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珂文 | 斯图亚特·霍尔的“后殖民时刻”——兼评《斯图亚特·霍尔文集》

Original 丁珂文中国图书评论

2024-09-23

《斯图亚特·霍尔文集》，[英]斯图亚特·霍尔，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

专栏

学术书评

作者：丁珂文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

【导读】《斯图亚特·霍尔文集》的出版，为中文读者带来了一份较为全面的、资料索引性的霍尔作品清单。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霍尔从参与英国社会重大议题的论争中解放出来，将关注视野移位到全球化流散状态下的种族、族性问题。从某种角度看，这既是其对早期文化研究建构时期提出的思想所做的修正性延续，也与其专属的“身份”经历等有着密切关系，为此也就有了一个“霍尔的后殖民时刻”。本文着重解析了中文文集后3个单元中的相关作品，对霍尔文化研究工程后期的诸多概念与问题进行了阐发。

【关键词】斯图亚特·霍尔后殖民身份

每每捧读932页的《斯图亚特·霍尔文集》（2022），厚重的触感与封面上霍尔深邃如炬的眼神似乎能穿透时间，将我们带到之前发生的许多事件中。记得2014年6月我们一行随黄卓越先生一起赴伯明翰大学参加CCCS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在提前约好的一次聚谈中，戴维·莫利把一份由霍尔最后敲定的文集选目清单交到黄教授的手上，这个细节意味着他们想要在一起办的某件事终于有了眉目。

在中文版文集的前言部分和《斯图亚特·霍尔的遗产》[1]4一文中，黄卓越教授曾就“霍尔的清单”之由来有了回忆性的追缅，而这一几经峰回路转的历程也在戴维·莫利2018年于杜克大学出版的《斯图亚特·霍尔基要文集》的前言部分得到了一些补充性的印证。莫利忆及其2010年在结束了北京之行后向斯图亚特汇报了中国同仁正在计划编纂他的文集一事，并向霍尔转交了黄卓越教授已经拟定的一份论文清单。为此，霍尔开始在尼克·比奇（Nick Beech）的帮助下拟出了另一个包含70多篇文章的“长清单”（long list），以便能够在两份目录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2]其后每次与霍尔见面时，他们都会继续探讨论文集项目，在清单中增增减减。莫利表示文集的形成与构架如果仅仅用抽象的知识术语来介绍是不完整的，恰恰是这一次次与霍尔的对话，这一幅幅微观叙事的画面，形成了一个由斯图亚特·霍尔本人负责、众人参与其中的成书之路，这样的说法当然适合于后来面世的中英文两个版本。在正式出版时，中文版署名由黄卓越与莫利共为主编，英文版则由莫利单独署名。

由于翻译时长和出版流程上的迟延等多重原因，英文版论文集于2018年先于中文版问世。中文版原定有36篇论文，后考虑到有2篇已收入其他译本，最后定稿时简化为34篇，英文文集两卷本共收录了23篇霍尔的代表论文，其中相重合的篇目有16篇。莫利坦言霍尔的许多文章跨越了边界，以不同的方式阐述了广泛而复杂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按主题或专题划分的原则都会显得简单化。为了使文集的内容相对完整，能够代表霍尔的主要兴趣和成就，同时又需要限制其总长度，使其能够作为一个可出版的项目来管理。由此，莫利和黄卓越先生都表示最终不得不在众多杰出篇章中遴选割爱，然而两个选本也由于编辑意图上的某些差异，以至造成了在最后成形时所呈现的同中有异的格局，比如，中文版将全部收入文章划分为7个大的主题单元，而英文版只分为2个大的单元，并在其下再做更细的分类。

