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仲呈祥、王一川、向云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Original 《中国文艺评论》中国文艺评论 2021-11-26

继承与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2019中国文艺评论峰会发言摘登

《中国文艺评论》2020年第1期

《中国文艺评论》编辑部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近期，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在北京召开“继承与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观”2019中国文艺评论峰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一川、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向云驹、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张德祥、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高建平、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彭锋等先后发表主旨演讲。峰会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副主任、本刊副主编袁正领主持。经演讲者本人同意和审定，现将发言摘登如下，以飨读者。

☞本期主要内容：

＞仲呈祥：培根铸魂与守正创新

＞王一川：文艺批评中的“批评精神”

＞向云驹：史诗时代与当前文艺的史诗问题

NO.1

培根铸魂与守正创新

仲呈祥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如果说，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在20世纪40年代的最高成果，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文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领导文艺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我看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文艺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聚焦于人，其宗旨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讲就是“培根铸魂”。

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要聚焦于人，以人民为中心，以提高人的素质为宗旨，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就要以文化人，以艺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胜在自信。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进入新时期以来，邓小平同志与时俱进地在第四次文代会上聚焦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对党领导文艺作出了重大的政策性调整，提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这是我们党的文艺政策聚焦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而作出的一次大调整，极大解放了文艺界的思想，拓展了创作题材，迎来了新时期现实主义文艺的复苏。1980年1月，他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而是进一步辩证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法；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文艺可以脱离政治，归根结底，文艺是不能脱离政治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文艺应当为此作出自己的特殊贡献。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场

(来源：中国文艺网)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又与时俱进地聚焦于文艺与经济的关系，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不能迷失方向，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来不得闪失。“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文艺不能沾满铜臭气”，所有这些论述都聚焦于培根铸魂，强调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又明确指示文艺界、社科界的任务就是培根铸魂。我特别注意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提出，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两个效益的统一。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他指出，一定要使市场价值服从社会价值，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到了党的十九大，提法又有新的变化，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提在前面去了。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立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这一系列指示表明了当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出现了一种倾向，片面强调票房、收视率、点击率、码洋，即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把文艺当成了赚钱的工具。因此，需要特别强调社会效益优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是保证文艺践行培根铸魂宗旨的关键。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倡导的道路是守正创新。这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要学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彰显中华美学精神，践行中华美育传统；要尚德，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时代新情势下，只有守正才能真正创新；只有守德，才能坚守通天大道。北京大学年近百岁的哲学家张世英先生(点击查看《中国文艺评论》专访)认为，不能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恶极端，把中西方哲学、把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简单对立起来，而应当代之以全面辩证、兼容整合的和谐思维，以中华哲学为本，同时吸收西方哲学合理的、有用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东西，把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结合起来，互补生辉，兼容整合。这实际上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主张是相通的。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建构一种21世纪适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的新的先进的人类哲学。二是要着眼于实践，在实践中实现守正创新。只有守正才能创新，否则就是如鲁迅批评的“正像人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一样的不可能”。要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之“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正”、中华美学精神之“正”、中华美育精神之“正”。只有守这“正”，才能谈得上创新。如果用一些所谓趋时的东西和西方的东西颠覆中华民族“正”的根基，颠覆中华文化基因和中华文化立场，悖离中华美学精神和美育传统，就会出现“西化”的危险。

我曾说过，自2006年退休以来，致力于办成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艺术学升格为国务院学术委员会的一个正式门类，另一件事就是组建成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现在评协的第一个五年已经过去了，要迎来第二个五年。自2014年，我担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以来，我们做了三件实事，一是创办《中国文艺评论》月刊，另一是推动开展“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再是创建了二十多个遍布全国的文艺评论基地。我想与大家分享的体会就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宗旨是培根铸魂，道路是守正创新，祝我们大家所热爱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越办越好。

(责任编辑：韩宵宵)

NO.2

文艺批评中的“批评精神”

王一川

中国文联第十届主席团委员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当前从事文艺批评或文艺评论，需要发扬“批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当前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中的一些乱象提出批评：“有‘高原’缺‘高峰’”，“一点批评精神都没有，都是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那就不是文艺批评了”。这里强调“批评精神”，很有现实意义和针对性。当前从事文艺评论工作，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自觉发扬文艺评论应有的“批评精神”。

什么是“批评精神”？这或许是见仁见智的事，应当允许以开放式姿态去探讨和争鸣。在我看来，这里需要同时看到两方面。一方面，准确理解“批评精神”的含义。文艺批评的“批评精神”，应当是一种勇于对积极进取的文艺趋向加以肯定和褒扬、并就文艺乱象提出批评和反思的果断态度，也就是敢于做“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剜烂苹果”等工作，目的是建立“真正的批评”，以便达到“我们的文艺作品才能越来越好”的目标。另一方面，文艺批评工作虽然应当由既褒奖正面、也批评负面两方面综合而成，不过，在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下，优先高扬和高度重视“批评精神”中的“批评”功能，也即对负面现象或乱象严加贬斥，对文艺繁荣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这样理解“批评精神”，可以从文艺批评史上找到有力的依据。鲁迅指出：“有害的文学的铁栅是什么呢？批评家就是。”“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他特别看重文艺批评的阻截、揭露和批判等精神。批评家李长之也认为：“我觉得文艺批评最要紧的是在‘批评精神’。”而“伟大的批评家的精神，在不盲从。他何以不盲从？这是学识帮助他，勇气支持他，并且那为真理，为理性，为正义的种种责任主宰他，逼迫他。”显然，在他看来，批评家的“批评精神”的实质或核心在“不盲从”，也就是勇于坚持真理、表达自主思想和独立精神的气质或态度。真正的批评家应当有勇气面对多方面的诱惑或强势挤压，敢于说出真理、修正错误、表达不屈从的声音。这才是一位合格的文艺批评家应有的精神气质即“批评精神”。

