活动做多了你就会发现，来的人卧虎藏龙，他们可能一开始只是坐在下面听着，但互动环节立刻抛出一些金句，或者提问的角度很特别，这些人也可能成为之后活动邀请的嘉宾。”
正是这些“野生”的读书人，构成了书店里公共讨论的基础与氛围。2021年夏天，阿俊和一帮朋友在书店招呼远道而来的许知远，许知远看着门口贴着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读书会海报，跟阿俊说，这是在90年代的北京才会发生的事情。
万圣书园的创始人刘苏里也曾来过书店。当这些前辈与偶像出现在自己开的书店里，阿俊感受到了高频活动后“链接”带来的成就感。即使书店从2020年冬天起就一直亏损，他也想要坚持做下去。如今书店的盈利模式主要依靠会员消费，前不久，成都封控大半月，他不得不发文号召大家储值为书店续命。
“大家在这里大多讲的就是常识，只不过今天常识变成了稀缺的，需要传播的东西。”阿俊仍然相信“启蒙”，而在不确定的年代，人们更为迫切地想要知道问题与原因。10月，书店出乎意料地卖出了700多本书，创了开业以来的单月图书销量记录。尽管书的毛利很低，但也带来了一些收入。
“坦率讲，很多顾客买书纯粹是为了支持书店。他如果记下名字上网买要便宜得多，电商平台一做活动，动不动就打5折6折。我觉得只要书店还在，就必然要继续做活动，让大家聚在一起。构建一个"精神共同体'很重要。”
刚开始做活动的时候，阿俊还在朋友圈托人宣传，如今书店的活动已经自带传播效应，活动现场总是挤满了人。
大后方🏕️
像一苇书坊和敦壩这样的空间在成都并不鲜见，在当下的中国，成都也许拥有最活跃的公共生活。
正如成都在抗战期间所扮演的角色一样，这座城市成了大后方，它以其安逸与休闲，接纳了从东部而来的逃难者，也包容了如今不想“卷”的青年，和某种层面上的失意者。
我好奇这是否遵循着城市自身的惯性与传统。来成都以前，我向长期关注成都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学者王笛请教过这个问题（详见《对谈王笛：公共生活何以必要？》）。王笛老师说，成都历来就有悠闲与自治的民间社会传统，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这种空间。
来成都以后，我认识了一位来做田野的社会学博士生，他叫阿博，也是一苇书坊的常客。一开始，他打算研究的课题是“社区治理创新”，在参加了许多活动后，他把课题切换成了“成都的公共领域”，主要关注沙龙、社群和社会创新。
阿博告诉我，第一次去书店参加读书会的时候，他就和素不相识的人们一起呆到了零点。那是2021年的夏天，略微阴湿的天气使人神清气爽，从书店走出来后，他感到了久违的“自由”：
“我在香港呆了六七年，说实话，剑拔弩张的氛围中，其实很难跟大家平和地去聊一些重要的问题，也不太敢表露自己。更早我在北方读的本科，也是这样藏着掖着。一直以来，走到哪儿感觉自己都不太合群，直到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的问题来的，诚恳真切的交流，会有种被触动到的喜悦。”
在成都，他既能够频繁参与探讨公共议题，又能随时抽身投入舒适的日常，并且不担心为之付出过分的代价。阿博计划把成都当做未来生活城市的首选，他觉得自己和成都一样闲散，因而博士论文的进度也显得漫不经心。
“思想文化被包裹在吃喝玩乐里头，严肃才得以延续。成都是一座性价比很高的城市，可以让年轻人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自己‘搞些事情’的愿望。很多从其他地方甚至国外迁移到成都的人，当他们想做些有趣的事情，会发现本地的土壤和文化有利于其发生和成长。”
公共生活的基础之一是活跃的民间社会。2008年汶川地震，大量NGO涌入四川抗震救灾，之后便留在成都。相比于其他城市，成都对于民间组织有更深刻的认知与更大的包容度，政府基层与民间组织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如今，成都也是全国拥有最多NGO的城市。其中一些NGO的负责人后来办起了独立书店，他们中有人曾供职于2000年左右的公共媒体，深受改革开放后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如今也间接影响了这些沙龙活动的讨论氛围。