大卫·斯科特（David Scott）在《斯图亚特·霍尔的声音》（Stuart Hall’s Voice: Intimations of an Ethics of Receptive Generosity，2017）一书中援引法农的箴言，一个人的伟大之处“不是在他的行为之中，而是在他的风格之中”，霍尔的言说本身就是一种思维方式，斯科特将霍尔的知识风格描述为一种“倾听的自我”，而霍尔则是此番“倾听与接受的代理人”[3]。黄卓越先生认为，基于霍尔对所有模式化理论的质疑及强烈的场域性意识，“他在更多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是一种‘辩说’的方式（尤其表现在其后期）……是‘在辨析中前进’”，在对文化研究工程的论述中，霍尔同样拒绝对这一学派做闭合式的理解，由此而使他的叙述呈现出一种不断建构与解构的过程，但又不同于解构主义的走向，而是“依然会有必要的聚结，设定出必要的‘标界’（stakes），尽管这种聚结仍然是由多样性而构成的，并会沿着某种有所限定的逃逸线逐步向前移动”[4]。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中文版相对突出了霍尔前后思想渐次展开的线索，更多地保留了霍尔早期的一些重要作品，展示了其理论视角的整个流动过程。这些论文大体包含在前4个单元中，后3个单元则主要收录了其80年代中期发表的有关身份、族性与多元文化、世界主义等的文章与访谈。为方便起见，也可使用学界笼统称谓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的范畴去表述之，尽管霍尔不一定完全认同这样的归类。

英文版拟出的两个大的主题单元：一为“文化研究的基础”（Foundations of Cultural Studies），从而以这样一个概括性甚强的命名将霍尔于80年代中期前的一批论文均辑入其中（个别属后来的回眸性文章），选目上显然要比中文版少，只是突出了文化研究建立与发展时期的一些基本思想；二为“身份与流散”（Identities and Diaspora），主要收入霍尔80年代中期之后的论文，从篇目上看，似相当于中文版的后3个单元。在此，我们可以发现在两种版本之间存在的相同之处，但莫利将后一大单元作为整卷单独列出，想必也有特定的用意，这与霍尔思想与学术的转变以及在约30年时间的后半生中将主要的精力均集中于此有很大的关系。

对于这种论述主题上的转变，并未离开霍尔在“辨析中前进”的一般性话语策略，然而也反映出其对整个国际思想转换背景的一种深刻思考，1985年前后，霍尔发表了《“后现代主义”与“接合”》《最小的自我》《论新族性》等多篇重要的论文，由此而正式启动了他下一个阶段的思想旅程。也如同他在《关于流散的思考：海外乡愁》一文中所述：

正如我们表明的，它正在打破的，恰恰是旧式的中心—外围与国家—民族主义—文化的模式。那些受到全球化、多样性和混杂性等力量威胁的新兴文化，或是在现代规划中失败的新兴文化，均想在它们民族主义的碑文周围封闭起来，建造起重重防御之墙。我们的选择之一不是要保持封闭的、单一和同质性的“文化归属”模式，而是要拥抱更加广阔的、正在转变中的全球文化——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博弈。这就是“流散”的路径，是一个现代民族和现代文化的必经之路。[5]

这里涉及的问题相当多，如果说霍尔前期的研究仍有一个类结构或类本质性的指向，比如，他在该期所带领的文化研究仍局限在“英国性”这样一个“国家—民众”“民族—民众”的限定性框架中，那么至后来，即在全球化的意义博弈已经全面展开的情况下，过去的视野就显得有些局促与“封闭”了，因此而需要大幅转移话语的策略，打开一个国际化的维度，探索一些被我们过去所遮蔽的而又已被新的潮流推向前台的问题。正如我们所见，无论是中文版还是英文版的选目，都大量地摄入了与之有关的这些篇幅，有许多霍尔的论述均是国内学界未曾译出与谈论的，而我们认为，有机会阅读霍尔文集的读者可对之做些重点的关注。