同时，按照李长之的看法，文艺批评家敢于“不盲从”的“批评精神”，其来源并不神秘，应当主要来自于下列三种因素：一是学识，即拥有渊博深厚的文艺发展史及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二是勇气，敢于表达自己领悟或掌握的真理；三是责任感，为社会的安宁和治理承担必要的责任或职责。正是这些因素造就了“伟大的批评家”的“伟大的批评精神”。“伟大的批评家是在他伟大的批评精神的。伟大的批评精神是反奴性的。是为理性争自由的，所以所有那些五光十色的眩惑者，无论其奉命于谁，以及受支配于谁，和批评可说毫无干连。”

△李长之《鲁迅批判》(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右)(来源：豆瓣)

至于伟大的批评家的批评精神是从哪里来的，李长之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根本上源自批评家的“人格”的闪光。“伟大的批评家，眼光是锐利的，同时，感情是热烈的。因为锐利，他见到大处，他探到根本；因为热烈，他最不能忘怀的，乃是人类。他可以不顾一切，为的真理，为的工作，为的使命，这是艺术家的人格，同时也是批评家的人格。他的精神就可以鼓舞人，他的志愿乃在为人类的幸福而开辟一个新的道路，这是思想家的天职，同时却也是批评家的天职。”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引申出有关文艺批评的“批评精神”的如下几点个人理解。第一，“批评精神”首先要求回归艺术，把艺术当作艺术来看待。艺术品可能有商业价值、经济价值、政治价值等多重价值，但基本的或核心的应是审美价值。审美价值才是所有其他价值的相互渗透或交融的中心点，所有其他价值都必须和只能通过审美价值的中介去实现。第二，“批评精神”要求对艺术现象有独特发现或原创见地，有时甚至需要力排众议、独具慧眼。第三，“批评精神”要求具备应有的艺术理论家的智慧、艺术史家的史识，使得批评具有可信度和说服力。第四，“批评精神”要求有勇气坚持正确见解，不人云亦云，不随便跟着别人跑。第五，“批评精神”要求履行必要的社会责任感，让文艺评论成为改进文艺风气和社会风气的助推器。第六，“批评精神”说到底应当是批评家精神人格的语言闪光。要做合格的批评家，就需要懂得如何涵养自身的精神人格，以及如何在自己的批评文字中加以形塑。文艺评论过程也正是批评家精神人格的涵养和提升过程。

对“批评精神”的含义和实质有着大致合理的理解，才有可能让文艺批评像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真正成为“一种不断运动的美学”。这就是让文艺批评走出书斋或空想，直接深入到对具体文艺现象的“批评”环节中，在其中加以检验和发展。勃兰兑斯说得好：“批评是人类心灵路程上的指路牌”。由此可以说，富于“批评精神”的优秀的文艺批评，假如真能产生“人类心灵路程上的指路牌”效应，那么，就应当首先能够对批评家自身的心灵涵养或提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后，才有可能在文艺界和社会各界的心灵涵养中产生出某种潜移默化的涵濡作用。批评家只有首先在自我心灵涵养上有着真诚而不懈的付出，才有可能对众多读者产生出心灵感染作用或灵魂共振效应。这大概就是今天谈论文艺批评的“批评精神”，所应有的一点现实意义吧。

(责任编辑：薛迎辉)

NO.3

史诗时代与当前文艺的史诗问题

向云驹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我跟大家交流一个话题，题目叫《史诗时代与当前文艺的史诗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问题，限于时间，这里简短说一些观点，也算抛砖引玉。

众所周知，或者在以前的结论上中国是没有神话没有史诗的国度，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史诗的语境，神话与史诗一直是西方的问题。史诗一直就是荷马史诗，所谓言必称希腊荷马，言必称希腊，如果要说史诗就是荷马史诗。但是，现在语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格萨尔史诗已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部史诗已知一百万行，世界最长。另外，我们已经在学术界出现了若干次当代荷马概念，西藏的扎巴艺人，还有新疆的居素甫•玛玛依，都号称当代荷马，而且在国际上也是公认的。中国的史诗活态存在体量、价值、意义超过美国学者帕里、洛德于上世纪30年代以来，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开展的活态史诗调查价值。他们那个时候发现一个歌手叫阿布多，他唱的史诗最长才一万五千行，由此，中国的史诗现状或者说帕里、洛德的调查，即美国学者的调查，已经成为继维柯《新科学》以后又一重要的改写荷马问题的答案。