相对自由和闲散的氛围还需要一个前提。大约十年前，“还权、赋能、归位”首次出现在成都市社会发展规划文件中；在社会治理领域，一批学者型官员保持着一定程度上开明与稳定的政策。“政府对社会力量的参与是相对信任和支持的，这一点至关重要”，阿博补充道。
此外，成都也很重视城市形象的营销，在近年来的城市排行榜里总是名列前茅。阿博感到这是一座极其注重视觉体验的城市，每个角落都要显得“巴适”。
我们从彩虹街走到了巷子里，沿途经过了一家社区婚姻调解中心，它的外墙被涂上了亮粉色，衬着落地玻璃，与之相望的是一片欧式建筑群，那是社区图书馆与刚刚入驻的餐厅，婚姻调解中心乍看之下犹如一个明亮的当代艺术空间。
尽管成都在过去的几个月，相继经历了高温、断电、地震与静默，但闲散的日常旋即又复苏，“管你打雷下雨，麻将还是要打的”，他笑着说。
mó得自由🍵
有人在茶馆“摆龙门阵”、打麻将，有人在书店和咖啡馆里探讨公共议题，二者共同成为市民文化中安逸与休闲的一部分。看似是非常理想的公共生活，然而，初来乍到的兴奋之后，我很快感到了疲惫与迷茫，并开始怀疑此行的意义：
每天从一场活动奔赴下一场，犹如穿越一个个由同温层组成的泡泡，泡泡里的人对你微笑，招手，你好像找到了组织，但是，那个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政治性抑郁”——并没有消失，而是从过去那种想要改变点什么的“积极自由”，滑向了退守一隅的“消极自由”。
真正给我泼上一盆冷水的是彩虹街上的一位酒馆老板，酒馆叫mó得，在彩虹街与白云街的交汇处，以绿色为主基调色。一个傍晚，我行走至此，看到酒馆里收藏着大量的唱片、电影CD与旧书，便坐在吧台喝了一杯。
老板叫蓝叔，蓄着一串大胡子。我好奇蓝叔为何会选择在整条街的最远端开店，相比于其他地方，这里似乎更加低调。蓝叔说他和玉林西路（商业）保持着距离，也和一苇书坊（知识分子）保持着距离。当他知道我来成都的目的后，显得很是不以为然，他认为“政治性抑郁”是自欺欺人，参加活动更像是抱团取暖而不是直面现实，他劝我首先要想清楚该如何面对真实的自己，“面对群体是很容易的，面对自己很难。”他说。
我陷入了沉默，低头看见吧台上的盒子，里面有一系列周边贴纸——以“mó得”开头，后面跟着各组名词，免费领取。在四川话里，“mó得”就是“没有”的意思，我看到只剩一张的“mó得404”，便跟蓝叔说，这两词不是一个意思吗？
他反问我，你看你能不能找到“自由”？
我说，没看到。
他说，早都被拿光啦，自由mó得啰。
蓝叔不愿意接受采访，他说他没想过让更多人知道酒馆，投缘就聊，不投缘就走。他略显骄傲地说，自己从来不去搞什么营销推广，所以酒馆的评分也很低。
我好奇去大众点评上搜了搜，发现还不到三分。里面的差评大都是给蓝叔本人，说他清高、规矩多，不让拍照打卡，也不让大声说话，亦不允许玩桌游。其中一条评论是：
“如果欣赏老板的桀骜，喜欢有一个像初高中班主任一样的角色时刻在身边管着你，那我不拦着。”
后来我才知道，蓝叔早年在成都的亚文化圈里搞了许多有意思的活动，不知道他出于什么原因如今“隐居”在了彩虹街。那个傍晚，我们接着聊了电影和音乐，稍微熟络些后，我发现他并不像看上去的那般“桀骜”，反而变得健谈与爱开玩笑，虽然他不愿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是他的质疑，让我重新思考此行的目的，以及我对公共生活的理解，是否太狭隘了？
同温层迷思 🫂
所谓政治性抑郁，真的可以被公共生活治愈吗？
阿博也有过类似的怀疑。在他参加的一场活动中，聊到各自的“政治性抑郁”时，一个女生突然崩溃大哭，大家有些错愕，甚至来不及去安慰她，直到她走出去，啜泣声才慢慢停下来。他感觉，在成都，人们有时好像不得不去“扮演”一种乐观精神：再痛苦的事情，也要笑着说出来。抑或，需要“拎得清”：虽然是在讨论严肃的事情，但也不要过度悲伤与沉重。
即使同温层，似乎又可以分为不同的温度。比如阿俊热爱谈论的“启蒙”一词，如今已无法拥有他成长年代的感召力。有时候，它甚至变得负面、危险与守旧。新兴一代的知识群体避之唯恐不及，少有人以“启蒙者”自居。因此，当人们对所谓“同温层”抱有过分的期待，随之而来的失望也是加倍的。