对种族、族性、身份、流散、全球化等问题的关注是霍尔后期文化研究工程的一个重点，也是新千年后引起西方学界广泛回响的一个热点。[6]中文版论文集选取了14篇上述话题的代表性论文与访谈，英文版《霍尔基要文集》第二卷则是以“身份与流散”为母题选取了10篇。在后殖民主义这样一种宽泛的主题下，霍尔并非作为一个一般的参与者做一些重复性的呼应，而是以自己特有的视角介入其中，因此而能如往常一样散发出特有的思想魅力。从某种角度看，这既是其对早期文化研究建构时期提出的思想所做的修正性延续，也与其专属的“身份”经历等有着密切关系，为此也就有了一个“霍尔的后殖民时刻”。

1.从最小的自我到流散知识分子的形成

作为学生时代从金斯顿迁移到牛津，并最终定居在伦敦的一位外来族裔，霍尔的前半生是一直以著名的英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参与到多场重大问题的论争中的，这可以看作一个他的“旧我”。然而在《最小的自我》一文中，霍尔开始谈论自己，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对于边缘的聚焦真的就是典型的后现代体验吗？”由此我们看到时代已悄然地改变，特别是当霍尔以自己的个人经历为出发点来思考“我是谁？”“我在何处？”“何处为家？”等问题时，其对身份与流散、殖民与后殖民、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独特判读与解析便开始浮出水面。

在《最小的自我》中，霍尔展示了一个带有强烈弥散感的、碎片化的移民社群的全新体验，在这一充满“自我”移置叙事的场面中，竟然没有一位是纯正的英国人。霍尔发现旧式的民族主义或民族身份话语已无法在此适用，“宏大叙事”将自我建构为一个完整性实体的语言也是站不住脚的。承认差异，承认“身份”不可能具有完全统一的意义，承认身份的杂多性，成了霍尔寻求自我身份认同并放眼后殖民视域下普遍身份问题的准绳之一。在他看来，“最小的自我”是一种在精神、文化和政治上始终变动不居的身份，因此，它“必然属于一种接合政治学，亦可将之看作一种霸权式规划的政治学”。他在后来的许多文章中都以“以身说法”（自传）的方式来说明自己身份的这种杂多性，比如，访谈《流散知识分子的形成》（1996）、访谈《在家与不在家》（2008）等。霍尔坦言他的多种族原生家庭在文化上时刻上演着殖民化语境下当地人与宗主国之间的冲突剧。出身有色人种下层中产阶级家庭的父亲期望融入英美侨民社会，种植园环境成长的母亲更是对殖民权力有着习惯性的认同，而浸润在英式学校教育下的青年学生霍尔则在牙买加独立运动发展时期成为一个反帝国主义者。姐姐因恋爱问题（涉及种族、阶级差异而不被父母接受）而导致的精神失常成为霍尔的一种创伤性记忆，让他认识到结构就是我们的生活，结构性的问题与心理—情感、认同感有着直接的关联，公共自我与个体自我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这一事件也成为促使霍尔逃离家庭、最终移民他国的关键事件之一。在这些作品中，霍尔充分地将个体自我的身份放置于历史与地理的场域中去解构，但他并没有局限在解构主义的狂欢之中，而是仍然认为身份是由场域所规定，并在链接（接合）中占据有一个特定的位置。

在霍尔看来，考虑身份认同时，我们需要警惕某种本质主义的“定位政治”。霍尔援用德里达临界思考或间隔思考的方式，认为身份这一概念正是在不断位移与倒置中被多重书写的，它“在颠倒与突然出现之间的间隔中进行‘擦除’式运作”。霍尔在考察了关于“身份”概念的多种解读，与拉克劳、斯蒂文·希思（Stephen Heath）、福柯、朱迪斯·巴特勒等进行了知识对话后，形成了一种去中心化、场域性、接合政治学的身份话语，即“身份是在表征之内而非表征之外构成的”，它与全球化的进程相关，处在一种与现代性以及被动或“自由”的移民浪潮的波动之中，身份观念并不是本质主义的，而是策略性或者场域性的，“它们浮现在对自我的叙事化过程中”。在霍尔看来，我们需要将身份置于特定的历史与体制场域中去理解、去阐释。身份的出现与特定的权力模型的运演有关，因此更应当将之视为差异与排他的产物。