当下的史诗问题或者当下中国文艺史诗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第一，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到了中国史诗与荷马史诗等世界文学经典，从《格萨尔王》《玛纳斯》到《江格尔》史诗都提到了。第二，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连任当选新一届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讲话中称：“《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是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第三，2019年7月，他在内蒙古视察时还观看了内蒙古史诗艺人的表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重要指示和论述。第四，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文艺工作重要讲话中都提出了时代史诗和文艺新史诗的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这些论述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作为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在讲话中反复提及中国民族史诗，是此前历史从未有过的现象，这种“首次”现象说明党中央对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三大史诗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第二，将荷马史诗、印度史诗和中国史诗相提并论是文化自信的表现，在三大史诗进入世界非遗名录后，这样的认识超过了中国学界的认识。第三，将创作史诗要求放在中外史诗既有经典性背景下，说明高度重视史诗传统，高度肯定史诗的艺术成就和其永恒的艺术魅力。第四，将史诗对精神召唤、激励与“史诗时代”的追求、豪情、气概结合起来，树立起开展伟大斗争，进行伟大建设，追求伟大梦想，实现伟大复兴的信心。第五，习近平总书记对史诗时代，对史诗时代与文艺史诗有全新的认识，需要我们把二者关联起来，从史诗性角度思考时代与文艺的关系。

△歌剧《玛纳斯》演出照(来源：文汇网)

简单梳理一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时代史诗和史诗时代，或者说史诗时代的论述，有几个重要的论述让我们过目难忘。第一，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红军长征时说，红军长征是“谱写了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第二，2018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中国40年改革开放历程和成就时说：“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与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第三，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第四，在2016年11月，中国文联十大和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第五，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我认为，这实际上已经指出，新时代就是新的史诗性时代、新的史诗时代。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中也有不少关于史诗的内容。直接论述到史诗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就不再以在世界上划时代的古典形式创造出来。这里一方面是肯定了史诗的划时代性，另外一方面是指史诗在不同时代是受时代限制的。另外，还提出了史诗和神话是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

马克思认为荷马史诗是高不可及的范本，显示出永久的艺术魅力。马克思就此提出了著名的不平衡理论，其中包含了对西方荷马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答。荷马问题包括荷马史诗的荷马是真有其人还是一个虚构的存在或者是虚拟的存在？荷马史诗是文人创作还是集体创作？史诗能否继续创作不断创作？希腊神话和史诗为什么是希腊乃至欧洲文化的武库？史诗与悲剧的关系问题等等。荷马问题包括这样一些一直纠缠西方文艺理论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的回答，第一是高不可及的范本，第二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不平衡，第三艺术生产作为艺术生产和不作为艺术生产是有区别的，自觉和不自觉的艺术概念之间有重大的区别，第四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与艺术和诗歌相敌对。但是他也提到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文艺复兴是一个巨人时代或者是史诗性的时代和文艺上产生过巨人的时代。一个是文艺绝不是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话和史诗无关的幻想。

谈到当下中国文艺史诗问题。第一，史诗性和史诗级文艺创作：史诗性的特征就是气势宏大，语言瑰丽，英雄形象伟大，百科全书式，丰富的想象力，无穷的艺术魅力，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文艺的史诗性包括：具有史家的深远洞见，具有史诗性的气质，具有史诗性的笔触和艺术表现力，具有史诗的品质，具有经典的特质。史诗时代呼唤文艺新史诗，史诗级的写作与史诗级的作品，这都是时代的呼唤。而在文艺复兴时代，或者是总结文艺复兴经验的时候，伏尔泰曾经论述过史诗。伏尔泰对中国有特别感情，所以他关于史诗的观点是出自他对中国的思想和想象。他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其他种种技艺的发明，已经为我们改变了整个世界。我们必须描绘事物的真相，正如古人所做的一样，写出自己的史诗来。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艺，文艺要与自己所处的时代相适应的问题。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文艺，每一个时代的文艺都可以在文艺的历史长河中留下自己的经典，形成新的文艺高峰。文艺发展的历史不是后来居上，而是群峰并峙。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史诗能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也有经典论述。恩格斯是说过的，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方式、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知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所以实际上史诗问题是时代的呼唤，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史诗要求。

总之，史诗就是文艺高峰的标志或目标，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有高原缺高峰，缺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缺的就是史诗性的写作，史诗级的作品，高峰就是史诗时代的文艺的新史诗，我们需要有写出史诗的能力，包括要有判断史诗或者呼唤史诗级的作品的能力，当然还要讨论史诗性的写作能力究竟是什么样的构成等一系列问题。

(责任编辑：韩宵宵)

*本文系《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所刊《继承与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观——2019中国文艺评论峰会发言摘登》前三部分

☞近期预告

▷2019中国文艺评论峰会发言摘登(张德祥、高建平、彭锋)

▷2019戏曲：前行在回归本体之路上/傅谨

▷2019电视剧：现实题材亮点纷呈/戴清张钰铮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责任编辑：韩宵宵薛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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