熙晨过去长居江浙，2022年才回到成都。她一直很关心公共议题，尤其是性别与民生，但她无法和家人、同事讨论这些话题，这会引起争吵与不愉快。后来她通过常听的播客听友群认识了一些在成都的朋友，从她们口中得知了一苇书坊，于是几个人会结伴去参加活动。
有一次，熙晨和在沙龙上认识的男生聊天，对方聊到自己在看陈嘉映的书。这时一位带着红袖章的志愿者骑着车，提着喇叭从两人面前经过，喇叭里的声音不断重复，提醒大家下楼做核酸。
男生突然告诉她，他曾录制了许多这样的音频，熙晨问他是否会感到不安，男生的回答是，不会，这只是他的工作而已。
看上去矛盾的事情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这让熙晨感到困惑。
还有一种对话发生在讨论性别议题的时候。她原本以为前来参加这类活动的男性会有相对良好的性别意识，然而往往在几个回合的聊天后，她发现他们虽然都会强调自己关注“公正”与“权利”，却意识不到自身在性别社会结构里的优势地位；抑或，有的男性只要稍微表露出一点对女性处境的同情，就会立刻获得大量的关注与赞赏，远远超出同样表述的女性。
这些不愉快的对话都加重了熙晨的情绪负担，现在她不再那样频繁参加活动了。她感觉无力感并未得到释放，不管听多少分享，人终究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去面对工作、同事与家人。不过，她仍和在听友群里认识的女孩维系着一份良好的“女性友谊”。
“观念市场” 🗣️
并不是所有人都试图来公共空间寻找同温层，也有人纯粹喜欢辩论，直面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
在一苇书坊旁边的咖啡馆，阿博介绍我认识了一位书店的常客，英姐。她是成都本地人，就住在玉林附近。
英姐打扮时髦，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她把书店的活动形容为“观念市场”，大家在这里进行“非货币交易”——知识换取知识，“就跟别人喜欢聊娱乐八卦一样，我们就聊这个制度好不好用，为什么同样的制度，这个国家用的好，那个国家用不好。当然不止聊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文学甚至符号学呀，都会涉及。”
一开始，她是来书店参加一些本地作家的新书发布会，每次都象征性买一本书，呆上几个小时，跟愿意接话的人闲聊。后来家里的书太多，她干脆就“用酒钱付书钱”。
活动中，英姐常常与人辩论，由于她看的书比较杂，逻辑跳跃，口语夹杂着学术词藻、玩笑与方言，不时会超出对方的专业领域。偶尔会有男性，在辩论不过她的时候讥讽道：“姐姐，你怎么还不结婚？”
我问英姐是否会感到被冒犯，她说还好，玩笑等于在释放社交信号，大家可以随意切换话题。她把书店看作是一个辩论的练习场，有人专门来找与人互动交流的快感，说什么其实不重要。加上又有这么多思想家的理论做背书，人们在这里说的一切都是免责的。
“反正说错了，你可以说这是福柯、亚里士多德说的 ，不是我说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今天吵输了，回去翻翻书，补充点语言素材，过几天来接着吵。”
“来这里的很多都是社科专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虽然我没法跟他们的老师聊，但跟学生聊，起码知识还是很新鲜、热乎的。这些社科理论跟TA本人的自我认同还有距离，我们可以理智讨论观念本身，而不是争论各自的自恋。”
英姐在一苇书坊泡了一年，密集地与人辩论。她认为，书店里的活动是对学校教育的补充，大学分科本身就造成了信息茧房，正需要这样的“免费补习班”来让知识保持鲜活。
直到她最近又开始工作，来的频率也少了，“他们的活动都是在晚上，我现在晚上没时间了，以前有很多‘时间自由’，后来才发现自己终究不是财务自由”。英姐说。
没有索绕心头的“政治性抑郁”，在英姐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公共生活在日常中流淌的自然状态，那就是一个可以随时抽身也能随时进入的“观念市场”。
改造日常 💐
不管在一苇书坊里的辩论有多激烈，太阳出来的时候，人们依旧坐在彩虹街边的躺椅晒着太阳。