常居英国的霍尔一直以“熟悉的陌生人”自居，“经过殖民教育的铺垫，我从内部了解英国，但我现在不是‘英国人’，永远也不会成为‘英国人’”。他多次援引西美尔之言，“一个陌生人能洞察他在哪里，这种观察是本能地生活在这个地方和文化中的人所不具备的”。他谈到了亨利·詹姆斯文学作品中具有流散的想象力；在说起乔治·莱明的《放追的快乐》与萨义德的《不得其所》时表露出了深沉的共情；称“如果你不得其所，没有归属感的话，左派可以说是一个家”……在谈及创作《监控危机》时，提醒人们“阶级是种族存活的方式……它们是相互依存，又不完全一样”。在种族身份与阶级身份的杂糅中，霍尔常常有一种不得其所之感，这种感觉也贯穿于他的自传《熟悉的陌生人：两个岛屿的生活》（Familiar Stranger: A Life Between Two Island, 2017）[7]一书中。

2.两个岛屿的生活——加勒比身份协商与“英国性”（Englishness）

在中文论文集第五辑到第七辑的多篇论文中，霍尔走出了个人的微观叙事，往返于加勒比群岛与英伦半岛之间，在英国这一国家话语的框架下，重新审视战后新移民的种族特性，并探寻一种不同于种族主义定义下的、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被“英国性”接纳的“新族性”（New Ethnicities）的可能，从而也为他的身份研究与后殖民研究增添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在此，也可看到他是如何通过延伸与调整早期的文化研究的思路来走出“新的一步”的。

《葛兰西与种族和族裔研究的相关性》（1985）一文中，霍尔曾这样评论葛兰西：“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学院型或者学者型的理论家。他自始至终都是意大利政治场景中的一名政治性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他的‘理论’写作都是从他对自己的社会和时代的有机介入中发展起来的，不是为了服务抽象的学术意图，而是旨在‘为政治实践提供知识’。”事实上，将这番话中的意大利替换为英国，便是霍尔自身的写照。在葛兰西那里，“霸权”成为一般性的分析性术语；在霍尔那里，霸权“除了仍具有不同社会力量通过协商而建立‘共识’的含义之外，更将之转换为了一种具有结构性（话语与历史的）、移位性、日常化、多层面化等含义的命题”[1]6。尽管葛兰西没有在当代的意义上论及种族、族裔或者种族主义，但他“描述性”（descriptively）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后殖民视野中情境化理解种族的可能。莫利更是指称这篇文章为《基要论文集》第二卷的大部分内容设定了理论框架。

霍尔在以身说法探讨种族身份问题的时候，在自己的身上找到了身份的“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也发现了有色人种在英国本土被定位为“无法言说的、隐匿不见的、处在具有统治地位的白人审美与文化话语下的‘他者’”。这种被安置的边缘化状态，令霍尔再度思考英国社会那套严密而具体的政治文化管控、治理与规范的表征体制（regimes），并希望在其外发现一种种族与肤色混杂的“新族性”。在《论新族性》一文中，霍尔认为“族性”一词应该从其原来的位置中脱链（dis-articulated），新的族性观念正在黑人文化生产的话语与实践之中被建构，这是一种新的文化政治。如同保罗·吉尔罗伊所言，“英国的国旗下也有黑人”。“非裔英国人”的存在，以及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差异性和文化多样性，正在改变着“英国遗产”。英国不光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政治实体与地域实体，更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称的“想象的共同体”[8]。在《谁的遗产？——未决的“遗产”，重新想象后民族》（1999）一文中，霍尔称“即便英国这样所谓的‘公民’国家也被深深地嵌入了特定的‘族裔’或者文化意义中，从而赋予抽象的民族观念以活生生的‘内容’”。英国的遗产成为民族精神的物质载体，成为英国版传统的集体表征，成为关于英国美德词汇表中的一个关键概念。

此外，关于撒切尔主义，霍尔宣称“文化种族主义一直是其最强大、最持久、最有效，也是最不为人知的力量来源之一”。霍尔认为，这种文化种族主义源于围绕对英国殖民主义和帝国的浪漫化理解而形成的白人民族主义。正如霍尔所说：“帝国来来去去。但大英帝国的形象似乎注定要永远流传下去。帝国旗帜已在全球100个不同的角落被拉下。但它仍然在集体无意识中飞翔”。用霍尔的话说，这导致了一种将白人精英、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的民粹主义，形成了一种“带有本能道德主义的本能爱国主义”。因此，这种文化种族主义是基于白人和英国人的混为一谈，这样，黑人和其他非白人群体就从公民转变为不受欢迎的移民。

3.多元文化问题与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全球化

当其他人认为多元文化主义的修辞标志着英国白人终于接受了殖民主义和非殖民化在他们中间产生的不同文化和信仰的方式时，霍尔表示反对。他警告说，当多元文化主义的倡导者坚持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独特的，拥有相同的相对价值时，他们就复制了帝国的逻辑。毕竟长期以来，“社群共同体”使英国能够通过将不同群体划分为种族、部落、种姓或宗教团体并使之本质化地来统治其殖民地。霍尔主张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不同的、后殖民的理解。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必然总会涉及不止于一个群体之间的实践与争议。“因而，需要有某种框架，使得各种严重冲突的世界观、信仰和利益能在其中相互协商，这一框架不能单纯的是某一群体观念与利益的扩大化或普遍化——从而导致为欧洲中心主义所同化。”[9]在《西方与他方：话语与权力》（1993）一文中，霍尔提出那种“发达的、工业化、城市化、资本主义、世俗的和现代化”的“西方”是一种历史建构，而非地理建构。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在某一历史进程的特定时期，在独特的（也许是无法重复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西方与他方”的话语政治仍在各种“表征系统”中显露，持续地影响着西方的语言，自我与“他者”的形象，对“我们”与“他们”的领悟，以及朝向他方的权力关系与实践。

霍尔把世界主义理解为一种理想、一个乌托邦，从而对“世界公民”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他当然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在他看来，全球化有层次之分，世界主义也有很多形式。“上层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 of the above）是一种沿着全球化投资与资本运作轨迹迁徙的，作为地位、教育或财富奖赏的全球化生活旅行。而在此之外，由于内战、种族清洗、饥荒、贫穷与生态灾难等原因，还存在着一种被迫背井离乡的“底层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 of the below）。“全球化在当代表现形式强制产生了一种‘底层世界主义者’；它强制施加在无法选择是否成为世界主义者的人身上。”这些被动的世界主义者存在于各种非法市场，他们被迫生活在“转换”之中，他们可能是难民、劳工、妇女儿童、被买卖的人口。按照大卫·斯科特的观点，应当称他们为“全球现代性的被征召者”。“世界主义者”那种隐含的遗失文化根基的自由漂浮状态，令霍尔感到警觉。他甚至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人们以现代性的名义强制推行民主，但它实际上是新的帝国主义体制的一部分”。他不认为“西方可以随意踏上一片土地，强迫人们变成世界主义者”。在与世界主义的反复拉锯之中，霍尔将话锋回到了他所熟悉的英国，这里已经不可逆转地成为一种混杂的多元文化社会，他期待找出一种方式，让各种文化平等地共生，而非排他地互噬。这些文化有它们独有的赴英路径，也应有成为创新的英国遗产的资格。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评论《斯图亚特·霍尔：批评的话语》（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 1996）一书时，曾风趣地说道：“任何一个试图撰写一本关于战后英国左翼知识分子小说的作者，都有可能自发地塑造一个和斯图亚特·霍尔一模一样的人物。”[10]霍尔的个人叙事和20世纪后半叶英国的公共历史以某种离奇的方式交织在一起，既深深地共生，又尖锐地相悖。对于个人身份的追问，让霍尔在其文化研究工程的后一阶段，将种族、族裔、身份、流散、后殖民等问题理论化、情境化。这种追问也散见于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有着流散经历的理论巨擘之中，如提出“东方主义”的萨义德，“混杂”文化身份的霍米·巴巴，后殖民女性主义的旗手斯皮瓦克……他们的名字如散落的星辰，构筑了一片在全球化语境下互相遥望的星空。