流浪猫怡然地躺于路边，牠们大都是被街中心健身器材旁独居的阿姨所收养。在彩虹街的宣传栏上，你能看到社区养宠公约与宠物友好商家地图。这是由社区牵头和“大城小村”工作室发起的，青年文化组织“撑展”也参与其中。而在白云街上，“撑展”发起的巨幅街区主题插画，显眼地出现在住宅外墙。
“撑展”空间与一苇书坊相隔一间餐厅，这里是一个社区里的文化艺术空间，也是团队的办公室，一群年轻人在这里做着社区营造与青年文化相结合的实践。
“撑展”的昏昏是一个不喜欢谈论“意义感”的人，尽管她正做着一些看上去挺有意义的事情。
她本科学的是法律，后来也在培训机构当过老师。因为对“女性主义”感兴趣，昏昏以志愿者身份参与策划了一个女性友好的派对项目，之后便加入了项目的发起方，青年组织“海浪公社”。“撑展”是他们从2020年底延续至今的项目。
“我觉得没有那么多意义，就是做事情，解决问题。我喜欢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昏昏说。她语速很快，说话简洁清晰，当然她也善于跟别人打交道。
昏昏的性格并不是那种“老好人”，相反，她并不“好惹”，也不时跟街坊们就事吵架。但又因为做事利落，态度真诚，从而取得了街坊邻里与社区工作人员的信任。
她喜欢给人解决问题，比如“撑展”正在做的，每周五在社区广场为老人们提供智能手机、广场舞音响等电子产品的使用教程。
不过，老社区里人情流动，若发生冲突往往也不是外人可以轻易调节的。昏昏说，彩虹街上的居民彼此关系还算和谐。然而在相隔不远的瑞名街，去年她和同事在这里经历了一次失败的社区营造。
昏昏将这次“失败”写成了文章，发表在撑展公众号上。她们为街道增添了供孩子玩耍的沙滩与“精神堡垒”——一个围绕大树的金属空间，但最终换来的是居民不断的投诉：猫狗的排泄物在沙滩无人处理，“精神堡垒”里晚上有醉鬼敲击扰民……最终，忙活了大半年的项目被一一拆除。
那段时间，昏昏的手机总是在响，投诉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来，不断的协调与修复，让她感到疲惫和无奈。一方面，她为团队的努力得不到认可而沮丧；另一方面，这也让她意识到社区营造的复杂性，作为第三方，该如何平衡不同的利益诉求？
“反正没有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好，一旦有利益冲突便各有各的不满。很多时候就是在争吵、摩擦与协调中度过的。”
昏昏是湖南人，算上读书的日子，这已经是她在成都呆的第九个年头。她在成都已经有些呆腻了，对街上的每一条广告都如数家珍，并且，成都的冬天是她最讨厌的季节，阴霾天被拉长，看不到太阳。去年元旦，她去了趟哈尔滨，她说她喜欢那种冰河日落的感觉。
也许再过一两年，她就会换个城市生活，可能在苏杭，也可能是更南边。
“我不喜欢在一个地方待太久。”
尾声 ✍️
某种意义上，彩虹街有点像成都的微缩景观，这里有小酒馆、咖啡厅、书店、青年空间、茶室、按摩房、和棋牌室，青年与老人，沙龙与麻将，彼此嵌合到了一块。
在街上呆的时间越久，我就越能体会阿博所说的，那种在日常生活与公共讨论中随时切换的状态。因为稀缺，先前我总是不自觉地去寻找公共生活，仿佛它可以从日常中剥离出来，好似意味着某样解药，抑或是希望的火种。但身处于成都的街角，我又意识到它只能是日常的一部分。最终公共生活的获得，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改变日常，而不仅仅是相聚在同温层。
“寻求治愈”这样的叙事，有时会显得可疑与轻率。就像爆火的视频《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所透露出的刻奇，我又如何可能通过一座城市业已形成的日常，来治愈“政治性抑郁”呢？
回到北京后，街上人影难寻。接着，一些“历史性时刻”出现了。那几天，公共生活有了新的定义——一周前甚至都无人敢相信的形态。需要去做点什么，改变什么，满脑子里都是这样的声音在呼喊。
我推开了紧闭一周的家门，在河边，抑郁一扫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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