正如霍尔所言：“文化并不仅仅是重新发现的航行，回归的旅程。它不是一个‘文化遗物’。文化是一种生产……我们一直处在文化形构的过程之中。文化不是本体论问题，或‘是’的问题，而是‘变成’的问题。”[5]霍尔预见了“多个现代性”遍布世界的时代，在多元文化共生的时代，高速网络技术载我们“坐地日行八万里”，我们甚至足不出户，就能在“元宇宙”中重构“想象的共同体”，在“社群共同体”中寻找身份认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精神的流散者。而霍尔提醒我们，成为一个无根的世界主义者的危险性。全球化的当下，多元文化社会已经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形成。我们重读霍尔，能够获得的是他在各个领域的真知灼见，或者我们还可以习得他的策略：“我明白如果我想要提出一个观点，就需要走近那些问题的对立面……差异吸引着我……我不能置身事外”[11]。

注释：

[1]黄卓越.斯图亚特·霍尔的遗产[J].中国图书评论,2014(4).

[2]Hall,Stuart.Essential Essays,Volume 1 Foundations of Cultural Studies.ed.Morley,David.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18:15.

[3]Scott,David.Stuart Hall’s Voice:Intimations of An Ethics of Receptive Generosity.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17:53.

[4]黄卓越，[英]戴维·莫利.前言[A].斯图亚特·霍尔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10.

[5]黄卓越，[英]戴维·莫利.关于流散的思考：海外乡愁[A].斯图亚特·霍尔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6]笔者注：早在新千年伊始，由吉尔罗伊等主编的《不做担保：致敬斯图亚特·霍尔》（Without Guarantess：In Honour of Stuart Hall,2000）一书就收录了包括洪恩美、朱迪斯·巴特勒、斯皮瓦克等著名学者撰写的34篇论文，探讨身份、种族、全球化、现代性等问题，是最早的集中与霍尔进行相关话题对话的论文集。布莱恩·米克斯（Brian Meeks）主编的论文集《文化、政治、种族与流散：霍尔的思想》（Cultural,Politics,Race and Diaspora:The Thought of Stuart Hall，2007），辑入了麦克·拉斯廷（Michael Rustin）、比尔·施瓦兹（Bill Schwarz）、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等多位熟知霍尔思想历程的学者的论文，从霍尔的种族政治写作、介入黑人大众艺术、女性主义与种族问题、霍尔不断演变的“种族”概念表述等，全方位地解析了霍尔种族文化批评的演进历程。2011年，由卡莱尔·亚历山大（Claire Alexander）汇编的论文集《斯图亚特·霍尔与种族》（Stuart Hall and“Race”,2011）作为《文化研究》的特刊推出。该论文集收录了9篇知名先进学者的文章，对有关英国少数族裔、新族性与网络：英国多元文化中的归属感与差异性协商，后殖民时代的权威、加勒比身份与政治社群等多个由霍尔引出的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凡此再次证明了霍尔后期的这一部分思想在国际学界产生的广泛影响，并使文化研究在迅速的移步转型中获得了新的活力。

[7]Hall,Stuart.Familiar Stranger:A Life between Two Island.ed.Schwarz,Bill.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17.

[8][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9]黄卓越，[英]戴维·莫利.多元文化问题[A].斯图亚特·霍尔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642.

[10]Eagleton,Terry.“The Hippest”.London Review of Books.Vol.18,No.5,March 1996.Available online: https://www.lrb.co.uk/the-paper/v18/n05/terry-eagleton/the-hippest.

[11]黄卓越，[英]戴维·莫利.体验差异[A].斯图亚特·霍尔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883.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3年11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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